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官寨遗址——迄今发现的庙底沟文化唯一完整的大型环壕聚落

摘要：此前在西安区域内发现的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全面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繁盛面貌，继之而起的杨官寨遗址，则反映了承接这一时期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杨官寨遗址，也属于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是近些年来所发现的距离西安最近的影响最大的大型仰韶文化遗址。

此前在西安区域内发现的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全面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繁盛面貌，继之而起的杨官寨遗址，则反映了承接这一时期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杨官寨遗址，也属于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官寨遗址南距泾河1000米，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2004年5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最具代表性的有镂空人面深腹盆、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残陶器、彩绘人面饰陶盆、镂空人面深腹罐、镂空人面饰红陶豆等。

杨官寨遗址的重大发现，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南部由成排分布的房址、陶窑及储存窖穴等组成的制陶作坊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比较明细的分工。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的发现，说明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北区发现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是一处发现有完整壕沟的聚落遗址。环壕周长1945米，壕内面积24.579万平方米，相当于40 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且保存完整，使其成为探索庙底沟类型文化聚落分布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线索。同时，该遗址的“城市雏形”更加明显。杨官寨遗址因其丰富的考古成果入选“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

泾河和渭河是关中盆地最大的两条河流，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甘肃，经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而入黄河；泾河又是渭河的支流，发源于宁夏。二水在西安市高陵区相汇，两河交汇后同流一河而一清一浊界线分明，绵延数里而不相融，形成一处景观奇特、鬼斧神工的自然风光，于是，“泾渭分明”便演变为成语，广泛流传，乃至家喻户晓，用以比喻界限清楚。可以说，泾渭分明这一种独特景观和人文符号，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天然馈赠，也是中国文化传颂的典范。

泾渭两河交汇而独流的自然奇观古已有之，但是泾渭两河，清浊并非定象，或泾清渭浊、或泾浊渭清，在历史的长河中变化无常，但是他们作为重要的水源，哺育、滋润了关中平原，为百万年来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生产生活用水来源。同时，渭河及其支流沉积形成的平原、三角洲及其土壤中包含的丰富腐殖质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必备条件，五千多年前的庙底沟文化时期，此地就是重要的人类活动基地，并充分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图1.杨官寨遗址位置示意图

杨官寨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村东侧，南距泾河约1千米，就位于泾渭分明之畔西北的4千米处，地处关中平原的腹心地带。在沉睡了5000多年后的20世纪初，杨官寨遗址这个巨人在轰轰的开发过程中露出了神秘的面纱。

21世纪初，西安市政府规划在渭河北岸的区域打造泾渭工业园区，在对长庆集团、陕汽集团为主的建设项目的文物勘察过程中，首次发现了杨官寨遗址。随即，陕西省文物局委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系统调查，确认遗址总面积可达100万平方米，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规模最大的遗址之一。古遗址的规模与体量往往是遗址重要价值的直接体现，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比杨官寨遗址更早的半坡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较大者一般在5～10万平方米，如鱼化寨遗址、姜寨遗址。与杨官寨遗址同时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大多在10万平方米以内，面积与杨官寨遗址相近甚至更大的遗址有：潼关南寨子遗址总面积150多万平方米，华县泉护村遗址总面积93.5万平方米，夏县辕村遗址仰韶中期面积90万平方米（遗址总面积110万平方米），灵宝北阳平遗址的面积约90万（1999年系统调查为85万）平方米，扶风案板遗址面积达70多万平方米。

可见，杨官寨遗址的规模不仅比更早的仰韶早期的聚落有了大幅度的扩大，而且在庙底沟文化时期也属大规模遗址之一。因此，杨官寨遗址一经发现，立即引起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在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展开了对杨官寨遗址持续发掘与探索，一系列重大发现在考古人的手铲与汗水下，得以在五千多年后再次面世。

杨官寨遗址迄今已发现庙底沟文化唯一完整的大型环壕、环壕聚落西门址、中央水利系统、东区成人墓地等设施，是一处经过全面规划、功能齐备的庙底沟文化聚落，首次从整体上构建了一处清晰的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的整体布局，为庙底沟文化聚落的研究找到了一把理想的钥匙，对于庙底沟文化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的认识取得突破性进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图2.杨官寨遗址聚落平面图

