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从1860年以来的赶超之路看当下的中美竞争

摘要：“长安讲坛”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创办的经济政策讲坛。2021年-2025年，长安讲坛独家与腾讯合作。在长安讲坛第423期，姚洋受邀发表演讲，他的主题为《中国1860年以来的赶超之路》。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

姚洋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新政治经济学和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长安讲坛”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创办的经济政策讲坛。2021年-2025年，长安讲坛独家与腾讯合作。在长安讲坛第423期，姚洋受邀发表演讲，他的主题为《中国1860年以来的赶超之路》。

姚洋认为，1860年以来，中国都处于赶超的道路上，其中经历了起伏循环、但却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姚洋梳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化、清末新政对现代化的探索，以及从新文化运动的救亡启蒙，到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开启社会主义改造再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姚洋认为，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当前也存在过度市场化、过度金融化、教育产业化等问题。

他认为，不能把历史割裂开来，而应该汲取百年追赶之路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够应对当下的问题和挑战，才能完成真正的现代化历程。

本文是姚洋的演讲全文。

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对于我们这些8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萦绕于心的话题。

过去十几年，尽管一直强调扩大内需，但到现在仍然感觉内需不足。如果内需市场庞大的话，即使特朗普政府打响贸易战，我们也不必紧张。根据初步估算，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份额占全年GDP的3%，但在美国加征150%关税的情况下，出口将受到很大影响，可能大幅下降。过去一段时间，在化解地方债务的时候，各地提出“砸锅卖铁”还债，表明了过紧日子的决心。这从经济学角度是很难理解的，因为疫情之后恢复经济需要更多需求，而我们却在实行紧缩性政策。

中国经济的屋子里有两头“大象”，一头是房地产持续下行，另一头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两者加起来占中国总需求的50%。但这两头“大象”没有受到充分重视，个人消费才是当前的关注点。我曾经建议，通过央行APP给每个人的账户发1000元，在刺激消费的同时推动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以旧换新政策只针对部分产品，所以是一个产业政策。而对创新和建设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从芯片基金到AI基金，都是万亿级别的。另外，出口退税是为了鼓励出口，这也有违扩大内需的基调。因此，尽管内需不足已有共识，但落到实处还是重生产、轻消费。

自1860年至今的180年里，中国现代化一直在赶超的路上。180年是一个很大的时间跨度，其间我们经历了无数起伏。但历史具有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循环，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螺旋式上升”。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所做的事情，在历史长河中可以看到“影子”。

下面我们从1860年开始回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以1860年而不是1840年为起点呢？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尽管如此，清政府仍未被打醒。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清政府这时候才真正意识到，如果不进行自我改革和现代化，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一般来说，1860年是洋务运动的起点，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

洋务运动是大失败之后形成的一个共识，清政府认为文化和制度没有问题，唯一的差距是技术部门，于是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方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首先是发展军事工业，因为当时国内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通过走私拿到了洋人的先进武器，这让清政府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强大。曾国藩创办中国第一个近代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后来并入李鸿章创办的设备更精、规模更大的江南制造总局。由此开始中国的重工业发展之路。

从1870年代开始，关于是否修建铁路曾爆发多次论战。1867年，洋务派提出了修建铁路的主张，但朝廷赞同者寥寥。1876年，以英国怡和洋行为首的英国资本集团修建吴淞铁路，第二年清政府高价赎回铁路并拆除。1880年，直隶提督刘铭传再次奏请提议修建铁路，引发了中国有关铁路问题的一次大辩论。李鸿章明确表示大力支持，但保守派强烈反对，其中意见最激烈的是刘锡鸿。

刘锡鸿是清政府首任驻英副使，他在英国看到了先进技术的发展，铁路一日千里，机器每天印制几万份报纸，但当他回国后却提出大机器生产方式不符合中国国情。他认为，如果用机器印制报纸，工人会失业；如果用机器代替人力耕作，农民就会失业。晚清重臣吴棠曾任漕运总督、闽浙总督等要职，在他担任闽浙总督的时候，差点关闭福建船政局，理由也是机器会让贩夫走卒丢掉工作。

洋务运动由政府主导，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亲自下场，后来主要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有人说官督商办的效率很低，但在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做一个反事实检验：如果没有洋务运动，民间会不会自发地创办工厂、制造枪炮？并没有发生。我们要在历史语境下思考问题，立足现在对历史事件提出批评是没有意义的。洋务运动产生于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所以先制造枪炮，然后炼钢，最后造船，甚至造出万吨巨轮。1860年列强要求中国完全打开市场，中国是在开放条件下走出来的重工业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让民间资本发展重工业无异于天方夜谭。事实上，日本的重工业也是由国家主导。

