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管你喜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你都不能回避他——如果你对俄罗斯还有一点兴趣的话。这本随笔集中很多次地谈及俄罗斯的民族性问题，在 19 世纪这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如果回头看，很庆幸，他们有大约一百年左右的时间，相对深入地去思考“自

不管你喜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你都不能回避他——如果你对俄罗斯还有一点兴趣的话。这本随笔集中很多次地谈及俄罗斯的民族性问题，在 19 世纪这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如果回头看，很庆幸，他们有大约一百年左右的时间，相对深入地去思考“自我”。其中涉及斯拉夫主义，上帝，贵族与平民，解放与奴役，西欧派，迷失的偶像与倒掉的灯塔……种种，因为有时间的纵深，所以他们可以更充分。

这个思考过程最终并不是因为“自我”被放大而结束，而是因为 1917 年革命而终结。很难说是幸或不幸。

这些思考，总的来说是迷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例外——哪怕是他的货真价实的民粹主义，也是迷人的；他所不喜欢或者讨厌的另外一些思考者，也是迷人的。

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交代》一章分享给读者。

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交代

[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白春仁译

我被要求讲出我所知道的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和那些星期五常去他处聚会的人的一切情况，也就是要我供出事实和我个人对于这些事实的看法。我考虑了一下对我的初审情况，认为是要我明确地回答如下问题：

（1）彼得拉舍夫斯基一般为人的特点如何，作为政治人物的特点又如何？

（2）我所参加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晚间聚会情况如何？我对聚会的看法如何？

（3）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群是否有什么秘密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是否对社会有害？在何种程度上有害？

我从未与彼得拉舍夫斯基过从密切，虽然常去参加他的“星期五”聚会，他也来拜访过我。我与他只是一般相识，对这种关系并不格外珍视，因为我们无论在性格还是在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上都无相近之处。因而我与他的交往仅限于礼尚往来的范围内。也就是每月看一次，有时次数更少。我没有任何理由完全与之绝交，再说参加他的“星期五”聚会有时也颇有趣。

彼得拉舍夫斯基性格中有许多古怪奇特之处令我惊讶。甚至我们得以相识，也因为他一下子就以自己的一些怪异举动引起我的好奇心。但我并不常去他那儿。有时我半年多不去一次。今年冬天从 9 月份算起，我去了不超过八次。我们的关系从来不很密切，我想，从结识以来两人面对面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从未超过半小时。我甚至能断定，他到我这儿来是出于礼节上的需要，但比如说要与我长谈，他会感到不耐烦。我也差不多一样。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在思想与性格上一致之处太少了，我们双方都害怕与对方长谈，因为说不了几句就会吵起来，对此我们都厌倦了。

我觉得，我们的相互的印象是一致的。至少我知道，我之所以常去参加他的“星期五”聚会，与其说为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和这些聚会本身，不如说是为了见到一些我所喜欢的人。我虽然认识他们，但极少有见面机会。不过我一向把彼得拉舍夫斯基看作一个诚实和高尚的人而心存敬意。

认识或听说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许多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议论他的古怪和奇异，甚至凭这一点给他下结论。我几次听到这样的观点，说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才智多于理智。的确，他有许多古怪之处很难解释。常有这种情况，你在街上碰见他，问他去哪儿，干什么，他会回答出非常奇怪的话，讲一通他刚才去实施的什么古怪的计划。你听后甚至不知道该对此事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作何感想。为一件毫无价值的小事，他有时会忙得不可开交，仿佛这关系到他的全部财产。还有时急着去哪儿，想用半个小时结束一件须得两年才能办完的事。他是个整天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人。他博览群书，尊崇傅立叶的体系，并作过详尽的研究。除此之外，尤其爱钻研法学。这就是我关于他这个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依据的是不足以完全确切判定个性的不完整的材料，我再重复一遍，因为我与他从来没有过太亲近的关系。

很难说彼得拉舍夫斯基（从政治上看）有自己某种特定的一套见解，对政治事件有什么特定的看法。我发现他始终只遵循一个体系，而这也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傅立叶的。我认为，正是傅立叶妨碍他以独自的眼光看待事物。并且，我可以肯定地说，彼得拉舍夫斯基远没想到能把傅立叶的体系很快运用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去。对这一点我一直深信不疑。

