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85年的腊月，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我站在县邮电局的电话亭里，摇动着黑色的手柄，一遍又一遍拨打着大姐留下的电话号码。

回家的路

＂大姐没接电话，还能去哪儿？她不回来，爹的葬礼怎么办？＂母亲眼眶通红，手里紧攥着电报，不停地问我。

那是1985年的腊月，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我站在县邮电局的电话亭里，摇动着黑色的手柄，一遍又一遍拨打着大姐留下的电话号码。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电话那头传来机械的女声。

我叫周铁生，三十出头，是县机械厂的技术员。我们家住在县城西边的老棉纺厂宿舍区，两间砖瓦房，青砖黛瓦，窗框已经掉了漆。

父亲周建国是老棉纺厂的退休工人，曾是厂里的模范，墙上挂着的＂先进工作者＂奖状都泛黄了。三年前，他突发中风，半边身子瘫了，只能卧床，平日里目光呆滞地望着天花板上的煤油灯。

我回到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穿着厚棉袄的邻居。他们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小声议论着。看到我进门，纷纷投来询问的目光。

＂大姐那边还是联系不上。＂我摇摇头，语气沉重。

母亲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一边拨弄着煤球炉，一边啜泣。她今年五十八岁，但看上去像六十多岁，花白的头发随意地盘在脑后，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岁月刻下的年轮。

＂铁生，你说你姐是不是出啥事了？怎么连你爹去世这么大的事都不回来？＂母亲红着眼睛问我。

我没有回答，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楚。大姐周丽华，比我大八岁，十年前就嫁到东北去了。印象中的她性格倔强，与父亲常有争执。最后一次回家是在七年前，她和父亲因为一点小事吵了一架，摔门而去，此后再无音讯。

＂当家的这一走，咱家可怎么过啊！＂母亲看着里屋父亲盖着白布的遗体，泣不成声。

那时候，我每月工资四十二块钱，母亲的退休金只有二十八块。自从父亲病后，光买药就花去了大半收入。我省吃俭用，连早就攒够钱的＂凤凰＂牌自行车都没舍得买。

院子里的广播喇叭响起了《东方红》，这是播放讣告的信号。邻居张大妈拿着刚蒸好的馒头进来，热气腾腾。

＂老周走得安详，是福气。＂她安慰道，＂你们赶紧吃点东西，一会儿还有的忙呢。＂

葬礼那天，天空阴沉得仿佛要塌下来。父亲的老同事、邻居、亲戚都来了，唯独不见大姐的身影。二叔站在院子里，叼着烟袋锅子，对前来吊唁的人说：＂我那侄女，连死了爹都不知道回来看一眼，还算是周家人吗？＂

母亲没说话，只是默默抹泪。我心里又气又难过，却不知如何为大姐辩解。

父亲下葬后，生活还得继续。那些年，国营企业大多日子不好过。我们厂里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我加班加点，想多挣点奖金补贴家用。

回家的路上，常能看见人们围在露天电影机前，看《小花》或是《庐山恋》，我却从没有心思停留。家里只有个老式＂红灯牌＂收音机，每天晚上，母亲总要听听新闻联播，仿佛这样能和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

＂铁生，找个对象吧，你都三十了。＂一天晚上，母亲一边织毛衣一边说，＂别因为家里困难就耽误了自己。＂

我苦笑着摇摇头：＂现在哪有心思想这个。＂

其实，厂里的会计小张不止一次暗示过对我有意。她家境不错，父母都是中学老师。但我知道，娶了媳妇就意味着要另起灶台，可我怎么能丢下母亲不管？

一个雨夜，家里屋顶漏水，我爬上去修补。无意中发现屋梁上藏着一个铁皮小盒子，上面积了厚厚的灰尘。打开一看，全是父亲珍藏的信件和汇款单，那熟悉的字迹，分明是大姐的。

＂1977年3月，哈尔滨——周建国收，50元。＂

＂1978年6月，周建国亲收，100元。＂

＂爹，药钱别省，我在厂里干得还行...＂

信上的日期排成一条线，几乎每隔三个月就有一封，从父亲病倒那年开始，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而家里人从未见过这些钱，父亲也从未提起过大姐有来信。

屋外雨声淅沥，我蹲在阁楼上，借着手电筒的光，一封一封地读着这些发黄的信纸。大姐在信中讲述着她在东北的生活，工厂里的趣事，还有对家人的想念。字里行间满是牵挂，却又带着难以言说的倔强。

我忽然想起父亲生前的一些怪异行为。他明明有钱，却坚持不买新药；明明冬天冷，却只穿一件旧棉袄；每次我提出要给他买些好东西，他总是摆手拒绝：＂别瞎花钱，咱家不富裕。＂

