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子里很少有人记得张大娘院子里那棵梨树是什么时候种下的，但所有人都知道她儿子阿坤出事那年，梨树结了满树的果子，多得压弯了枝桠。

村子里很少有人记得张大娘院子里那棵梨树是什么时候种下的，但所有人都知道她儿子阿坤出事那年，梨树结了满树的果子，多得压弯了枝桠。

“这树怕是知道阿坤不回来了，想给他娘留点念想。”村里人私下这么说，但没人敢在张大娘面前提起阿坤。

阿坤车祸那天，我正在镇上药店买治胃病的药。那会儿刚交了农医保，我拿出那张深绿色的医保卡时还有点拘谨。店里电视开着，循环播着养胃药广告，广告里的白衣大夫比我小学儿子还年轻。

就是在这时，几个老熟人跑进药店，嘴里喊着阿坤出事了。

“撞上了那个大工厂的运货车，人不行了。”拿了药，我跟着一群人往车祸现场跑。

阿坤的电动三轮被撞成了麻花，卷在大货车的车轮下面。血迹已经干涸了一半，边缘发黑，中间还是红的。有只狗嗅着地上的痕迹，不时抬头望向围观的人群。

听说阿坤是当场就没了。送医院的路上，人就断了气。

张大娘到医院时疯了一样，几个亲戚都拉不住。后来给她打了镇静针，她才算老实下来，但眼神已经空了。

“都怪她那该死的虚荣心！”村里的赵大婶说，“非要阿坤买什么音响，说要给阿坤相亲的姑娘一个面子。”

赵大婶说这话时，指着阿坤的三轮车残骸，那个红色的音响盒子露在外面，不知怎么居然没摔坏，只是沾了泥和血混合的污迹。

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那个红色的音响盒子，是阿坤前段时间托人从镇上买的，说是要给家里装个像样的音响，好让来相亲的姑娘看看”咱们农村也是紧跟时代的”。

赵大婶说这话时，嘴角有点歪。大家都知道，自从她女儿小芹嫁给城里人后，她说话的鼻孔都比村里人高出三分。

警察和工厂的人很快就来了。

工厂的人穿着蓝色工作服，领头的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据说是厂长陈厂长。他站在医院的走廊上，脸色比张大娘还难看。

“我代表工厂向死者家属道歉，会负全责。”陈厂长说话的声音不大，沙哑得像是久没开口。他手里捏着一顶灰色的鸭舌帽，帽檐已经被他捏出了几道褶皱。

“你那破工厂害死我儿子，还好意思站这儿？”张大娘被人拉着，眼泪说落就落。“再没我阿坤，这日子还怎么过？我儿子才二十八啊…”

“赔偿的事，我们一定会处理妥当。”陈厂长的话被张大娘撕心裂肺的哭声淹没了。我注意到陈厂长的眼角也红了。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本该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工厂方面会赔款，张大娘会拿到钱，然后日子还得一天天过下去。

可村里人谁也没想到，阿坤没死。

这事是三天后从医院传出来的。说是阿坤伤得是不轻，但人是活着的，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一直昏迷不醒。

这消息传到村里时，张大娘像是被人点了穴，愣在门口半天说不出话来。但当大家要去医院看阿坤时，张大娘却突然变卦了。

“不许去！都不许去！”她声嘶力竭地喊着，眼神里闪着一种我见过的光。那是打了欠条的人看到债主时的惊恐。

大家不明白，但都把张大娘的古怪归结于受了惊吓。毕竟，死而复生这种事，谁经历了都会有点不对劲的。

让大家更想不通的是，就在阿坤恢复意识的第三天，阿坤的床铺空了。医院的护士说，半夜时有个病人的家属强行把人带走了，连医疗费也没结清。

张大娘那几天也不在家，据说是去县城亲戚家了。

等她回来时，家里的东西少了一大半。村里人问起阿坤，她就说阿坤去外地工作了，让大家别提了。

我记得那是个闷热的夏天，蝉鸣吵得人心烦。张大娘家门口的老槐树下，每到黄昏都会有几个老人坐着，嘴里叼着旱烟，眼睛盯着张大娘的房子，像是守株待兔。

“你们懂个啥。”赵大婶的声音尖细刺耳，“那工厂不得赔钱吗？阿坤没死，哪来那么多赔偿？”

我当时没在意这话，只觉得赵大婶又在胡说八道。可三个月后，村里人看到张大娘去县城批发市场开了个小门面，卖些日用百货。

店铺不大，但装修挺齐整，门口还贴了个大红”开业大吉”的横幅。横幅的一角有些歪，像是被风吹起又落下时折了。

“这得花不少钱吧？”有人小声嘀咕。

“听说那工厂赔了不少呢，差点倒闭。”赵大婶捂着嘴，但声音大得村头都能听见。

张大娘的生意做得不温不火，但也够她一个人过日子。村里人常看到她骑着电动车去批发市场进货，脸色比以前红润了些，但总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家那阵子也在县城租了个小店面卖些农产品，隔三差五会去批发市场进货。偶尔碰到张大娘，也会打个照面。那天是周二，市场人不多，我远远看到张大娘在一个卖塑料盆的摊位前挑选。