每逢星期五去他处聚会的，几乎都是他要好的朋友和老相识，至少我这么想。虽然也出现过新面孔，但据我观察，这种情形很少见。这些人里，我熟识的只是极少一部分。有些人只是因为一年中有过三四次交谈才相识。还有许多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客人，我几乎根本不了解，虽然与他们在“星期五”聚会已有一两年了。尽管我并不很了解所有的人，但也留心听到一些见解。所有这些见解大多是众说纷纭，互相矛盾。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里我没看出任何的一致、任何的派别和任何共同的目的。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哪一点还是在哪一个确定的题目上，都找不到任何三个人是看法一致的。因此相互之间总是争论不休，意见总是互相矛盾。其中的一些争论我也参加了。

但在说出我参加这些争论的原因和谈过的题目之前，我想就对我的责难说几句。事实上，我至今还不知道给我定的罪名。我只被告知，我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众人交谈，言辞中带有自由思想，还有，大声朗读了文学书简《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通信》。凭良心说，迄今为止世上对我来说最难的事，就是确定什么是“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者”。怎么理解这个词呢？是言论有违法律的人吗？我见过一种人，他们把承认自己头疼当成违法的事。但我也知道另一种人，他们随便在马路上就会把什么都说出来。谁能看见我心里想什么呢？谁能判定我是如何不忠诚，如何有害，如何反叛呢？这一判定是依据多少事实呢？很可能仅凭我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说的几句话。我讲过三次话：两次谈的是文学，还有一次也绝非谈政治，讲的是个性和人的自私。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话里有什么政治内容和自由的思想，也想不出我什么时候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把真实的我和盘托出。我了解自己，如果罪名是基于脱口而出、被记在纸片上的只言片语，那么我并不怕这种罪名，尽管这是最可怕的定罪法。因为抽取几句没头没脑的话，不管指的什么，匆忙间听到，匆忙间理解，而往往是根本没听懂就匆忙记下来，这样做是最有害、最草率也最不公正的。但我重复一遍，我了解自己，所以并不害怕这种罪名。

是啊，如果向往美好事物便是自由主义，便是自由思想，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我是个自由思想者。如果任何一个人在自己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有权当个公民，有权报效自己祖国，因为他心里满怀对祖国的热爱，知道自己任何时候都不会损害国家，如果这样的人都被当成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那么向往美好事物，究竟是可以允许的还是不能允许的呢？不妨让人揭发，看我是否挑起愤怒和仇恨，向往用暴力和革命犯上作乱，达到变天。但我不怕揭发，因为世上任何的告密都不能对我有所损益，都不能改变我的为人。我是公开谈论了那些别人认为应该缄口不谈的事，他们这样做并非害怕说出什么反对政府的话（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点！），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这种事已不习惯大声谈论了。难道我的自由思想就表现在这里吗？害怕讲话对我来说向来是一种侮辱，这对政府也是一种侮辱而不是一件乐事。是啊，为什么守法的人要为自己和自己的言论担惊受怕呢？这意味着认为法律不足以保护个人，为了一句闲话，言辞不慎就能丢掉性命。但我们自己为什么弄得人人作茧自缚，听到公开坦率的话，似乎是毫不隐讳地申说意见，就看成是一种怪异之事呢？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对政府开诚布公，对我们自己有益得多。我们看到我们大家都下意识地惧怕什么，心里总是很难受。

