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长篇纪实散文《父母时代》之二(第一章)

摘要：不过，孔子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圣人，早在商代武丁王时期，大臣傅说首先获得了“圣人”的称号，而且傅说比孔子早了800多年，但是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圣人，一直都被忽略了！

（长篇连载）长篇纪实散文《父母时代》

之二(第一章)

第一章：减租退押

父亲，我、儿子

不是简单的利益让渡，而是土地与农民千年契约的重订——当耕者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每一粒稻谷里都会长出尊严的光芒。

他们弯腰时，镰刀在县志里生锈，

粮仓的账簿比王朝更早地朽去。

蓑衣裹着未缴纳的秋天，

而斗笠下，减租的数字正在发芽。

差半步就走进壮丁名册的父亲，

把未成年的身高折成欠条。

三块石水电站的除夕，

他数完钢筋，开始清点四川的星斗。

那些被歇后语擦亮的夜晚，

故事总在雄鸡的喉头打转。

他模拟川军出剑的手势，

挑破我幼年耳膜里，

所有未溃败的号角。

多年后我学会在铅字间撤退，

像他藏起最后一粒饱满的谷种。

当主编的笔删去田垄，

我在副刊的夹缝中，

突然摸到他那年，

没被收走的铁锹。

一、从傅说，3360年前的傅说谈起

傅说像（来自网络）

中国的第一个圣人是谁？

如果你问度娘，她会回答你：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圣人，却一直被忽略！

他叫傅说。

他生于公元前1335年，距今3360年；逝于公元前1246年，享年89岁，跟我母亲一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

每当提到圣人，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大名鼎鼎的孔子了，还有武圣关公，茶圣陆羽，诗圣杜杜甫等等。

不过，孔子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圣人，早在商代武丁王时期，大臣傅说首先获得了“圣人”的称号，而且傅说比孔子早了800多年，但是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圣人，一直都被忽略了！

据说，在武丁王时期，“西戎为患，朝政日衰”，国家朝政都被家臣把持着，想要找有贤能的人辅佐，取代家臣，却怎么也找不到可以辅佐他的人。

有一天夜里，武丁王做了一个梦，上天赐给了他一个有贤能的人，就混在修路的奴隶里，姓傅名说，人品端正，还有才干，武丁王就心想，“天下应该有这么一个人来辅佐我让人民高兴了”，然后就很快的找到了傅说。

傅说规劝武丁王虚心纳谏，还给了武丁王不少治国方略，武丁王认定傅说就是上天赐予的贤能的人，有圣人的才华，可以辅佐自己治国，就授予傅说宰相的官职。

傅说执政59年，施与仁政，成就了历史上有名的“武丁中兴”盛世。为了纪念这位平民出身的圣人，人们建立了“圣人祠”“圣人窟”和“圣人涧”，因此傅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圣人”。

在中国历史上，傅说的贡献，奠定了崇高的地位，从奴隶到做相59年，世界空前绝后，在历史上没见过，所以说，傅说的一生有太多太多的传奇。

为什么要从傅说说起？

《傅氏族谱》上的傅说像

因为他是华夏傅姓始祖，天下傅姓是一家，始祖就是商朝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建筑学家、文字学家傅说！

为什么要说他还是军事家？

商朝时，有支军队，由古代雅利安人组成，他们之强大，超乎想象，他们在灭了世界三大文明古国、正想灭掉第四大文明古国、也就是中国时，却踢到了铁板上，遇到了傅说治下的商朝，将其反杀。

曾经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他们分别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但是，其中有三个国家最后都走向了灭亡，唯有华夏文明延续至今。

现代考古确认，曾经摧毁三大文明古国都是同一种人：雅利安人。

所谓雅利安人，原是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南部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后来雅利安人迁移到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平原上定居。随后，公园前14世纪全球气候进入小冰河时期，全球开始逐渐变冷，于是为了生存雅利安人就开始了东征西讨，雅利安人中的一支南下进入南亚次大陆西北部，这就是印度古代文献中所称的雅利安人；另一支雅利安人则进入伊朗高原地区。因此雅利安人在不断入侵的过程中，先后摧毁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三大古文明。但他们在进军商朝时，被傅说派出的女将军、武丁的妻子傅好碾压反杀，史书记载“斩首2万”，傅好的坟墓里，就出土了洋人的头颅。

