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晨六点的平壤仓田大街公交站，百米长队静默如雕塑。35岁的纺织厂女工李慧琳裹着褪色的白棉服，数着站牌上的锈迹——这是她计算时间的“土闹钟”。朝鲜的公交车从不报站，也没有电子时刻表，但队伍始终保持着惊人的秩序：没人插队，没人抱怨，连咳嗽都压着音量。

清晨六点的平壤仓田大街公交站，百米长队静默如雕塑。35岁的纺织厂女工李慧琳裹着褪色的白棉服，数着站牌上的锈迹——这是她计算时间的“土闹钟”。朝鲜的公交车从不报站，也没有电子时刻表，但队伍始终保持着惊人的秩序：没人插队，没人抱怨，连咳嗽都压着音量。

“等车就像参加集体冥想。”中国游客王磊在游记里写道。他目睹过一位母亲抱着熟睡的孩子在寒风中站了40分钟，直到第三辆车才挤上去。这种“静默迁徙”背后是残酷的现实：平壤仅有不到3000辆公交车，却要承载300万市民的通勤。许多工人凌晨四点出门，就为赶上首班车

车厢内，红白相间的无轨电车贴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乘客们或站或坐，有人低头翻看《劳动新闻》，有人用朝鲜国产手机浏览内网新闻——这些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连游戏都装不了。窗外闪过黄绿相间的居民楼，那是国家分配的免费住房。新婚夫妇申请70平米婚房，生三胎可换120平米，水电费象征性收取2朝元（约0.01元人民币）

在平壤第一百货商店，主妇金英姬正用粮票兑换本月配额：20斤大米、1斤食用油、3斤猪肉。货架上清一色挂着白、灰、黑三色服装，售货员警惕地打量穿牛仔裤的外国人——这种“西方腐朽符号”至今被官方明令禁止

朝鲜的温饱建立在严密的配给制上。普通工人月薪约300元人民币，但凭票可保障基本生活。午餐时间，机关食堂里飘着豆腐汤的香气，工人们用铝制饭盒装着米饭和泡菜，偶尔加一片薄如蝉翼的猪肉——这是他们难得的蛋白质来源。而在玉流馆冷面店门口，排队的人群蜿蜒如长龙。一碗4美元的冷面（外国人价）抵得上普通工人三天工资，但朝鲜人甘愿为这口“国民美食”等上两小时

平壤某医院里，65岁的崔美兰展示着免费领取的降压药：“虽然X光机是1980年代的，但至少不用为手术费发愁。”朝鲜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但设备老旧、药品短缺是常态。农村医院甚至用汽水瓶装输液液，结核病仍肆虐偏远地区

这种福利背后是沉重的代价：医生日均看诊60人，护士身兼保洁员。一位平壤医生私下透露：“好药都在外汇商店，普通人买不起。”
即便如此，免费医疗仍是朝鲜人最自豪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他们不会像中国患者那样为天价药单崩溃，却也难逃“治标不治本”的困境。

夜幕降临，平壤的割裂愈发明显。科学家大道的购物中心灯火通明，富人们用美元购买进口水果（香蕉12元/斤，抵一天工资），在涉外餐厅享用人均100元的大餐。而老城区里，主妇朴英顺正和丈夫扛着30公斤的煤气罐爬8楼，铁楼梯被砸出密密麻麻的凹痕——能用上中国产蓝罐煤气的家庭已算“中产”，更多人还在烧煤球取暖

这种分化甚至渗透到婚恋市场。女导游金秀珍月入800元（普通工人3倍），却因“高不成低不就”成了大龄剩女。朝鲜男性服役10年，退伍后直接进国企，凭分配住房轻松娶妻生子。而女性若想嫁入平壤，要么考进外国语大学当导游，要么在黑市倒卖中国手机——后者风险极高，一旦被抓可能发配矿山

平壤地铁荣光站内，42岁的工程师李成民用指甲在《劳动新闻》上划重点。这份报纸头版永远留着“开天窗”——版面随时可能因领导人活动调整。第三版的工厂事迹暗示生产指标变化，第四版的国际新闻藏着外汇政策风向

与此同时，00后大学生金哲秀正在宿舍用U盘传阅韩国综艺。他的智能手机装着自研的农业APP，虽然连不上国际互联网，却能帮合作社计算施肥量。“我们知道外面世界什么样，”他压低声音说，“但平壤的夜晚不需要霓虹灯——我们有更亮的星星。”

在羊角岛酒店顶楼，外国游客用长焦镜头捕捉江对岸的零星灯火。那些光点下，或许正有一位主妇用粮票计算明日餐食，一位技工在黑暗中维修苏联时代的机床，一位少年用改装收音机偷听韩国广播。

朝鲜人把匮乏活成仪式，用集体主义消解个体焦虑。他们不用为房贷失眠，却要为一片猪肉精打细算；他们享受免费医疗，却不得不接受落后设备；他们歌颂平等，却默许特权阶层的存在。这种矛盾，恰如平壤地铁那深达200米的隧道——阳光永远照不进来，但车厢里的壁画依然鲜艳如初

或许正如退休教师崔美兰所说：“我们微笑是因为必须微笑，但免费住房确实让我们免于流离失所。”
这种被制度庇护的安定感，正是朝鲜人“幸福指数”的真相——没有选择，所以知足。

来源：百姓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