比如，在一个公开场合聚到一起，我们会相视而存有戒心，皱着眉头，左顾右盼，提防着什么人。再如，某人谈起政治来，那一定是低声细语，一副十分神秘的样子，尽管他的思想离共和国还有千里之遥，如同离法国那么远。有人要说：“我们这儿没有人上街示威大喊大叫，这很好么！”毫无疑问，谁也不能反对这一点。但过分的沉默与恐慌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一层阴影，它使一切变得没有乐趣，没有温暖。尤其让人沮丧的是，这种阴影本是虚假的，因为这种恐惧全无来由（我相信这一点）。这种忧虑无非是我们的臆想而已，是我们自己以神秘和疑虑陡然令政府感到不安。由于这种紧张关系往往弄得小题大做，很普通的话，大喊大叫地讲，分量就重得多；而事实本身有些怪异竟会变得非常严重，也就可能归咎于不相干的（不平常的）原因，而不相信真正的（平常的）原因。我总是相信，自觉的信念要比无意识的、不稳定的、摇摆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动摇的见解要坚定些，好些，而思想不是沉默不语就能“等到”或“悟出”的。我们自己总是避免妄下断语，总是凑到人堆里去讨论，否则就会在离群索居中僵化。出现这种情况是谁的错呢？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从来都这么看。

虽然我举例谈到了我们的社交谈话情况，不过我本人远不是个大喊大叫的人，了解我的任何人都会这么说。甚至与好友我也不愿夸夸其谈，我的好友也不多。在生人面前更不用提了，我素来少言寡语，不善交际，认识的人很有限。我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工作，以维持生计；另一半时间总是患病，抑郁症经常发作，折磨我已经快三年了。还剩下很少的一点儿时间，用来读读书和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留给朋友和熟人交往的时间少得可怜。如果说我现在写这些来说明，我不是一贯地以缄默达到隐瞒，那么我的目的是想说出自己的信念，而绝非为自己辩护。如今说我犯了什么罪呢？是说我谈论政治、西方和书刊审查制度吗？可是在我们这时代谁没说过、没想过这些问题呢？如果我没有权利说出我个人的意见，没有权利不同意某种自认为权威的意见，那么我过去上学干什么，科学唤起我的求知欲干什么呢？西方出现一片可怕的景象，上演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若干世纪以来的秩序发生了崩裂，遭到破坏，社会根基每时每刻都有塌陷的危险，并将埋葬整个民族。三千六百万人每天都仿佛把自己的整个未来、财产、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当作赌注！这幅画面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关注、好奇心、求知欲吗？还不足以震撼人心吗？而这正是那个给了我们科学、教育和欧洲文明的地方，这幅景象正是一种教训！最后，这还是历史，而历史是未来的科学，在这之后，难道可以怪罪我们这些受了一定教育因而激发求知和治学欲望的人，不应该有兴趣偶尔谈谈西方，谈论一些政治事件，读点当代的书籍，关注西方的动态，并尽可能地加以研究吗？难道可能怪罪我，不该认真地看待极度不幸的法兰西痛苦面对的危机，不该认为这一危机可能是法国人民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历史危机，是一种过渡状态（现在谁能解决它？）而最终会导致一个美好的时代？我关于西方和关于革命的自由思想，从未超过上述的见解和想法。但就算我谈论过法国的政变，就算我斗胆议论过当代的事件，是否能据此说我是个自由主义分子，说我主张共和思想，说我反对专制制度，说我在挖它的墙脚呢？不能！我从来都认为，在俄国实行共和制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在这方面的想法。再说，这罪名与我的整个信念和我所受的教育是背道而驰的。我或许还能说明一下西方的革命和那里当代危机的历史必然性。那里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来，社会与权威，与异族文明的征服、强制和压迫之间进行着一种最顽强的斗争。而我们呢？我们国土的形成便与西方完全不同！我们历史上的事件，例如在眼前：（1）俄罗斯被鞑靼人打败是由于权威的削弱和瓦解。（2）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一塌糊涂，这个共和国在斯拉夫土地上实验达数世纪之久。最后是：（3）靠了权威和专制的努力，俄罗斯两次得救：第一次是从鞑靼人统治下，第二次是彼得大帝改革时，仅凭对自己伟大舵手亲情而童稚般的信任，俄罗斯便获得了向新生活剧变的机会。所以我们当中有谁会想搞共和呢？即使改革不可避免，那么就连那些向往改革的人也非常清楚，这种改革应该来自权威，甚至在那时权威更须加强，否则就会以革命的方式发生。我不认为俄罗斯会有爱好暴乱者。历史上的例子众所周知，而且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虽然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后我记起了自己重复多次的话：从彼得大帝时起，俄罗斯出现的一切好东西，都是自上而下地来自帝王，而来自下层的迄今为止除了固执和无知，再没有别的。许多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这种看法。

