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六八年春天，一篮青翠的榆钱放在门前。二婶脸上带着疲惫的笑容：＂嫂子，给孩子吃。＂母亲看着那篮子，眼泪顿时涌出。

榆钱情

那是六八年春天，一篮青翠的榆钱放在门前。二婶脸上带着疲惫的笑容：＂嫂子，给孩子吃。＂母亲看着那篮子，眼泪顿时涌出。

我叫周长福，今年已满十二岁。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出生，算是个＂和平年代＂的孩子，可我们这一代人，没怎么过过安生日子。

我家住在东洼生产大队二队的平房区，一排排灰砖黑瓦的四合院，是老一辈留下来的。我家与马家是东西院的邻居，中间隔着一道低矮的土墙，墙上有人踩出的小路，几十年来，两家人就这么互相走动着。

表面上看，我家与马家世代相安，可背地里却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我曾在灶房边听母亲李巧云与大姐周长贵小声议论过这些事，却被发现后打发到院子里劈柴去了。

父亲周建国在公社粮站当工人，每天起早贪黑搬运粮食，手上的老茧厚得像小山。二叔马德华在公社当会计，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在村里算是＂吃公家饭＂的体面人。

＂人家是用脑子吃饭，咱是用肩膀吃饭，天生的差别。＂父亲常这么自嘲，嘴上无所谓，可我知道他心里多少有些不平。

六八年的春天格外难捱。那年冬天干旱少雪，春天又迟迟不来，田里的麦苗黄瘦瘦的，像生了病的孩子。冬储的粮食早已见底，野菜和树皮成了果腹之物。

每到这时候，村里人就会把目光投向那些高大的榆树。榆钱，那扁扁的、圆圆的小果子，炒熟后香甜可口，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的难得美味。

那天清早，村里广播喇叭响起：＂各家各户注意了，东边山上的榆树开钱了，各家派人去采摘，按人头分配，先到先得。＂喇叭里的声音还带着沙沙的电流声。

＂长福，你快去叫你爹回来，要采榆钱了！＂母亲急匆匆地喊道，一边从柜子里翻出布袋和竹篮。

我飞奔到粮站，可父亲正在卸一车从县里运来的救济粮，走不开。等我们赶到山上时，村里的人早已将榆树围得水泄不通，最容易采摘的地方都被占了。

＂明年咱早点来。＂父亲安慰着失望的母亲，＂今年就吃野菜凑合吧。＂

母亲叹了口气，她知道野菜远比不上榆钱那香甜的滋味和充饥的效果。那晚，我们喝了一顿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母亲给我和小弟多盛了一勺，她自己却只喝了半碗。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院子里劈柴，二婶马秀兰提着一个竹篮从小路上走来。阳光下，我看清了篮子里盛满了青翠的榆钱，顿时口水直流。

＂长福，你娘在家吗？＂二婶问，声音轻柔。

我点点头，放下斧头跑进屋里喊母亲。母亲正在缝补父亲的工作服，听到我的喊声，放下针线走出来。

当二婶马秀兰提着那篮子榆钱站在我家门口时，母亲李巧云愣住了。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在她眼中崩塌。

＂秀兰，这是...＂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抖。

＂嫂子，我们采了些榆钱，听说你家昨天没去成，给孩子们解解馋。＂二婶脸上的笑容有些拘谨。

＂秀兰，你家孩子够吃吗？＂母亲哽咽着问，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

＂够吃，够吃。＂二婶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小强嘴馋，非让我送点过来。＂

母亲接过篮子，手却微微发抖。她眼中的泪水终于滑落，滴在那篮新鲜的榆钱上。

我站在一旁，不明白母亲为何会哭。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个倔强的女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从不轻易流泪。

雨不知何时下起来了，细密的春雨打湿了院子里的土地，散发出泥土的清香。二婶的裤脚湿透了，布鞋上沾满了泥点。她刚要转身，母亲拉住了她：＂秀兰，天这么大的雨，留下吃顿饭吧。＂

二婶摇摇头：＂家里还有活，改日再来。＂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然后转身离去，背影在春雨中显得有些单薄。

母亲站在门口，望着二婶远去的背影，长久地沉默着。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裳，可她似乎毫无察觉。

＂娘，快进屋吧，雨大了。＂我轻声提醒。

母亲这才回过神来，抱着那篮榆钱进了屋。她小心翼翼地将榆钱倒在簸箕里，又拣出几片夹杂的榆树叶，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对待珍宝。

