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1989年，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怀揣着改变山区教育的热情来到了湖北谷城县的小岩沟村支教。

＂门那边是谁？大半夜的，吓死个人！＂我握紧手电筒，嗓子眼儿发紧。

寡妇白兰花的屋里，又一次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心想：这山沟里果然邪性！

这是1989年，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怀揣着改变山区教育的热情来到了湖北谷城县的小岩沟村支教。

八月的乡村，天还没黑透，蝉鸣就已经响成一片。

村长李玉柱骑着那辆掉了链子的＂凤凰＂牌自行车，在乡镇政府门口等我。

他是个四十出头的汉子，脸晒得黝黑，眼睛却炯炯有神，套着一件发白的蓝色短袖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

＂李老师，欢迎来咱小岩沟村！＂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大得我一个趔趄，＂真是不好意思，让你大老远跑来。＂

我摇摇头：＂没事，我来支教就是奔着艰苦地方来的。＂

其实心里也没底气，毕竟是第一次独自离开家，来这么远的地方。

村长帮我把行李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示意我坐在横梁上，就这么载着我，沿着坑洼不平的土路，向村里驶去。

＂李老师啊，咱们村条件是真差，没有教师宿舍，只能安排你住村民家里。＂他骑得气喘吁吁，断断续续地说，＂找了半天，就白兰花家里有个闲房，干净。＂

我心里＂咯噔＂一下。

来之前，县里的老师提醒过，农村讲究男女有别，又迷信得很，年轻小伙子住寡妇家，不合适。

＂村长，这样妥当吗？会不会有闲话？＂我忍不住问道。

＂怕啥子嘛！＂村长笑骂道，＂她都四十出头的人了，你才多大？再说，白兰花为人老实本分，儿子高明在县城读高中，眼看就要考大学了。＂

他接着解释，白兰花家院子分前后两进，各有单独出入的门，我住后院完全独立，不会有闲话。

＂再说，我李玉柱做村长十几年，谁敢乱嚼舌根子！＂

这一路颠簸得厉害，我的屁股都快坐麻了，心里也七上八下。

村长拐进一条窄巷，前面出现了一座青砖灰瓦的院子。

＂到喽，这就是白兰花家。＂

村长把车子停在院门外，冲着里面喊道：＂兰花嫂子，人带来了！＂

屋里传来一声轻微的＂哎＂，接着门吱呀一声开了。

白兰花长得清秀，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许多，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

她戴着一条碎花头巾，围着灰蓝色的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想必是在做晚饭。

她没多说话，只是羞怯地点点头，抹了抹手上的面粉，把我领到后院单独的一间屋子。

＂李老师，这间是我家祖上留下的，平常没人住。＂她声音很轻，像是怕吓着谁，＂你有啥需要，敲敲门叫我就是。＂

她说完，转身出去，脚步轻得像只猫。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木床，一张方桌，一把靠背椅，墙角还有个土陶水缸，上面盖着一块带荷叶图案的粗布。

窗台上摆着一盆绿油油的文竹，叶子舒展，显然是经常有人照料。

我的目光被墙上一张黑白照片吸引——一个瘦高的男人，立在屋前，笑得憨厚。

村长进来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李老师，将就住吧。＂

他指了指照片：＂那是白兰花的男人，五年前出事了，死在后院那口水井里。＂

我心里一紧：＂怎么回事？＂

＂那天下大雨，他去打水，井台湿滑，踩空了。＂村长叹了口气，语气却很平淡，就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饭一样，＂这里穷，没法子，好多人家都守着这么个苦命。＂

我咽了口唾沫，突然觉得后背有点发凉。

村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你先收拾收拾，回头我来接你去学校看看。＂

他刚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对了，李老师，村里人有时候会讲些有的没的，你别往心里去。读过书的人，咱不信那些。＂

