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元朝的历史长河中，1313 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份。这一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诏恢复科举，史称 “延祐复科”。这一举措，宛如一道曙光，照亮了当时的社会，为元朝的人才选拔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在元朝的历史长河中，1313 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份。这一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诏恢复科举，史称 “延祐复科”。这一举措，宛如一道曙光，照亮了当时的社会，为元朝的人才选拔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元朝前期，科举制度处于停滞状态。蒙古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后，初期更倾向于通过世袭、推举等方式选拔官员 ，这使得大量贵族子弟仅凭出身便能轻易进入仕途，而普通知识分子，尤其是汉族士人，他们的晋升之路却被重重阻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逐渐稳定，经济也有所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恢复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元仁宗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汉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深知科举制度对于选拔人才、稳定统治的重要性，决心推行汉化政策，恢复科举便是其中关键的一步。
延祐复科的过程严谨有序。皇庆改元（1312 年），元仁宗任命王约为集贤大学士，采纳其建议，在法令中明确恢复科举。皇庆二年（1313 年）十月，皇帝要求中书省讨论并实施科举事宜，同年十一月十八日，正式颁布诏书，宣布恢复科举。延祐元年（1314 年）八月二十日，全国范围内举行乡试，共选拔出三百名优秀人才。延祐二年（1315 年）二月，这些通过乡试的人才在大都参加会试，最终选出一百名优胜者。随后在三月七日，这百名考生在大都皇宫进行殿试，最终录取包括护都答儿、张起岩在内的五十六人为进士 。此次科举遵循唐宋传统模式，特别强调朱熹的思想体系，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科举考试者的指定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科举考试者增试科目的指定用书，这一变化最终确定了程朱理学在今后 600 年里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
从 1315 年到 1368 年元朝退回草原，三年一次，元朝一共举行了 16 次科举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 1139 人 。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正副榜 284 人，总计为 1423 人。
延祐复科的影响是多方面且深远的。对于汉族士人而言，这是他们重获正常晋身途径的重要时刻，自蒙元灭金、宋后，科举废弃，“延祐复科” 距离宋亡 36 年，距离金亡更达 81 年，如今他们终于有机会凭借自身才学进入仕途，实现抱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从文化层面来看，科举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理学在元朝的传播和发展，使得更多人深入研习儒家经典，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在官员选拔方面，通过科举选拔出的人才，为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人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他们进入官场，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行政效率，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
在 1315 年，元仁宗又推行了一项重要举措 ——“延祐经理” ，旨在清查江南土地、抑制豪强兼并。这一举措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在元朝时期，江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但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量土地被富豪、诸王和寺观等隐匿，导致 “强者田多税少，弱者产去税存，赋役不均”，这不仅使得普通百姓生活困苦，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元仁宗希望通过清查土地，重新登记田亩数量，作为征税依据，从而增加财政收入，缓解社会矛盾。
延祐经理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官府出榜示民，限 40 日内，百姓需赴官府申报本户所有田土亩数，重新登记，作为征收租税的依据。若有欺隐，许知情者告发，依法论罪。比如，若有人隐瞒土地，一旦被查实，将受到严厉惩处，而告发者则会得到相应奖励 。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延祐经理却遭遇了重重阻碍，执行不力的问题十分突出。各级官吏贪刻，他们与地方富豪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官吏们为了谋取私利，以无为有，妄增亩数，使得许多百姓平白无故地增加了赋税负担；而富民则通过贿赂官吏隐瞒田产，逃避应缴的税款。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逼死人命、拆毁民屋、发掘民墓以虚张顷亩之事，百姓苦不堪言，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最终，延祐经理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变，其中以江西赣州蔡五九起义最为典型。1315 年四月，江西宁都州民蔡五九聚众起事，当地受害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迅速壮大。七月间，起义军两次包围州城，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八月初，元军虽然暂时破围，但蔡五九退入山中后称王，继续抵抗。不久，蔡五九移兵攻汀州路宁化县，福建为之震动。九月，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力剿捕，蔡五九最终在石城被擒杀，起义失败。但此次起义给元朝政府敲响了警钟，元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1318 年，又下诏罢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因民众反抗，亦曾诏免新税 。
