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去后山查看蜂箱，结果一脚踩空，摔进了深沟里。等村里人找到他时，他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蜂箱，像是怕里头的蜜蜂受惊。

1988年的夏天，爷爷走了。

他是村里唯一的养蜂人，走得也像他养的蜜蜂一样突然。

那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去后山查看蜂箱，结果一脚踩空，摔进了深沟里。等村里人找到他时，他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蜂箱，像是怕里头的蜜蜂受惊。

那一年，父亲十五岁，二叔十二岁，三叔才十岁。

爷爷的葬礼很简单，村里人帮忙钉了口薄棺，埋在老槐树下。

下葬那天，奶奶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把爷爷那顶磨破边的草帽挂在了堂屋的墙上，底下摆了一碗新蒸的槐花谷垒。她说：“你爹最爱这一口，得让他闻着香味走。”

那时候，日子已经开始变了。生产队早散了，地里包产到户，有人出去打工，有人做小买卖。我们家没了爷爷，就像蜂群没了蜂王，日子一下子没了方向。奶奶没文化，除了种地，就只会养蜂。

爷爷走后第三天，奶奶便带着三个儿子进了山。

父亲背着最重的蜂箱，二叔提着炊具，三叔怀里抱着爷爷留下的旧棉袄，奶奶走在最前头。

“就是这儿。“奶奶停在一片向阳的坡地上。

这里离爷爷摔下去的山沟不远，坡上开着零星的野花，风里带着槐树特有的清苦味。

父亲放下蜂箱，发现地上还有爷爷钉的木桩——是去年秋天爷爷说要扩建蜂场时打的基。木桩上的斧痕还很新，像是昨天才砍出来的。

三兄弟跟着奶奶搭窝棚。父亲力气大，抡起斧子砍树枝，木屑溅在脸上也不擦；二叔手巧，把塑料布和茅草编成防雨的顶；三叔跑来跑去递东西，裤腿被荆棘划破也不吭声。

天黑透时，窝棚总算搭好了。

三叔饿得肚子咕咕叫，但谁也没提吃饭的事——背来的粮食得省着吃。

“睡吧。”奶奶吹灭油灯，“明早要去看蜂。”

黑暗中，父亲听见奶奶翻身的动静，还有极轻的抽泣声，像蜂箱里将死未死的工蜂在扑翅膀。他悄悄把爷爷的旧棉袄盖在奶奶身上，棉袄袖口还沾着点蜂蜜，甜丝丝的味道混着山里的夜雾，慢慢浸透了窝棚。

天没亮奶奶就起来了。她轻手轻脚掀开蜂箱，父亲立刻跟过去，看见她用手指蘸了点蜂巢上的蜜，抹在箱口的木板上。

“这是引蜂。”奶奶嗓子哑着，“你爹教的。蜂恋蜜，有蜜就有蜂。”

父亲学着她的样子，把蜜抹得匀匀的。有只蜜蜂落在他手背上，他僵着不敢动，汗珠顺着鼻梁往下淌。

“别怕。”奶奶突然说，“蜂不蛰认真干活的人。”

父亲兄弟三个虽说是一母同胞，但性格却千差万别。父亲憨厚老实，养蜂的活自然就落到了他的肩上；二叔三叔是鬼精灵，于是乎，两人便自告奋勇的承担起了卖蜂蜜的任务。

每当卖蜂蜜的时候，二叔就挎着竹篮去镇上。他专挑穿的确良衬衫的城里人兜售，嘴甜得像抹了蜜：“阿姨，这蜜能润嗓子，老师上课喝了不咳嗽。”

二叔卖蜂蜜得偷偷摸摸的，镇上有“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人管着，穿蓝制服戴红袖章，专抓不交管理费私下做买卖的。

二叔鬼精，总能在市管会的人出现前一溜烟跑没影。有一回他正给纺织厂的女工递蜂蜜罐，突然听见三叔在街口吹口哨——这是他们约好的暗号。

“快跑！市管会的来了！”三叔扯着嗓子喊。

二叔挎起竹篮就跑，蓝制服在后面紧追不舍。他蹿进小巷，把蜜罐塞给常买蜜的吴老师，空着手溜回来时，布鞋都跑丢了一只。见面的时候还得意地冲三叔挤眼睛：“看，这叫留得青山在！蜜在吴老师那儿，明儿她准给送钱来。”

三叔更绝。我们家的蜂蜜卖得多了之后，三叔便动起了歪脑筋。他拉着二叔往十里八乡跑，用低价收别家散蜜，再掺进自家好蜜里凑整卖。

奶奶发现后，抄起扫帚疙瘩要打，三叔梗着脖子喊：“他们往蜜里掺糖水都没人管！”奶奶的扫帚停在半空，最后只轻轻落在他屁股上：“老乔家的人，宁可饿死也不能黑了心。”

那晚，三叔在爷爷的草帽前跪了半宿......