今年4月，我到了山西平陆，朝拜了傅姓始祖傅说，拜谒了辉煌壮丽的傅圣祠，浏览了古朴典雅的傅岩路。

傅圣祠一角

1368年，时间又过了2603年以后，湖南贵州交界处发生苗民叛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派傅洗平叛，傅大将军大获全胜，傅洗得以封官，世袭“军区司令”，傅姓有关族人迁居至湖南怀化。

怀化的情怀

怀化一角

怀化古镇

1696年，也就是清朝康熙35年，又过了328年以后，92岁的傅朝胜老人，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傅大龙、傅大卿及11个孙子等百十号人，响应国家号召，跟现在的“三线建设”或者“西部大开发”类似，“湖广填四川”，到了距离千年古镇崇龛几公里处的帽子山湾。

为什么叫帽子山湾？

帽子山一角

这里有座山，叫帽子山，高耸入云；这里有一超大地主，张姓。相传，张地主欲“兴旺千秋万代”，找风水先生看风水，风水先生建议“如此这般”，于是一夜之间垒起此山，形如帽子，便叫帽子山；下面的山谷，便是帽子山湾。

个人觉得传说是神话，那时的生产力，行吗？放到现在，让“基建狂魔”携带盾构机等现代化设备上，也不可能。真实情况可能是，这一夜，工匠们只是在原有的山头上“动手脚”，将本来的大山，塑造成了帽子形状，于是被人夸张成“一夜之间垒成大山”的江湖传说。

张姓后人张礼邦，良田百万亩，还是川北巡视员，妥妥的国民党高级干部，解放后，也就是“清匪反霸”时被政府枪毙。

顺便说一句，张礼邦是我爷爷傅定亨的“老庚”，也就是“结拜兄弟”，他们的恩怨情仇，傅张两家的恩怨情仇，以后的文章里有所反映，在此不表。

1898年，在帽子山湾扎根202年以后，高祖傅帮友、曾祖傅启孝，举家迁入柏梓牌坊沟，也就是我的老家，现在叫金灵村。

5月2日，我寻根至帽子山湾。

帽子山湾

15时许，烈日将帽子山湾辉映得亮丽无比，青山绿水，郁郁葱葱。金阳斜坠，将帽檐状的山坳镀作琥珀匣子。五月的风掠过梯田，荷叶翻起粼粼波光，荷花背面银白的绒毛忽闪忽闪，恍若千万尾游鱼逆流而上。山涧跳珠溅玉地穿过卵石滩，把碎银撒在洗衣妇人的蓝布围裙上。老樟树撑开翡翠伞盖，浓荫里漏下几缕金线，正巧勾出竹篾席上半梦半醒的狸花猫。最妙是东头那片竹林，千万竿翠竹被晒得通透，青玉般的竹节间浮动着蜜色光晕，连竹叶摩挲的沙沙声都染上了阳光的松香。白鹭掠过水田时，翅尖抖落的金粉落进农人弯腰插秧搅起的涟漪里，转瞬便化作了满畈跃动的星辰。

美，太美！

现在，这里叫潼南区光辉八大一队。“除了一户姓黄、一户姓冉以外，全部姓傅。200多号人，90%姓傅。”见我们打听情况，大家围了过来，一个叫傅世奎的高兴地说道。

“你说巧不巧？他也叫傅世奎，而且一字不差。”我问了对方三个字的写法以后，也高兴地指着同行者、我家三哥说道。

三哥傅世奎75岁，眼前这个傅世奎64岁。

两个傅世奎

“我知道傅粮贩子，我听老人说过傅粮贩子的故事，一个大好人、大善人！”77岁的傅世银高兴地说道。

正好，我有个堂姐，也叫傅世银，只是，眼前这个傅世银是男性。我们问他知道傅粮贩子不？他如此回答。

傅粮贩子是我曾祖父傅启孝的绰号，人们喜欢叫傅粮贩子这个绰号。

傅启孝时代，是家族兴旺时代，良田数百亩、土地数百亩；他除了经营粮食生意以外，还开酿酒作坊，织布、染布作坊，屠宰作坊等等，生意极其红火。奶奶经常说起，那时，南瓜漫山遍野，又大又香，好南瓜自己吃，差南瓜喂猪，养出数十、数百头又壮又肥的猪。有人前来酿酒或者买酒，他们随手舀出一碗酒，捧出一大堆瓜子，让客人尽情享用，疏财仗义让客户有口皆碑。

