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遍祖国大地，南方来的生意人在我们这儿稀罕得很，穿着的确良衬衫，提着皮包，说着咿咿呀呀我们听不大懂的普通话，是我们那个小城里稀罕的很。

＂妈，给您盛饭。＂我把碗递给她，看她眼眶湿润，犹如二十年前她从未离开过一样。

我叫王建国，今年四十有三，东北人，在一家国企当工程师。

一九八六年，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就跟一个南方做生意的人跑了，留下我和妹妹跟着爸爸相依为命。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遍祖国大地，南方来的生意人在我们这儿稀罕得很，穿着的确良衬衫，提着皮包，说着咿咿呀呀我们听不大懂的普通话，是我们那个小城里稀罕的很。

记得那天，我放学回家，推开咯吱作响的木门，屋里比往常更加安静，连墙上那台＂红灯牌＂老式收音机都没有打开。

爸爸坐在家里那张用了十几年的八仙桌旁，面前放着一封信，脸色灰白，手里的自卷烟头已经烧到了手指，他却浑然不觉。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字迹也能有温度——妈妈的字迹那么熟悉，那么工整（她在我记事前是小学老师），却让我感到彻骨的寒意。

＂建国，妈妈对不起你们，等你长大了，希望你能理解，人这一辈子不容易...＂信里这么写着，我只看了开头几行，手就抖得拿不住了。

爸叹了口气，他那张常年在机械厂车间里熏得黝黑的脸，此刻竟然变得格外苍白：＂你妈跟南方那个姓陈的跑了。＂

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我甚至能听到他喉咙里的苦涩。

那晚，我和比我小三岁的妹妹王丽偷偷抱在一起哭，外面的小广播里正播着《渴望》的主题曲，刘欢的歌声飘进窗户：＂让往事都随风，管它昨夜风吹过...＂

＂哥，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妹妹揉着通红的眼睛问我，她那白白净净的小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显得格外苍白。

我摸着她的头发，那是她刚剪的＂蘑菇头＂，倔强地翘着：＂妈妈可能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她会回来的。＂

其实我心里清楚，妈妈多半是不会回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妹妹说，只能把她抱得更紧。

那时候的东北，国企大下岗还没开始，但＂吃大锅饭＂已经让很多工厂效益不好，工人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爸爸一个人拉扯我们，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弄点稀粥，往里面打个鸡蛋（要攒几天的鸡蛋票），煎两个咸菜，白天在机械厂上班，晚上回来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缝补衣服。

他那双握了二十多年扳手的粗糙大手，硬是学着用针线，经常扎得满手是血印子，针眼处会肿起一个小疙瘩，但他从不喊疼。

东北的冬天格外冷，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花，用指甲刮开一道才能看清外面。

我们家只有一床厚棉被，上面有补丁，爸爸总是让我和妹妹盖，自己只盖一床薄被，冻得直搓手，脚底下垫着过年才买的一份《工人日报》，说这样能隔寒气。

＂爸，你也来盖吧，被子够大，咱仨一起盖。＂我经常这么劝。

＂爸不冷，你们盖好，长身体呢。＂他总是这么回答，然后转过身去，假装咳嗽两声，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们看见他的眼泪。

那些年，邻居们在背后议论，说我们是＂破烂家庭＂出来的孩子，同学们小声嘀咕，甚至有人故意在我面前提起＂后妈＂这个词。

每当这时，我就加快脚步，假装没听见，把妹妹护在身后，有时候忍不住也会跟他们干一架，回家满身是土，衣服又破了。

爸爸从来没再提过要找个＂后妈＂的事，面对邻居们的介绍，他总是笑笑说：＂咱爷仨就这么过，我有这两孩子就够了。＂

日子虽苦，但我们仨倒也有说有笑，爸爸常说：＂咱家是＇钉子户＇，钉在这块地方，扎根长大！＂

时光荏苌，一晃就到了九十年代末，爸爸所在的国营机械厂开始不景气，车间里的老式机床一台台闲置下来，厂门口贴出了一张又一张＂优化组合＂的名单。

那时候，＂下岗＂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厂区大喇叭里的《东方红》换成了＂发扬改革创新精神＂的动员讲话。

