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527 年，福建泉州，这个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即便在明朝海禁的影响下，往昔的商业活力有所收敛，可民间商贸依旧活跃。就在这一年，李贽诞生于一个曾经辉煌的商贾世家 ，祖上靠远洋贸易积累下丰厚财富，彼时却已家道中落。幼年丧母的李贽，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习

1527 年，福建泉州，这个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即便在明朝海禁的影响下，往昔的商业活力有所收敛，可民间商贸依旧活跃。就在这一年，李贽诞生于一个曾经辉煌的商贾世家 ，祖上靠远洋贸易积累下丰厚财富，彼时却已家道中落。幼年丧母的李贽，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习读儒家经典，他的聪慧与叛逆在这时便已初露端倪。

12 岁时，李贽写下《老农老圃论》，文中对孔子轻视农夫的言论予以嘲讽：“若论种田，孔子未必胜老农”。这一观点，在尊崇孔子的时代，无疑是离经叛道之语，也让李贽在当地声名鹊起。他不受传统观念束缚，敢于质疑权威，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26 岁的李贽考中举人。中举后的他，没有继续追逐进士功名，而是选择步入仕途，开启长达 25 年的宦海生涯。从河南辉县教谕起步，历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做到云南姚安知府。这些官职多为中下层，官俸微薄，李贽不仅要为生计奔波，还得应对官场的复杂人际关系。

在李贽担任云南姚安知府期间，他目睹了官场的黑暗与腐朽。当时的明朝，官场贪污成风，官员们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却对百姓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致使民不聊生。李贽虽身处其中，却能洁身自好，严格约束自己，不以权谋私。他在府衙两侧自题楹联：“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以此表明自己的施政理念和廉洁操守。

任职期间，李贽积极为百姓办实事。他见连厂河每逢夏秋雨水季节便河水暴涨，给百姓出行带来极大不便，甚至危及生命，便带头捐俸，组织民众修建连厂桥（又称李贽桥），方便了旅人往来；姚安城后东面的火神街连年火患，李贽经实地考察，一方面提倡采用砖石木建筑、设置防火道，另一方面募化买地，在城东门外建光明宫，祭祀火神，此后火患得以杜绝 。他还在城南德丰寺开设三台书院，亲自讲学，传播进步思想，培养人才，大力倡导女权，反对重男轻女，吸引众多学子前来求学。

然而，官场的种种现象让李贽深感失望与疲惫，他越发厌恶官场的虚伪与束缚，渴望摆脱这种生活。1580 年，李贽任期尚未满，便毅然决然地向上级提出辞官请求。上级领导对他的工作颇为认可，有意举荐他升官，可李贽心意已决，坚决要求辞职。他在辞官时留下诗句 “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 ，直白地表达出自己不愿为取悦世人、迎合世俗而耗费精力，扭曲本心。

辞官后的李贽，先是寄居在湖北黄安的朋友耿定理家，后又移居麻城芝佛院。在这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讲学和著述之中，彻底与官场告别，开启了追求思想自由的新篇章，也正式踏上了反叛传统礼教的道路，成为一位体制外的思想叛逆者 。

李贽所处的明朝，程朱理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存天理，灭人欲” 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李贽的 “童心说” 犹如一声惊雷，震撼了当时的思想界。

李贽在《焚书・童心说》中提出：“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他借鉴了佛家 “本心” 与王阳明 “良知” 的概念，并赋予 “童心” 全新的内涵，即人未被礼教污染的自然真心。在他看来，“童心” 是判断是非、创作至文的根本标准。他反对程朱理学 “存天理灭人欲” 的主张，认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将道德观念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真实生活之中，直指理学空谈对人性的压抑 。

在李贽眼中，一个人如果失去了 “童心”，就会变得虚伪，言行不一。他认为当时的社会，人们被各种 “闻见道理” 所充斥，这些外在的教条和观念蒙蔽了人们的本心，使得人们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比如，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主张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强调文学作品应该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而不是为了迎合某种道德规范或传统观念而作。像《西厢记》《水浒传》这些作品，虽然不被当时的正统文学所认可，但李贽认为它们出自 “童心”，是真正的好作品，因为它们展现了人性的真实和生活的百态。

李贽在芝佛院题孔子像时，更是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写道：“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他质疑如果事事都要以孔子为标准，那么在孔子之前的人难道就不能称之为人了吗？这种观点直接挑战了当时人们对孔子的盲目崇拜，打破了传统的思想束缚，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儒家经典和孔子思想的权威性。

李贽曾举例说，有些理学家在讲学的时候，大谈 “为他人着想”“无私奉献”，但私下里却为了自己的仕途和财富不择手段。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打压异己，聚敛钱财，完全背离了他们所宣扬的道德准则。李贽撕开了礼教外衣下的虚伪本质，让人们看清了这些假道学的真实面目，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李贽的思想在当时犹如一把利刃，刺痛了传统卫道士们的心。他的著作《焚书》，书名便充满了反抗与无奈。李贽深知 “世儒观古人之迹，又概绳以一切之法” ，自己书中的思想会触怒时俗，难以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所以他预言 “焚者，焚其不可焚者也”，意思是这些思想虽会招来焚毁之祸，却如同火种，无法真正被扑灭。