＂长福，今晚咱们吃榆钱饼。＂母亲说，声音仍有些哽咽，＂去把你爹喊回来，就说有好吃的了。＂

我点点头，心里却满是疑惑。母亲与二婶的关系向来不冷不热，有时甚至为一些琐事争得面红耳赤，为何今天会因为一篮榆钱如此动容？

天色渐晚，雨停了。父亲收工回来，看到簸箕里的榆钱，惊讶地问：＂哪来的？＂

＂秀兰送来的。＂母亲简短地回答，眼神躲闪。

父亲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去洗手了。

母亲将榆钱淘洗干净，拌入玉米面，在锅上摊成薄饼。榆钱煎饼的香气很快弥漫整个屋子，我和小弟都咽起了口水。

晚饭时，一家人围坐在低矮的方桌旁。桌上除了榆钱饼，还有一小碟野菜。父亲看着桌上的食物，沉默良久。

＂长福，你可知道为何你娘今天会哭？＂父亲突然开口，语气沉重。

＂是因为二婶家也不容易吗？＂我试探着问。

＂不仅如此。＂父亲叹息道，目光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显得忧郁，＂咱家和马家的事，说来话长。＂

父亲拿起一块榆钱饼，慢慢咀嚼着，好像在思考如何开口。

＂你五岁那年，正值闹饥荒，你得了高烧不退，整个人烫得像块炭。＂父亲回忆道，＂当时村医说你需要输血，可村里谁家都难啊，谁愿意拿出那点血？是二婶半夜捐了血，才救了你一命。＂

我惊讶地看着父亲，这事从来没人告诉过我。

＂那时候，你娘和二婶因为一口井水的事闹得不可开交，村里人都知道两家关系闹僵了。可那晚，二婶二话没说就伸出了手臂。＂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我转头看向母亲。她低着头，泪水滴在榆钱饼上，却没有抬头。

＂那井水的事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问道。

母亲抬起头，眼中满是愧疚：＂那时候干旱，井水不多，我和秀兰都去打水，不小心碰倒了她的水桶。我当时只顾着自家的困难，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还说她仗着马家是干部家庭就摆架子。＂

＂其实是我不好，那会儿心里憋着气，看谁都不顺眼。＂母亲擦了擦眼泪，＂秀兰脾气倔，我脾气更硬，两个女人就这么杠上了，后来就谁也不理谁。＂

＂可她转身就救了长福的命。＂父亲接过话头，＂当时我问她为什么，她只说：＇娃娃是无辜的，大人的事不能连累孩子。＇＂

听到这里，我心中一震。原来在我记忆模糊的童年，曾有这样一段生死攸关的经历，而我的救命恩人就住在隔壁。

＂你们还不知道，马家小强昨天因为饿得厉害，偷偷吃了生野菜，现在正发烧呢。＂一直沉默的大姐周长贵突然说道，她比我大三岁，和马家的女儿是好友，常在两家之间传递消息。

＂什么？＂母亲听罢，猛地站起身，＂秀兰怎么不说？她还把榆钱送过来！＂

＂二婶不想让人知道，怕村里人说闲话。她本来打算拿榆钱换些药给小强的。＂大姐解释道。

＂那她为何还送来这么多？＂我不解地问。

＂因为她记得长福小时候生病时最爱吃榆钱饼。＂大姐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敲在我心上。

母亲听罢，立即起身收拾了家中仅剩的红糖和一些杂粮。她翻出一个布包，小心地放入前些日子从集市上买来准备留着过节的一小块猪油。

＂明天一早，咱们去马家。＂母亲坚定地说，＂咱家也不容易，但总不能看着孩子病着。＂

那晚，我躺在土炕上，久久无法入睡。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二婶送榆钱时略显疲惫的笑容，以及母亲接过篮子时的泪水。

在这饥饿的年代，一篮榆钱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人情，是跨越隔阂的善意。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喊我起床。她已经收拾停当，脸上带着少有的坚决。

＂长福，你帮着拿点东西。＂母亲递给我一个小布包。

我们一家穿过两院之间的小路，来到马家院门前。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只老母鸡在地上觅食。

母亲轻轻敲了敲门，不一会儿，马家的门开了。二婶脸上带着倦意，看到我们全家站在门口，明显愣了一下。

＂秀兰，听说小强病了，我们来看看。＂母亲声音柔和，与平日的强硬判若两人。

二婶迟疑地站在门口，眼神中有些抵触：＂没什么大事，不用麻烦你们。＂

＂秀兰，咱们是一个村的，一个队的，有难处要互相帮衬。＂父亲上前一步，语气诚恳，＂那些年的事，早该过去了。＂

二婶的眼圈红了，她侧身让出门口：＂进来吧，屋里乱，别见笑。＂

我们跟着二婶进了屋。屋内陈设简朴，比我家还要简单。一个约莫八岁的男孩躺在土炕上，面色发黄，眼睛半闭着。那是马家的小儿子马小强。

二叔马德华正在灶房生火，看到我们进来，微微点头算是打招呼。在我的记忆中，二叔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很少与人闲聊。

＂小强，叔叔阿姨来看你了，快打个招呼。＂二婶轻声对儿子说。

小强虚弱地睁开眼睛，对我们笑了笑，又闭上了眼睛。

母亲立即上前，用手背试了试小强的额头：＂还烧着呢，吃药了吗？＂

＂吃了一点退烧药，没什么效果。＂二婶叹息道，＂这孩子馋嘴，偷吃了生野菜，闹了肚子又发烧。＂

母亲打开带来的包袱，拿出红糖：＂快煮点红糖水给他喝，能暖胃。这点猪油也给他吃点，垫垫底。＂

二婶看着这些东西，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嫂子，这些东西你们自己留着吧，我知道你们家也不容易。＂

