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先秦时代学在官守，学问趋于致用。既为用而学，自重专门，故有“学了无用，不如不学”的主张，所谓商人不必知书、士人不必习武（此大体言之），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在实用层面，“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春秋是个过渡时代，孔子的学生已是六艺皆学，然尚各有所专，有孔

中国先秦时代学在官守，学问趋于致用。既为用而学，自重专门，故有“学了无用，不如不学”的主张，所谓商人不必知书、士人不必习武（此大体言之），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在实用层面，“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春秋是个过渡时代，孔子的学生已是六艺皆学，然尚各有所专，有孔门四科之说。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且逐渐形成重广博而尊通识的学风，“博学”长期成为以学术名世（即读书不仅为做官）的士人长期追求的境界，更产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观念。此后两千年，中国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虽然也不时有主张分治者，但皆未得到普遍认可）。古人治学既然不提倡“分科”，也就很难产生将学术“分类”的社会要求。

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学术分类日见注重，主要受到重视分科的近代西学的影响（西方在近代以前似乎也不那么注重分科，今日尚遗存的早期学问如“经学”，即Classical Studies，便颇类20世纪前期中国所谓“国学”，实为一种以文字为基础的综合性学问）。今日赛先生意义上的“科学”，早年多译作“格致（学）”，那时人们说“科学”多指“分科之学”及“分科治学”之意。这样的“科学”当然也具有新意而属于新学，却与后来和赛先生划等号的“科学”有相当距离。

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有治学趋于专门的倾向，傅斯年注意到：“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西潮的冲击支持了中国学界内在的专门倾向，晚清时便有像薛福成这样的读书人主张建立专精的学问。章太炎在20世纪初年更特别看重当时分科意识的增强，他说，“近来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学人乃逐渐树立为自己求知识的心，“晓得学问的真际，不专为致用”。

自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并逐渐确立正统地位后，中国人对自身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晚近学人先有了来自西方的学术分类观念，然后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结果很容易就重新“发现”了所谓四部分类，“四部之学”成为中外不少学者的口头禅（过去也常见用“乙部”代“史学”的，但多为非学术的随意表述；偶有稍正式者，也未必真这么想）。其实经、史、子、集四部本是图书文献的分类，流行不过一千多年，由于论及古代学术流派的载籍不多，一些学者或因长期从记载书籍源流的文献梳理学术流派，无意中形成了书籍与学术流派等同的习惯见解。

到近代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传入，惯从四部论学的学者便产生四部分类就是学术分类的观念。实际上，古今图书分类虽然都与学术分类密切相关，但两者间毕竟有不小的区别。近百年间一些学者将图书分类看作学术分类，或者就是只看见两者的相关而忽视了两者间的明显区别。今日的图书分类基本以学科为依据，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常常并非以学术为准绳，或以书之多少为类，或以书之形式大小为类，或以书之体裁为类。如四部之一的集部，就是典型的按体裁分类。故主张“学贵专门”的章学诚认为文集的出现就是由于“师失其传”而使学术“无专门”（乾嘉时颇受冷遇的章学诚在近代得到不少学者的青睐，或也因“学贵专门”这一主张与西方将学术分而治之的观念看来有相通之处）。

中国学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早期回应恐怕体现在清末办各类新学章程中的学科分类及课程表，这才是了解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个重要参考系。从戊戌维新前开始的整顿书院（其重要内容便是“定课程”）到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政府和书院、学堂关于中国学术的分科先后有经学、史学、掌故学（略近于今日的现代史或当代史）、舆地（地理）学、诸子学、理学、时务、治法学（政治学）、辞章学、文学、格致诸学、算学等，后两者也曾并称格算学，实际是愈来愈以固有名词指谓西学，也可以不计入中学。

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是1898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设经济常科，正式把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于科举考试的正科之中，应能提示当时人对学术分科的一种看法；二是《奏定学堂章程》仿照日本模式主张办理分科大学，共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每科之下设学门（此前在实际教学中一向得到提倡的史学未能专立一科，而是成为文科之下的一个学门）。除设经科大学作为“中学为体”的象征外，这已基本是摹仿，没有多少传统的影子。进入民国后“经学”不立，格致学改称理学，大致即是后来办大学的模式。