我点点头，心里却打起了鼓。

村长走后，我试着推开了后窗，窗外就是院子，中间有口石砌的水井，井台擦得很干净，井绳挂得整整齐齐。

那口井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古老而沉默。

头一个月还算平静。

我和三个本地民办教师一起，教起了全村仅有的两个班级。

白天在学校忙得晕头转向，晚上点着煤油灯备课，日子虽苦，却过得充实。

白兰花倒是个好主人，从不多打扰我，每天早晨会在我门口放一碗热气腾腾的稀饭，里面有几粒青豆或切碎的咸菜；晚上回来，灶台上总有一盆热水，让我洗脸洗脚。

有几次我想谢谢她，她却总是避开，只远远地点点头，然后匆匆回自己屋里去了。

村里人慢慢熟悉了我，常有孩子家长送些自家种的红薯、新鲜的玉米来，说是感谢我教他们的娃娃。

我也渐渐适应了乡村的生活节奏，喜欢上了这里的宁静和淳朴。

可好景不长。

进入第二个月，怪事开始了。

那天半夜，我被窗外的声音惊醒。

起初以为是风吹动了竹林，可仔细一听，分明是有人在哭。

声音很轻，却清晰地钻进我的耳朵，像是从井边传来的。

我披衣下床，轻轻推开窗户一条缝。

月光下，白兰花站在井边，一手搭在井沿上，肩膀一抽一抽地。

她口中念叨着什么，我听不清，只觉得那情形阴森森的，后背一阵发凉。

我正犹豫要不要出去问问，她忽然抬头看向我的窗户，那眼神，仿佛早知道我在偷看。

月光照在她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诡异。

我赶紧缩回头，关上窗户，心跳如擂鼓。

是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窗外有人影晃动，却又不敢去看。

直到天蒙蒙亮，我才迷迷糊糊睡去，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

第二天一早，我故作镇定地问：＂白大姐，昨晚睡得好吗？＂

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闻言手上的动作顿了顿，淡淡地说：＂挺好的，怎么了？＂

好像昨晚的事从未发生过。

我想追问，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讪讪地去学校了。

这之后，怪事接二连三。

有时我回屋时，会发现床上的被子明明叠得方方正正，跟我离开时不一样；有时桌上的备课本页码被人翻过；更诡异的是，有几次我清晨起来，发现门外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可白兰花却说不是她放的。

＂可能是村里哪个学生家长送的吧？＂她低着头说，眼神闪烁。

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

有天下午放学，我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包方便面，王大婶拉着我到一边，神神秘秘地说：＂李老师，你还年轻，不懂这些。白兰花男人死得蹊跷，是在井里...＂

她话没说完，被店老板打断了：＂老王，你又在这胡说八道啥子？＂

王大婶瞪了他一眼：＂我胡说？全村都晓得，那井邪门得很！自打老白死了，兰花就不对劲了，三更半夜的在井边坐着，跟鬼似的。＂

话音刚落，店门口突然站了个人影，白兰花不知何时出现在那里，手里提着个竹篮子，脸色苍白。

王大婶吓得一哆嗦，撂下一句＂我家锅还在火上呢＂，匆匆跑了。

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

白兰花像是没听见刚才的对话，只是向店老板要了两斤面粉和一把葱，付了钱就走了，连个眼神都没给我。

回去的路上，我和她隔着几步远，谁都没说话。

直到家门口，她才突然站住，背对着我说：＂李老师，你要是不习惯，可以跟村长说换个地方住。＂

我愣了一下，忙说：＂没有，挺好的。＂

她没再说什么，推门进屋去了。

学校里，民办教师张金宝是个地道的农村小伙，老家就在隔壁村，对这一带的事了如指掌。

一天午休时，他递给我一包纸包的东西：＂听说你住的地方不太安生，这是我姥姥给的朱砂，晚上撒点在门槛上。＂

看我迟疑，他压低声音补充道：＂李老师，我不是吓唬你，那白兰花确实有点古怪。她男人死了那阵子，整个人就跟疯了似的，天天守在井边，说是能听见她男人的声音从井底传上来。＂

