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切源于它取消了丞相制度，转而设立“内阁”。这一设计的畸形，导致许多士大夫从政治精英转变为封建官僚。“政治与官僚”之间的关系，犹如“沃柑与橘子”的关系。虽然所做的事情相似，结果也看似相同，但本质上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明朝，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切源于它取消了丞相制度，转而设立“内阁”。这一设计的畸形，导致许多士大夫从政治精英转变为封建官僚。“政治与官僚”之间的关系，犹如“沃柑与橘子”的关系。虽然所做的事情相似，结果也看似相同，但本质上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政治充满了崇高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强烈而宏大的愿景——生存的意义、要完成的使命、以及追求的终极理想。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个人利益。而官僚则没有那么“伟大”，基本上遵循一个字：“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确保在任期间，朝堂不会出乱子；二是确保卸任后，没人会找自己麻烦。简单来说，政治家是为事业而奋斗的，而官僚则是混日子的。

明朝的典型代表人物便是张居正和申时行。张居正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中，雷厉风行地推动改革，凭借一己之力将万历朝推向了鼎盛。正因为他在干事，必然触动了一些利益集团，因此张居正也未能逃脱政治家的厄运，死后遭到清算。张居正一死，明朝的政治精英阶层彻底瓦解，随之进入了一个封建官僚的时代。在这个官僚体系中，申时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巅峰。

当万历登基时，明朝早已是一片狼藉。他的祖父嘉靖帝是个聪明的人，15岁即位，和一群人斗智斗勇45年，勉强维持了局面。然而，到了万历“掌舵”时，明朝在48年中没有一天安宁。内有宁夏、播州叛乱，外有倭寇、蒙古的挑衅。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按下葫芦起了瓢。然而，前二十年却是万历最为省心的岁月。前十年，有张居正开路先锋；后八年，有申时行在背后支撑。这段时间，万历的统治虽然谈不上大治，但整体上没有出现大乱。每一次危机都能平安渡过。

管理学上有一个“白熊效应”——压力越大，反弹越强。张居正在世时，推行“一条鞭法”，对内实施“考成法”，他的强势与深思熟虑，使得包括皇帝、大臣、百姓在内的明朝人民都感到压力重重。皇帝、大臣、后宫、外戚、储君五股势力，犹如一群长期圈养的家犬。张居正一死，所有的压力瞬间消失，这些人如同挣脱铁链的“疯狗”，立刻疯狂反弹。王朝内部的矛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万历头十年，王朝忙于发展，许多问题未能及时思考，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但也埋下了大量矛盾。万历十一年之后，明朝的主要精力几乎都放在了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上。张居正死后，首辅变成了张四维。张四维愚蠢地采取了“清算”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搞出了臭名昭著的“倒张运动”，结果难以收场。最终，还是申时行出面，才将这个烂摊子收拾干净。

申时行的厉害之处在于，如果不看他的仕途履历，完全无法感知他是首辅的存在。1562年，他通过科举入仕，1577年入阁，1584年成为首辅，1591年辞官归乡。入行到入阁用了15年，入阁到首辅用了7年，进步速度堪称火箭般迅速。论辅政时长，他辅政8年，放眼整个明朝，稳稳当当排进前十（杨士奇21年、严嵩15年、胡广11年、万安10年、张居正10年、夏言6年、徐阶5年、高拱5年）。更为奇怪的是，堂堂帝国的“常务副皇帝”，在明朝却是一个“黑户”。翻阅明代资料和他的私人笔记，除了《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登科录》中提到他父亲是富商申士章，母亲是王氏外，再无其他资料，仅限于野史记载。嘉靖十四年，富商申士章邂逅尼姑王氏，两人相爱并生下一个孩子。由于身份限制，孩子无法进入申家大院，申士章将孩子托付给朋友——苏州知府徐尚珍收养，并取名徐时行。嘉靖四十一年，徐时行（申时行）28岁，进京师会试当晚，徐尚珍告诉他：“你不是我亲儿子，而是我朋友申士章的孩子，考取功名后，吏部统计家庭成员信息时，记得改回，叫申时行。”即便是贩夫走卒也有姓甚名谁，而堂堂宰辅却不知高姓大名。极度真诚的人往往是最可怕的。这样的人，任何人都无法对付。他以明牌的方式去筛选世界。之所以敢如此，是因为他明白：真正的力量不是套路和诡计，而是强大的执行力和高维度的认知。

申时行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即便在科举成名后，他一方面将自己的信息“全部抹掉”，另一方面在待人接物上却表现出极大的诚意。进入庙堂后，申时行立刻展示出他高超的官僚技能——真诚。作为新科状元，想要拉拢他的人不在少数，但申时行拒绝了所有的橄榄枝，专心致志于学问，主动为小皇帝朱翊钧当侍讲，以至于大家都认为，朝廷钦点的状元是不是傻子。申时行这种态度，非但不傻，反而基于对时局的清晰判断。嘉靖晚年到隆庆初期，庙堂暗流涌动。徐阶、严嵩、高拱这伙人每天都在“擦枪走火”的边缘。七品升五品，五品变庶民，朝夕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一届的“官迷”，有人加入徐阶阵营，有人依附严嵩，有人投靠高拱，结果是死的死、贬的贬、发配的发配。

朝中新人所剩无几后，1573年，朱翊钧摇身一变成了万历，张居正由帝师变为首辅，申时行也迎来了属于他的人生大运。申时行这一生，做了不少事情，但似乎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就。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冷处理“国本之争”。万历为了心爱的郑贵妃，已与群臣到了决裂的地步。申时行采取了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首鼠两端”。当着万历的面，他痛骂群臣不懂体恤圣心，极力支持万历的决定；而在群臣面前，他又痛斥万历糊涂，摆出一副恪守祖制的正直形象。在稳住两边后，他以首辅身份化身正义，颁布了一条规定，为群臣划定了两条工作红线：一是每个人发表朝政见解，仅限于自己分工范围内，不得跨领域随意发表；二是下属上疏发表意见，各部、司、院、道负责人要亲自把关，“择优”上疏皇帝。令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听其长择而献之，不得专达。帝甚悦。

申时行这一方法，堪称一绝。其实，让人闻风丧胆的明朝言官并不是什么大官，基本都是一些无欲无求无畏的“愣头青”芝麻官。这些人要么升不上去，要么天生“愤青”体质，喜欢用“乱咬”的方式，输出内心的情绪价值。真正的在位者，必然是皇上金口玉言，点名提上来的。他们是真正的文官集团。内心倾向于皇上的人，或者有求于皇权，未来为自己谋取进一步升迁的空间。申时行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拉近皇帝与文官之间的关系，把言官“直怼”皇帝的压力，分摊给他们各自的上司。此招一出，在他辅政期间，朝堂“乱咬”的现象几乎绝迹。如果说张居正是刚猛的理想主义者，那么申时行则是柔弱的现实主义者。这种柔弱并不是性格的懦弱，而是申时行对明朝的两个本质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一、首辅的最大任务，是促进文官与皇帝之间的互信与和谐；二、明朝最大的问题，是朱元璋为了解决王朝问题而设立的言官体系，已经成为阻碍王朝发展的最大障碍。为此，他必须牺牲士大夫所重视的一些原则，扮演一个“和稀泥”的老油条，以弥合文官与皇帝割裂的君臣关系。如此，庙堂可安。

不得不说，在官僚化的明朝，申时行无疑是绝世高手“风清扬”。一个政治上的幽灵，官场上的鬼才。似乎什么事都没做，似乎又做了所有的事情。

来源：厚德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