（一）大型环壕

环壕在远古的石器时代一直是古人用于防御的建筑工事，九千多年的顺山集遗址、六千多年前的半坡文化姜寨遗址、半坡遗址、鱼化寨遗址，龙山时代的绛县周家庄遗址、禹州瓦店遗址等都发现了人工修建环壕的现象，是人类与自然、人类与不同聚落保持关系的特殊产物，对于后期城市建设中外壕内墙的防御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在环壕类遗存的考古发现方面，一直是空白。

2007～2010年，在杨官寨遗址北部区域的考古过程中，揭示了一处庙底沟文化时期规模巨大、且为目前所知该时期唯一保存完整的大型环壕。环壕平面形状接近规则的梯形，呈现南北段平行、东西段对称的布局，西南角处因地势所限稍有转折。环壕总周长1945米，壕沟内环绕面积达24.5万平方米，壕沟宽10～15、深3～5米。

在西段环壕中部发现一处门址，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门址，由门道、两侧环壕、门房、排水沟等设施组成。门道为挖筑环壕时在此处预留的生土过道，宽2～4米，有明显踩踏痕迹，基本与环壕内外活动面处于同一平面，中部略低。门道两侧为向下挖建的壕沟（原编号分别是G8-2和H776），沟内堆积十分丰富，根据土质土色可划分为16小层，7大层。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文物，陶器有重唇口尖底瓶、卷沿彩陶盆、钵、夹砂罐、筒形罐、大口罐、釜、灶、器盖等，还出土陶杯、陶刀、陶环、纺轮等小件陶器。石骨器有石铲、石球、石环、骨簪、骨笄、骨锥等。最为重要的是在1～4层中发现了大量成层分布的器物，出土陶器数量近千件，且这些陶器基本保存完好，最具代表性的有镂空人面像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这些陶器均为同时期遗址中所罕见。大量完整陶器摆放于此，明显是杨官寨史前先民有意所为，可能与举行的某种宗教活动有关。门道内侧发现两座房址，应为在出入口附近设置的“门房”一类防卫设施，均为地面式房址，保存状况一般，只残留地面和灶坑，房址平面近圆形。F43直径约4.5米，面积约15.5平方米，留有两个门道，一个朝向北侧的通道，一个朝向南侧。F44直径约6.5米，面积约34平方米，门道不清。还在环壕内侧、房址北侧发现一条小沟与环壕相接，沟宽0.55米、深0.5米，可能是排水沟类遗迹。

图3.杨官寨遗址环壕西门址航拍

环壕西部转折处（G8-3），位于西段环壕略偏南处，平面形状近圆弧转角，形成115°左右的夹角。呈较深的沟槽状，口宽底窄，已揭露部分长约32、口宽7～12米，暂未发掘结束，出土部分完整陶器。

环壕西南段（G8-4）,呈西北、东南走向。通过对环壕外围的发掘情况可知，环壕在此处向内转折的主要原因是外围地势较低洼，充分说明先民在挖建环壕时并未利用自然冲沟，而是全部由人工挖建而成，也反映出史前先民在修建环壕时，经过前期的勘查、整体设计与规划。该段壕沟口宽底窄，横剖面呈倒梯形，内侧较陡，口宽8～10米、底宽3～4.5米、深5.4～5.8米。G8-4内的堆积十分丰富，根据土质土色可划分为16层。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遗物，陶器有重唇口尖底瓶、卷沿彩陶盆、钵、夹砂罐、筒形罐、大口罐、釜、灶、器盖等。其中出土的陶祖在同时期其他遗址中十分少见，系用细泥捏制而成，制作十分形象，可能是当时社会性别崇拜的产物。石骨器有石铲、石球、石环、骨簪、骨笄、骨锥等。另在层内发现有一个残存的牛头骨，经初步鉴定为原始牛，这也是目前所知国内年代最晚的原始牛考古材料，可能是原始牛向黄牛演变的重要证据。该区域发掘的其他遗迹有房址、灶、瓮棺葬、灰坑、陶窑、水沟等。

图4.杨官寨遗址环壕西南角等值线与正射影像叠加图

环壕东北角（G1）是环壕东北转角，夹角近120°，是东段环壕与北段环壕的连接区域。呈较深的沟槽状，西北—东南走向，口宽底窄，沟壁较直，底面较为平整。揭露部分长约95米、上口宽8～9.7米、底宽约3.7米、深3.35米。环壕内发现了大量文化遗存。遗物主要有尖底瓶、卷沿曲腹盆、夹砂罐等陶器，还发现了各类骨器及少量的石器。