我谈到了书刊审查，说它现在过于严格，并对此有所抱怨。因为我感觉到这里产生了某种误会，因而产生了对文学来说太紧太严的规定。使我难过的是，作家的称号为某种不祥的怀疑所损害。书还没写出来，书刊审查就把作家看成了政府的天然敌人，带着明显的成见查看他的手稿。我痛心地听说，有的作品被禁不是因为从中找到了什么自由主义思想，什么不道德的东西，而是因为别的。比如：中篇或长篇小说的结尾过于悲惨，展现了过于黑暗的画面，尽管这一画面没有责难或影射社会上的任何人，尽管悲剧本身的发生完全出于偶然和外在的原因。可以叫人查遍我写的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一切东西，可以叫人查遍已出版作品的手稿，看它们在送交审查前的原样，在其中能找到一句话是不道德和反对现行制度的吗？然而我的作品却被查禁，原因就是画面描绘得过于阴暗了。但他们何尝知道，作品被查禁的作者会陷入多么困苦的状况！他看到自己必须再苦坐三个月，比断粮的还受罪，因为苦干才能给我生存所需要的钱。而且，不仅如此，在困苦、难过甚至绝望中（撇开钱的因素不说，看到自己喜爱的，为之付出劳动、健康、心血的作品因为误会和怀疑而被禁，确实痛不欲生）还得找出许多轻松而愉快的时刻，好写出光明的、玫瑰色的、令人开心的作品来。而且非得写出来不可，因为需要生存下去。就算我说过，抱怨过（而我的抱怨其实很少），难道便可以说我是自由主义分子吗？我抱怨的又是什么呢？是误解。具体地说，我竭尽全力要证明，每个作家事先就已被怀疑，被不理解、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我还责怪文学家本人不设法消除这种致命的误解。说是致命的，因为文学在这种紧张的状况下无法生存。一些艺术门类也一定会整个地消失了，因为讽刺、悲剧不能再存在下去。现在这种严格的书刊审查，使格里鲍耶托夫、冯维辛甚至普希金这样的作家都不能存在了。讽刺作品要嘲讽罪恶，并且往往是以善行伪装的罪恶。如今哪里可能有什么嘲讽呢？书刊审查官到处都能看到暗示，怀疑是否影射什么人，是否偏激，作家是否暗指某人，是否暗示某种秩序。我看见书刊审查官在我的和别人的手稿中找到的认为是危害社会而不能刊出的东西，常常忘记了难过反而哈哈大笑。我笑的是，除书刊审查官以外，现在任何人都不会产生这类的怀疑了。在最无辜最纯净的话里，居然怀疑有最罪恶的思想。看来正是审查官出于恐惧和怀疑，自己编造出这种想法，自己想象出这种想法，自己给它抹上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色彩，紧张地去搜寻他脑海里这个永恒不变的想法，而最终把它与令其畏惧的作家无辜的原话一起毁了。似乎掩盖了生活的罪恶和黑暗，就能叫读者相信世界上没有这些东西。不会的！就算在读者面前不停地掩饰掉这些，作者也隐瞒不了这个阴暗面，只会使读者觉得你不诚恳、不真实。再说，难道能写清一色的光明吗？没有阴暗，光明的一面何以见到呢？一张图画可能没有明暗变化吗？我们懂得“光明”只因为有“阴暗”存在。有人说：你只写勇敢和高尚好了。但没有罪恶我们便看不出高尚：善与恶的概念本身的出现，就是因为善与恶常是共生同在的。可是只要我打算把无知、罪恶、舞弊、傲慢、暴力搬上台去，审查官马上就会怀疑我，以为我是概无例外地否定一切。我并不主张描写罪恶和生活的阴暗面！这两者我都不喜欢。我谈到这些全出自为艺术的考虑。