我已经从技校毕业，分配到了爸爸曾经工作的那家机械厂当了学徒工，每个月拿着三百多块钱的工资，学着操作那些老式的车床，手上总是油乎乎的。

妹妹考上了师范学校，我每月省吃俭用给她寄生活费，有时候连厂里的工作餐都舍不得吃，带着家里蒸的窝窝头就下班了。

爸爸很快被下岗了，拿着一笔不多的补偿金，留在家里种些萝卜白菜，养了几只鸡，偶尔去建筑工地打零工补贴家用，有时晚上还在街口摆个修自行车的小摊。

尽管如此，他每天还是笑呵呵的，说：＂咱爷们不怕苦，东北爷们就该这么扎实！＂

那几年，家家户户都不容易，下岗潮席卷了整个东北，单位的宿舍楼里，时常能听到争吵声，有人砸了家里的＂大件＂——那时候能有个十四寸彩电、一台双缸洗衣机就算是＂大件＂了。

曾经热闹的工厂宿舍区变得冷清，许多人背井离乡南下打工，顾不上照顾老人孩子。

我们家能留在原地，已经算是幸运了，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爷仨在一起，也算是个完整的家。

二〇〇〇年，在厂里的五一联欢会上，我认识了我媳妇赵淑芳，她是纺织厂的一名绣花工，手巧心细，能用一根线绣出一朵栩栩如生的牡丹花。

她穿着一件自己改制的碎花连衣裙，扎着马尾辫，朴实却干净利落，跟当时流行的烫着卷卷的＂波浪头＂的姑娘们不太一样。

刚开始，她不知道我家的情况，只是听说我爸下岗在家，我俩工资不高，家里条件一般。

后来有人告诉她我妈当年离家出走的事，她犹豫了一阵子，足足一个星期没回我的寻呼机。

那个星期我坐立不安，天天往公共电话亭跑，给她家打电话，结果她爸爸总说她＂加班去了＂。

最后，她终于同意见我，在我们厂区附近的小公园里，坐在一条已经褪色的长椅上。

＂我不在乎你妈当年的事，那不是你的错，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她这么对我说，干脆利落的，眼睛直视着我，让我第一次感到了命运的善意。

＂不过有一个条件，＂她补充道，＂你得答应我，如果你妈哪天回来，你不能因为她一句话就不要我。＂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那不可能，我媳妇只有你一个！＂她脸一下子红了，甩开我的手：＂谁是你媳妇啊，还没结婚呢！＂

我们结婚那天，爸爸难得穿上了那套唯一的中山装，还理了发，显得精神多了。

他喝了两盅白酒，脸红扑扑的，搂着我的肩膀说：＂儿子，爸对不起你，让你小小年纪就担起这个家，连个像样的婚礼都给不了你...＂

我打断了他：＂爸，您别这么说，没您哪有我今天？淑芳嫁给我，就是看中咱家的实在！＂

那天晚上，其他人都睡了，我看见爸爸偷偷拿出妈妈的一张照片看，那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妈妈穿着七十年代流行的灯芯绒衣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机械厂门口。

爸爸的粗指头轻轻抚摸着照片，眼角有泪光闪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这么多年从未真正忘记过妈妈。

婚后，我和淑芳省吃俭用，一点一点攒钱，盼着有朝一日能脱离集体宿舍，买上自己的房子。

那时候的东北，市场经济的理念刚刚深入人心，下岗职工纷纷＂下海＂经商，也有人外出打工，城市里的私营企业开始崭露头角。

我们住在单位分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里，冬天一进门就能看见炉子上冒出的热气，墙角有时会结霜。

淑芳从来不抱怨，她自己动手做了窗帘，缝了沙发套，把那个小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她每天早早起床，用煤球炉子烧水，做好早饭，再骑着二八自行车去纺织厂上班。

日子虽然紧巴，但过得踏实，我们有时候还能省下钱，去照相馆照一张合影，或者去百货大楼给爸爸买条围巾。

妹妹大学毕业后，在县城一所小学当了老师，后来嫁给了同校的体育老师，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会修理拖拉机，在村里很受欢迎。

他们的婚礼上，妹妹抱着我哭了：＂哥，要不是你，我可能上不了大学，更别说当老师了。＂

我拍拍她的肩：＂说啥呢，咱爷仨这些年互相扶持，不就熬过来了吗？＂

二〇〇五年，爸爸因为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那时候东北的医疗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看病还是很贵。

我刚当上车间主任，每月工资七八百，加上妹妹的一点积蓄，勉强能应付医药费。

但爸爸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他咳嗽得越来越厉害，胸片上的阴影越来越大，医生说要转院到沈阳的大医院，那笔钱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我和妹妹坐在医院走廊的长凳上，两侧是消毒水味道和病人的呻吟声。

她紧紧抓着我的手，哭着说：＂哥，你说妈要是在，会不会不一样？＂

我沉默了，二十年来，我从未主动提起过妈妈，也不允许自己去想她。

但在那一刻，我第一次认真思考：如果妈妈没走，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她会不会陪着爸爸熬过那些艰难的日子？

