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虽出身于草莽，但精通升官发财之道。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就发现日本在东北的势力是不可忽视的，离开了它，那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因此他千方百计地同日本帝国主义挂上了钩，表示愿为日本军队效力，援助日本军队进攻沙俄军队。辛亥革命期间，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靠更为迫不及

称霸东北的张作霖，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然而却盛极一时。有盛就有衰，那么，张作霖是怎么走向灭亡被杀的呢？

01、摇尾乞怜 勾结日本 鹤立鸡群 名扬天下

在中国，任何一个称雄一时、割据一方的大军阀，都离不开同帝国主义的勾结，取得其支持。张作霖则是通过勾结、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才得以鹤立鸡群、名扬天下的。

他虽出身于草莽，但精通升官发财之道。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就发现日本在东北的势力是不可忽视的，离开了它，那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因此他千方百计地同日本帝国主义挂上了钩，表示愿为日本军队效力，援助日本军队进攻沙俄军队。辛亥革命期间，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靠更为迫不及待，到了卑躬屈膝、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地步。

1912年1月27日，他对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说：“日本国在满洲拥有直大权利，与满洲具有特殊关系，向为本人所熟知，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与南方人之手，勿为让于外人更为了当，当此时刻，日本国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必自奋力效命。” 1月31日，他又摇尾乞怜，请求日本干涉中国革命，对落合说：“身为北人而附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况在满洲享有重大利权之日本，如坐视东三省人民陷于无主状态而不予一顾，亦断非事理之所当然。”还说“日本国在南满享有利权乃属当然，毫不为过。”2月5日，他更为露骨地说：“倘若日本国对于本人以及东三省人民尚有关切之情，则本人率民依归，并非难事吾人既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人，乃属理所当然。”

当时，对张作霖的主动“求爱”，日本的反映并不那么热烈。其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虽然看到了张作霖的势力正在崛起，但也深知中国的政局是错综复杂的和动荡多变的，因此，究竟支持中国的哪一种政治势力，还拿不定主意，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所以，尽管张作霖苦苦哀求，落合向内田外务大臣报告时还是说“若使其今后为我所用，将来利害如何，一时固难预言”，表明日本仍是举棋不定 也无有立即骑到张作霖这匹马上之意。然而，张作霖并没有停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靠。1915年，当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时，他借去朝鲜会见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之机，披露肝胆，表示亲日。因此，日本称赞说：他是对于满洲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具有最深刻理解的人。

1916年4月，张作霖取得了奉天军政大权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东北攫取更多的特权，扩大对华侵略，对他公开表示支持，并遇事援之以手；而他也更加向其靠拢。是年8月13日，日本制造了“郑家屯事件”，他为了巩固自己在奉天的地位，屈从日本的无理要求。

1919年，在“五四”运动推动下，反日浪潮不断高涨，他疯狂地镇压各地的反帝爱国运动。为此，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嘱驻奉天总领事向他面谢，又由于他赢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宠爱，所以7月，当他夺取吉林最棘手的时候，日本大帮其忙，制造并利用“宽城子事件”给孟恩远增加麻烦，施加压力，使吉林的事态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他。因此，日本人说：“他是以日本的势力作基础而君临东三省的。”

在此期间，张作霖还聘请了一批日本人充当顾问，有的甚至成了其亲信。他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更大支持，每年都派日本顾问叮野回日本一趟，广泛联络和结交朝野各派要人，使日本政府把他当做忠实的外藩。

02、穷兵赎武 混淆民族大义

张作霖称雄东北之后，野心继续膨胀。然而，他在表面上却装出了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说什么：“我今天不是辽东王吗？不需要争什么了。”可是，又掩饰不住自己急于扩张势力的野心。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张作霖深感以旧的绿林和行武出身的军官为骨干的军队是无法进行现代战争的。他为了雪耻复仇，继续向关内扩张势力，便处心积虑地整军经武。为此，他设立了陆军整理处，推行“精兵主义”，改革军队，重新整编为二十七个旅，统一名称为东三省陆军；同时，将奉天讲武堂扩大为东三省讲武堂，延揽、培养军事人材，训练新军官，改造旧将校；还采取了增聘日本 顾问、扩建兵工厂、建立海军和空军等一系列措施。

正当他锐意整军备战的时候，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声名狼藉，吴佩孚更加骄横，恣意妄为，滥用武力，使各地兵连祸结，民怨沸腾，从而，反直浪潮日益兴起。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了促进反直运动进一步高涨，更有力地打击反动军阀。决定采取利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矛盾、集中对付直系的策略，因而与北方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势力段祺瑞和张作霖遥相呼应。

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自从被曹锟、吴佩孚推倒之后，从未忘怀东山再起，始终四面联络，八方拉拢，拼凑实力，策动推翻曹锟和吴佩孚。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同孙中山、段祺瑞及其残余势力浙江督军卢永祥结成了反直的三角联盟。张作霖为了打垮直系，还秘密拉拢冯玉祥，分化直系。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他乘机而起，响应盘踞在浙江的皖系军阀的请求，通电讨直，并再次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亲率六路虎狼之军扑向了山海关和热河，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由于奉军的战斗力有较大的提高，特别是有日本提供的大盘的军火和情报，在战前就掌握了直军的作战计划，采取了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所以，战局从开始就对直军不利。10月23 日，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吴佩孚浮海而逃。从而，直军群龙无首，全线溃败。

这时，张作霖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了。他迫不及待地抢占地盘，控制北京政权。为此，他背信弃义，不履行对冯玉祥做出的打败直军后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了天津及津浦路北段，把冯玉祥的国民军挤到了西北和京汉铁路沿线。在推翻曹锟、吴佩孚的统治之后，如何组织北京政府，如何解决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当务之急。