杨官寨遗址大型环壕是目前为止唯一完整的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该环壕平面布局与关中地区半坡文化时期的聚落布局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西安半坡、鱼化寨、临潼姜寨等遗址的环壕均为不甚规则的圆形，而杨官寨遗址发现的环壕平面形状接近梯形，已经出现中轴对称的布局，这可能是中国古代城市对称布局的萌芽阶段，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环壕的体量也有了巨幅的增加，半坡遗址环壕残存长度约300米，口宽6～8米，环壕内面积约2万平方米。姜寨遗址揭露面积大，聚落布局清晰，环壕可分为四段（另说三段），总长度约270米，西端利用河流断面，形成封闭完整的环壕类防御体系，其宽1.6～3.2米、深1.5～2.4米，环绕面积约3.36万平方米。鱼化寨遗址的环壕为内外双重结构，内壕G1基本呈圆形，直径约130米，壕沟内环绕面积约1.3万平方米；外壕G2大体呈多边形，残存长度约360米，复原长度约750米，壕沟内环绕面积（残存）约3万平方米。而杨官寨遗址的环壕周长可达1945米，环绕面积24.5万平方米，壕宽10～15米、深3～4.5米。由此可见环壕内的面积、规格由半坡文化时期到庙底沟文化时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且，根据环壕西门址、西南角、东北角等区域的解剖发掘结果初步计算，环壕的建设所出土方量达11万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与遗址中工具类遗存十分少见的现象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且施工过程仅靠杨官寨遗址聚落内先民很难在短期内完成。

（二）大型墓地

2015年起，为了进一步探索遗址东部区域的功能区划以及聚落的整体布局，在杨官寨遗址环壕外东北部开展了针对性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一处大型史前公共墓地。初步探明墓地位于杨官寨遗址的东部，西侧与遗址东环壕毗邻，平面范围东西长约530米，南北宽约170米，总面积达9万余平方米。截至目前，考古发掘工作已揭露面积约70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密集分布的墓葬。截至目前已对墓地东部区域的460多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墓葬规格相近，均为小型墓。墓葬开口平面皆呈长方形，长约2～2.5米、宽约0.6～0.8米，深度鲜有超过1米者，个别墓葬的规格稍大，在4～5平方米左右。

图5.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

墓葬方向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少量为西南东北方向，且墓葬间未见任何打破关系，在部分墓葬的东侧或西侧还发现有圆形的疑似柱洞遗迹，推测可能为“幡”类标识墓葬位置的墓上建筑遗存。墓葬形制包括偏洞室墓、带二层台土坑墓和竖穴土坑墓三类，前者根据洞室与墓道相对位置的不同，可进一步划分为偏洞室墓和半洞室墓两型。偏洞室墓是已发掘墓葬中数量最多的，能占到总数的80％左右，该类墓葬系先向下修筑有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道，再于墓道长边一侧掏挖与墓道基本平行的偏室来安葬死者，绝大多数墓葬的偏室都位于东西向墓道的北侧，只有极个别墓葬的偏室位于墓道南侧，偏室长度通常仅略大于墓主的身高。以M215为例，为一座偏洞室墓，由竖穴墓道及偏室两部分组成，墓道平面略呈东西向的长方形，四壁竖直，壁面粗糙，墓道底部因掏挖偏室形成台阶状，偏室位于墓道北侧，平面近似椭圆形，弧形顶，底部呈西高东低的斜坡状，墓道东西长1.88米、宽0.6～0.64米、底部最深处距开口0.7米，偏室略长于墓道，东西长2.12米、向北最大进深0.38米、高0.38米，墓主人葬于偏洞室内。

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的二层台均为修筑墓葬时预留在墓室周边的生土二层台，有些墓葬的墓室四周均设有生土二层台，有些则只见于墓室的东、南、北三侧。M388为一座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该墓墓室平面呈不规则长条形，墓室西侧打破墓葬西壁掏挖一截土洞，进深仅有0.1米，其他三侧均设有生土二层台，二层台距墓葬开口0.18米、宽0.15～0.5米、高0.45米。其中部分带二层台的墓葬还建造有半洞室，即在墓葬西端壁面处向西侧掏挖与墓室连成一线的洞室，洞室进深仅能容纳墓主头骨或者上半身，形似壁龛，该类墓葬数量极少，墓葬开口平面与一般墓葬无异，基本都是东西向的长方形或梯形，半洞室墓M328开口平面长度仅1.65米，而底部平面总长有2.02米，其中墓室西侧向外掏挖的洞室进深0.58米，洞室底部与墓底平齐。