她会不会为了我和妹妹上学的费用愁眉苦脸？

她现在过得好吗？还记得我们吗？

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却找不到答案。

爸爸最终没能等到转院，他走的那天，窗外下着小雪，屋里的煤炉烧得正旺，散发着温暖的热气。

临终前，他握着我的手，艰难地说：＂儿子，别怪你妈...她也不容易...＂我点点头，眼泪掉下来，砸在他干枯的手背上。

爸爸走后，我和妹妹整理他的遗物，在他那个老式木箱底层，我们发现了一沓信封，全都没有拆封，上面写着妈妈的名字——王秀兰。

这些信是爸爸写给妈妈的，但从未寄出，最早的一封是妈妈走后不久写的，最晚的一封日期是去年冬天。

我们翻看着这些信封，上面的地址从未变过——＂广东省茂名市＂，我这才知道，原来爸爸一直知道妈妈在哪里。

我和妹妹没有打开读，虽然好奇，但总觉得那是爸妈之间的私事，我们不该窥探。

最后，我们一起把这些信埋在了爸爸的坟前，让它们永远陪伴着他。

葬礼那天，我站在爸爸的墓碑前，想起他这一生：为工厂付出了青春，为家庭操劳到老，却从未抱怨过命运的不公。

＂爸，我和丽丽一定会好好的，您放心吧。＂我对着墓碑承诺，风把我的话吹散在空气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淑芳有了儿子，取名叫王小东，取＂向东看＂之意，希望他未来的路会越走越宽广。

小东很聪明，从小就爱问这问那，他有一双像妈妈的大眼睛，但倔强的性格却像极了我。

有一次，他从幼儿园回来，奶声奶气地问我：＂爸，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奶奶，我只有姥姥？＂

我一时语塞，只好含糊地说：＂你奶奶去很远的地方了。＂

＂像天堂那么远吗？像我们班上小明的爷爷那样？＂他天真地问。

＂不是，她只是...去了南方。＂我艰难地回答。

＂那她为什么不回来看我？＂小东歪着头，眼睛里满是疑惑。

我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岔开话题：＂走，爸带你去买小汽车玩具！＂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妈妈的离开不仅仅影响了我们这一代，还会延续到下一代，就像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二〇一三年的春天，我正在车间里忙着检修设备，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来回穿梭。

忽然，厂办的小王跑来说有我的电话，我擦了擦满是机油的手，去了办公室。

＂请问是王建国吗？＂电话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像是普通话和粤语的混合体。

＂我是，你哪位？＂我警惕地问，心想是不是推销保险的。

＂我是陈立平，你妈妈王秀兰的...＂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我和你妈妈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我的手开始发抖，差点握不住电话，后背一下子冒出了冷汗，心跳如擂鼓。

二十多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妈妈的直接消息，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她的消息了。

＂你妈妈病了，很想见你和你妹妹一面。＂他说，声音里带着歉意和恳求，像是在请求原谅。

我沉默了许久，脑海中闪现出妈妈的面容，那些早已模糊的记忆一下子涌回来：她给我梳头时的轻柔动作，包饺子时麻利的手法，生病时她额头贴着我额头探热度的温暖...

＂我考虑考虑。＂最后我只回了一句，然后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想起爸爸的遗言，想起那些未寄出的信，想起妹妹小时候总是问的＂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淑芳看出我的心事，她一直很敏感，能从我的一个眼神里读出我在想什么。

＂怎么了？＂她轻声问，手抚上我的后背，＂工厂又要裁员？＂

我把电话的事告诉了她，她的眼睛微微睁大，但很快又恢复平静。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没有任何指责或建议，只是想知道我的想法。

＂我不知道。＂我老实回答，＂二十多年了，我已经习惯没有她的生活了。但爸临终前说别怪她...＂

淑芳沉思片刻，盘起腿坐在床上，穿着那件我们结婚时买的碎花睡衣，已经洗得有些褪色了。

＂建国，人这一辈子没几个人能真正放下过去。你妈妈能主动找你们，说明她心里有愧疚。你要不要去见一面，解开这个结？至少，你可以问问她当年为什么走。＂

我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第二天去找了妹妹，现在她已经是县城小学的教导主任了，日子过得不错。

丽听完我的叙述，先是愤怒，拍着桌子说＂凭什么这么多年不管不问，现在病了想起我们了＂，然后沉默，最后哭了，抱着我说＂哥，我其实一直很想妈＂。

＂哥，你说妈当年为什么要走？就因为那个南方人比爸有钱吗？＂她像小时候一样抬头问我，眼睛红红的。

我摇摇头：＂不知道，也许我们见了面能问个明白。＂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和妹妹决定见妈妈一面，不是为了原谅她，只是为了了解真相，为了给自己二十多年的疑问一个答案。

我们约在老家那个小城的火车站见面，那里有我们太多的回忆：小时候送爸爸出差，上学时期的离别，工作后匆匆的会面...