＂什么容不容易，咱们都是一样的日子。＂母亲坚持道，＂再说了，当年你救了我长福的命，这点心意算什么？＂

屋内一时沉默。二叔从灶房走出来，站在一旁，神情复杂。

＂德华，那事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记恨着吗？＂父亲突然问道。

二叔摇摇头：＂建国，那都是些什么事啊，值得记那么久？当初要不是你帮我，我早就被划成右派了，哪还有今天？＂

原来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二叔因为在账目上做了手脚，多分了些粮食给生产队，被人举报。是父亲挺身而出，作证说那是为了救济困难户，这才保住了二叔的前程。

＂那你们夫妻俩怎么一直...＂父亲欲言又止。

＂是我拉不下脸。＂二叔坦承道，＂欠了人情，心里总不自在，时间久了，就成了疙瘩。＂

＂秀兰，来帮你家收麦。＂母亲岔开话题，把带来的东西放在桌上，然后挽起袖子走向灶房，＂我给小强熬点粥，你去歇会儿，看你黑眼圈都这么重了。＂

二婶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感激，但嘴上还是倔强：＂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

＂咱们女人之间的事，别扭什么？＂母亲笑了，那笑容温暖而真诚，＂当年那口井水的事，是我不对，跟你道个歉。＂

二婶眼泪又流了下来：＂嫂子，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那点小事我早忘了。＂

＂那不是小事。＂母亲认真地说，＂人活一辈子，有时就困在一些小事里走不出来，今天咱们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那一天，母亲在马家忙前忙后，煮粥、熬药、照顾小强。父亲和二叔坐在院子里喝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化解着多年的隔阂。我和大姐则帮着收拾院子，劈柴担水。

小强的病在母亲的照料下渐渐好转。到了傍晚，他已能坐起来喝一碗稀粥了。

＂婶婶，谢谢你。＂小强怯生生地对母亲说，眼睛亮亮的。

母亲摸了摸他的头：＂好孩子，以后要听话，别乱吃东西了。＂

那天晚上，两家人围在一张桌子前吃了顿简单的晚饭。桌上还有些剩下的榆钱饼，大家分着吃，竟比前一天还要香甜。

从那以后，两家的关系彻底改变了。那个夏天，我们一起下地干活，一起煮饭吃饭。母亲和二婶站在一口锅前，有说有笑；父亲和二叔一起抽旱烟，讨论着生产队的事务。曾经的隔阂在麦子的金黄色中慢慢消融。

秋收那年，我家分到的粮食比往年多了一些。二叔在分配上暗中照顾了我们，虽然谁也没提，但大家心里都明白。

冬天来临时，二婶带着小强来我家，为母亲送了一件手工缝制的棉袄。那棉袄里的棉花不多，但每一针每一线都透着暖意。母亲穿上后，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脸上笑出了褶子。

＂秀兰的针线活一直是村里最好的。＂母亲不无骄傲地对我说，＂以后你娶媳妇，也得找个心灵手巧的，像秀兰这样的。＂

第二年春天，榆树又开钱了。这一次，两家人一起去采摘，两个篮子装得满满的。回来后，母亲和二婶一起和面、擀饼，笑声不断。

＂记得去年这时候，我还提着榆钱到你家门口，战战兢兢的。＂二婶回忆道，脸上带着释然的笑容。

＂就是那篮榆钱，让我想通了许多事。＂母亲感慨道，＂人活一辈子，恩恩怨怨都是过眼云烟，唯有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情分才最真。＂

多年后回想起来，那一篮榆钱不仅填饱了我们的肚子，更修复了两个家庭的裂痕。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心的温暖成了最珍贵的财富。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经历了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的全过程。粮食再不是问题，榆钱也从美味变成了偶尔的怀旧食物。但每当春天来临，看到榆树上垂挂的嫩绿色的小果子，我就会想起那个雨天，二婶提着篮子站在我家门口的情景。

小时候，我常问母亲为何那天会哭。她只说：＂人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心。是秀兰教会了我，再大的恩怨，也抵不过一颗真心。＂

后来，父亲告诉我更多的故事：关于饥荒年代的艰难，关于人性的善与恶，关于放下与坚持。他说：＂长福啊，记住，在最困难的日子里，让人活下去的不是粮食，而是那点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每当榆树发芽的季节，我都会想起那个名叫＂榆钱＂的小小果实，和它带来的人间真情。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一篮榆钱的分量，远比今天一桌山珍海味要重得多。它不仅填饱了肚子，更温暖了心，修复了两个家庭之间的裂痕，教会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道理：人间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物质的丰盈，而是心灵的富足与相濡以沫的温情。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