“大娘，进货啊。”我走过去打招呼。

张大娘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团。“小李啊，你也是？”

我们寒暄了几句，然后我问起阿坤的情况。张大娘的脸色立刻变了，手里的塑料盆差点掉在地上。

“他挺好的，挺好的。”张大娘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在外地工作，赚得多着呢。”

但那天的偶遇后，张大娘好像特意躲着我。每次在批发市场碰面，她总是装作没看见，转身就走。直到半年后的一个雨天，我捡到了一封信。

那是个塑料袋包着的信封，被雨水浸湿了一角，但内容还是清晰可见的。信是寄给”张大娘收”的，没写具体地址，邮戳上的地名我没怎么看清，好像是”桃源县”之类的地方。

我知道这信八成是邮递员送信时，从张大娘家门缝里塞进去，又被风或者什么动物给弄出来了。正犹豫要不要还给张大娘，信封自己裂开了一道缝。

信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个不常写字的人写的：

“娘，对不起，我不能回去。那笔钱，我拿不下去。你说厂长害了我，可我知道，那天是我骑三轮冲了红灯。厂长的车根本没超速。当时他为了避让我，方向盘打得太急，车子侧翻了，他肋骨都断了三根…”

读到这，我手一抖，信掉在了地上，被风刮到了一边。等我捡起来时，信纸已经被泥水浸透，字迹化开，像哭花了的妆。

这事我没告诉任何人，但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尤其是看到村里人背后议论张大娘靠”死儿子”发了财这种话，我心里更不是滋味。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三年。那年夏天，村里通了高速公路，周边几个大工厂的车来往更频繁了。赵大婶的女儿小芹怀孕了，她整天在村里大院子里晒太阳，逢人就说孙子要生在城里的大医院。

“讲究，就是讲究。”赵大婶得意地说，手上摆弄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堆橙色的小药片。“这可是进口的叶酸，一盒三百多呢。”

我们都知道那药是假的，村里谁家姑娘怀孕不是吃十几块钱一瓶的国产叶酸？但没人点破，只是看着赵大婶眼角的笑纹越来越深。

张大娘那会儿已经不怎么回村了，听说是常住在县城了，农忙时才会回村里看看。她家院子里的梨树结的果子没人摘，落了一地，引来一群马蜂。

那年八月的一天，县城下了场大雨，镇上的溪水都涨了起来。我和几个村里人赶紧去疏通排水沟，否则水漫进稻田，这季稻子就保不住了。

忙活到半夜，雨才渐渐小了。村里人各自散去，只剩我和老王头往回走。路过张大娘家时，看到院子里亮着灯。

“大娘回来了？”老王头叼着烟卷，雨水顺着他的塑料雨衣滴答滴答地往下落。

正说着，就看到张大娘家门口停了辆黑色轿车，车灯还亮着。车旁站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在雨里显得有些狼狈。

“那不是…”老王头眯着眼，烟卷都掉了，“那不是出事那个工厂的陈厂长吗？”

我仔细一看，还真是。那个当年在医院走廊上，捏着鸭舌帽的精瘦男人。只是现在的他，西装革履，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张大娘站在屋檐下，手里捏着块抹布，脸色发白。两人隔着雨幕对峙，谁都没说话。

“走吧，别看了。”我拉了拉老王头，“人家的事，咱别掺和。”

但老王头就像生了根，死活不肯走。我只好跟他一起躲在旁边的树下看热闹。

“张阿姨，”陈厂长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在雨声中依然清晰可闻，“阿坤到底在哪？这都四年多了…”

张大娘的身子抖了一下，但很快又站直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儿子死了，你不是赔过钱了吗？”

“可我明明看到他从医院走了出去！”陈厂长的声音高了起来，“那天半夜，是你带他走的。就算他恨我，不愿见我，至少让我…”

张大娘突然冲过去，一把推开陈厂长。“够了！我儿子死了就是死了！那钱我早用完了，你别想…”

她的话没说完，陈厂长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信封，塞到张大娘手里。“这是赔偿金的支票，800万。本来那天就该给你的，但你突然消失了…”