“是的，傅粮贩子非常有名，他做生意童叟无欺，我们老人经常说起他的故事。”傅世友多年前已经去世，他的妻子、今年90岁的大嫂身体硬朗，她高兴地插话道。

与90岁大嫂一家人合影

帽子山湾距离牌坊沟直线距离不过10公里，但是，清朝末年，那个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跋山涉水，羊肠小道，一个来回，需要一个整天。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于国家，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年；于我傅氏家族，则是举家搬迁几乎从零开始创造美好生活的开局之年。

这一年，国家进行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失败。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推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全方位改革，包括废除八股文、设立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裁撤冗官、鼓励实业等。但因触及保守派利益，慈禧太后联合荣禄等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变法仅持续103天即告失败。

这一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先是德国强占胶州湾：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胶州湾，1898年3月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胶州湾99年，并攫取山东路矿特权。

继而英国扩张租界：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99年；同时扩大上海公共租界和天津英租界。

然后法国染指西南：法国强租广州湾（今湛江）99年，并将云南、广西划为势力范围。

这一年，中国经济与工业试图奋起。

先是中东铁路开工：沙俄主导的中东铁路（满洲里至绥芬河）正式动工，标志着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渗透加剧。

继而萍乡煤矿成立：张之洞推动成立萍乡煤矿（后并入汉冶萍公司），为近代工业提供燃料资源。

这一年，社会与文化在阵痛中反复。

先是京师大学堂设立：戊戌变法期间，创办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今北京大学前身），开启近代高等教育先河。

继而严复翻译《天演论》出版，该书引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极大冲击传统观念，推动维新思潮。

这一年，义和团运动萌芽。

山东、直隶等地民间反洋教斗争渐起，义和团（“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开始活动，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埋下伏笔。

总之，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化的关键尝试与失败之年，*戊戌变法的失败，暴露了清廷无法通过改良自救，促使更多知识分子转向革命；列强瓜分危机，激化民族矛盾，加速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新旧思想碰撞，为20世纪初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被视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节点。

这些，我的先辈们，知否？

二、差一点，父亲被抓了壮丁

1985年，父亲留影

父亲母亲就是普通的农民，他们的一生，就是普通的一生。

父亲母亲又不普通，作为“兵头将尾”，作为中国农村土地革命、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的见证者、参与者，甚至组织者，他们是那段历史的活化石。平凡与普通，蕴藏着极其丰富、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故事。

“减租退押运动搞了两次，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川军出川抗日，四川百姓踊跃捐款捐粮捐物。”父亲告诉我。

40多年前，潼南县修三块石水电站。春节，只留下几个民工守工棚，父亲自告奋勇、主动留下。我便到离家30多公里的工地现场陪父亲，常常通宵达旦地聊天。

我喜欢同父亲聊天，父亲口才好极了，尽管就读过一段时间的私塾，但并不影响他有文化，他讲故事特别生动形象，喜欢说歇后语，极富表现力的歇后语。而听故事，则是我小时候的最大爱好，这也许成了我终身职业的宿命，诗人、作家，高级记者，讲故事、写文章的本事，大抵源于此。

父亲讲出川抗日这段历史绘声绘色、手舞足蹈，50多年过去了，那夸张的手势、高亢的音调、激情的解读，反正，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年少的我，听着父亲讲抗日，讲川军，讲差一点被抓壮丁，讲先辈的故事，过瘾。

那年抓壮丁，父亲差一点就成了川军的一员，可能是因为年龄实在太小、个子实在太矮，所以侥幸免灾。

“抓壮丁”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这一制度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与政权治理困境。

所以，时下网上涌现出一些“民国粉”，鼓吹什么“大师时代”“高光时刻”，我就想笑：你们就无中生有、心理自嗨吧！如此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差劲的时代之一，无论怎么洗，都是脏东西。

父亲手舞足蹈，现身说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面临巨大兵员缺口。尽管1933年推行《兵役法》，名义上实行“征兵制”，但实际执行中因基层组织涣散、户籍制度混乱，自愿参军者寥寥，被迫转向强制征召。

农村社会的脆弱性，决定了强制征召之尴尬。战乱与赋税，导致农村经济崩溃，青壮年成为家庭唯一劳动力。国民党未能有效实施减租减息等惠民政策，民众抵触情绪加剧，进一步依赖暴力征丁维持军队规模。