我笑着谢绝了朱砂：＂这年头了，还信这个？＂

张金宝摇摇头：＂李老师，我知道你读过大学，见多识广。可这山沟沟里的事，有时候真说不清。白兰花那井，确实邪性。＂

他告诉我，白兰花的男人出事后，村里好几个人都说晚上经过那院子，听见有人在井边说话，声音就像是从井底传上来的。

＂再说了，你想想，正常人谁大半夜不睡觉，跑去井边坐着啊？＂

我嘴上不信，但夜深人静时，那些细微的声响又会准时出现。

有时是脚步声，有时是低语声，更多时候是不明来源的哭泣声。

我甚至怀疑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

。每次打水，都是趁着大白天，速战速决，总觉得井里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

村里的孩子们倒是单纯，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住在＂闹鬼＂的院子里，对我更加敬畏，上课时格外认真。

＂李老师，你胆子真大，敢住在白婶子家。＂一个叫小满的男孩放学后悄悄对我说，＂我妈说那井里有鬼，晚上会爬出来。＂

我故作镇定地笑笑：＂哪有什么鬼，都是大人吓唬你们的。＂

其实自己心里也直打鼓。

第三个月，事情出现了转机。

那天我值了晚自习回来，远远就看见院子里亮着灯。

平日这个时候，白兰花早已熄灯就寝。

我推开院门，看见白兰花家来了客人，一个穿着高中校服的瘦高男孩。

他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正低头吃着热腾腾的面条。

＂这是我儿子高明，县高中放假几天，回来看看。＂白兰花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眼里都是光彩。

高明是个懂事的孩子，像极了照片上的父亲，瘦高的个子，清秀的脸庞，眼睛却格外有神。

见我进来，他赶忙站起来：＂李老师好，打扰您了。＂

语气礼貌，一看就是个好学生。

＂高明回来了，今晚做了点好吃的，李老师要不要尝尝？＂白兰花脸上的笑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灿烂。

我答应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她家正式吃饭。

桌上除了面条，还有几样家常小菜：醋溜土豆丝、炒青菜、还有一碟子咸鸭蛋。

在乡下，这已经算是丰盛的款待了。

当晚，怪事没有发生。

接下来的两天也风平浪静。

高明白天帮着他妈干些家务，劈柴担水，修修补补；晚上就捧着书看，偶尔会问我几个数学题。

有了高明在，白兰花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脸上有了笑容，眼睛也有了神采，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时响亮许多。

她会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做饭，会和村里人打招呼聊天，甚至还会笑着叫我一起吃晚饭。

第三天傍晚，我和高明坐在院子里纳凉。

天上挂着一轮圆月，院子里的老槐树投下斑驳的影子。

白兰花在厨房里忙活，不时传来铲子敲锅的清脆声响。

＂李老师，不好意思啊，让您受惊了。＂高明突然开口，声音低沉，＂我听村长说了，这段时间我妈又犯病了。＂

我一愣：＂什么病？＂

高明叹了口气，话赶话，他忽然说起了他爸爸的事。

＂我爸是五年前在这口井里出的事。＂他指着院子中央的那口水井，＂那天下大雨，井台滑，他去打水，一脚踩空...＂

我心头一震。

＂当时我才十二岁，上初中。那天放学回来，看见院子里全是人，我妈坐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高明的声音哽咽了，＂爸爸是全村最会修车的，人又老实，谁家有个大小事，他都帮忙。可就这么没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静静地听。

＂我妈受不了这个打击，整个人都变了。＂高明抹了抹眼睛，＂一开始是不吃不喝，后来就天天守在井边，说能听见我爸说话。乡亲们都劝她搬家，可她死活不肯，说这是爸留给我们的根。＂

＂村里人都说这口井邪门，可我妈坚持用这口井的水。她说，这是我爸用过的井，水是甜的。＂

我想起那些夜晚的声响，突然明白了所有怪事的来源。

＂后来村里的赵医生给我妈看了看，说她是受了刺激，需要时间恢复。＂高明顿了顿，＂我考上县高中，妈一个人住，我总担心她。＂

＂她晚上睡不着觉，就起来干活，要不就坐在井边发呆。有时候想念我爸，就跟空气说话，好像他还在一样。＂

我如遭雷击，一下子明白了所有怪事的来源。

那些夜里的脚步声，是白兰花睡不着起来走动；那些哭声和低语，是她在思念亡夫时的倾诉；那些被整理过的被子和突然出现的早餐，都是她在无眠的夜里，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关心。