竖穴土坑墓修筑往往较为简易，有些只是向下掏挖一个浅坑，如M311，平面呈狭长椭圆形，口大于底，墓壁向下略带收分，墓口长径1.95米、短径0.48米、墓底长径1.85米、短径0.37米、残存深度0.18米，内葬成年女性一名，在葬人与墓葬四壁之间留有的空间非常有限，甚至略显局促。

在已完成发掘的墓葬内尚未发现有木质葬具，但在个别墓葬中人骨周围发现了疑似编织物包裹的痕迹。通过对人骨周围采集土样进行的植硅体检测分析，鉴定出了芦苇盾形植硅体，据此推测在死者下葬时曾用芦苇类编织物对尸体进行过包裹。

埋葬方式均为单人一次葬，墓主仰身直肢，头朝西，面向上，双臂贴近躯干摆放，足部大多并拢，明显不同于人死亡后双脚呈“八”字状自然分列排布的情况，应当是受约束所致，也再次印证了墓主下葬时曾经包裹或捆绑。发掘过程中，在相当数量的墓葬中发现有墓主手指骨等细部骨骼移位的现象，有些分布在墓道填土内，有些摆放在墓主头骨附近或骨盆内，推测与下葬时施行的割体葬仪有关。

图6.杨官寨遗址出土陶石骨器

墓葬内出土随葬完整陶器数量较少，仅在少量墓葬中发现有尖底瓶、彩陶盆、彩陶壶、陶钵、单耳罐、夹砂陶罐、陶杯等，但在很多墓葬中存在有以残陶器或陶器残片随葬的现象，这些残陶器或陶器残片集中出土于墓室内人骨周围或墓道填土之中，有些则明显是将1件完整陶器摔碎后再葬入墓葬中的不同位置，疑似毁器习俗。其他随葬器物包括玉钺、玉环、玉璧等玉器，石环、石珠等石器，以及骨环、骨簪等骨器。个别墓葬中随葬有块状颜料，通过对其中一座墓葬M176出土颜料的检测分析，可知其主要成分为赤铁矿，颜料的颗粒度极其细微，且发现有疑似煅烧的痕迹，在其中还检测出了动物蛋白质的成分，综上推测这块颜料是经过煅烧、研磨、筛选、掺和动物胶凝结成块等一系列的精细加工方才成形，方便保存和使用，也表明了庙底沟时期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颜料加工工艺。在1座儿童墓葬中还发现1件完整的龟甲，而乌龟在古代被认为具有通灵的作用，所以龟甲常被用做占卜，其外部形状从上方看呈椭圆形，从下方看则更接近长方形，恰好与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观不谋而合，因此不排除其包含有某种原始宗教方面的寓意。

尽管本次发掘的墓葬随葬陶器数量有限，但墓葬内出土的重唇口尖底瓶、卷沿曲腹彩陶盆、泥质筒形斜腹罐、夹砂鼓腹罐等陶器无疑都是庙底沟文化的典型器物，而且墓葬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与环壕的测年结果完全吻合，因此我们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这也是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墓地，填补了该时期考古发现的空白。

本次发掘的杨官寨遗址东区墓地，墓葬规格普遍较小，平面长度多在1.6～3.4米、宽度在0.5～1.4米之间，深度鲜有超过1米者，面积集中在1～2平方米，平面规格最大的一座墓葬也不过4平方米左右，并未见有显著的等级差异，且都很少出土随葬品，与环壕聚落西门址两侧出土大量成层分布的完整陶器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所以应当是一处埋葬聚落普通居民的公共墓地。

杨官寨遗址大型墓地填补了庙底沟文化同类考古发现的空白，也为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埋葬制度、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婚姻状况、社会组织结构等重大课题的研究积累了科学的考古资料。而且，本次发现的偏洞室墓葬当属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其出现年代提前了600多年的时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墓葬内出土的彩陶壶与大汶口遗址的壶类陶器在整体形态上颇为相像，并非庙底沟文化的典型器物，但其表面彩绘纹饰却是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常见的花瓣纹，显然是不同文化因素相融合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庙底沟文化与大汶口两大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