与中共通过土地改革和思想动员获得民众支持不同，国民党缺乏基层渗透力，只能以强制手段补充兵员，暴露其政权与民众的割裂。

制度异化与权力腐败，在民国基层中泛滥成灾。首先是“抽签制”的扭曲，理论上按户籍抽签征丁，但实际操作中，保长、甲长操控抽签结果，富人可通过贿赂免役，贫困家庭需反复充丁，甚至出现“卖壮丁”市场，一个壮丁的价格，相当于农民数年收入。

“民国时的保长、甲长，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官职？”我问父亲。

后来我也查了一些历史资料，结合父亲的讲解，大致脉络如下。

中国基层制度研究中，有一句话叫“皇权不下县”，说的是朝廷只管到县一级，知县（县令）是朝廷命官，再往下就由乡绅领导自治了。

而保甲制度是古代社会常见的乡村治理方式，以户为单位，实行连坐，从而对个人实现有效控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推行保甲制，实行兵民一体，农闲时训练，战时入伍，既有利于控制老百姓，也有利于减少军费开支。《史记·曹相国世家》：“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汉·扬雄《解嘲》：“夫萧规曹随，留侯画策。” 所以，“萧规曹随”成了封建王朝的一大默认。

民国成立初期并没有推行保甲制，1930年代，国民党“围剿”红军时，为了更好地控制当地百姓，开始在湖北、河南、安徽大规模推行保甲制；后来，国民党中央通令全国实行保甲制。

民国保甲制度提出于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之时，第一次大围剿，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督师江西，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支持政府。于是在“剿匪总司令部”所属党务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了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法规，先在江西试行。1931年6月，蒋介石划定江西修水等43县编组保甲，将原有闾邻等自治组织一律撤销。次年，以蒋介石兼总司令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

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以后鉴于各地地理、交通、经济情况各异，在实行“新县制”时采取了有弹性的办法，规定“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六户，多于十五户”，“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六甲，多于十五甲”，“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不得少于六保，多于十五保”。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保长通常由当地地主、土豪、顽劣担任。国民党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竭力通过保甲长牢牢控制民众，“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

保甲制的实质，是通过“联保连坐法”将全国变成大囚笼。

联保就是各户之间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连坐就是1家有“罪”，9家举发，若不举发，10家连带坐罪。

国民政府内政部曾专门发布过一份连坐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出具连坐切结时，由户长签名盖章或匣押，一式两份，正结存县，副结存区。各户如发现另户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内政部一名长期从事编查户口的官员谈到为什么要采用联保连坐法时说：以往，政府用悬赏来奖励检举者，但赏金的代价往往不能抵偿因受“匪方”报复所受的损失。实行联保连坐法以后，便起到拘束民众的作用，使其“畏法而不畏匪”。

抗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整理川黔商省各县保甲方案》中修正了上述具给的做法，改为不具结而连坐。即各户不必签名具结，但如发生甲内居民有通“匪”、为“匪”等情，一经审判机关查明，对同甲各户立即予以连坐处分。在该法的说明中提出上述变动的理由是：同甲各户因贫官不同往往不愿联保具结；而愿意联保具结的各户则往往素来关系密切，某户如有非法行为，同结者必不肯告发，“故不如使同甲各户共负联保连坐之责，不另具切结，只须于各户门牌内加以说明”。

“保长即村长，一保约为一百户上下，只能称为职役，而不是官，过去户可不是现在的户口一家三口，大户人家几十口人。过去人口没现在多，地广人稀，通信不发达，保长的管辖范围很大。”父亲说。

这个制度，可见当然红军遭遇之凶险。

继续说抓壮丁一事。

抓壮丁的押送过程充满着诸多的猫腻，押送与逃亡的恶性循环，让这一现象雪上加霜。

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壮丁常被绳索捆绑押送，途中死亡率高达10%-20%。新兵待遇恶劣，导致大量逃亡，1944年国民党军队逃亡率达20%，形成“抓丁——逃亡——再抓丁”的怪圈。

系统性腐败链条，加重了这一恶果。从保甲长到接兵军官层层盘剥：虚报名额吃空饷、克扣壮丁伙食费、勒索“免役金”等，征兵成为基层官僚的敛财工具。

这一恶果，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基层秩序基本解体，农村经济基本崩溃。

特别是咱们四川，作为主要兵源地，1943年劳动力减少40%，农田荒芜率超30%，粮价暴涨引发多次抢米风潮。社会伦理崩塌，家庭被迫“卖子当丁”，民间流传“生下男儿埋了强，生下女儿喂豺狼”的悲歌；自残避役，如断指、刺瞎眼等成为普遍现象。这样一来，导致政权合法性的瓦解。1946年至1949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强征壮丁超500万，引发民变200余起。民众嘲讽：“宁可遇日军，不愿见国军”，基层统治彻底失信。

