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581 年，张居正推行 “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杂税合并，统一按田亩折算银两征收。这一举措打破了自唐以来的 “两税法” 体系，通过清丈全国土地（新增 2.8 亿亩应税田），实现 “赋役合一、计亩征银”，极大简化了征税流程，抑制了地方豪强的赋税隐匿，使明朝
1581 年，张居正推行 “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杂税合并，统一按田亩折算银两征收。这一举措打破了自唐以来的 “两税法” 体系，通过清丈全国土地（新增 2.8 亿亩应税田），实现 “赋役合一、计亩征银”，极大简化了征税流程，抑制了地方豪强的赋税隐匿，使明朝财政收入从隆庆年间的 23 万两骤增至万历中期的 435 万两，为帝国注入一剂强心针。
看似高效的银税改革，却因明朝白银严重依赖海外输入（占全球产量 1/3），埋下通货膨胀隐患。当西班牙美洲银矿减产导致银价飙升，农民不得不用更多粮食兑换白银缴税，“银贵谷贱” 加剧底层负担。更关键的是，张居正去世后，改革失去强力推行者，地方官吏在 “火耗”“杂派” 名义下巧立名目，赋税反而比改革前增加 30%，激化社会矛盾。
1592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在西北边陲宁夏爆发 ，蒙古降将哱拜父子，在宁夏振臂一呼，举起反叛大旗。哱拜本是蒙古鞑靼人，嘉靖年间因部落内斗，父兄被杀，他无奈投明。在明朝，凭借自身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一路升至副总兵。然而，退休后的哱拜，不仅未安分守己，反而私自扩充军队，势力愈发壮大。加之当时巡抚党馨与他矛盾重重，打压其部下、惩治他的儿子、扣押军饷，种种举动彻底激怒了哱拜，最终导致叛乱的爆发。
叛军迅速占领宁夏诸多要地，整个西北局势瞬间紧张起来，明朝的西北边疆岌岌可危。明朝政府得知消息后，立即调集 8 镇 10 万大军，展开平叛行动。在这场平叛战争中，明军采用了 “水攻灌城” 的战术。这一战术虽最终成功，但过程艰难且漫长，整整耗时 8 个月才平定叛乱。
虽然此次战役成功巩固了明朝的西北边防，然而其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据记载，此役耗费白银高达 200 万两，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当年国库收入的 1/10。如此巨额的军费支出，使得明朝财政压力骤增。为了筹集这笔军费，朝廷不得不提前预征来年赋税，从此开启了 “寅吃卯粮” 的危险模式 ，国家财政开始陷入恶性循环，百姓的生活负担也越来越重。
1592 - 1598 年，一场跨国战争在东亚大陆上激烈展开，日本的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野心急剧膨胀，妄图建立一个庞大的东亚帝国，于是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两次入侵朝鲜。朝鲜面对日本的突然进攻，毫无招架之力，短短时间内，八道沦陷七道，国王李昖被迫逃奔义州，无奈之下向宗主国明朝求援。
明朝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若朝鲜被日本吞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威胁，于是毅然决定出兵援朝。明军先后投入 12 万兵力，踏上了抗倭援朝的征程。在这场战争中，明军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取得了平壤大捷等一系列辉煌胜利。在平壤战役中，明军约 4 万对阵日军约 3 万余人，李如松率领明军携大将军炮等精良火器，兵分三军，以火炮强攻、分路作战，打得日军丢盔弃甲，死伤过万，小西行长狼狈南逃，此役成功扭转了朝鲜战局。此外，在露梁海战中，明军与朝鲜水军紧密配合，成功重创日军，给日本海军以毁灭性打击。
然而，这场持续 6 年的战争，对明朝的财政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战争期间，各种物资的消耗、军队的开支等，使得明朝耗费白银高达 800 万两，这几乎相当于明朝全年的财政收入。如此巨大的财政缺口，让明朝政府焦头烂额。为了填补这个缺口，万历帝不得不启用自己的 “内帑”，也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同时还对江南工商业加征重税。这一系列举措，虽然暂时缓解了财政压力，但却给江南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受重创，发展势头被彻底遏制。
1600 年，贵州播州地区又传来噩耗，土司杨应龙割据反叛。杨氏世代统治播州地区，此地山川险要、广袤千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杨应龙身为播州宣慰使，却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妄图割据一方，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他不仅对当地百姓残酷剥削，还不断侵扰周边地区，与明朝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公然反叛。
明朝政府岂能容忍这种分裂行为，于是集结 24 万大军，兵分八路对杨应龙进行围剿。面对明军的强大攻势，杨应龙凭借播州的险要地势负隅顽抗，但终究无法抵挡明军的进攻。经过 4 个月的激战，明军成功攻克险关，杨应龙见大势已去，最终与二妾周氏、何氏自缢而死，播州全境得以平定。
此役虽然成功完成了 “改土归流”，加强了明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但却使四川、湖广等地民力枯竭。这场战役耗费白银 200 万两，使得原本就紧张的明朝财政雪上加霜。
这三次战役，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累计耗银超过 1200 万两，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相当于张居正十年改革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在这几场战争中一朝清零。国库储备也从原本的 400 万两暴跌至不足百万两，明朝的财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家实力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为日后的衰落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当万历帝沉迷 “午门献俘” 的威严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已用 33 年统一女真各部，创立八旗制度。1616 年建立 “大金” 后，以 “七大恨” 为檄文，于 1618 年攻陷抚顺、清河，正式向明朝宣战。此时的后金，已拥有 6 万精锐骑兵，而明朝辽东边防因 “三大征” 抽调兵力，仅余 2 万老弱，形成军事真空。
1619 年，明军集结 8.6 万主力（加朝鲜、叶赫援军共 11 万），由杨镐指挥分四路 “分进合击” 赫图阿拉。西路杜松贪功冒进，在浑河遭后金 “决水灌军”，裸骑渡河时被伏击，3 万精锐全军覆没；北路马林、东路刘綎相继被努尔哈赤 “集中兵力、逐路击破”，仅南路李如柏因行动迟缓侥幸逃脱。5 天内明军阵亡 5 万，丧失辽东战场主动权。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控制辽东 70 余城，收编明军火炮、战马，军事实力暴涨。明朝被迫启用熊廷弼 “屯田筑城” 战略，但每年新增 “辽饷” 300 万两，加剧全国赋税压力，间接引发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此战奠定清朝开国基础，努尔哈赤以 6 万兵力击败两倍于己的明军，创造冷兵器时代运动战经典，成为 “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的神话起点。
从张居正的 “一条鞭法” 到萨尔浒的 “一败涂地”，明朝的衰落看似始于军事溃败，实则是财政体系与战略决策的双重崩塌。当白银货币化遇上全球银荒，当扩张性军事行动透支国库，当土地兼并瓦解赋税根基，即便有万历三大征的军事辉煌，也难掩帝国财政的千疮百孔。萨尔浒的战火，不仅烧光了明朝的最后家底，更照亮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明末党争、灾荒与外敌的多重绞杀下，任何单一改革都已无力回天，唯有系统性的制度崩塌，才是王朝终结的真正推手。
来源：胖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