摘要：特朗普政府带着更激进的政策重返国际舞台，其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单边主义策略，正通过“关税壁垒+技术封锁+地缘施压”组合拳，意图系统性重构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中国作为全球基建领域的核心力量，面临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一方面受美国对外政策影响，中国企业面临成本
特朗普政府带着更激进的政策重返国际舞台，其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单边主义策略，正通过“关税壁垒+技术封锁+地缘施压”组合拳，意图系统性重构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中国作为全球基建领域的核心力量，面临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一方面受美国对外政策影响，中国企业面临成本优势削弱、市场准入受限和技术标准博弈的三重冲击，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重组与多极化趋势也为中国基建出海提供了战略窗口。
特朗普2.0政策对中国基建出海的针对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 关税壁垒与本地化强制：成本与供应链的双重挤压
在《2024年对华竞争法案》《通胀削减法案》（IRA）《联邦采购本土化法案》、废除中国最惠国待遇、近期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影响下：
成本竞争力削弱：中国企业在海外项目中直接使用的国产钢材、钢铁、水泥、铝制品、光伏组件、锂电池等重要基建材料成本上升，相关大型基建设备中高端轴承、液压系统等需进口的关键零部件采购成本上升，若项目所在国依赖美国市场或与美国存在贸易协定将间接推高中国企业的报价，成本竞争力受到一定削弱。
供应链“曲线出海”被封堵：强制要求其盟友国以及使用美国补贴的基建项目优先采购本土基建材料、限制钢铝等关键材料本土采购50%以上比例，并对墨西哥、越南等转口贸易国加强原产地审查，进一步封堵中国企业“曲线出海”路径，倒逼中国企业供应链布局调整。
2. 技术封锁与标准博弈：数字基建的隐形战场
技术迭代受阻：延续了对中国的实体清单扩大与出口管制，尤其是在半导体与AI等领域封锁，直接影响中国企业智能基建等领域的技术迭代与海外项目中先进技术输出，限制中国企业在高端基建领域的竞争力。
标准排他性围堵：对其盟友国进行供应链“去中国化”施压，要求盟友国在基建项目中排除中国技术。如《5G网络供应链安全指南》要求盟友国在招标中排除部分中国通信供应商、禁止盟友国涉及交通导航的项目有中国北斗系统参与、限制中国参与海底光缆等战略基建项目。
数字基建规则博弈：争夺规则与标准主导权，挤压中国在数字基建、高铁等领域影响力与市场空间。如联合盟友国推广“美标”铁路轨距、在5G/6G领域推动“Open RAN联盟”技术路线排斥中国方案、通过“Stargate”计划与“量子互联网”计划等限制中国在数据中心、全球量子通信网络等领域发展。
3. 地缘围堵与金融限制：系统性风险升级
联盟施压：美日印澳（QUAD）机制向印太地区提供低息贷款，附加条款要求排除中资参与港口、铁路等关键基建。推动欧盟、东盟建立类似CFIUS的投资审查机制。“蓝点网络”2.0计划联合日、澳设立550亿美元基金，要求基建项目需符合西方ESG标准，排斥中国EPC模式。
金融工具限制：施压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限制对中资项目的贷款支持，并推动《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资金流向含中国技术的海外基建。
长臂管辖与制裁风险：以“人权”“环保”为由制裁中资参与的矿产开发。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制裁中资参与的伊朗、缅甸等敏感地区工程项目，冻结资产并限制国际支付通道。
特朗普2.0政策组合的底层逻辑，是通过抬高中国基建企业的全球化成本，迫使其退出高附加值领域，同时以规则垄断巩固美国在产业链顶端的主导权。但全球基建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正形成反制力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西方国家基建投资占GDP比重持续低于2.3%[1]，而新兴市场工业化催生的数万亿美元基建缺口以及全球数字基建快速发展浪潮与西方主导的“小圈子规则”形成供需错配，这种矛盾为中国创造了非对称竞争空间。
1. 传统基建：结构性需求持续释放
新兴市场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较大需求仍持续存在，依然是中企重点拓展区域。东南亚、中东、中亚以及拉美地区等地区城市化进程加速、工业场景增多，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为中国传统基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东盟国家需在2030年前填补1.2万亿美元基建投资缺口[2]，港口、铁路等交通网络建设需求旺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电力覆盖率不足50%[3]，电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空间广阔，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推动跨境铁路网建设，拉美锂矿开发催生配套公路、港口需求，也为中国企业带来通过“基建换资源”模式锁定长期收益的机遇。