当我看到并最终确信，文学与书刊审查之间发生了误会（仅仅是误会，再无其他）之后，我抱怨过，我祈祷过，希望这可悲的误会快点过去。因为我热爱文学，而且不能不关心它的利益；因为我知道，文学是人民生活的一种表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随着教育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新概念，它们需要界定，需要找到俄文的名字，这样才好传达给民众。因为在这里民众不能给它们想出名字来，再说文明也并非来自民众，而是从上面推行的。能给它们叫出名字的，只有那个比民众更早接受文明的圈子，即社会的上层，受过教育而能接受这些思想的阶层。是谁能赋予新思想以相应的表述而使人们接受呢？除了文学，还能有谁！如果人民不理解彼得大帝的改革想要他们做什么，改革就不会在民众中那样容易接受。彼得大帝时期俄语是什么样子呢？是一半俄语一半德语。因为俄国生活里掺进一半德国的生活、德国的观念、德国的习惯。但俄罗斯人民并没有说德语，所以在彼得大帝之后出现罗蒙诺索夫不是偶然的。没有文学，社会是不能存在的，可我看到文学正在衰落。我要再次重复说，文学与书刊审查之间发生的误解，令我不安和痛苦。我是说过一些话，但说的只是要和谐，要联合，要消除误解。我没有挑拨周围的任何人，因为我有信心。而且我只是同最亲密的朋友，和文学同事谈论过。这难道算是有害的自由思想吗？！

我的一个罪名是：有天晚上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我读了“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通信”。是的，我读过它，但可以让举报我的人说说，我在通信双方中可曾倾心于哪一个？让他回想一下，在我的议论中（我当时没有发表议论），甚或在声调中，在朗读时的手势中，可曾表现出我在通信双方中更多地倾向某一方？当然，他说不出来。别林斯基的信是过于奇特，以至引起我的同情。责骂只令人反感，没有吸引力，整篇信充满了责骂，怒气冲冲。最后，整篇文字是一个缺乏论证的典型。这个缺点是别林斯基在自己的评论性文章里一直未能摆脱的缺点，而且随着他在病中精力和体力的消耗，表现得更加严重。这些信写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那时他在国外。有一段时间，我曾与别林斯基来往密切。他作为个人，是极为杰出的。但夺去他生命的疾病，甚至把他这个人也给毁了。疾病使他的心灵变得凶狠、冷酷，使他心中充满了愤怒。陷于病态和紧张之中的想象力，把一切给无限地夸大了，展现出一些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的东西。他身上突然出现了健康时绝没有过的缺点、毛病，于是也出现了极易触怒的狭隘的自尊心，在他供职的杂志社，他在病中工作得非常少，编辑部对他有所约束，已不允许他写作太有分量的文章。这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在这种心境下他写了致果戈理的信。在文学界，非常多的人都知道别林斯基去世前一年我与他的争吵和最终的分手。我们之间争执的原因也是人所共知，源于对文学和文学倾向的看法。我与他的观点正相反。我批评他硬要给文学安排一个微不足道的个别的使命，把文学降低到只是描写一些报章逸事和丑闻，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我反驳他的理由正是：靠愤怒不能吸引任何人，如果在街上碰到谁就抓住人家的衣服前襟，强行宣传和教训一通，只会令所有的人都感到极端厌烦。别林斯基生了我的气，最后是由关系冷淡发展到公开争吵，因而在他生前最后一年我们根本没见面。我早就想看到这些信。在我眼中，这些信是相当精彩的文学史料。无论别林斯基还是果戈理，都是很杰出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令人关注，对于我这个认识别林斯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彼得拉舍夫斯基偶然发现我手中有这些信件，就问：“这是什么？”我当时没时间给他看，就答应“星期五”聚会把信带到他那儿去。既然是我主动答应的，当然就得信守诺言。我读这篇文章是把它作为文学史料，我坚信它不会对任何人产生诱惑作用，尽管其中也不乏某种文学上的精彩之处。至于我，从根本上就不同意其中任何的夸张之词。那么现在请设想一下，我会去读一个因思想不同而与之发生争吵（这不是秘密，许多人都知道）的人所写的信，同时把这信当作典范，当作效法的楷模吗？况且信是在卧病中，在智力和精神都不济的情况下写的。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错就错在不该宣读这篇文章，但当时我没有想到。因为根本料不到会因此获得罪名，没料到自己会有什么过失。出于对这个人的尊敬，他已去世了，曾经是个很杰出的人，许多人对他怀有敬意，因为他的某些文学美学文章，写得真是深谙其道，最后也出于我们因思想不同发生争论而引起的微妙感觉，而这场争吵是许多人都清楚的，我才宣读了“通信”，没作任何评论，也没掺杂任何感情。