二〇一三年五月的一个周末，我和妹妹早早地来到火车站等候，那个站台还是老样子，只是候车室翻新了，多了电子屏幕。

我们坐在长椅上，心情既紧张又复杂，手心不停地冒汗。

＂你紧张吗？＂妹妹问我，声音有些发抖，手指不停地绞着她的围巾穗子，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

＂紧张。＂我承认道，嘴巴发干，舌头像打了结，＂我甚至不知道该叫她什么。叫妈妈感觉太亲近，叫王秀兰又太生疏。＂

就在这时，一对中年夫妇向我们走来，男人大约五十多岁，穿着式样普通但面料不错的衬衫和西裤，走路稳健有力；那妇人...

我几乎认不出那是我妈妈，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她脸上刻下了太多沧桑。

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布满皱纹，身材瘦小，穿着一件朴素的碎花上衣，走路有些佝偻，只有那双眼睛，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黑白分明，带着一丝倔强。

＂建国，丽丽...＂她颤抖着叫出我们的名字，眼泪立刻涌了出来，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和妹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被施了定身法。

我感到一股复杂的情绪在胸口翻涌：愤怒、悲伤、遗憾、甚至还有一丝微弱的血脉亲情，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突然出现，熟悉又陌生。

妈妈向我们走来，步子很小，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她想要拥抱我们，但在距离我们一米处停下了，似乎察觉到我们的疏离和僵硬。

她的手尴尬地悬在空中，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最后垂了下来，露出一丝苦笑。

＂孩子们，对不起...＂她说，声音哽咽，那声音我已经二十多年没听过了，却依然如此熟悉。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聊吧。＂那个叫陈立平的男人提议道，声音低沉，带着明显的广东口音，听起来有教养，不像我想象中的那种＂偷人妻子的混蛋＂。

我们去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谁都没胃口吃东西，只点了几杯茶，四个人坐在一张方桌旁，尴尬的沉默弥漫在空气中。

妈妈一直看着我们，眼睛里满是泪水和复杂的情感；陈立平低着头，时不时偷瞄我们一眼，像是在观察我们的反应；我和妹妹则僵硬地坐着，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质问她当年为何离开？还是询问这些年她过得如何？

最后，还是妈妈先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谁：＂孩子们，你们爸...还好吗？＂

＂爸八年前就走了。＂我平静地说，声音却有些发紧，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肺部感染，那会儿家里条件不好，没能及时治疗。＂

妈妈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血色，她捂住嘴，眼泪夺眶而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还那么年轻...＂

＂你怎么会知道呢？＂妹妹突然讽刺地说，声音里带着压抑多年的愤怒，＂你当年一封信就走了，从来没有联系过我们，连个电话都没有，爸去世的时候报纸都登了讣告...＂

妈妈低下头，肩膀抽搐着，像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对不起，我...＂

＂你走的那年，我十五岁，刚上初二，丽丽才十二岁，还是个小孩子。＂我打断她，声音有些哽咽，＂爸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没日没夜地干活，冬天冻得嘴唇发紫，还说不冷。他给你写了很多信，但都没寄出去...＂说到这里，我的声音也哽咽了，眼前浮现出爸爸在油灯下写信的背影。

＂我想过回来看你们。＂妈妈抬起头，脸上挂着泪痕，眼睛红肿，＂但我怕...怕见不到你们，怕你们恨我，怕给你们带来更多麻烦...＂

＂那你现在为什么回来？＂妹妹质问道，声音尖锐，像是刀子，＂为什么这么多年不闻不问，现在突然想起我们了？＂

妈妈看了一眼陈立平，后者点点头，似乎在鼓励她说下去，眼神里有一丝愧疚和支持。

＂我生病了，医生说...时间不多了。＂妈妈艰难地说，每个字都像是用尽全力，＂肝不好，已经晚期了，治不了了。我不想带着遗憾走...想见你们最后一面，告诉你们当年的事，希望你们...＂她没有说出＂原谅＂二字，但我们都明白她的意思。