最苦的是冬天。蜂箱要保暖，奶奶把旧棉被拆了，给蜂箱缝罩子，父亲总是等弟弟们睡熟后，偷偷把自己的棉袄盖在他们身上。有天半夜二叔醒了，发现父亲蜷在墙角发抖，第二天他就“恰好”从镇上带回一件旧军大衣，说是卖蜜的添头。

虽说那时候从家里带着粮食，但奶奶他们却不敢舍得吃。为了填饱肚子，槐花谷垒就成了他们的最爱。

听父亲说，奶奶做的槐花谷垒是最香的。

奶奶做槐花谷垒，是从挑槐花开始的。

天刚蒙蒙亮，她就把兄弟几个从被窝里拎起来，挎上柳条筐，踩着露水往坡上走。槐花开得最好的那几棵树，她心里早记着位置——东头深沟旁的那棵花密，后山崖边的那棵味甜。她不许父亲们折枝，只让摘低处的花，说树也要活命，不能贪心。

摘回来的槐花得仔细挑：奶奶膝头摊开一块旧蓝布，手指在花串里轻轻拨弄，把裹着甲虫的、沾了鸟粪的、开得太盛的都拣出去。剩下的花苞嫩生生的，白里透点青，像小米粒似的攒成串。她挑花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数什么珍宝，偶尔捏一朵放进嘴里嚼，眯着眼品那点清甜。

大铁锅里的水烧得咕嘟响时，奶奶开始拌面。槐花倒进面盆里，她两手抄底一翻，雪白的花就裹上了雪白的粉。再撒一小撮盐——就一小撮，多了压甜味——然后淋一瓢水，手指在盆里划着圈搅。水不能多，得让每朵花都沾上面，又不能成团，要松松散散的才好吃。

蒸笼布浸湿铺好，拌好的槐花谷垒倒进去，堆成个小山包。奶奶在顶上用手指戳几个洞，说这样透气，蒸得匀。锅盖一扣，火旺旺地烧，蒸汽顺着锅边窜出来，香极了！

二十分钟后掀锅，白汽“呼”地扑了满脸。奶奶用筷子尖挑一点尝，舌尖一抿就知道火候。好的槐花谷垒，花还是完整的，面却熟了，嚼起来甜丝丝里带着韧劲儿。

父亲二十二岁那年，娶了邻村的母亲。

母亲过门那天，看见堂屋墙上挂着的破草帽，底下还摆着一碗槐花谷垒，就问父亲这是啥讲究。父亲只说：“爹爱这一口。”

婚后第三天，奶奶把父亲叫到里屋，从炕席底下摸出个布包，里头是这些年攒下的一沓钱。

“老大，你成家了，该分出去单过。”奶奶把钱往父亲手里塞，“这些钱你拿着，把西头的老宅拾掇拾掇......”

父亲把钱推回去，声音闷得像雷雨前的天：“娘，老二老三还没成家呢。”

奶奶的手悬在半空，那沓皱巴巴的票子被窗口的风吹得簌簌响。

她望着父亲黝黑的脸，突然发现大儿子的眉骨越来越像他爹了。

“傻小子...”奶奶把钱重新包好，手指在蓝布上摩挲出沙沙的响动，“你成了家，就该...”