我们来看看对这个文化的批判：从现实到艺术的镜像。

1963年，电影《抓壮丁》成为顶流，它的隐喻，实在精彩。这部讽刺喜剧通过王保长、卢队长等角色，揭露了“役政”背后的官匪勾结。片中“蒋总裁的命令，谁敢不服从”的台词，直指体制性压迫。

此外，文学中的集体记忆，也将很多人唤醒。比如巴金《寒夜》、老舍《四世同堂》，都描写了壮丁家庭的破碎，而沈从文在《长河》中痛陈：“所谓兵役，不过是贪婪者的一场狩猎。”

那么，它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历史教训和当代启示?

抓壮丁现象的本质是政权脱离民众的必然结果。相比之下，中共通过“诉苦会”“分田地”实现自愿参军，印证了社会动员的核心在于利益保障与价值认同。

本质上，抓壮丁生动诠释了暴政逻辑与民心向背。

抓壮丁不仅是军事失败的表征，更是国民党政权治理哲学的缩影——将民众视为可掠夺的资源而非执政根基。这种“杀鸡取卵”式的统治，与其说是战争时期的无奈之举，不如说是传统官僚集团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彻底溃败。历史证明，任何背离民心的强制动员，终将加速统治机器的崩解。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今天的幸福与幸运，我辈珍惜！

父亲差一点就被抓壮丁这一历史事件，就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2014年，母亲在四面山

1943年春，村里来了“减租退押工作队”，队长叫陈志友，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个子不高，背把盒子枪，带着10余人。

爷爷傅定亨、父亲傅元洪，土地很少，就几亩，主要靠租种大地主张礼邦、或者张配基家的土地维持生计，他们不但是农活好手，还积极上进，很快就成了陈志友的骨干会员。

“陈志友个子虽然不高，但极其威严能干，一把盒子枪，神气得很。”父亲对陈志友印象极好，“他带着工作组到我们这里来搞运动，就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工作组恩威并举、软硬兼施，要求张配基、张礼邦等响应抗日大计，减少土地租金，退还佃户押金，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还能够拿出一些粮食，支援抗日战争。”

后来，傅定亨将自己的女儿傅元秀嫁给了陈志友，陈志友成了父亲的姐夫。我们叫陈志友叫陈姑爷，叫父亲的姐姐傅元秀叫陈大孃。

老年陈大孃

陈大孃虽然是一个哑巴，但极其聪明善良，这是他们能够成为夫妻、而且后人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

多年过去了，陈大孃傅元秀回娘家、我们去她家作客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傅元秀不会说话，但心明眼亮，耳朵好使，我们说什么，她都明白，都能够心领神会；而她生动形象的比划，我们也能懂，充分体现了智商、情商的双双在线。她的心灵手巧，更让我们记忆深刻。

每次回娘家，她都会做很多事。特别是编织竹器，那硬是一绝。拿上弯刀，上山，砍下一大堆竹子，划成片，砍成条，拼成片，编织出精巧的生产、生活用品，或桌子，或椅子，或席子，或背篓。我们所有的小辈，都是坐着她编织的背篓长大的。

现在，她的后人、孙女，成了优秀的企业家，大别墅的欢声笑语，传承着奶奶傅元秀优秀的基因。

奶奶傅汪氏，姓汪，那时，女子出嫁以后，就得改名，夫姓加己姓加氏，比如傅汪氏。奶奶来自汪家沟，大户人家，贤惠美丽、知书达礼，记得1987年我耍朋友时，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就对时年80多岁的奶奶赞不绝口：“这个老太好有风度！”

父亲对陈志友的盒子枪特别有印象，那种盒子枪，其实是一种手枪，也称为驳壳枪或盒子炮。它得名于其独特的木质枪盒，这种枪盒不仅能装载枪支，还能携带额外的弹药。盒子枪通常配备有一个10发或20发的弹夹，能够单发或连发，因其火力强大且便于携带，在近现代战争中曾被广泛使用。在中国，盒子枪因其独特的形状和功能而广为人知，并被赋予了“盒子枪”的俗称。