她缓缓讲述了离家的原因，那年，爸爸所在的厂子效益不好，工资经常拖欠，家里总是缺钱，他们经常为了生活琐事吵架。

陈立平是南方来的生意人，在我们这儿收购工业品，那年东北经济不景气，很多国营工厂的产品滞销，外地商人来收购，价格很低。

妈妈在厂子食堂工作，认识了他，起初只是工作上的往来，她负责安排收购商人的伙食，后来不知不觉发展成了感情。

在她看来，这是一条逃离贫困生活的出路，陈立平对她说南方发展得好，可以带她去过更好的生活。

＂我当时以为可以给你们更好的生活。＂妈妈说，声音里满是愧疚，＂我想等站稳脚跟就接你们去南方，让你们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前途...＂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那段痛苦的过去，＂但到了南方，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原来，陈立平在南方已经有家庭，妈妈只是他的＂北方女人＂，他并没有打算真的和她组建家庭，更不可能接我们去南方。

妈妈发现真相时，已经怀了孕，那时候她已经36岁了，医生说年纪大了，又是第一次怀孕，很危险。

堕胎后，她想回来，但面对丈夫和孩子，她没有勇气，害怕我们的指责，更害怕爸爸的绝望。

就这样，一拖再拖，时间长了，她更不敢回来了，觉得自己不配再做我们的母亲。

＂后来我和他去了广东一个小县城，开了家小超市，日子过得还行。＂妈妈说，眼神飘向远处，仿佛在回忆那段平淡的生活，＂陈立平离了婚，我们才算真正在一起了，但已经错过了太多...每年过年的时候，看着别人家团圆，我就特别想你们...＂

听完妈妈的叙述，我和妹妹都沉默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些年，我们以为妈妈过着富足的生活，没想到她也有自己的苦楚，但这不能成为她抛弃我们的理由，再艰难的生活，我们也该一家人一起面对。

＂我们该走了。＂我站起身，声音冷淡，掩饰着内心的波动，＂丽丽还要回学校，我也有事。＂

妈妈急忙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凉，布满老年斑，骨节突出：＂建国，能不能...让我去看看你爸的坟？我还欠他一声对不起...＂

我犹豫了一下，看了妹妹一眼，她咬着嘴唇，眼中闪烁着泪光，最后微微点头。

＂明天上午吧，我们在家门口等你们。＂我留下地址，转身离开，没有回头看妈妈失望的表情。

那天晚上，我和妹妹彻夜长谈，回忆起那些没有母亲的日子：爸爸如何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如何在艰难的岁月里坚持下来，从不抱怨命运对他的不公。

我们的心情复杂得难以言喻：既有对母亲的怨恨，也有对她现状的同情；既有对往事的痛楚，也有对未来的迷茫。

＂哥，你说我们该原谅妈妈吗？＂妹妹问我，声音里带着犹豫。

＂我不知道。＂我老实回答，＂爸让我们别怪她，但这么多年的伤痕，不是一句话就能抹平的。＂

第二天一早，妈妈和陈立平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她穿着一件素色的衣服，像是特意为这次祭拜换上的。

我带他们去了爸爸的坟前，那是城郊的一片公墓，爸爸的墓碑很简单，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旁边放着一张他的黑白照片，是他四十岁时拍的工作照，穿着工装，表情严肃。

妈妈跪在坟前，放声大哭：＂老王，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你走得这么早，我都不知道...＂她的哭声撕心裂肺，回荡在安静的墓园中。

我站在一旁，心里五味杂陈，想起爸爸生前常说的话：＂人这一辈子，没啥放不下的，图个心安理得就行。＂

回家的路上，妈妈告诉我们，她想在有生之年，弥补一些对我们的亏欠。

＂我知道钱不能解决一切，但我和陈立平这些年攒了些钱，小超市生意还不错，想给你们...＂她小心翼翼地说，生怕我们拒绝。

＂我们不要你的钱。＂我斩钉截铁地说，语气坚决，＂我们过得挺好的，不缺钱。＂

回到家里，这是妈妈第一次踏入我们的新家，我和淑芳结婚后买的这套小房子，一进两室，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干净整洁。

墙上贴着我们全家的照片，电视柜上摆着小东的奖状和爸爸唯一的一块手表，那是他工作三十年的纪念品。

小东正在客厅的小桌子上写作业，穿着一身红色的运动服，看见陌生人进来，好奇地抬起头：＂爸，这是谁啊？＂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介绍，是说＂这是你奶奶＂还是＂这是我妈妈＂，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尴尬。

妈妈眼睛亮了起来，像是看到了宝贝：＂这是小东吧？真像你小时候，连写字姿势都一样...＂

小东歪着头看着她，黑溜溜的眼睛充满好奇：＂你认识我爸爸？你也是东北人吗？我听你说话口音像。＂

＂这是你奶奶。＂出乎我的意料，淑芳温和地说，她从厨房里出来，手上还系着围裙，＂她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们。＂