原来，他一直在瞒着我们收大姐的钱，却舍不得用，也不愿提起，只是默默地把这些信和汇款单藏了起来。是心疼女儿的血汗钱？还是怕家里人知道后责怪大姐不回家？

＂你找到什么了？＂母亲站在梯子下喊我，打断了我的思绪。

＂没什么，就是些旧报纸。＂我把盒子塞回原处，决定暂时不告诉母亲，怕勾起她对父亲和大姐的思念。

那晚，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雨点拍打着玻璃，像是大姐和父亲隔空的对话，一句一句，说不出口的心事，道不明的牵挂。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去了县城的邮局，打算给大姐写封信。信纸摊在面前，我却不知从何说起。是责备她不回家看望父亲？还是告诉她父亲其实一直珍藏着她的来信？

最后，我只写了一句话：＂爹走了，妈很想你。＂

信寄出后，我却没收到任何回复。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厂里的会计小张结了婚，搬到了分给我们的新宿舍，是两间小平房，虽然简陋，但胜在干净整洁。我们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台＂红灯＂电风扇和一个搪瓷脸盆，觉得已经很奢侈了。小张人好，同意婆婆和我们一起住，让我很是感动。

次年，我们有了个儿子，取名周小满，寓意生活虽不富足，但也算小有所成。小满出生那天，我在医院走廊的公用电话亭给大姐打了个电话，依然无人接听。

＂你姐姐大概是有自己的生活了，别总想着了。＂小张劝我，一边摇着蒲扇给孩子扇风。那是个闷热的夏天，院子里的榆树垂下沉甸甸的枝条，连知了都懒得叫。

母亲却时常念叨：＂不知道丽华那孩子在北方过得怎么样，东北的冬天那么冷...＂

工厂开始改制，车间里弥漫着不安的气息。有人下岗了，有人调岗了，连老厂长都提前退了休。我虽然技术过硬，没受影响，但工资发放常常不准时。小张也从会计室调到了食堂帮厨，工资少了一半。

日子虽然辛苦，但总算能过。我们买了台二手黑白电视机，每晚全家围坐在一起，看《西游记》或是《排球女将》，小满趴在地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

就这样，日子一晃就是五年。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我正在车间调试一台新进的车床，厂办公室的小李急匆匆跑来：＂周师傅，有你的特快专递！＂

我擦了擦手上的机油，接过那封从黑龙江寄来的信。信封上的字迹陌生而工整，心里隐约升起一丝不安。

＂周同志，非常遗憾地通知您，您姐姐周丽华同志在一次工厂事故中不幸去世...＂

我僵在原地，手中的信纸微微颤抖。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仿佛远去，耳边只剩下血液冲击耳膜的声音。

＂怎么了，铁生？＂师傅关切地问。

＂我...我姐姐出事了，我得请假回家一趟。＂我声音嘶哑。

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风吹过耳畔，像是大姐的低语。我想起小时候，大姐总是背着我上学，风雨无阻；想起她嫁人前，给我织的那件毛衣，针脚细密，袖口处绣着＂弟弟＂二字；想起她临走时，塞给我的五块钱，说是让我买本《机械制图》...

＂丽华走了？＂母亲听到消息后，先是一愣，然后慢慢地坐在椅子上，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她没有哭喊，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的槐树，那是她和父亲新婚时种下的，如今已是枝繁叶茂。

＂我们得去趟哈尔滨。＂我说。

第二天凌晨，我和母亲搭上了北去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烟味。母亲坐在靠窗的位置，目光茫然地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

＂铁生，你说咱们是不是对不起你姐？＂母亲突然问道，声音很轻，几乎被火车的轰鸣声淹没。

我握住母亲的手，粗糙而温暖：＂妈，别这么想。也许...也许我们都有不对的地方。＂

火车在第三天黄昏时分到达哈尔滨。站台上，一位戴着厚眼镜的中年男子举着牌子：＂周铁生同志＂。他是大姐工厂的保卫科长王师傅，接我们去厂里。

哈尔滨的冬天比我想象的还要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割。王师傅开着厂里的吉普车，带我们来到厂区。这是一座始建于五十年代的老厂，高大的烟囱，红砖厂房，厂门口的标语牌已经褪色。

＂丽华同志是我们厂的好职工，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王师傅边走边介绍，＂她很少提起家里的事，我们都以为她是孤儿。＂

大姐住的是厂里的单身宿舍，在一栋灰色的六层楼里，她的房间在三楼。十平米不到的小房间，除了一张铁架床、一个衣柜，几乎没有其他家具。床头贴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是我十岁生日时照的，大姐站在父亲身后，笑得灿烂。

＂丽华同志生前很节俭，从不乱花钱。厂里组织郊游，她都说要加班不去。＂王师傅说着，把房间钥匙交给我，＂你们慢慢整理，有事到传达室找我。＂

母亲坐在大姐的床上，轻轻抚摸着被褥，仿佛能感受到女儿的温度。我打开衣柜，里面的衣服不多，大多是工装，整整齐齐地挂着。

在整理遗物时，我在她床下发现了一个与家里那个一模一样的铁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寄往家里的汇款存根，数额远比父亲收到的多。还有一本存折，上面有两千多元积蓄。最让我心碎的是，盒子边上放着一件织到一半的毛衣，针脚细密，袖口处绣着＂父亲＂两个字。