回到当时的场景，中国建立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北洋舰队，但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自古学习中国文化，是中国的“学生”。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启了现代化改革——明治维新（日本，1868年起）与洋务运动（中国，1861-1895年）。但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崛起为亚洲强国，而中国却深陷半殖民地泥潭。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之前的共识破灭，即仅仅发展技术是不行的。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公车上书”，请求变法。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在维新派的呼吁和推动下，光绪帝决心变法，戊戌变法由此开始。

康有为接触到的很多西方思想都来自日本，他提倡借鉴日本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翻译了大量日文报纸，成为维新变法中传播日本新政举措的重要资料。一开始，慈禧并未对变法进行阻挠。但是，变法仅仅持续103天就夭折了，慈禧也从支持者变成反对者。这是因为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盲目地、不切实际地发布了一系列纸上谈兵的政令，康有为甚至建议重用伊藤博文，任命其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由于这些激进的做法触动了满族贵族的利益，慈禧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除京师大学堂得到保留外，所有变法措施都被废除，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

1898年可以看作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开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采纳顽固派的建议，下令向八个国家宣战，利用义和团打头阵，首先进攻北京的东郊民巷使馆区。最后，八国联军借此机会入侵中国，直抵北京，慈禧仓皇逃到西安。她进行了反思，决定通过改革来改变大清的现状，于是下诏变法，实行新政。慈禧新政与戊戌变法的内容并无本质区别，有一些改革措施甚至超越了戊戌变法。在某种意义上，晚清最后十年是中国真正工业化的起点，铁路里程快速增加，民营经济进入大发展时期。同时，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但对于清政府而言却未必是好事。白营和贾瑞雪曾在《Econometrica》（《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科举制的废除，改变了那些正在苦读的考生的未来预期，关闭了社会流动的通道，进而使这部分群体参加革命。

到了后期，君主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又回到了康梁变法的思想。在大势所趋之下，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清末最后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宣统都没有子嗣，所以清朝在生物意义上已经灭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南北出现议和的局势。经过一系列的谈判，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1898年到1912年，中国完成了制度的变革，但仍然积贫积弱，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革命者的“像西方那样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政体”的理想并未实现。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既然洋务运动、制度变革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那可能是文化出问题了，要摒弃“技术（器物）西方优于中国，而文化中国优于西方”的陈腐观念，进行一场文化的革命。

北洋政府时期，也就是20世纪头20年，经济快速发展，而政治上却是黑暗、反动和腐朽的，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一场启蒙运动，按照李泽厚老师的说法，由于“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救亡压倒了启蒙”，最后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真正启蒙的任务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完成。从陈独秀的初衷来看，新文化运动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场启蒙运动，或者说，即使是一场启蒙运动，也是因救亡而起的启蒙运动。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一张照片，一名被怀疑是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日本人举起屠刀即将对他进行“斩首”，围观的中国人神情麻木，不以为耻。这张照片让鲁迅受到极大刺激，他认为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可怕。于是他弃医从文，希望通过文字的力量唤醒中国民众。《狂人日记》是对一个民族的反思与批判，鲁迅写道：“中国历史满本写的都是吃人”。反观西方启蒙运动，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直抵人心，回归人性。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发刊词中，呼吁中国的青年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新青年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其中有很多人向往欧美自由主义民主，最著名的就是胡适。但我不认为陈独秀纯粹为了启蒙，在他的思想中，救亡和启蒙是相互交织的，启蒙是为了救亡，而救亡也需要启蒙的支持。

后来新文化运动分裂，“五四运动”爆发，其实还是救亡的问题。巴黎和会不顾中国的反对与抗议，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非法权益和胶州湾租借地全部移交给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并引发了“五四运动”。2024年我去美国威斯康星，在州档案馆看到一份珍贵实物，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们写给美国驻华大使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的诉求，归还胶东半岛。“五四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最后演变成政治运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最大的成果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候诞生呢？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苏俄的榜样。李大钊过去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民粹主义者，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考验。他对苏俄的关注开始于1918年。苏俄建国初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担心革命的火种蔓延至本国，于是纷纷进行武装干涉，试图颠覆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经济的困境，最终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李大钊认为，苏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没落”“衰败”的悲凉气氛中,许多学者对自身文明的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甚至掀起了一股“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威斯康星大学的林毓生教授曾对“五四运动”做过深入研究，他说，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从西方引入中国，由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总结非常准确。俄国是一个农奴社会，在推行农奴制改革之后，社会乱象丛生，而列宁领导了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把过去我们担心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好像一个新的文明已经出现。所以李大钊和陈独秀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也是救亡和赶超的结果。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不是为了纯粹的理想，而是要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在进行了技术、制度和文化的改革之后，中国仍未走向强大。因此，在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要进行一场底朝天的革命。这其中有很重的民族主义情绪，从80年代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可以看到，最能够凝聚人心的还是民族主义。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是被西方十九世纪的弱肉强食倒逼出来的。