小东兴奋起来，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真的吗？我有奶奶啊？我同学王子豪都有奶奶，她常给他买好吃的！＂

他跑过去，毫无戒备地拉住妈妈的手，那种天真无邪的亲近让人心酸：＂奶奶，你会讲故事吗？我爸爸说奶奶都会讲故事。我们班的李老师讲的故事可好听了，说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妈妈的眼泪再次涌出，她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小东的头发，好像在抚摸一件珍贵的宝物：＂会，奶奶会讲很多故事，以前给你爸爸和姑姑讲过很多很多...＂

＂妈，吃饭了。＂淑芳招呼大家到餐桌前，她准备了一桌家常菜，都是东北人爱吃的：酸菜炖排骨、地三鲜、拌花生米，还特意做了东北酸菜炖排骨，那是妈妈以前最拿手的菜。

这个简单的午餐，是二十多年来我们第一次全家团聚，气氛虽然有些尴尬，但随着小东的天真提问，大家渐渐放松下来。

妈妈给小东讲我小时候的趣事，比如我偷偷爬树摘邻居家的苹果，结果掉下来摔了个大花脸；妹妹偶尔插嘴补充，说我小时候多调皮，经常把她的洋娃娃藏起来；甚至我也忍不住笑出了声，想起那些遥远却温暖的童年片段。

＂建国，你小时候可淘气了，有一次偷偷爬到邻居家的果树上，结果把裤子挂破了，回家还不敢说，偷偷用胶带粘上...＂妈妈笑着说，眼中流露出怀念，那些记忆对她来说如此鲜活，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妈，给您盛饭。＂我鬼使神差地拿起碗，给她盛了满满一碗米饭，这个动作是那么自然，仿佛身体记忆比大脑更早一步行动。

这是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叫她＂妈＂，这个简单的称呼从我嘴里说出来，既陌生又熟悉。

看到她眼眶湿润，我才意识到这个简单的动作对她意味着什么，这一刻，仿佛二十年的时光被压缩，她从未离开过一样。

那天晚上，我和妹妹商量后，决定让妈妈住在我家，由我们轮流照顾她，毕竟医生说她时间不多了，我们不能再错过这最后的相处时光。

陈立平说他要回南方处理一些事情，超市还要经营，他会定期过来看望妈妈。

临走前，他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些钱和一份医院检查报告，上面写着＂肝癌晚期＂几个触目惊心的大字。

＂你妈妈的情况...可能只有几个月了。＂他低声说，声音里满是无奈和痛苦，＂我知道你们恨我，但请相信，这些年我一直把她当家人一样对待，如果不是病情恶化，她可能还是不敢面对你们...＂

我没有接那个信封：＂钱我们不要，妈妈的病我们会想办法。至于你...谢谢你把她带回来。＂

他点点头，眼圈有些发红：＂你妈妈这些年过得不容易，一直惦记着你们，家里到处是你们小时候的照片，每年你们生日她都会偷偷哭...如果时间能倒流，我真希望当初没有遇见她，没有破坏你们的家...＂

妈妈住进了我家后，起初大家都有些拘谨，她不敢随便动我家的东西，总是轻手轻脚的，生怕打扰到我们。

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和妹妹逐渐接受了她的存在，虽然心中还有疙瘩，但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身影，那些怨恨似乎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妈妈很喜欢小东，常常拉着他讲故事、教他写毛笔字（她年轻时写得一手好字），还教他背唐诗，那是她当初教我的方式。

小东也很粘她，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奶奶＂，给她讲学校里发生的趣事，从口袋里掏出省下的零食，偷偷塞给她。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看见妈妈坐在阳台上，小东趴在她腿上睡着了，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们身上，那一幕让我鼻子发酸，想起小时候我也是这样趴在妈妈腿上睡觉的。

一天晚上，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说想告诉我一件事，我们坐在阳台上，望着远处的路灯，听着楼下老大爷的收音机里传来的京剧声，有一种奇怪的平静。

＂建国，妈妈走后，你爸有没有怪我？＂她问，眼中满是忐忑，像是一个等待判决的犯人。

＂他从来没在我们面前说过你的坏话。＂我如实回答，回忆起爸爸的样子，＂反而常说，你妈妈是个好人，只是遇到了困难...他总是让我们好好读书，说你最希望我们有出息。＂

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你爸真是个好人...我对不起他...这些年，我经常梦见他，梦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你们还小，他总抢着给我夹菜...＂

