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核工业部副部长刁筠寿同志是我县含城人，他一生追求进步，无论多么艰难困苦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立场，先后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此刁老九十高寿之际，我们根据他的口述，分为几个部分，加上小标题，整理成此文

引子

＃本文摘自《含山文史资料》第二集(2006年5月印刷)，刁筠寿口述、祁述权整理，原标题《我的革命生涯》

请注意出版时间，勿做无聊争论！

正文

原编者按：原核工业部副部长刁筠寿同志是我县含城人，他一生追求进步，无论多么艰难困苦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立场，先后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此刁老九十高寿之际，我们根据他的口述，分为几个部分，加上小标题，整理成此文，既是对他的衷心祝福，也是对他波澜壮阔一生的回顾总结。

刁筠寿，原核工业部副部长

我1915年11月出生于含山县城，幼时在含城读书，17岁时在南京就读于钟英高级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当时才上了两年高中的我正好放暑假在家。那时含城十分闭塞，外地学生返乡后才知道抗战爆发，年轻学子们议论纷纷，是跟着学校内迁还是参加抗日，跟着谁抗日，大家莫衷一是。我那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听说日寇入侵感到热血沸腾，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不能当亡国奴，不能在鬼子统治下当顺民，一定要抗战到底。我从报纸上看到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于是想报考该校，既能抗日又能完成学业，但抗大招多少人，考什么课目，收费多少，我还按照普通高校的模式在揣猜。后来我听说南京有八路军办事处，我就跑到南京找上门提出要赴延安上抗大，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位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交谈中知道我是个进步学生，就向我介绍了许多延安的情况，临别还拿出一卷石印的《陕甘宁边区报》给我，让我回去读读。我如获至宝，将报纸揣在怀里，走到和县时我想寻找一个同伴一道奔赴延安上抗大。和县一位同学介绍我认识了白佛寺小学教员李默予，此人是从上海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李默予十分欣赏我的抗日热情，我俩越谈越投机，他还拿出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给我讲解，并挽留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李又介绍一位叫廖量之的人与我认识，从与廖的谈话中我感觉出此人是位地下党负责人。廖量之对我说：你不要到延安去，进步青年都走了，敌后交给谁？交给汉奸吗？他向我讲述了东北义勇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廖的一席话对我震动很大，觉得很有道理。廖、李两人要求我回到含山发动群众，宣传抗战，并说会和我保持联系。

从和县回来后，我马上联络在外读书返乡的学生，成立了“旅外同学会”，从带回来的《陕甘宁边区报》上摘录文章消息，油印出来上街散发。我们还每晚收听国民政府的新闻广播，将抗战消息记录下来，第二天在含山公园图书馆内，一人念记录稿，多人用毛笔抄写在白报纸上，然后在含城四门张贴。含城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人们急于了解外界抗战的消息，所以墙报张贴出来后总是围满了观看的人。短暂的暑假很快就结束了，许多学生跟随学校内迁，还有部分学生随家人逃难去了，“旅外同学会”也就随之解散了。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李宗仁部队的一个宣传队长叫曹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受廖量之、李默予委托来含山找我，我就把含山动员抗战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曹予对我说这样干不行，一个人力量太小，要搞统一战线，组织战地服务团，而且要请县长出来当这个团长，请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当副团长，再选个总干事负责具体事务，下设几个股分工负责。由于曹予出面做工作，含山县长邱瑞泉同意当战地服务团团长，并拨给200块大洋做活动经费，200块大洋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资金。由于目标明确，经费落实，含山战地服务团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有一百多人，主要是小学教员社会青年以及从上海、南京流亡来含的青年学生。服务团选举俞白平任总干事。这个人是国民党左派，曾在含山担任过区长，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我当选为组训股股长。战地服务团深入到含山各乡宣传抗日，发动民众支援抗战。当时含城中心有个十字街，商铺很多，是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日寇轰炸含城，许多房屋中弹起火，我们战地服务团组织救火，为来往的国民党军队伤员安排担架，一直到1938年春季日寇占领含山，战地服务团才被迫解散。

之后我来到巢县抗战动员委员会，负责做宣传工作。1938年我参加了巢县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经时生和茅堃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由于形势十分紧张，巢县的县长跑了，我们就推选马仁炎为县长（此人是冯玉祥的侄子），成立县政府，每人每月3块钱津贴，一套粗布衣服。后来路西省委来人批评我们为什么不到安徽省政府备案，不争取合法?连经费也不要？我受委派赶紧到了立煌县（金寨县前身，战时省政府所在地），找到了张劲夫，张劲夫说你们来晚了，国民党已向巢县派去了县长和动委会指导员，但省财政厅厅长章乃器很同情我们，照样补发了经费。