《焚书》共 6 卷，收录了李贽的书信、杂著、史评、诗文等，内容丰富，思想激进。书中有他与耿定向论战的书信，耿定向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家，表面上遵循儒家礼教，实际上却言行不一。李贽在书信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耿定向的虚伪，指出他 “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这种直白的批判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贽在《焚书》中还对《水浒传》进行了评点，他对这部描写市井人物的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 “市井小夫” 的真实比道学家更可贵。他的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文学观念对小说的轻视，为晚明文学 “性灵派” 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性灵派” 强调文学要抒发真情实感，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这与李贽的思想不谋而合。

如果说《焚书》是对现实社会的直接批判，那么《藏书》则是李贽在历史领域的大胆探索。《藏书》以 68 卷的篇幅，采用纪传体形式，记载了战国至元代约 800 人的事迹，并写有总论和评语 。这部书打破了 “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的史学传统，展现了李贽独特的历史观。

在《藏书》中，李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他赞秦始皇为 “千古一帝”，在那个视秦始皇为暴君的时代，这一评价无疑是惊世骇俗的。李贽认为秦始皇 “混一诸侯”，废封建、立郡县，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混战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肯定武则天 “明察善断”，为其称帝的行为正名。在传统观念中，武则天称帝被视为 “篡政”，有悖封建伦理纲常，但李贽却认为武则天 “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 ，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

此外，李贽还为陈胜等 “草寇” 立传，称陈胜 “匹夫首倡”，肯定他反抗暴秦的勇气和功绩。他认为这些被传统史书忽视或贬低的人物，实际上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贽坦言《藏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 ，因为他知道书中的观点太过离经叛道，一旦流传出去，必然会引起更大的风波。但他还是坚持将自己的观点记录下来，在评点中暗藏惊雷：“人之是非，初无定质”，强调人们的是非标准不应被传统观念所束缚，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这种挑战官方历史解释权的行为，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先声 。

李贽的思想与著作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招来了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和嫉恨。万历三十年（1602 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向明神宗上奏，对李贽进行了严厉的弹劾。

张问达在奏疏中罗列了李贽的诸多 “罪状”，称他 “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 。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李贽赞扬吕不韦、李园有智谋，肯定李斯的才力，称冯道为吏隐，认为卓文君善于选择佳偶，还觉得司马光指责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说法可笑，甚至将秦始皇赞为 “千古一帝”，这些观点与传统认知大相径庭，被张问达视为 “狂诞悖戾”“剌谬不经”。

更让保守势力难以接受的是，李贽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质疑儒家经典的权威性，这在当时被看作是对正统思想的公然挑战。此外，张问达还对李贽的讲学活动进行污蔑，称他 “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 ，还说他所作的《观音问》一书中的 “观音” 都是士人妻女，暗示李贽行为不检、伤风败俗。

明神宗看到奏疏后，对李贽的 “离经叛道” 深感震惊和愤怒，批示李贽 “敢倡乱道，实乃异端”，并下令让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同时要求将李贽已刊未刊的书籍全部烧毁，不许存留 。就这样，时年 76 岁的李贽在通州被逮捕入狱，他的著作也面临着被焚毁的命运。

李贽被捕入狱后，面对即将被押解回乡的判决，他表现出了一种超脱生死的淡然。他笑言：“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 对于李贽来说，死亡并不可怕，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所坚持的思想和信念才是他最为珍视的。在狱中，李贽用剃刀自割咽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鲜血，染红了牢房的地面，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抹悲壮的色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偈语 “壮士不忘在沟壑，烈士不忘丧其元”，表达了自己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即便面对死亡，也绝不屈服。

李贽的死，震动了晚明的思想界。他的友人马经纶，怀着悲痛的心情，将他安葬于通州北门外，墓碑上刻着 “李卓吾先生之墓” 。这座墓碑，成为了李贽思想的一座丰碑，见证了他为追求思想自由而付出的生命代价。

尽管李贽的著作遭到了官方的禁毁，但他的思想却如星星之火，在民间悄然蔓延。公安派的袁宏道对李贽推崇备至，称其 “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 ，李贽独特的思想和独立的见解，对袁宏道等公安派文人的文学创作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晚明文学 “性灵派” 的发展。清代的黄宗羲也对李贽赞赏有加，赞其 “别出手眼” ，肯定了李贽在思想领域的创新和突破。

到了近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思想的解放，李贽被视为反封建礼教的先驱，他的思想价值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他的 “童心说” 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和真实情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人的觉醒” 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当时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源泉。 李贽以他的一生，践行了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传统的挑战，他的思想和精神，至今仍闪耀着光芒，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思想的自由和解放。

李贽的一生，是个体意识觉醒与封建礼教的激烈碰撞。他以 “童心” 为刃，划破明代思想界的僵化阴霾；以 “焚书”“藏书” 为盾，守护思想自由的火种。尽管被视为 “异端”，却为后世留下宝贵遗产：拒绝盲从权威，坚守真实自我，在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着独立思考的光芒。正如他在《焚书》中所言：“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 这种对个体价值的呐喊，至今仍振聋发聩。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