雨下得更大了，老王头使劲扯我的袖子，示意我快走。我们俩蹑手蹑脚地离开了，但那场景像是刻在了我脑子里，怎么也忘不掉。

接下来的日子，村里的八卦更多了。有人说看到陈厂长又来过几次，每次都铩羽而归。也有人说张大娘把那800万给烧了，诅咒陈厂长不得好死。

一个月后，张大娘突然卖掉了县城的店铺，说是要去外地养老。临走前，她把家里的老房子过户给了村里的敬老院，只留下那棵梨树，说是等阿坤回来好摘梨吃。

我看着张大娘坐上了去车站的三轮车，心里五味杂陈。车子拐过村口那棵歪脖子柳树时，我仿佛看到张大娘在抹眼泪，但也可能只是阳光太刺眼了。

这事过去又是一年，眼看要过年了，村里人又忙碌起来。赵大婶的外孙满周岁了，她请了半个村子去城里的酒店吃饭，吃完还带大家去了游乐园。

“孩子他爸给买的年卡，一家人随时都能进去玩。”赵大婶得意洋洋地说，手里的金镯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那天回村的路上，我在县城汽车站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瘦高的年轻人，背着个旧书包，站在站台上东张西望。

那不是阿坤吗？

我赶紧走过去，没想到阿坤居然认出了我。“李叔！”他笑着打招呼，语气中带着一丝拘谨，“好久不见。”

阿坤比五年前更瘦了，脸色有些蜡黄，但眼睛还是那么有神。我看到他左腿有些瘸，走路时一拐一拐的。

“你娘去桃源县了，”我说，心里却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她把房子…”

“我知道，我这不是回来看看嘛。”阿坤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明信片，“这是娘寄给我的，说是让我回来看看梨树。”

明信片上只有寥寥数语：“梨熟了，回家摘梨。”背景是一片梨园，金黄的梨子挂满枝头。

我心里忽然明白了什么，但又不敢确定。

“陈厂长还在找你，”我试探着说，“他说有800万…”

阿坤的脸色变了，眼神有些闪烁。“李叔，那都是误会。当初是我闯的祸，害得陈厂长差点坐牢。他一直以为我死了，后来在医院看到我，我怕他…”

阿坤没说下去，但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原委。

“可你娘收了赔偿款啊。”

“那是医疗费和误工费，才二十多万。”阿坤叹了口气，“后来我从医院偷偷跑了，娘怕事情败露，就对外宣称我死了。其实我一直在桃源县一个小诊所躺着，腿骨折了，养了大半年才能走路。”

我和阿坤一起回了村。路上，阿坤告诉我，这五年他一直在桃源县打工，也尝试着找过陈厂长，想当面道歉，但又怕给娘惹麻烦。

“前几个月收到娘的信，说陈厂长找到她了，要给800万赔偿金。娘让我别回来，说她会处理好。”阿坤的声音低了下去，“可我不能再躲了。”

村口的老槐树下，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张大娘站在那里，身旁是那个西装革履的陈厂长。两人似乎在等人，神情都有些紧张。

阿坤看到他们，脚步顿了一下，但很快又大步走了过去。“娘！”他喊道，声音有些发抖。

张大娘转过头，看到阿坤，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她跑过去，一把抱住阿坤，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陈厂长站在原地，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惊讶还是释然。

我没有上前，而是悄悄离开了。这是他们三个人的事，我不该插手。

后来听说，阿坤当着陈厂长的面，讲述了那天的真相。陈厂长没有责怪他，反而问他愿不愿意去工厂上班。

“不是可怜你，”陈厂长说，“而是欣赏你的诚实。我这人最欣赏诚实的人。”

至于那800万，张大娘起初不肯收，但架不住陈厂长的坚持。最后达成的协议是，钱存进银行，专门用于村里修路和助学。

那年冬天特别冷，村口的大槐树被冻得光秃秃的。但张大娘家院子里的梨树，不知怎么的，居然开了几朵白花，在一片萧瑟中显得格外醒目。

“这树怕是疯了。”赵大婶说，眼睛瞄着张大娘家的新房子。那是陈厂长帮着翻修的，说是给阿坤将来娶媳妇用。

我没接茬，只是望着那几朵傲雪的梨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人这一辈子，有太多事说不清道不明。有时候躲起来不是怕事，而是怕面对内心深处的自己。张大娘把儿子藏了五年，也许不只是为了那点赔偿，更是怕儿子内疚自责，一辈子活在阴影里。

而陈厂长找了阿坤五年，或许也不仅仅是为了给那800万，更是想亲眼确认阿坤还活着，好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些许安慰。

如今，阿坤已经在陈厂长的工厂当了技术员，张大娘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村里人都说阿坤命大，逃过一劫，但我知道，真正救了阿坤的，不是什么命大，而是人心中那点不愿熄灭的光。

赵大婶有一次醉酒后说漏了嘴，说当年是她看到阿坤出院，悄悄告诉了陈厂长。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只说了一句：“工厂要是倒了，我女婿一家怎么办？他可就在那上班呢。”

有时候，人性就是这么复杂。恶中有善，善中有恶，说不清，道不明。

去年冬天，村里办了场社火，张大娘带头跳了场舞。跳完后，她请大家去她家吃梨，说是阿坤摘的，特别甜。

我尝了一口，酸得牙根发颤。张大娘见状哈哈大笑：“是酸了点，可日子总得往前过，酸甜苦辣都是滋味啊。”

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那梨也没那么酸了。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