（三）中央水池遗迹

在环壕聚落的中部区域发现了一处大型遗迹，编号为H796，该遗迹平面呈不规则菱形，东北有一向外凸出的区域，长边约22米、短径16.5米，平面面积接近370平方米，深2.8～3.1米。遗迹口大底小，剖面整体呈喇叭状，开口靠近边缘处底部为斜坡状，与开口线之间夹角约15°，形成遗迹的外缘区；向内部约1.5～1.75米处壁面迅速下切变得十分陡峭，剖面为接近直壁的筒状，与开口线之间夹角约70°，形成遗迹的中心区。底部暂未发掘，结构暂不清楚。

在该遗迹的东部发现两级台阶，第一级台阶为南北向，修建非常平整，已发掘部分呈不规则长方形（局部暂未发掘），已发掘部分长约3米、宽约1.2～1.4米、距开口深约0.67米，在该台阶上发现了踩踏面，踩踏硬度不高，厚约0.01～0.02米。第二级台阶位于一级台阶的西侧，整体呈长条形，长1.95米、宽约0.2～0.35米、与一级台阶的高差约0.25～0.3米，该台阶上发现一层细泥类遗存，十分坚硬，台面凹凸不平，在该台阶上发现8个长条形凹槽，长约0.12～0.30米、宽约0.6～0.10米，凹槽基本与台阶呈垂直方向，疑似脚印类痕迹。遗迹西北角也发现一级台阶，平面形状接近三角形，长约0.90米、宽约0.12～0.6米、距开口深约0.7米，台阶建造于中心区与外缘区交接处，与外缘区基本处于同一连接面，在台阶上发现了踩踏十分坚硬的硬面，同时踩踏面向外缘区延伸，在外缘区分布形状接近以台阶为中心点的扇形，半径约2～2.1米。外缘区的踩踏面呈斜坡状，整体较平整，发现有5条凹槽，均朝向遗迹中心区方向，凹槽大小不一，最大的呈长条形，长1.05米、宽0.15～0.20米、深0.15～0.34米，最小的呈椭圆形，长0.25米、宽0.12～0.16米、深0.06～0.12米，其中还有一个极似脚印状，东北边缘较直，西南侧边缘略呈弧形，长0.46米、宽0.1～0.16米、底长0.27米，底宽0.6～0.1米、深0.12～0.18米。根据台阶的建造位置、形状、踩踏面、脚印类痕迹，推断目前发现的几个台阶应为H796配套的取水性质附属设施。

在该遗迹的西南角还发现了1条南北向沟渠类遗迹，编号为G7，剖面呈倒梯形，宽0.4～0.8米、深0.6～0.8米、长约95米，局部发现有反复修整的迹象。G7与H796连接处逐渐变宽，两侧壁面与H796边缘衔接顺畅，且G7与H796连接处底部逐渐抬升，深度变浅，在两个遗迹交界处底部还有一凸起的坎，据此推断G7应为H796的排水性质配套设施。

H796内堆积非常丰富，自上向下可划分为7层，堆积基本呈四周高中间低的凹形堆积。在第4层下有二次清淤使用痕迹。出土数十件完整陶器，主要有釜、钵、盂、泥质罐、夹砂罐等，还出土了大量陶片。

根据目前的发掘成果，该遗迹不仅建造有中心储水空间，还在东侧、西北角建造有取水台阶，西南角还发现排给水的沟渠类遗存，综合判断其应属一处人工挖建的大型水池遗迹及其相关配套设施。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水池遗迹是目前所知关中地区时代最早的人工水利设施，为研究该类遗存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该遗迹基本处于整个环壕聚落的中心区域，位置极为特殊，考古勘探的结果显示，水池遗迹周围为一处大型广场，鲜有同时期的其他遗迹在此分布，不仅说明该区域的布局是经过人为严格规划，也凸显了这个遗迹在当时聚落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这一发现对于我们研究杨官寨遗址的聚落整体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为进一步探讨庙底沟时期的聚落形态乃至社会组织状况等相关问题提供了可靠材料。

（四）制陶作坊

2004～2006年，在遗址西南区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5615平方米，发现了非常丰富的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其中以半坡四期文化遗存为主。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遗址南部发现了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断崖，断崖已发掘揭露部分长约72米，根据发掘情况分析，断崖以南部分为河道冲击而成的堆积，推测该断崖可能就是古泾河冲刷形成的北侧河堤自然断面。