我提到了我谈过政治，谈过书刊审查等等。其实我说这些是多余的，只能不利于自己。我是想表明我的思想状况。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我从未谈过这些东西。在他那儿只讲过三次话，或更确切地说是两次。一次是谈文学，就克雷洛夫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争论起来，另一次谈到个性和自私。总的来说，我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在有陌生人的场合不爱大声说话。思想方式和我整个人是什么样子，只有很少的好朋友才了解。我总是远离激烈的争论，为能得到安静，我甘愿让步。那次我是被迫参加文学争论的。我这方面的想法是，艺术不需要什么倾向，艺术本身自为目的，作者只需关心艺术性就行了，思想自然而然会来，因为它是艺术性的一个必备条件。总之，很清楚，文学的方向与报纸和消防是截然相反的。许多人也都知道，我持这一看法已有数年了。最后，所有当时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人都听到了我们的争论，大家都能证明我说了什么。争论的结果是，我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关于文学的看法原来是一致的，起初我们互相没有理解。得出的这一结论，所有人也都听到了。最后我还发现，整个争论部分是由自尊心引起的，因为我有一次怀疑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否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了解。至于第二个题目：关于个性和自私，我是想证明，我们之间更多的是自负，而不是真正的人的尊严；我们自己由于庸俗的自负，由于自私和盲目陷入了自我贬低的境地，使人格变得卑微。这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问题。

我说过，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聚会的人们中，无论在想法还是在倾向上，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仿佛这是一场大争论，只消开场就永无终结。人们来聚会就为的参加这种争论，为的争个没完没了。因为每次散会时都准备下次振作精神，继续争论；人们感到想说的很多，这次连十分之一都没说出来。

若没有争论，来彼得拉舍夫斯基处会非常无聊，因为只有争论与矛盾才能把这些性格迥异的人聚拢到一起。谈话是海阔天空，却没什么专门题目；交谈的情况很平常，同任何的偶然聚会一样。

我确信这一点。如果说我有时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争论，有时去他那儿并不担心听到过激的言辞，那是因为我完全相信（至今我仍然相信这一点），一切都如同家庭聚会，都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熟人和朋友圈子里的事，并非什么公开场合。事实也正是这样。如果说现在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给予了特别的注意，那么我觉得原因是，几乎整个彼得堡都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古怪奇特，于是连他那儿的晚间聚会也出了名。而我肯定地知道，传闻夸大了它们的意义，尽管人们的议论中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更多是嘲笑，而不是恐惧。至于有时人们讲得十分坦率（不过总是取怀疑态度，而且说出的话总要引起争论），我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按我的想法，一个人激烈的见解或疑义讲出来让大家评论（当然不是在广场上，而是在朋友之间），要比憋在心里变为成见好得多。众人讨论胜过冥思苦想。真理总会显现出来，健全思想会占上风；我这样看待这些聚会，据此才有时去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而经验证明我是对的。因为，譬如傅立叶的观点最后就再也没人谈起了，因为它受到了各方的嘲笑，甚至作为一种学说也不例外。要是有谁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谈论把傅立叶的体系应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那他准遭到不留情面的当场嘲笑。

我这样说是因为相信我讲得没有错。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一群是否有某种秘密的、隐藏的目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不可能。只要看一看所有这意见分歧，所有这见解、性格、个性、专业的差异，所有这些争论，几乎要反目成仇却仍以争论告终，看看这一切并稍加思索，便可肯定地说，在一片混乱中不可能有某种秘密的隐藏的目的。这里毫无一致可言，到世界末日也不会有。虽然我不了解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群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但据我的所见判断，可以肯定地说，我不会错。现在我需要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并以这个答案来结束我的剖白。那就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不是个坏人，他对社会有多大的危害？第一次问到我这个问题时，我没能直接地回答。在回答之前我先得自己弄清楚一系列突然出现在我的头脑中的问题和疑惑，对这些问题我不能当场马上作答，需要一定的思考。因此我站着竟不知说什么好。现在经过考虑，我已明确了考虑后的想法，也明确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亦即我思考的结果。