＂妈，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轻声说，握住她瘦弱的手，感受着那份温度，＂爸临终前让我们别怪你，他一直惦记着你。＂

＂谢谢你们原谅我...＂妈妈抹着眼泪，声音哽咽，＂妈妈有个心愿，想去看看原来住的老房子，那个我们曾经一家人住过的地方，还在吗？＂

我点点头：＂还在，就是有点破旧了，现在没人住了，我偶尔会去看看，收拾收拾。＂

第二天，我和妹妹带妈妈去了我们以前住的老房子，那是一栋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筒子楼，红砖灰瓦，四四方方，没有电梯，楼道里光线昏暗。

老房子位于三楼，我们爬楼梯上去，妈妈已经气喘吁吁，但她坚持要自己走，不肯让我和妹妹扶。

＂妈，您慢点，别着急。＂妹妹在后面小心地护着，害怕她摔倒。

＂没事，我能行，＂妈妈坚持道，脸上带着期待和紧张，＂这些年，我常常梦见这个楼梯，梦见我拎着菜往上走，你们在楼上等我...＂

门锁已经锈迹斑斑，但我保留着钥匙，那是爸爸留给我的，他说：＂这是咱家的根，别丢了。＂

推开门，扑面而来的是陈年的灰尘和回忆，屋内的陈设还是老样子，只是都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窗台上放着几盆已经枯萎的植物，那是爸爸生前喜欢养的君子兰。

妈妈站在门口，迟迟不敢进去，好像那扇门不仅仅是通向一个房间，更是通向她的过去，她的愧疚，她的遗憾。

＂进来吧。＂我轻声说，示意她不必担心。

妈妈小心翼翼地踏入这个她二十多年前离开的家，环顾四周，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

屋子里的家具几乎没变，那张八仙桌、两把靠椅、一张老式木床、一个衣柜、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早已不能使用），还有墙上贴着的几张全家福。

她走到那张八仙桌前，抚摸着桌面，手指温柔地划过那些岁月留下的刻痕和茶渍。

＂这张桌子还是我们结婚时买的...＂她喃喃道，沉浸在回忆中，＂那时候多不容易啊，攒了大半年的工资，你爸骑着自行车，从厂里一直拉到家，路上还下雨了，他全身都湿透了...＂

她继续参观着每个角落，轻轻抚摸着那些陈旧的物件，仿佛每一件都承载着她的记忆：衣柜上那道刮痕是小时候我骑木马椅撞的；窗台上的铁钉是爸爸为了晾衣服钉的；墙角的量身高刻度是记录我和妹妹成长的。

当走到床前时，她突然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木箱，那是我们家一直用来存放重要物品的地方。

＂这个还在？＂她惊讶地问，眼中闪烁着期待和不确定。

＂是啊，一直放在这儿。＂我说，有些好奇，＂那里面有什么吗？＂

妈妈打开箱子，里面是一些旧衣物、几本发黄的书籍和照片，这些东西我们整理爸爸遗物时都看过，但并没有特别在意。

她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是我们一家四口在大约一九八三年拍的，我大约八岁，妹妹五岁。

照片上，妈妈搂着我，爸爸抱着妹妹，妹妹穿着一条红格子裙子，扎着两个羊角辫，我穿着一件白衬衫，打着红领巾，大家都笑得灿烂。

＂你们记得这张照片吗？＂妈妈问，声音哽咽，眼睛紧盯着照片，好像要把它烙印在脑海中，＂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去省城时拍的，当时你爸刚发了奖金，带我们坐火车去，我们在中山广场游玩，还去了动物园...＂

我和妹妹点点头，默默地看着那张代表着完整家庭的照片，那种幸福感和归属感是如此遥远，却又如此熟悉。

＂我走的时候，偷偷带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妈妈说，声音轻得像耳语，＂这些年，我经常拿出来看，想象你们长大后的样子...每次过年过节，我都会对着照片说话，告诉你们南方的见闻，问问你们过得好不好...＂

听到这里，妹妹忍不住抱住妈妈，放声大哭：＂妈，您为什么要走啊？您知道我有多想您吗？学校里别的女生都能跟妈妈撒娇，只有我不能...我每次看见别人家的妈妈，都好羡慕...＂

妈妈紧紧抱住妹妹，轻抚她的后背，就像二十多年前安抚她睡觉时那样：＂丽丽，对不起，妈妈错了...妈妈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离开了你们...＂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对分离了二十多年的母女相拥而泣，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那些年积累的怨恨和不解，在这一刻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在老房子里待了整整一下午，妈妈讲述着每件家具、每个角落背后的故事，那些我和妹妹已经模糊的记忆，在她的叙述中重新鲜活起来。