1939年春，我受党组织指派和杜少奄、张克林一道回到含山，成立含山区委，我任区委书记，张克林任动委会指导员，杜少奄任含山工作团团长。我们回到含山第一项工作就是张贴布告，招收青年举办抗战学习班，布告一出好多青年纷纷前来报名，蔡传云、张建等人就是这个时候加入革命队伍的。我们成立了含山工作团，深入到全县农村搞农会，建立党支部，动委会在含城成立了青年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这项工作从1939年春一直开展到1940年春，培养锻炼了一批骨干分子，为革命准备了干部队伍。

1940年日寇大举进攻，抗战进入了最为艰难的阶段。由于含山区委卓有成效的工作，包山、运漕、小庙岗和淮南铁路边都有了党组织，上级决定成立含山县委，省委派来女干部徐萍担任第一任含山县委书记，我是县委委员。当时新四军江北纵队到了和县南乡，要求和含党组织配合行动。这时省委又决定成立和含工委，徐萍任工委书记，同时成立含北县委，我任含北县委书记，组织部长朱至权，民运部长江涛。

不久，刘少奇同志在定远藕塘二师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开展武装斗争。会后我们就开始收集枪支，因为我和张克林家境殷实，就以我两家名义四处借来二三十支枪，分成两个工作团，开始武装训练，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我们还不知道形势急转直下，我当时从运漕带着十几个投奔革命的青年准备成立第三工作团，到了古河动委会指导处，见到全椒县委书记徐庚，他悄悄告诉我，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开始反共抓人了，要我赶紧离开古河。我带人马上赶回到住有新四军一个连的运漕，交通员告诉我不能再回含城了，赶快撤到部队去。我就带着那十几个青年又来到和县南义。这时上级决定成立和含中心县委，徐萍任书记，我是组织部长。我们成立了两支游击队，8个工作组，分散在各地开展工作。这两支游击队后来改为两个连，加上新四军江北纵队3个连，成立了新七团。

1941年春，新四军七师在无为成立，七师要向北发展，与皖北二师打通联系，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当时我们决定向西发展，打通和含巢通道，与四支队、五支队接上关系，互相策应。

我化装后带着一名警卫员，从巨兴集山口到了巢县夏阁，找到了巢县县委，县委书记纪政和我一道来到和县南义，我们研究决定成立含巢工委，工委书记由我担任。但没过多久我就生病了，而且病得非常厉害，组织上把我送到淮南铁路边一个以教书作掩护的同志身边，让我在那里养病。不久新七团奉命调走了，一部分干部撤到了苏北，整个和含地区都撤出来了，只剩下淮南铁路边几位同志，江文带一支游击队坚守在半湖一带。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组织上决定成立和含巢县委，恢复淮南路以北和含巢地区的工作，林岩任书记，我任宣传部长，我负责淮南铁路一带的对敌工作。当时巢南的大刀会对我们威胁很大，大刀会掌握在地主手上，专门袭击新四军和地下党组织。我们有一个排曾在巢南一座山头上讲课，大刀会突然冲上来用刀砍死我们十几位同志。中心县委就把瓦解大刀会作为当务之急，派人打入大刀会，通过内外艰苦细致的工作，经过一年多努力终于把这支地主反动武装瓦解了，解除了威胁，在巢南建立了党组织，站稳了脚跟。

当时淮南铁路沿线有鬼子和伪军驻守，铁路边的一条河流也控制在他们手中，为了确保我方人员顺利穿越铁路线，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铁路区委，在被敌人压制的非常狭小的地盘上，我们把工作一直做到敌人炮楼下。那一年春节期间我们在亚父的旗山山头庙里举办为期三天的含山第一期党员培训班，通过亲戚关系说服了山下伪军炮楼里的一个排长，我们的同志趁着夜色上山驻进庙里，培训结束后悄悄下山，附近鬼子全然不知。有时我军有小股部队要过河，我们就组织人员迅速架设浮桥，掩护他们过铁路，几年时间这条红色秘密交通线为保障我方人员往来起到了很大作用，敌人的封锁完全失败。

1941年秋，我和军事部长江文带领独立连回到路东工作，当时群众纷纷说新四军打回来了，国民党区乡长都吓跑了，我们到和县南义一个村庄，老乡告诉我们国民党有一个班正在村中，于是我们果断地冲进去将措手不及的国民党士兵全部缴了械。这个意外收获极大地鼓舞了群众信心，“五四”青年节那天我们召开青年动员大会，当场就有三十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革命，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了我们的区乡干部。1942年春，含巢县委又改为和含中心县委，1943年成立和含地委下辖和县、江浦、含巢三个县委，地委书记兼司令员是孙仲达，副书记是林岩，副司令是马长炎。1943年成立和含抗日联合会，我被选为抗联主任，全面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44年将和含办事处改为专员公署，成立参议会时，我担任参议会筹委会主任。