首先，如果问我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否对社会有害，那么我理解首先指他是个傅立叶主义者，是傅立叶学说的追随者和传播者。有人曾让我看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本子，问我是否能认出笔迹。我不认得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笔迹，我们从未通过信，而且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写东西。我现在还肯定这一点。正因此，我对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傅立叶主义追随者和传播者毫无所知。我只知道他的学术见解。而且我和他很少，几乎从未进行过关于傅立叶的学术对话，因为我们一谈马上就会争论起来。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至于有什么计划和决定，彼得拉舍夫斯基从未向我透露过一点儿，我根本不知道有或没有。再说，即使有我也全然不知，他与我的关系既不密切，对我又无好感，肯定会瞒着我，一字不透（我相信这一点）。从我自己这方面说，从未想探听过他的秘密。因此，关于作为傅立叶主义者的彼得拉舍夫斯基，除了他的学术方面，我一无所知。

我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敬佩傅立叶的体系。作为傅立叶主义者，他当然不能不希望别人同情他的观点。我曾被问道：他是否培育自己的学生？他是否吸引各校的教师，争取他们，通过他们在青年中散布傅立叶主义？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我根本无法回答，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也完全不了解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秘密。我被告知，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熟人里有教师，比如托尔。但我完全不认识托尔，只在不久前才知道他是教师。至于亚斯特列任布斯基，我知道他是教师是在他谈起政治经济学之后。还有谁是教师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与托尔不仅没有亲密交往，连疏远的关系都没有，所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互相间关系如何。一句话，我对此毫无兴趣。至于亚斯特列任布斯基，我偶然有两次听他讲话，知道了他的经济学观点。我觉得他是最保守的经济学家，他赞同社会主义的程度同最严肃的学者教授也差不多。因为社会主义本身，以其批判的分析和统计为科学带来不少益处。总之，我认为亚斯特列任布斯基远不是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没什么可学的。但我要说明，亚斯特列任布斯基的为人我完全不了解。我与他从未交谈过，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也一样。对他的整个思想方式我不了解，同样他也不了解我的。总之，彼得拉舍夫斯基是怎样一个学说传播者，我只能根据猜测和想象来判定。

不过我不能凭猜测说什么。我的证词不会被当成最终的、主要的证词。但无论如何它也是证词。万一我错了呢？这会成为良心上的负担。我看过一个手稿，原来我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在这手稿上读到一句话，话里表达了要傅立叶体系尽快胜利的热切愿望。如果整部手稿都是这类的东西，如果彼得拉舍夫斯基承认了它，那当然他是希望传播傅立叶的体系。但他迄今为止是否真采取了某些行动，我不得而知。我不了解他的秘密，我想这一点最终是可以被人们相信的。谁也不能证明我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曾有过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每逢周五去他那儿，只作为一个相识的人，仅此而已。我不知道任何他的计划，而且我第一次看见这手稿，除了这一句话，我又完全不知道手稿的内容。所以，他是否做了什么或采取了什么行动，我说不出来。但请允许我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它们是我深信不疑的，经过了长时间考虑，至今没有改变。因此第一次问我他是否有罪时，我无法肯定。我知道，对审判官来说，书籍、手稿、片段谈话这些罪证是多么重要。但既然问起我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情况，那就让我讲讲对他的整个案件的看法吧。