日本是怎样看待西方呢？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全方位学习西方，他指出，不是要变成西方，而是变成他们之后才可以打败他们。日本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非常强烈的。日本历史学家真嶋亚有在《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指出，日本试图用“文明开化”来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当日本人选择“西化”的同时，“西化”不仅没有使欧美在根本上承认与接纳日本，反而更加凸显了日本与西方国家人种上的异质性和与东洋人种的同质性。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之后，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占辽东半岛。然而，俄罗斯联合德国和法国进行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一事件加深了日本对俄罗斯的仇恨。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推行“大陆政策”，试图通过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而俄罗斯在东北的扩张直接威胁了日本的战略目标，促使日本决定通过战争解决问题。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爆发。日本为了显示自己是“文明的仁义之师”，把外国驻日使馆的官员请到辽东半岛观战，把校官以上的俄军俘虏及其家眷送回日本，好吃好喝好招待。日本想告诉全世界，黄种人能够打败白种人，而且黄种人的道德高尚。这一点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在逃亡日本的时候接触了庞杂的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他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学说，对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毛泽东、蔡和森等就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来看，政党制度最初出现在中国，是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制度层面学习西方以挽救民族危亡移植而来的结果。但是，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中国人民只能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新的领导力量和新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产物。

那么，为什么国民党会失败？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是民族主义，孙中山是民族主义者，兴中会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复我中华”，他认为中国应该摆脱列强的欺凌，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三是民生主义，就是人民的生活。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致的，两者都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升上去，因此，三民主义可以包容共产主义。他用这样的解释来说服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合作。不过孙中山拒绝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阶级调和，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试图用社会合作来求得社会进步。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三民主义最终沦为泡影。

蒋介石则更有局限，在北伐即将成功之际，他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为口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很多国民党人。其结果就是国民党失去吸引力，变成一个守成的党，而不是一个革命的党。到了抗战时期，进步青年都到延安而不是重庆，因为延安有吸引力，代表中国的未来。1945年，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但《双十协定》签署后不久，蒋介石就公然撕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

新中国建立之后，又一个循环开始。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洋务运动的翻版，包括由国家主导、发展重工业、接受外国（苏联）援助等。为什么当时要搞重工业呢？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如果说1919年到1949年是“救亡压倒启蒙”，那么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就是“革命与建设的二重奏”。通过横向比较就会发现，社会主义革命用一种强力手段让中国迈过现代化门槛。古代社会是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很多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经过一场社会革命，原有社会结构仍在运转且非常强大，民主建设乏善可陈。

菲律宾是一个典型例子。198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以上，到了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是菲律宾的4倍，40年间两个国家反转了20倍。菲律宾为何失败？因为菲律宾的民主是在深层次社会结构从来没有改变的基础上运行的。时至今日，菲律宾的政治仍然带有强烈的家族政治的痕迹：党派不重要，对政治强人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菲律宾的历史基本上就是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的家族政治历史。在菲律宾，新总统当选之后，议会里60%的人都会倒戈到总统所在党派。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虽然革命会流血牺牲，但它让中国快速进入现代化轨道。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人均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要集中资金，投入到重工业。中国必须自己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可能汲取资金的地方是农村地区。和苏联的方法一样，中国采取的是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这是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背景，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到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有了资金之后，还要集中使用到国家认可的战略部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服务于这个目的。

当年梁漱溟和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发生争论。梁漱溟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实验，认为自己是农民运动专家，他说：农民生活很苦，中国共产党过去依靠农民成为领导党，今天在建国运动中忽略了农民。毛泽东反驳梁漱溟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这个争论从本质上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涉及中国自从步入现代化道路之后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梁漱溟在其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承认，他没有达到毛泽东的高度，时代在变化，乡建派的观点是错误的，工业化才是中国的未来。

有些人把改革开放前后30年割裂开来，用后30年的历史成就，去否定前30年的历史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中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不能把两个30年割裂开来。“笨人吃饼”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一个人买饼吃，吃到第三张的时候觉得吃饱了，于是说：“早知道第三张饼能吃饱，为什么要吃前两张？”显然，如果没有前两张饼，只吃第三张饼是不可能吃饱的。中国以往的发展阶段，从洋务运动时期到计划经济时代，都留下很多宝贵遗产。比如江南造船集团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招商局集团的前身是轮船招商局（1872年），中国西电集团（国内输变电龙头企业）的前身是前苏联援建成立的西电公司（1959年）。

到了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就像1898年那样，旧的共识破灭，历史又开始一轮循环。尽管计划经济取得很大成就，但也出现很多问题，走不下去了。我在北京大学上的第一课，地理系主任胡兆量先生就讲，中国计划经济的问题是“轻重比例失调”。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开始改革，大力发展轻工业。