1945年日寇战败投降，国民党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后根据国共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我们撤退到淮南铁路以南，一部分老弱妇女从长江水路撤往二师驻地。当时形势很紧张，我们做好了突围准备但没有和李宗仁的广西军接上火。我们约两万人陆续向皖东的定远、凤阳、嘉山靠拢，顺利进入新四军二师防地。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离开了战斗多年的含山这块故土，从此走南闯北继续为革命事业奔波奋斗。

我是1938年和21岁的周壁结婚的，并育有一孩，在我的影响和带动下，知书达理的周璧也积极投身革命，并多次掩护我的工作。1940年5月新四军一部奉命开辟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需要抽调一批干部到新区工作。周璧参加了新四军东进大队，我留在原地工作，我们夫妻就此离别，没想竟成永诀。

周璧来到苏北高邮湖南新区，她被分配到高邮黎城区磨脐乡任指导员。当时这个刚开辟的新区，敌伪顽势力猖獗，形势十分险恶，情况错综复杂，群众疑虑心情较重，工作十分艰难。1940年6月28日下午，周璧和战友在乡政府召开群众大会。会后，新进入乡政府的乡长以研究工作为名，设下埋伏，把周璧等人诱骗到一个偏僻地方，周璧见这个乡长鬼鬼祟祟，预感有危险，还没等她们来得及脱身，从阴暗处窜出六七个匪徒，将她绑架起来。伪装抗日的乡长要求周璧等人马上全部撤走。周璧坚贞不屈，痛斥匪徒。这伙匪徒恼羞成怒，用刺刀向她的胸部、腹部反复刺杀，鲜血四处喷射。最后，丧心病狂的匪徒将奄奄一息的周璧捆绑在大石块上，推入滔滔三河之中。

周璧牺牲时年仅24岁，我们夫妻结婚只有三年，而且聚少离多，没想东进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她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听到这个噩耗我十分悲痛，但闹革命就会有牺牲，周璧的死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

1945年秋，我从二师来到了淮阴新四军军部，上级决定我们进入山东，在临沂过完春节后，我被分配到鲁南微山湖畔的临城县担任组织部长，半年后又调到江苏铜山县任县委副书记，铜山被国民党占领后我又调到鲁南区委工作。国民党在鲁南实行重点进攻，大战在即，区党委决定非战斗人员全部撤到渤海区。我被调到蒲台县任县委书记，春秋组织群众生产，冬季发动群众参军，平时就是支前，一年时间围绕我军战略反攻进行了大量工作。

1949年春全国解放的胜利曙光已经出现，上级要求一个县要准备两个县的干部，准备南下接收我军攻占的地区，建立地方政权。这样我就带着配备好的一个县的干部到渤海地委报到，几个县的干部编成一个地委，我任地委宣传部长。我们乘火车来到蚌埠，躲过国民党飞机的连续轰炸，赶到合肥支前总指挥部报到。1949年春我军准备横渡长江天险，打到南京去，部队的弹药粮草、伤病员全部依赖民工运送，支前工作十分繁重。我和地委其他同志率领千余名南下干部和两个民兵团，被分配跟随二十七军和二十五军作战支前。我们驻扎在无为汤家沟，那些日子我们找渔船，筹粮草，不分昼夜，工作十分辛苦。

1949年4月20日晚前线部队接到命令，决定百万雄师过大江，我军万炮齐轰，部队坐着渔船冒着飞蝗般的弹雨渡江，我们民兵团也随军渡过长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在我军打击下望风而逃。为了防止南京、芜湖撤出的敌军进入浙江，我军冒着大雨，一天急行军130里路程，一直追到安徽广德、郎溪，将溃逃的国民党5个军团团包围，发动了著名的郎广战役，全歼逃敌。部队打到那里我们支前民兵团就跟到那里，部队每攻下一地，我们就张贴布告，安抚百姓，筹集粮草，向前线送弹药，往后方运伤员。我们肩挑手推护送大部队解放了皖南、苏南地区，一直把两个军送到镇江。

这时浙江已全境解放，华东局将我们这个地委一半分配到温州地区，一半分到丽水地区工作，我就带人到达丽水。浙南地区原有我们的一支游击队，在战争年代一直坚持在山区开展对敌斗争，名为中共浙南特委，后来这支游击队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

我军渡江后，势如破竹，浙南国民党各县自知大势已去，纷纷向这支游击队投诚，我们地委到达杭州时，得知各县已为地方游击队接管。中央指示，浙南游击队长期坚持地方武装斗争，熟悉情况，应依靠当地干部开展工作，决定任职方面，当地干部任正职，南下干部任副职；政策方面，出了问题，南下干部负主要责任；团结搞不好，由南下干部负责。那时浙南丽水山多田少，群众生活非常困苦，而且语言不通，当地干部很少，我们带去的南下干部根本不够用。国民党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纠结起来，专门袭击南下干部，几个县政府都曾被敌人包围过。当时我任丽水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不久又担任丽水地委副书记，我们剿匪反霸，在农村减租征粮，培训干部，建立了乡政府，工作千头万绪，备尝艰辛。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