彼得拉舍夫斯基信仰傅立叶。傅立叶主义是个和平的体系，它的精彩令人神往，他对人类之爱激动心灵。正是这种爱在傅立叶创立自己的体系时鼓舞了他。他那严整的立论使人惊讶。它之所以吸引人，不靠愤怒的抨击，而靠对人类的爱心。在这一体系中没有仇恨。傅立叶主义不要求政治的改革，他的改革是经济上的。他既不反对政府，也不反对财产，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上维克多·孔西德朗这个傅立叶主义的代表人物，庄严表示决不侵犯任何家族。最后，这是一种书斋式的体系，永远也不会普及。傅立叶主义者在整个二月政变期间一次也没上街，一直待在自己杂志的编辑部里。在那里他们已度过了二十多年，一直梦想着未来美妙的法伦斯泰尔。但毫无疑问，这个体系是有害的。首先就因为它是个体系。第二，无论它怎样精彩，仍是个乌托邦，最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但这个乌托邦产生的害处，如果允许我这样表达，更多的是喜剧性的，而不是令人恐惧的。在西方，没有哪一种社会体系，会像傅立叶体系那样受人嘲笑、冷落，引发一片喝倒彩的了。它早已死亡，它的领袖们自己没发现，他们已是木乃伊，了无生气。在西方，在法国，任何体系，任何理论现在都对社会有害。因为饥饿的无产者在绝望中不惜抓住任何稻草，而且会把任何破布当作自己的旗帜。那里是危机的时刻。饥饿把人们赶上街头。但傅立叶主义因遭到蔑视而已被人淡忘了。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甚至卡贝主义也比傅立叶主义引起了更多的好感。至于谈到我们俄罗斯、彼得堡，你只要在街上走上二十步，就会相信，傅立叶主义在我们的环境里，只能存在于尚未翻开的书本中，或者在平和无争、富于幻想者的灵魂中，形式只能是田园诗或二十四曲的歌诗。傅立叶主义不会带来严重的危害。首先，即使有很大的害处，它的传播本身已是一种空想，因为传播会非常之慢。为了要真正理解傅立叶主义，就得研究它。这可是一门学问，必得读上十本书。这样的一个体系能在某一天变为普及的东西吗？能通过老师在讲台上宣传它吗？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单从傅立叶学说卷帙浩繁这一点来说就不可能！我要重复一遍，依我看，傅立叶体系不致带来严重的危害。而如果说傅立叶主义者已能对谁产生影响，那只能是对他们自己。人们大多这么看。因为对我来说，最可笑的东西莫过于任何人都不需要的活动。而傅立叶主义，以及任何的西方体系，很不适合我们这儿的土壤，不适合我们的情况，不符合民族的性格。从另一方面说，它又是鲜明的西方产物，是西方秩序的产物，那里无论如何是要解决无产阶级问题的。因此傅立叶主义及其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在我们这里显得极其可笑，要知道我们这里没有无产阶级。傅立叶主义者的活动是最不需要的，因而是最滑稽可笑的。这就是为什么据我猜测，我认为彼得拉舍夫斯基会聪明些，从未把他想得很严重，他对傅立叶充其量只不过有书斋式的尊重而已。其余的一切，事实上我只当成笑谈。傅立叶主义者是不幸的人而并非有罪的人。这就是我的看法。最后，依我看，任何一种怪论，无论它们有多少，靠自己的力量都不能坚持长久。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证据就是在法国，一年之内所有的体系接二连三地垮台，只消付诸实践就自然垮掉。考虑到所有这些，即使我知道（我再重复一遍，其实我不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不顾任何嘲笑仍要竭力传播傅立叶主义，那么我也还是不能说，他是有害的，不能说他肯定会带来危害。第一，彼得拉舍夫斯基作为傅立叶主义的传播者能有何危害，我无法理解。是可笑，但不是有害！这就是我的见解，这就是我凭良心对提出的问题所能作的回答。

最后，我还产生了一个看法不能不说，纯粹是生活方面的想法。我很久以来就有一种见解，彼得拉舍夫斯基沾染上了某种虚荣心。出于虚荣他在自己家举办周五聚会；出于虚荣他对此聚会才不感厌烦；出于虚荣他弄了很多藏书，而且愿意让人知道，他有些珍贵稀有的书。不过这些只是我的观察与猜测，因为正如我说过的，我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了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是以我所见所闻为基础所作的猜测。

这就是我的回答。我说的是真话。

来源：好奇心精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