“该啥该！”父亲突然提高了嗓门，把外头偷听的母亲吓了一跳，“爹走的时候，您不是让我们对着蜂箱发过誓？”

奶奶的手顿住了。她想起那个暴雨初歇的清晨，三个半大孩子跪在蜂箱前，浑身淋得精湿。十五岁的老大带头喊：“咱老乔家的蜂，死绝了也得接着养！”

“现在蜂箱还在，您倒要分家？”父亲眼圈发红，却梗着脖子不低头，“西头老宅的屋顶都塌了，修它做甚？就让媳妇住东屋，老三跟我睡蜂场去！”

外头“咣当”一声——是母亲失手碰倒了笤帚。

奶奶掀开门帘，看见新媳妇正手忙脚乱地扶扫把，耳根红得像染了凤仙花汁。

“听见了？“奶奶突然笑了，把那包钱塞进母亲手里，“你男人不要，你就收着。”

母亲捧着钱不知所措，父亲已经大步走向院角的蜂箱。奶奶眯起眼睛，看见几只蜜蜂亲昵地落在父亲肩上，像找到了新的蜂王。

父亲结婚后，养蜂的担子更重了。

每天天不亮，他就带着二叔去巡蜂场。二叔眼尖，总能发现最隐蔽的野蜂窝；父亲力气大，搬蜂箱从不喊累。有回他们发现一群逃蜂挂在崖边的酸枣树上，父亲腰上缠着麻绳就往崖下溜，被蛰得满脸包也不松手，硬是把蜂群收了回来。

母亲心疼父亲，偷偷蒸了白面馍送到蜂场。父亲掰开馍，把带枣泥馅的那半塞给二叔：“多吃点，长个儿。”

三叔那年十六，已经能独自挑着蜂蜜走二十里山路去县城卖。他比两个哥哥活络，知道把蜂蜜装进印着“槐花蜜”的玻璃瓶里，价钱能翻一番。

二叔结婚那年，家里摆了十桌酒。

新娘是镇上小学老师，结婚那天非要给奶奶磕头。奶奶慌得直搓围裙：“使不得，你是文化人......”新媳妇却跪得实实在在：“娘，您供老乔家三个小子，比教书育人还难。”

三叔娶亲最晚，也最闹腾。新娘子刚进门，他就立规矩：“咱家第一条，娘说啥就是啥；第二条，参照第一条。”惹得满院子哄笑。

兄弟三人都成了家之后，奶奶心里反倒不踏实了。

那天晌午，她趁着三家人都在，从炕席底下摸出个布包，里头是这些年攒下的蜂场账本。她把账本摊在桌上，说：“蜂场该分了。”

父亲正在修蜂箱，手里的锤子“咣当“掉在地上。二叔刚喝进嘴的茶“噗”地喷了出来。三叔反应最快，一把将账本合上：“娘，您这是唱的哪出？”

奶奶板着脸，手指点着账本：“亲兄弟明算账，趁早分了，省得往后闹矛盾。”

父亲弯腰捡起锤子，闷声道：“分不了。”

“咋分不了？”奶奶瞪眼，“蜂箱一分为三，各养各的。”

二叔擦着嘴角的茶水，笑嘻嘻地凑过来：“娘，您这是要逼着我们分家啊？”

“分家咋了？”奶奶拍桌子，“树大分枝，人大分家！”

三叔突然“扑通”一声跪下，把奶奶吓了一跳。他仰着脸，笑得没皮没脸：“娘，您要是非分不可，那儿子今儿就跪这儿不起来了！”

奶奶气得直跺脚，抄起扫帚就要打：“你个混账东西！”

三叔也不躲，梗着脖子喊：“您打！打死我也不分！”

父亲和二叔对视一眼，也跟着跪下了。

奶奶举着扫帚，手却抖得厉害。她看着三个儿子齐刷刷跪在跟前，忽然想起当年他们跪在蜂箱前发誓的模样。

“你们......”她手里的扫帚慢慢放了下来，眼圈却红了，“你们这是要气死我......”

蜂场到底没分成。

兄弟三人商量了一宿，最后决定：父亲负责养蜂，二叔负责卖蜜，三叔负责加工蜂蜜。

奶奶嘴上骂他们“不听话”，心里却踏实了。她虽说不再插手蜂场的事，可每天天不亮就往蜂场跑，蹲在蜂箱旁边看父亲忙活。父亲劝她回去歇着，她就瞪眼：“我看看还不行？”

二叔的蜂蜜生意越做越大，从镇上卖到了县城，又从县城卖到了省城。每次出门前，他都要跑到奶奶跟前报备：“娘，我明天去趟省城，您有啥要捎的不？”

奶奶摆摆手：“啥也不要，早点回来。”

可二叔每次回来，包里都塞满了东西——给奶奶买的鞋，给父亲带的药，给三叔捎的蜂蜜加工手册。

蜂蜜加工厂开张那天，奶奶被请去“剪彩”。她拿着剪刀，对着红绸带比划了半天，最后却扭头问三叔：“你这蜂蜜掺没掺假？”

三叔急得直跳脚：“娘！您儿子能干那缺德事？”

奶奶哼了一声：“谅你也不敢。”

......