一种深深的惭愧涌上心头。

我竟然被那些村里的流言蜚语吓得不轻，甚至一度想要搬走。

而白兰花，这个失去丈夫的女人，不过是用自己的方式与孤独和悲伤对抗。

那天晚上，我听见白兰花在厨房里忙活。

我敲敲门，喊道：＂白大姐，我能帮什么忙吗？＂

她愣了一下，笑着说：＂没事，就是给高明做点夜宵。这孩子读书辛苦，瘦了一大圈。＂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吃吗？来这么久，还没好好跟你们坐下聊聊。＂

厨房里的煤油灯下，白兰花的脸庞显得格外柔和。

她手脚麻利地和面擀皮，包起了饺子。

高明在一旁切韭菜，我负责揉面团。

三个人有说有笑，厨房里难得地热闹起来。

＂李老师，对不住啊。＂白兰花突然说，＂这些日子吓着你了吧？＂

我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村长说要安排你住这儿，我就答应了，想着能有个年轻人在院子里走动走动，也热闹些。＂她擀着面皮，声音轻柔，＂后来见你总是忙，我又不好意思打扰，就...就只能半夜起来收拾屋子、做做饭...＂

＂我还以为...＂我哽咽了一下。

＂以为我家闹鬼呢？＂高明哈哈大笑，眼睛却红了，＂全村都这么传，说我妈神神叨叨的，半夜在井边哭。其实她就是想家，想我，想我爸。＂

白兰花擦了擦眼角：＂自打你爸走了，娘就睡不好觉。夜里醒来，总觉得他还在院子里忙活。有时候坐在井边，仿佛能看见他在水面上的影子...＂

饺子下锅了，咕嘟咕嘟地翻滚。

白兰花轻声说：＂我男人走得突然，我总觉得亏欠他。这院子是他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我舍不得离开。＂

我点点头：＂您这不是神神叨叨，是情深义重。＂

一碗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三个人围坐在小方桌旁。

油灯的光线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投在斑驳的墙壁上，像是一家三口的剪影。

第二天，高明要回县城了。

临行前，他悄悄对我说：＂李老师，麻烦你多照顾我妈。她其实特别害怕孤单，只是不说。＂

＂这段时间县高中很忙，期中考试马上就要到了，我可能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他眼圈有点红，＂每次我走，她都会难过好几天。＂

我郑重地点头：＂放心，有我在呢。我会多陪陪她。＂

高明咧嘴笑了：＂谢谢李老师。＂

他背起那个补了好几处的黑色书包，又回头嘱咐他妈：＂记得按时吃药，别老熬夜。＂

白兰花站在门口，笑着点头：＂晓得了，你好好读书，别操心家里。＂

直到高明的身影消失在村口，她脸上的笑容才慢慢褪去，眼神又恢复了往日的恍惚。

那天晚上，我主动敲开了白兰花的门：＂白大姐，我灯油用完了，能借点吗？顺便，我有道数学题想请教您。＂

她愣了一下，站在门口不知所措：＂李老师，我就念过两年书，能教您什么哟。＂

＂高明数学这么好，跟谁学的？肯定是您教导有方。＂

她被我夸得不好意思，让我进了屋。

壁上挂着高明的奖状，一张十几年前的全家福，还有一个已经发黄的结婚证。

她煮了一壶热茶，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饼干，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家里没啥好东西，你将就吃点。＂

就这样，我们有了第一次正式的长谈。

她说起高明小时候的趣事，说起她男人生前的点点滴滴，说起这些年一个人撑起一个家的不易。

＂高明爸走得突然，他那会儿正上初中，正是要钱的时候。＂她眼中含着泪，＂我不识几个字，就只能去镇上的砖厂打零工，一天能挣三块多，够高明的伙食费。＂

＂下雨天厂里没活，我就上山挖点野菜，腌起来过冬。有时候高明放学回来，看见我满手的泥，就哭。＂她抹了抹眼睛，＂这孩子懂事，从不乱花钱，衣服补了又补，书包用了好几年。＂

听她说话，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母亲的坚强和伟大。

从那天起，我经常去她家坐坐，有时帮着劈柴，有时候搭把手修修院子。

＂白大姐，以后晚上您做饭，喊我一声。我教书您做饭，咱们换着来。＂我真诚地说，＂您别再半夜起来忙活了，吓死人了。＂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习惯了，睡不着就想干点事。＂