工作组其他10余人，则全部背着清一色的汉阳造步枪。

陈大孃一家子

父亲还给我讲起了川军，讲川军时，他哭，我也哭。

“鬼子没打进四川，但四川牺牲最大！”

抗日战争期间，川军共出兵350多万，伤亡64万多人，伤亡率高达18%，占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川军在抗战中表现突出，参与了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如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等。他们装备简陋，但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勇气，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川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不仅提供了大量的人力支持，还贡献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粮食和税收。川军的牺牲精神和四川人民的支持，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

1937年，父亲母亲10岁那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承担了全国约1/3的财政支出和兵源补给。四川省主席刘湘通电全国：“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川军主动请缨出川抗日，誓言“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说起这段历史，当时，民间则传播着‘老蒋不地道’的消息，因为他东边杀死了韩复榘，西边则逼死了刘湘。”父亲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确实也是事实，韩复榘确实该杀，但蒋军中这样的人并不少，但为什么不杀?为什么把非嫡系但做出巨大贡献的刘湘给活活逼死?

关于韩复榘与刘湘的故事，喜欢历史的我，查到了相关的资料，复盘了那段历史。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主要指中央军或黄埔系将领，他们中直接投降日军的案例确实相对较少，因为嫡系将领多受蒋介石直接控制，忠诚度较高。

然而，部分原属国民党阵营的地方军阀或非嫡系将领确实存在投敌行为。比如韩复榘，一个被处决的非嫡系将领。

韩复榘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将领，后投靠蒋介石，担任山东省主席。1937年抗战爆发后，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擅自放弃山东黄河防线，导致日军迅速推进。1938年1月，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名将其处决。韩复榘虽名义上归属蒋介石，但本质是地方军阀，并非黄埔嫡系，其行为更接近“抗命”而非“投降日军”。

比如原西北军孙良诚，原冯玉祥部将，抗战初期参加抗日，后因与蒋介石矛盾及利益诱惑，于1942年率部投降日军，任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配合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一度被国民政府收编，后在内战中被解放军俘虏。比如庞炳勋，原西北军将领，抗战初期在台儿庄战役中立功。 1943年于太行山战役中被日军包围，因孤立无援投降，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抗战后逃往台湾，未被国民政府追究。

比如吴化文，原西北军冯玉祥部下，后投靠蒋介石，任新编第四师师长。1943年投降日军，任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在山东协助日军作战。抗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1948年济南战役中起义加入解放军。

比如孙殿英，属于杂牌军，以盗掘清东陵闻名的军阀，抗战初期曾参与热河抗战。1943年被日军俘虏后投降，任伪新五军军长。抗战后被国民政府收编，1947年被解放军俘虏。

比如郝鹏举，原冯玉祥部下，抗战初期任游击司令。1944年投降日军，任伪淮海省省长。抗战后投靠国民党，1946年起义加入解放军，1947年再度叛变被俘处决。

严格意义上讲，黄埔嫡系或中央军将领投降日军的案例极少，但个别将领因战败被俘后被迫合作，比如黄埔三期的方先觉，第十军军长，属中央军系统。1944年衡阳保卫战中弹尽粮绝，向日军“停战”而非正式投降，后逃脱返回重庆。争议：国民政府称其“忍辱负重”，但日方宣称其投降，历史评价复杂，至今无定论。

比如晋绥军的蔡雄飞，原属阎锡山晋绥军，非中央军嫡系。1938年投降日军，任伪“山西剿共军”司令，抗战后被国民政府处决。

蒋介石嫡系如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极少主动投敌，韩复榘、孙良诚等多为地方军阀出身，与中央军存在利益矛盾。投敌将领多因部队孤立、补给断绝或派系斗争选择妥协，本质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腐败。

这些将领的投敌行为严重削弱了抗战力量，但也需结合具体情境如国民政府内部倾轧、后勤支援不足等进行分析。比如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和打压，间接促使部分将领倒向日军。