＂这孩子...＂母亲拿起那件毛衣，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床头柜上有张车票，是去我们县城的，时间是她去世后的那个清明节。

＂丽华说，她爹去世这么多年了，她一直没回去看看，心里过意不去。＂大姐的工友李婶来看望我们，带了些刚蒸的花卷，＂她还说要给她爹扫墓，补上这些年欠下的心意。＂

＂她经常加班，特别是有急件的时候，从不计较报酬。＂另一位大姐的同事说，＂前段时间，她老提起要回老家一趟，说弟弟有了孩子，她还没见过呢。＂

我默默地听着这些话，心里五味杂陈。原来，大姐一直惦记着我们，却因为那些过往的心结，始终不敢直接联系。

＂你看，这些都是她准备带回去的礼物。＂李婶从柜子里拿出几个包装精美的盒子，＂这是给你娘的围巾，这是给你媳妇的手套，还有这个小棉袄，是给你家小满的。＂

我打开那个小盒子，里面是一件蓝色的小棉袄，做工精细，还绣着一只小兔子。想到大姐从未见过小满，却一针一线为他缝制衣服，心中的酸楚几乎要将我淹没。

＂铁生，你姐临走前还念叨着说，这次回去，一定要和家里人好好团聚。她说，人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亲人。＂李婶叹了口气，＂可惜啊...＂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在大姐的小屋里，借着昏黄的灯光，翻看她留下的照片和笔记。在一本发黄的日记本里，我们找到了她的心声：

＂1980年7月15日，今天是爹的生日，不知道他的病好些了没有。寄了100块钱回去，希望能帮上一点忙。有时候真想回家看看，但一想到当年那场争吵，还是不敢面对。爹脾气倔，我也不认输，这父女俩，谁都不肯先低头...＂

＂1983年12月30日，做了个梦，梦见回到了老家，全家人在一起吃饺子。醒来后，枕头都湿了。这年头，连做梦都成了奢侈...＂

＂1985年2月18日，收到铁生的信，说爹走了。我整夜没睡，眼泪流干了。我知道，这辈子再也没机会和爹说一声对不起了...＂

母亲看完这些文字，久久不能言语。我扶着她躺下休息，自己则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雪夜，思绪万千。

第二天，我们去了厂医院的太平间，见了大姐最后一面。她躺在那里，安详得像是睡着了，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的痕迹。我想起小时候，她牵着我去看露天电影；想起她教我算数，耐心地一遍遍讲解；想起她出嫁那天，偷偷塞给我一个纸包，里面是她省下的零花钱...

＂姐，我来晚了。＂我俯身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仿佛她还能听见。

按照当地习俗，大姐的遗体火化后，我们带着骨灰踏上了归途。回家的火车上，母亲抱着那个装有骨灰的小盒子，目光平静而坚定。

＂铁生，咱们把你姐安在你爹旁边吧，他们父女俩，活着没说开，死了也该在一起。＂

我点点头，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车窗外，是纷飞的大雪，白茫茫一片，像是老天爷撒下的纸钱，送我们最后一程。

回到家，小张已经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炉子烧得很旺。小满站在门口，怯生生地看着我们抱回来的盒子。

＂爸爸，那是什么？＂他天真地问。

我蹲下身，抚摸着儿子的头：＂那是你姑姑，她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

清明时节，我们用大姐的积蓄，在父亲墓旁为她立了一块碑。碑不大，却刻着＂回家的路＂四个字。那天，春风拂过墓园的杨柳，像是轻轻的叹息，又像是久别重逢的问候。

我们把大姐织到一半的毛衣和那些礼物都放在了她的墓前，还有那张未曾使用的回乡车票。

＂姐，你终于回家了。＂我轻声说道。

多年后，当我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在她枕头下发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父亲生前藏信的铁盒，一个是大姐的日记本。原来，母亲早就知道这一切，却和我一样，选择了沉默。

如今，小满已经上了中学，常常缠着我讲关于他姑姑的故事。每次讲到动情处，我都会哽咽，而小满则会认真地说：＂爸，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告诉他：＂最重要的是爱与被爱，以及表达这份爱的勇气。＂

人这一生啊，有时候一句话说不出口，一步路迈不出去，等到想通了，却已经来不及了。所幸，爱一直都在，从未离开。就像那条回家的路，无论走得多远，最终都会指引我们回到最初的地方，回到亲人的怀抱。

每年清明，我都会带着家人去给父亲和大姐扫墓。站在墓前，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安宁，仿佛他们在地下相互理解了，原谅了，和解了。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承诺，未完成的期待，都在这片寂静中得到了圆满。

也许，这就是回家的意义吧。不管我们走得多远，经历多少风雨，最终都能找到那条通往内心的路，与自己和解，与亲人重聚。

有时我会在梦中见到大姐，她穿着红色的毛衣，站在老家的槐树下，微笑着向我招手。梦醒后，我总会想：如果当初我们能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固执，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遗憾？

但生活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领悟。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人，说出那些藏在心底的话，踏出那些迟迟未迈的步伐。

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

来源：快乐小厨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