延祐经理的失败，给元朝的统治带来了诸多影响。它不仅未能实现增加财政收入、抑制豪强兼并的初衷，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削弱了元朝政府的公信力，使得百姓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元朝后期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武仁之约” 的背后，有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背景。1307 年，元成宗铁穆耳病逝，因其独子皇太子德寿早亡，皇位出现空缺 ，一时间，朝廷局势波谲云诡，各方势力暗流涌动。海山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右丞相哈剌哈孙当机立断，趁皇后卜鲁罕不备发动大都政变，控制了局势。然而，爱育黎拔力八达深知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登基为帝，于是率先拥护镇守和林的哥哥海山为帝。海山在元上都顺利登基，成为元武宗 。元武宗念及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自己登基过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册封其为皇太弟，并相约 “兄终弟及，叔侄相继”，也就是说，等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要将皇位再传回给元武宗的儿子，这一约定史称 “武仁之约”。
然而，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却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一边是与兄长的约定，一边是自己对儿子的舐犊之情以及太后答己和权臣铁木迭儿的极力劝说，他在亲情、权力和承诺之间艰难徘徊。最终，在 1319 年，元仁宗还是没能坚守住与兄长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不仅如此，他还将元武宗的长子周王和世琜外放镇守云南，次子图帖睦尔放逐海南岛，将他们远远地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元仁宗违背 “武仁之约” 的行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引发了严重的皇室矛盾。元武宗旧臣们对元仁宗的背信弃义感到无比愤怒，他们心中对元武宗的忠诚和对约定的坚守瞬间被点燃，纷纷站出来拥护周王和世琜，一场叛变就此爆发。尽管这场叛变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和世琜并没有因此丧命，他逃到了察合台汗国。在那里，他虽远离了元朝的政治中心，但心中对皇位的渴望以及对元仁宗的怨恨却与日俱增，这无疑为后续的皇位争夺埋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此后，元朝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政治混乱及宫廷斗争，皇位更迭频繁，各方势力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明争暗斗，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政治局势愈发动荡不安。 例如，后来泰定帝病逝后，丞相倒剌沙拥立七岁的阿速吉八为帝，是为天顺帝，而元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却不认同天顺帝的合法继承，自己也登基为帝，是为元文宗，两都之战随即爆发，天顺帝最终被杀。在元文宗登基为帝的同时，他的哥哥元武宗长子和世也宣布继位，是为元明宗，元文宗表面上表示愿意退位，奉兄为帝，结果在俩人相会于上都之南时，元文宗竟毒杀了自己的哥哥元明宗 ，自己成为唯一的皇帝。这些残酷的争斗，都是元仁宗违背 “武仁之约” 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果的延续，严重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元朝的衰落。
延祐年间，元仁宗推行的这些举措，在元朝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世带来了诸多启示。
延祐复科为元朝选拔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他们进入官场后，为元朝的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理学的传播，使儒家思想在元朝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元朝的统治。这启示我们，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重视人才培养和选拔，能够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应该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才选拔机制，让有才能的人能够脱颖而出，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延祐经理虽然初衷是为了清查土地、抑制豪强兼并、增加财政收入，但由于执行不力，最终引发民变，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这警示我们，政策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政策的有效执行同样关键。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确保政策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要加强监督和管理，防止出现贪污腐败、执行偏差等问题，确保政策能够真正惠及百姓，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元仁宗违背 “武仁之约”，引发皇室矛盾，导致元朝政治陷入长期混乱，严重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元朝的衰落。这告诉我们，内部团结稳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无论是一个家族、一个团体还是一个国家，都应该遵守承诺，维护内部的和谐与团结。在处理权力继承等重大问题时，要遵循既定的规则和约定，避免因个人私利而破坏整体的稳定，只有保持内部的团结统一，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延祐年间的这些历史事件，是元朝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它们相互关联，共同影响着元朝的命运。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深入研究和反思，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元朝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