据统计，抗战期间投敌的国民党将领约100人，兵力超50万（多为伪军），但中央军嫡系占比极低。

而川军的故事，则尤其精彩，成了抗日战争别样的风景。

抗日战争时期，小本子并没有打进四川，但川军的牺牲与血性，成了四川历史最刚的记忆。

历史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四川共征召兵员约350万人，占全国总征兵数的1/5，其中，约64万人阵亡、失踪或负伤。川军组成多个集团军，如第22、23、29集团军等，参与全国主要战场。1937淞沪会战中，川军第20军、第43军等血战上海，伤亡惨重。1938的滕县保卫战，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部死守山东滕县，全师几乎全员殉国，为台儿庄大捷争取了时间。1938的武汉会战，川军参与长江沿线防御，阻击日军西进。长沙会战、豫湘桂战役，川军持续转战南北，多次阻击日军攻势。

川军装备极差，士兵多穿草鞋、背斗笠，被称为“草鞋军”，武器以老式步枪为主，甚至有大刀长矛。后勤补给不足，常需就地筹粮，但仍以顽强意志坚持作战。代表人物与精神：王铭章，滕县保卫战殉国，被追授陆军上将。李家钰，第36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在豫中会战中牺牲，是抗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川军将领。川军口号：“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普通士兵以血肉之躯填补装备劣势，民间流传“无川不成军”之说。

历史评价、贡献与意义：川军以巨大牺牲迟滞日军进攻，为持久抗战赢得战略时间。四川作为大后方，承担了粮食、兵员、工业内迁等重任，成为抗战“民族复兴根据地”。

纪念与传承，成都人民公园立有“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雕塑“壮士出川”成为精神象征。2013年，川军被列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正面战场主要战役参战部队名录》。

川军出川抗日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团结与牺牲精神。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一寸山河一寸血”，成为抗战史上悲壮而光辉的一页。这段历史不仅铭刻于民族记忆，更警示后人珍惜和平、自强不息。

这段川军抗日史，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大，我之所以要讲述这段历史，原因是它与减租退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减租退押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支援川军抗日，支援全国抗日。

“1943年搞了一段时间，工作组突然撤走了，张礼邦恢复了原来的政策。”父亲说，“1950年，重庆解放以后，陈志友带着工作队，又来到村里，继续搞减租退押运动。”

这次不是“要求”，而是“勒令”。

工作组先是“勒令”张礼邦、张配基等地主必须减少向佃农收取的地租比例，同时降低借贷利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退还农民在租种土地时被迫交纳的押金。

“在旧社会，农民为了租种地主的土地，往往需要交纳一笔押金，这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中国共产党推行退押政策，要求地主退还这些押金，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压力。”父亲说，“后来，干脆没收了张礼邦、张配基等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还把他们给枪毙了。”

“张礼邦，大坏蛋，人民头上扔炸弹，炸死人民几千万，人民今天来清算……”

这段顺口溜，我们都会背。当然是无限夸张了的，张礼邦和张配基都是大地主。但张礼邦还有一个身份：国民党巡视员，遂宁、潼南等县都是他视察、督查的“自留地”，在那个极端腐败的年代，官商勾结、官匪一家，就是普遍现象。但至于他扔没扔炸弹，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退一万步讲，就是扔炸弹，也不可能炸死几千万，那时，哪来几千万人给他炸呢？

但也有一种观点，偏向同情地主：你租人家的地，上交租金，正常。至于张礼邦、张配基如何盘剥，比如像地主刘文彩大斗进、小斗出那样的劣行，在他们身上有没有也不知道；张礼邦、张配基是如何剥削压迫百姓的，父亲也没讲具体事例，所以我不能乱编。但是，并不影响顺口溜的不胫而走、人人会背。

但有一个重要细节，张礼邦是爷爷傅定亨的“老庚”，他们曾经是“结拜兄弟”，枪毙张礼邦，是形势所迫，从内心上讲，爷爷不愿意看到这个结局，也曾经暗中帮忙，但当时政策就那样，你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怎能扭转历史潮流？

减租退押政策为后来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通过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为全面实施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减租退押运动也是一次广泛的社会动员，它激发了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增强了农民阶级的团结，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建立和巩固政权提供了群众基础。”父亲说，“通过减租退押，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解放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动力。”

陈志友，我叫他陈姑爷，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矮小老头、精气神十足的老者。他说：“减租退押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它体现了党对农民利益的关心和保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社会变革的重要步骤。这一政策的实施，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父亲经常与陈志友在一起喝酒，地点经常在柏梓街上食店里，一盘牛肉，一牒花生米，两个人一碗红苕酒，你喝一口，递给我；我喝一口，递给你……那时就这个条件，我就在一旁坐着，看着，听着，想着，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