与此同时，晚清民间或半民间的书院等也在尝试怎样对学术分科。乾嘉时受到戴震、姚鼐、焦循等关注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区分，在曾国藩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上“经世”一类后，成为一些士人的思想资源。据梁启超后来对康有为在长兴学舍教学内容的回忆，该校所设正是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科，其中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诸子学、中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而文字之学则有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这里的部分细目恐为梁的事后创造，或至少有修改，但大科目的划分仍能提示民间一些学者确实如此思考学术分科。

康、梁再加上严复和蔡元培即是清末讨论学术分类最有影响者，浙江学者宋恕在1902年末为瑞安演说会拟章程，便主要依据此四人的著译，并参考他所了解的日本学术分科情形而斟酌定出以哲学和社会学为总科、以乐学、礼学、时史学、方史学、原语学等三十种为别科的分类体系。宋恕对经学的处理方式是：“十三经”中的《易》、《诗》入总科之社会学，《书》、《春秋》经传入别科之时史学，《孝经》入别科之伦理学，《语》、《孟》入别科之伦理、政治、教育诸学，“三礼”入别科之礼学，《尔雅》入别科之原语学（按《说文》也入此学）。另外，他不同意日本大学以汉代以前的经子入哲学，以为“汉前经子中虽有可入哲学之篇章句，而宜入科学［按指分科之学］者殆居十之六七”。

宋恕的分类颇有特色，且有些思考现在仍为学者关注而迄今未能获得充分的共识。如他认为传统的舆地学乃史之半体，不可单独命名，故名为“方史学”，而通常意义的史学则名为时史学；后者也仅是史学的一部分，“全体”的史学还要从哲学角度去理解。今日历史地理学者还一直在争论其学究竟是否属于史学，许多史家也往往忘掉时间概念是史学的关键要素，总思从历史哲学角度去诠释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这都说明宋恕已触及学术分类的深层问题，他所主张的将经学分而纳入各新式学门的主张到民国后也一直是学者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据（日本式）西学分类来规范中国学术的尝试在20世纪初年相当流行，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谓“依类”即仍依西学分类，分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六经皆史”思路下，专门的“史学”反而不存在。但若去掉各学之后的“史”字，也就是刘氏认知中分科的传统学术了。除术数学外，他的分类全按西学分类，大多数学科今日仍存在（有些名词略有改易），中国学术自此进入基本按西学分类的时代。

但中学毕竟长期是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它与西学在不少地方并不能充分吻合（比如傅斯年就认为中国古代无西方意义的哲学，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起家的胡适后来也基本接受傅的看法）。结果出现一种长期的努力，即以一个包容广阔的名目来囊括传统的中学，类似的名称包括中国文学、国文以及后来的国学、国故学等。

康有为在奏请废八股改策论取士时即主张要求士子“内讲中国文学”而“外求各国科学”，这里与各国科学相对应的中国文学包括经义、国闻、掌故、名物等，则其“文”更接近今日广义的“文化”之意，且暗含不分科的寓意，即各国之学主分，中国之学虽分而考试，其根本还是一种以“文”汇通之学。后来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所学“以国文为主”，其“国文”仍是广义的，包括各类传统学问。那时张君劢进入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上课是“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其英文“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而国文则“由先生指导看三《通考》，弄点掌故，作论文等”，分别是中学与西学的代名词。

到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兴起后，各类新旧学者就国学或国故学的含义与类别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最有意思的是一些被认为“守旧”的学者持论并不“保守”，如柳诒徵于1923年明言“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汉学不过“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宋学则可“分为伦理学、心理学”，实皆以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反之，最为趋新的胡适在同时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却将经学与哲学并提，立刻被更年轻的吴文祺批判。吴氏等不少人以为，国故学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总名”，整理国故是将传统中国学术转换成现代西式学术进程中一个必须的环节，国故经“整理”而分别归入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中国学术也就成为天下之公器而走入“世界”学术之林。这样，学问不再有中西之别，西式学术分类也基本无人质疑了。

原刊《光明日报》2002年3月26日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