在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共发现13座房址，平面基本都是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活动区域，后室则是借断崖之势掏挖成的窑洞式居住空间，窑洞式顶部均已被晚期活动破坏，但是根据壁面的内收弧度可判断其当属窑洞式建筑，这是目前所知关中地区乃至中国考古所见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其中的F16位于南部断崖边，平面近似瓢形，整体长2.8、宽0.9～2.4、深1.24米，由门道、灶坑、居室、室内柱洞等部分组成。门道位于房址的东南，方向与断面基本垂直，呈西北—东南走向，进深0.8米、宽0.9～1.1米，底部为3级台阶，自房内向外逐级升高，分别高0.1米、0.25米、0.2米，宽0.2米、0.22米、0.2米，门道处的台阶上较厚的踩踏面，厚约0.03米，并向外延伸出大片踩踏面；居室平面近方形，地面是经人为加工而成的硬面；居室北部发现一座平面近三角形的灶坑，长0.35米、最宽0.25米、深0.05米，灶坑壁面及底部经火烧形成较厚的青红色烧结层，厚0.02～0.05米；在房址内中部偏东、中部、北壁下和东壁内侧共发现4个柱洞，柱洞直径0.15～0.35米、深0.1～0.35米不等；房址壁面较直，残高1.24米。

图7.杨官寨遗址南区制陶作坊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窑洞式房址门道的一侧或两侧还建造有烧制陶器的陶窑。以F16为例，门道两侧各建造有1座陶窑，编号为Y9、Y10，结构均为横穴式，由火膛、火眼、火道、窑室等部分组成。火膛平面呈圆角梯形，靠近窑炉处建造有顶部，仅留有一较小的操作口，Y9顶部已坍塌；火塘通过三个火眼与窑室连接，三个火眼分别连接不同的火道，中间火眼连接窑室底部中央的直向火道，两侧火眼通向窑壁内侧的环形火道，Y9火道宽0.12～0.15米、深0.08～0.1米，Y10火道宽0.04～0.08米、深0.06～0.07米；窑池由被中部直向火道分割的两个半圆形台面组成，整体接近圆形，池面建造非常平整；窑壁由底部向上内收，复原形状呈馒头状。这些房屋与陶窑之间并无叠压或打破关系，而且呈现出较为固定的组合关系，应该是同时期规划营建的，表明同一组房屋和陶窑很有可能属于共同的使用者，据此判断陶窑边的房址可能就是从事陶器制造的陶工的住所。

图8.遗址南区房址与陶窑的组合关系

在断崖附近区域，还发现了一些可能与房址和窑址相关联的窖穴，如H402，灰坑平面呈椭圆形，袋状，口径1.1～1.3米、底径2.55～2.7米、深2.3米，坑内出土了40余件完整陶器，其中仅可修复完整的尖底瓶就有18件，这些尖底瓶的形制和装饰风格一致、规格也基本相同，推测是由同一批制陶工人生产制造的，反映了陶器制造的专门化、标准化，此外还出土有一件陶轮盘，疑似制陶工具。在一个灰坑内出土数量如此之多、且不乏形制一致的完整陶器，还出土了大量制作成形的陶器半成品泥胚块，充分表明H402是一处专门用来储藏陶器的窖穴。由此推测，这片由成排的房址、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组成的区域很可能是半坡四期文化时期居民的专门制陶作坊区。

遗址南部区域的房址与陶窑组合关系，打破了半坡文化时期聚落内部成员共用作坊区的习惯，反映出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家庭从日常的狩猎采集和耕种生产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陶器的制造，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工，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阶段也是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在郑州的西山遗址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夯土城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夯土墙类遗存，似乎表明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同时在北方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这一时期的窑洞式房址内大量建造有储藏间、窖穴等附属设施，可能与私有物品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杨官寨遗址作坊区附近的H402中出土了大量相同规格的陶器，仅尖底瓶就复原了18件，这种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说明财产私有观念业已出现并且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刘莉，王佳静，杨利平，等.仰韶文化的谷芽酒：解密杨官寨遗址的陶器功能[J].农业考古,2017（06）：26～32.

[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县沟堡遗址发掘简报[J].三晋考古（第三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9.

[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县泉护村[M].科学出版社，2003：73～77.

[4]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参考资料】

[1]史念海.论泾渭清浊的变迁[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01）：111～124.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06）：16～32.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潼关南寨子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06）：10～15.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旅游局，华县文物旅游局.华县泉护村—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

[5]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9（11）：3～25.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市铸鼎原文物保护管理所，等.《灵宝市北阳平遗址考古勘探报告[J].华夏考古，2020（0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