＂记得那个冬天吗？＂她指着窗户，眼中闪烁着光芒，＂外面下了大雪，你爸把我们抬到窗台上，让我们看外面的雪景，还一起堆了个小雪人...＂

＂还有那次停电，＂她笑着说，＂我们点着蜡烛，围在桌前讲鬼故事，吓得你们直往我怀里钻...＂

回家的路上，妈妈显得特别疲惫，但脸上却带着满足的微笑，仿佛了却了一桩心事。

当晚，她拉着我和妹妹的手，说想和我们聊聊，我们坐在客厅里，小东已经睡了，房间里很安静，只有钟表滴答的声音。

＂孩子们，妈妈知道这辈子亏欠你们太多，无法弥补。＂她认真地说，眼中满是真诚和歉意，＂但妈妈想告诉你们，妈妈从来没有一天不想你们，从来没有一天不后悔当初的决定。＂

我和妹妹沉默着，心中的坚冰在一点点融化，那些年积累的怨恨，在面对一个将死之人时，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妈不求你们原谅，只希望你们以后的路走得顺一些，不要像妈妈一样犯错。＂她继续说，声音温柔而坚定，＂家人之间，要珍惜每一刻在一起的时光，那才是最宝贵的。＂

之后的日子，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她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多，仿佛放下了心中的重担。

她开始教淑芳做一些南方菜，像梅菜扣肉、白切鸡，这些年在广东学会的家常菜；和小东一起读《西游记》，那是她当年给我读的第一本书；甚至给妹妹准备了第二个孩子的小衣服——妹妹怀孕的事，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她竟然自己发现了。

＂你看起来和我当年怀丽丽时一模一样，＂她对妹妹说，眼中满是慈爱，＂早上会恶心，喜欢吃酸的，是不是？我给你织了件毛衣，还有一双小鞋子，希望能赶在孩子出生前织完...＂

二〇一三年深秋，妈妈去世了，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那天晚上她只是说累了，想睡一会，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临终前，她拉着我和妹妹的手，微弱地说：＂谢谢你们...让妈妈...回家...＂这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简单却包含了太多情感。

我们按照她的遗愿，把她安葬在爸爸旁边，墓碑上，我们刻了一行字：＂王秀兰，永远的妻子和母亲＂，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终于团聚。

送别母亲后，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日记本，那是她从南方带来的，皮面已经有些开裂，但保存得很好。

翻开第一页，是一九八六年她离家后不久写的：＂今天是离开家的第七天，我好想孩子们，建国会照顾好丽丽吗？老王会恨我吗？我真的错了，但已经没有退路了...＂字迹颤抖，上面还有明显的泪痕。

这本日记一直持续到她生病前，每一页都写满了对我们的思念和悔恨，还有她在南方生活的点滴：她如何努力适应新环境，如何学习广东话，如何在小超市兢兢业业工作，希望有朝一日能攒够钱回来看我们。

最后一页上写着：＂明天陈立平要带我回去见孩子们，我好害怕，怕他们不认我这个母亲了。但不管怎样，我都要回去看看，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也好...我不求他们原谅，只希望他们过得好，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心愿。＂

读到这里，我和妹妹抱在一起痛哭，原来，这二十多年，不只是我们在想她，她也一直在思念着我们，那种思念和愧疚如影随形，从未离开过她的心。

现在，每到清明节，我们一家人都会去给爸爸妈妈扫墓，小东喜欢在墓前给＂爷爷奶奶＂讲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淑芳则会带些爸妈生前爱吃的菜肴；妹妹的女儿——取名秀娟，虽然从未见过爷爷奶奶，但也会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好像他们一直都在一样。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简单的动作——给妈妈盛饭，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让二十年的隔阂在瞬间被打破。

也许，亲情就是这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表达，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原谅，只需要一个微小但真诚的接纳。

人生短暂，没有人能重来，我们能做的，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给予和接受爱，哪怕曾经有过伤害，哪怕时间已经流逝太多。

毕竟，家人之间的羁绊，是这世间最难以割舍的情感，无论怎样的伤害，都抵不过血脉中那份天然的联结。

回首那段与母亲重逢的日子，我庆幸我们最终选择了和解，让她能带着安宁离开。

那碗我递给她的饭，承载的不只是米粒，还有我们对过去的释怀，对未来的期许。

在工厂的机器轰鸣声中，在单位宿舍的嘈杂声里，在小城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我常常想起妈妈说过的话：＂家人之间，要珍惜每一刻在一起的时光，那才是最宝贵的。＂

是啊，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吗？

无论重逢有多晚，总好过永不再见。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