“一带一路”升级：2024年中企对外承包工程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新签合同额2,325亿美元，同比增长0.4%，完成营业额1,388亿美元，同比增长3%，持续保持稳步增长[4]。同时，中亚陆路走廊贯通后，2024年中欧班列货运量增长37%，根据UNCTAD测算，中亚-中东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降低28%[5]，将进一步带动沿线物流枢纽、产业园区、能源走廊及铁路网络等建设。
2. 数字与新能源基建：技术革命与绿色转型的双引擎
数字基建突围：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背景下，发展中国家5G专网、数据中心等新型数字基建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2023-2028年相关市场规模年均增速达24%[6]，东南亚、中东及拉美地区智慧园区、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场景需求尤为迫切。中国企业的综合成本、技术集成、端到端交付周期，在短期内无法被取代。
能源转型：尽管美国本土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其可再生能源投资吸引力下降，但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转型浪潮正为中国企业创造结构性机遇。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24世界能源展望》，2030年前全球能源转型将催生累计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其中光伏、储能及配套电网建设占比超过40%[7]。这一趋势在拉美、中东等光照资源富集地区尤为显著——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正加速落实“2050碳中和”目标，推动光伏装机量以年复合25%的速度增长[8]；沙特“2030愿景”规划的58.7吉瓦可再生能源项目中，光伏占比达60%，形成超千亿美元市场空间[9]。
1. 供应链韧性与本地化双轮驱动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地缘政策冲击下，未来中国基建企业出海的本地化战略重要性显著提升。一是要进一步考虑产品与服务价值环节的本地化布局，融入区域产业生态，增强区域市场影响力和业务主导能力；二是加强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降低对单一供应商或地区的依赖，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降低关税对项目成本的影响；三是推动产品、技术标准与本地需求融合，强化在地适配，巩固技术集成优势；四是强化社会价值共生，投入一定当地职业培训、公共服务，推动与目的地市场可持续合作。
2. 关注动态合规与风控预警
当前及未来愈发复杂国际环境下合规风险日益凸显。企业一是需要强化动态跟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国际规则变化以及重点市场法律法规变化，构建地缘风险评估模型，监控主权债务违约及制裁连锁反应，防范潜在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及时调整企业目的地市场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二是加强合规管理，构建覆盖ESG全流程的合规体系，做好高发风险的相关预案。
3. 强化技术创新与标准兼容
一是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在高附加值工程项目中的竞争力，避免陷入单纯价格竞争。二是在产品与技术方案中预留国际标准接口，实现“中国内核+国际兼容”的弹性适配，同时积极在优势领域推动联合区域市场制定区域性技术标准，提升标准输出影响力。
4. 抢占绿色基建先机
在全球碳中和目标与能源转型浪潮下，绿色基建已成为中企出海的战略高地。聚焦光伏与储能领域，中国企业可通过“基建换资源”模式与拉美、中东等光照资源富集地区深化合作——例如，以援建光伏电站、储能系统为纽带，换取锂矿、铜矿等关键资源的长期开采权或供应链优先权，实现基建输出与资源保障的“双赢”。与此同时，低碳技术输出正成为差异化竞争力：如中国龙头企业在智利打造的“光储充”一体化项目，整合光伏发电、储能系统与智能充电桩，不仅为当地提供24小时清洁电力，更以国际ESG评级AAA的成绩树立标杆，赢得全球投资者信任。
注：
[1]. 世界银行（WB）《全球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24
[2]. 亚洲开发银行（ADB）《东南亚基础设施发展展望》报告，2024
[3]. 世界银行集团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电力获取支持效果评估(2015–24年)
[4]. 安永《2024年中国海外投资概览》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中欧物流走廊效率研究》，2025
[6]. 国际电信联盟（ITU）《全球数字经济展望》，2023
[7]. 国际能源署（IEA）《2024 世界能源展望》，2024
[8]. 智利《2050年可持续和包容性能源路线图》，墨西哥《能源转型法》，国际能源署（IEA）行业分析数据，安永分析
[9]. 沙特能源部官网规划文件，2024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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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永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