兄弟三人对奶奶的孝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不管多忙多累，父亲每天早晚一定要去看奶奶；二叔每次从外地回来，第一站永远是奶奶的炕头；三叔更绝，直接在自家院子里给奶奶搭了个凉棚，棚底下摆着躺椅，说是让奶奶晒太阳用的。

可奶奶从不当面夸他们。

有一回，父亲为了多收蜜，连着三天没合眼，结果被蜜蜂蛰得满脸肿。奶奶知道后，抄起擀面杖就往蜂场跑。父亲正蹲在地上涂药，见奶奶来了，赶紧站起来：“娘，您咋来了？”

奶奶抡起擀面杖就往他背上敲：“你不要命了？”

父亲被打得龇牙咧嘴，却不敢躲：“娘，我错了......”

“错哪了？”

“不该......不该熬夜......”

奶奶一擀面杖轻轻碰在父亲的肩上：“你是当大哥的，要是累倒了，底下两个小的咋办？”

父亲愣住了。

奶奶扔下擀面杖，从怀里掏出个小瓶子，塞给他：“这是老二从省城捎的药，赶紧抹上！”

说完，她扭头就走，背影瘦小却挺得笔直。父亲看着手里的药瓶，突然笑了。

去年冬天，奶奶走了。

那是个飘着细雪的清晨，她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给堂屋里的草帽掸了掸灰。父亲来送早饭时，发现她靠在藤椅上，手里还攥着半朵干槐花，嘴角带着笑，像是梦见了什么好事。

葬礼比爷爷那会儿热闹多了。村里人都说，老乔家的三个儿子有出息，把丧事办得风风光光。奶奶下葬后，雪越下越大，三个中年男人却谁都不愿离开。最后还是父亲先站了起来，拍了拍两个弟弟的肩膀：“回吧，娘最不乐意看咱们矫情。”

他们并肩往家走，身后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快到家时，父亲突然停下脚步，指着老槐树说：“你们看。”

只见树梢上落满了雪花，远远望去，就像开了一树的槐花。更奇的是，有只蜜蜂不知从哪儿飞来，绕着树梢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了父亲肩上。

二叔笑了：“这大冬天的，哪来的蜜蜂？”

三叔抹了把脸：“准是咱爹派来看娘的。”

父亲轻轻托起那只蜜蜂，放在掌心暖了暖，然后往蜂场的方向一扬手：“去吧。”蜜蜂振翅飞走，很快消失在雪幕中。

开春后，蜂场来了几个年轻人，说是要学习养蜂技术。父亲手把手地教他们检查蜂箱，二叔给他们讲销售门道，三叔则演示怎么加工蜂蜜。临走时，年轻人好奇地问：“乔叔，你们为啥把蜂场叫'槐花谷'啊？”

父亲望着山坡上那棵老槐树，笑了笑：“等你尝过槐花谷垒就明白了。”

那天晚上，三兄弟不约而同地来到老屋。二叔带来了新采的槐花，三叔拎着精面粉，父亲则生起了灶火。他们谁也没说话，却配合得默契无比——和面、拌花、上锅，动作熟练得仿佛做过千百遍。

蒸汽升腾时，三叔突然说：“哥，火候是不是该到了？”

父亲掀开锅盖，白雾扑面而来。恍惚间，他们似乎看见奶奶站在灶台边，正用筷子尖挑了一点谷垒尝味道。再定睛看时，却只有三碗热气腾腾的槐花谷垒，在月光下泛着莹润的光。

他们端起碗，不约而同地走到院子里，对着老槐树举了举，然后大口吃起来。谷垒还是那个味道，甜中带涩，涩中有香，就像那些年的日子。

夜风拂过树梢，槐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有几瓣落在碗里，有几瓣粘在衣襟上，还有几瓣随风飘向远方，带着蜂蜜般的甜香。

[全文完]

来源：王叔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