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有很多方面，我想强调其中两点。第一，改革开放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改革开放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世界上99%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有些国家的开放程度超过中国，但在过去40年里，中国无疑是最成功的。所以，改革开放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第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致力于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模式以定位治国目标和现代化行动。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很少提及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和实践，如果只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而不讲中国共产党，这种理论一定是不完整的。

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哲学和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方面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即务实主义、贤能主义和市场经济。

第一，务实主义。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务实主义。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到政治实践，务实主义是中国古代最为显著的特征。务实主义从目的出发，只要能够实现目的，手段就可能是正当的，邓小平的“猫论”是这个原则的形象描述。另外，真理是在实践中发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相信实践出真知，也只有实践才可以检验一种知识是否是真知。

务实主义打开了改革的大门并推动了改革的进程。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还陷在脱离实际的空泛的精神争论之中，哪一项改革能够启动？邓小平的“不争论”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向一种结果导向的行动哲学，在这种哲学的指引下，一种制度是否合理和优越，不再是看它的属性，而是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否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因为如此，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才可能发生。

第二，贤能主义。中国有悠久的贤能主义传统。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继承了选贤任能的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开始，党就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许多研究表明，党的干部选拔制度符合选贤任能的原则，能力较强的官员更可能获得升迁且他们的终身成就也较高。在今天，选贤任能作为一个干部选拔原则，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林达夫妇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解读了美国政治体系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追溯美国政治体系中分权制衡的思想根源，为人们理解美国权力制衡提供了全面的视角。当年美国诉尼克松案是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案件，法院判决命令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交出特别检察官要求的白宫录音带，这一判决对“水门事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判决仅半个月后，尼克松宣布辞职。既然美国的制度设计如此精巧，为什么管不住特朗普的疯狂作为？因为特朗普强调，忠诚、能力和执行力是他选拔人才的核心标准，他把自己团队成员安排在重要部门，使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过去西方标榜自己是法治国家，认为中国是人治社会，而法治优于人治。现在看来，人治是重要的，选拔优秀人才也是重要的。

第三，市场经济。邓小平说过，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事实上，市场经济也不是西方所特有的。中国至迟到北宋时即已完成市场经济的建构，私人土地所有制确立，工商业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甚至发明了纸币和证券交易，有了金融的雏形。到了明清时期，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但由于没有内生增长，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即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市场原则就是按要素分配，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是保证市场经济效率的必要原则。这一点与中国的贤能主义传统一致，同时也符合按劳分配原则。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的成就伟大。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共识是集体主义，而改革开放的提出实质上是对前30年集体主义时代的反动，这种反动并非是对历史的否定，而是对个人主义的激发与释放。对外开放意味着“拿来主义”，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经验，对内搞活则激发了个人创造力与市场活力，这些变革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个人主义走过头也出现很多问题，如腐败、过度市场化等，新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对改革开放第二个20年所产生的问题进行矫正。

关于过度市场化，以教育为例，20多年前提出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特别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具有公共性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是产业化的。但是人微言轻，我的观点并未得到重视。时至今日，教育内卷严重，部分地方的民办教育已占主导地位，只有高收入人群才能承担高昂的学费，教育公平没有得到体现。

关于反腐败，从历史来看，‌中国的贪腐现象在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并在东汉时期达到高峰；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在历代中堪称最高，但高薪并未能有效抑制贪腐行为，反而使得一些官员认为可以通过贪腐来获取更多非法收入，从而加剧了贪腐现象；在明清时期，皇权达到顶峰，官员的权力也随之达到极致，这种极端的威权统治为贪腐提供了温床，最终加速了王朝的衰亡‌。这里有一个经济逻辑，即只要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官员是皇帝的代理人），就会产生腐败。新时代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但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

既然是纠偏，矫枉过正就在所难免，2018年以来的经济波动也与此相关。但从长远考虑，这样一个矫正的过程是必要的。

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的竞争，更是道路之争、文明之争。中国仍然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到第二个百年目标（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的时候，我们才刚刚完成赶超。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冲击中吸纳西方文明要素。早在两千年前，中西文化冲突就已经发生。公元元年，佛教传入中国，在经历跨越千年的文化冲突之后，最终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鼓励通过打坐、冥想来自我体悟；推崇农禅并重，鼓励自食其力，倡导“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当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候，如何和西方相处才是更加艰巨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指出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应有态度，指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在学界，甘阳十几年前提出“通三统”，即把中国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做一点改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和西方自由主义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完成真正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现在仍在赶超的路上，特别是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赶超和救亡的情绪更加高涨。但要想真正赶超，就必须解决“通三统”问题。

*来源：长安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