＂那干脆，您给我织件毛衣？我看高明那件就是您织的吧？天冷了，我还没准备厚衣服。＂

她眼睛一亮：＂行啊，我那儿还有几斤线，就是颜色不太好看，灰不溜秋的。＂

＂只要是您织的，什么颜色都好看。＂

从那以后，怪事没再发生过。

每天放学回来，我都能看见白兰花在灯下织毛衣，或是准备晚饭。

我们偶尔聊聊天，说说各自的一天。

她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找事做，不用对着空气说话来驱赶孤独。

有天晚上，我路过她房门，听见里面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是那种老式的手摇收音机，正播着一出评剧。

我轻轻敲门，她打开一条缝，有些不好意思：＂吵到你了？＂

＂没有，我就是听见评剧，挺好听的。＂

她犹豫了一下，把门开大了些：＂要不你进来一起听？这是高明爸生前最爱听的一出，《花为媒》。＂

那是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围着一个小火盆，听着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评剧，说着家长里短的话。

不知不觉，我在小岩沟村已经住了半年多。

冬去春来，日子过得飞快。

高明定期回家看看，每次都会带些县城的小玩意儿，一包糖果，一盒饼干，或者一小瓶红糖。

白兰花的状态也越来越好，很少再有那种恍惚的样子了。

她甚至开始跟村里的妇女们一起去镇上赶集，买些针线布匹回来。

村里人的闲话也少了，偶尔有人提起白兰花，也不再是＂那个疯女人＂，而是＂高明他妈，人挺能干的＂。

到了春节，高明放假回来。

看到我和他妈其乐融融的样子，眼圈都红了。

那个除夕夜，院子里点起了红红的灯笼，贴上了崭新的春联，那是我和高明一起写的，虽然歪歪扭扭，却格外喜庆。

白兰花难得地穿上了一件深红色的棉袄，那是她丈夫生前给她买的，一直舍不得穿。

＂穿出来才暖和。＂她笑着说，＂藏着也是放着。＂

我们围着火盆包饺子，高明放鞭炮，院子里难得地热闹起来。

＂李老师，谢谢你。＂高明在一旁小声对我说，＂我妈这几个月好多了，村长说你来了以后，她就慢慢变得正常了。＂

我摇摇头：＂我没做什么，是你妈自己坚强。＂

后来我才知道，像我这样的大学生支教，在当地可是稀罕事。

村长安排我住白兰花家，除了条件确实相对好些外，还有个不好明说的原因——希望有个读书人能带白兰花走出长久的悲伤。

＂老李啊，你是不知道，那阵子兰花嫂子差点想不开。＂村长喝了点小酒，话变得多了起来，＂村里人都劝她，可谁也劝不动。我就想着，让个年轻人住那儿，热闹热闹，或许能好点。＂

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没想到真让你给治好了。＂

我连忙摇头：＂不是我，是时间。＂

其实我明白，孤独是一种病，而治愈它的良药，不过是一碗热汤，一句问候，一个真心的笑容。

白兰花需要的，不过是有人陪她一起面对那些无眠的夜晚，告诉她，悲伤是可以被分担的。

在小岩沟村的那一年，我教会了孩子们知识，而白兰花教会了我生活。

那口曾被传说有＂邪气＂的水井，后来成了我和白兰花、高明之间说不完话的地方。

井水依然清甜，映照着我们的笑脸。

那年支教结束时，白兰花送我到村口，递给我一个布包：＂李老师，这毛衣我织了又拆，拆了又织，总算织好了。县城冷，多穿点。＂

我接过沉甸甸的布包，忽然明白，这世上哪有什么怪事，不过是被忽视的人用孤独的方式，提醒我们他们的存在。

我站在村口，回望那个小小的院子，想象着白兰花又回到了日常的忙碌中。

她不再需要半夜起来徘徊，不再需要对着井水倾诉。

因为她知道，这世上有人理解她的悲伤，有人愿意分担她的孤独。

而这，或许就是我在支教路上最大的收获。

来源：怀旧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