当时的形势是，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冯玉祥敬仰孙中山，首先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对此，张作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争权夺势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对待和处理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在由沈阳赴天津的前夕，当杨宇霆、姜登选等问他如何应付这种政治局面时，他说：“你们放心，我会耍这一套。”他耍的那一套就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坚持军阀政治。因此，他与各种反动势力沆瀣一气，向冯玉祥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一起把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子段祺瑞抬了出来，当了临时执政。在此期间，他对孙中山则态度傲慢、无理。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翌日往访他，以谋求建立统一战线。他知孙中山将至，摆出大军阀架子，故意炫耀武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在外迎接。

孙中山到后，在客厅等了半天，他才出来，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谈话时，孙中山说：“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为奉军贺。”他听后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有意使孙中山难堪，气氛紧张。然而，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不以为意，正气凛然，使他不得不改变了态度。他回访了孙中山，谈话时，他公然劝说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还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1925年春，他和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段祺瑞为了搞平衡，为他们划分了势力范围：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占据西北地区和京汉路北段；同时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允许其沿津浦路方向扩展。于是，他就派奉军大举入关，又组织“宜抚军”南下，先后占据了山东、江苏、安徽、上海。这时，他占据的地盘不仅最大，而且最繁荣、富庶，其势力可谓登峰造极、空前绝后了。

03、 物极必反 郭氏倒戈

张作霖的倒行逆施和势力的迅速扩张，加剧了同各方面政治力量的矛盾和冲突，成了众矢之的。奉系染指东南后，浙江督军孙传芳受到了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孙传芳枕戈待旦，决心与张作霖一争雌雄，为此他同闽、赣、鄂、苏等省的直系旧部以及早已同张作霖势成水火的冯玉祥暗中勾结，共同反奉。1925年10月初，孙传芳出兵五路，向奉军发动进攻，张作霖在东南的势力迅速土崩瓦解，缩回了山东。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也发动民众，联合国民军，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张作霖及其奉系军阀，形成了全国反奉运动。这个轰轰烈烈的反奉运动，使奉系军阀集团内部早已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了。驻守在河北的奉军第三方面军副军团长郭松龄是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开明将领。据冯玉祥说，郭松龄目睹国内情状、国际环境，对张作霖骄横恣纵、殃民祸国的行为，久怀不满之心。因此，郭松龄曾向人表示：“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最反对少数人去争督军。试想这样谁受害，还不是东北人民吗！”有一次，在天津国民饭店的会议上，他讲得悲愤激昂痛哭流涕。

1925年10月，郭松龄代表奉军赴日本观操期间，通过国民军的代表 韩复渠同冯玉祥取得了联系。11月20日至22日，双方达成了协议，签订了密约。23日，郭松龄在渎州召开会议，宣布了自己的主张，并发出通电，列数了张作霖的种种罪状，要求其下野；同时，将所部改称为“东北国民军”。郭松龄率“东北国民军”出关后，迅速推进，占领了锦州、白旗堡、新民、营口等地，抵达距沈阳六十里的巨流河，直接威胁着张作霖的老巢了。

郭松龄的突然倒戈反奉，给张作霖一个巨大的打击，使处于巅峰的奉系军阀的阵脚一片混乱，声威急转直下，一落千丈。沈阳岌岌可危，气氛异常紧张。张作霖也惊慌失措，甚至要自杀，但被吴俊升劝阻了。他把大量的金银财宝运到了火车站，专用汽车也停放在大帅府的二门内，做好了随时逃往大连和通电下野的一切准备。此时，他心烦意乱，坐卧不宁，一会儿躺在炕上抽大烟，一会儿在地下转来转去，一会儿又破口大骂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交了这么个好朋友。

无能为力而又百无聊赖之时，他便乞求于沈阳南门里的一个算命的张瞎子了，企望从歪门邪道与胡诰八扯中寻找到一点寄托和安慰。果然，张瞎子既善于胡扯又敢于迎逢，大讲形势危如累卵，大祸将要临头，还说张作霖是“大命之人”，将有“九五之尊”，眼下虽逢恶运，但终会逢凶凶化吉，克制敌人。这一通胡说八道，给这位失魂落魄的大帅吃了一粒定心丸。

不久，张作霖真的“逢凶化吉”了。不过，这既不是张瞎子妙算，更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大命之人”，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向郭松龄提出以得到二十二条中关于它在满蒙的特权作为换取其支持的条件，遭到了郭松龄的严厉拒绝后，认为继续维持自己豢养多年的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还总比郭松龄上台要有利得多，暂时还不能将他丢弃，因此，才出来救他的驾，使他“逢凶化吉”。当然，日本也不会白白放过捞一把的良机，它又向张作霖提出了以得到二十一条中关于它在满蒙的特权作为换取其支持的条件。张作霖为了摆脱绝境，饮鸩止渴，立即表示接受。日本就以保护南满铁路为名，规定在铁路沿线二十里内不得有军事行动。

这样，就迫使郭松龄的军队放慢了进攻速度，给了张作霖以宝贵的喘息之机。张作霖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后，气也粗了，胆也壮了，加紧调兵遣将，在巨流河一线布防，表示要同郭松龄决战，至死不出奉天。12月23日，黑龙江督军吴俊升部穆春的第十四骑兵师迂回袭击了郭松龄的总司令部所在地白旗堡，郭松龄夫妇化装逃走，后被追兵俘获。翌日，夫妇二人双手被钉在大车厢板上游街示众，然后被就地枪杀。

04、对抗北伐 绞杀革命志士犯下了滔天罪行

郭松龄倒戈反奉，更加激化了张作霖与冯玉祥的矛盾。原来表示赞助郭松龄反奉的奉军另一将领李景林中途变卦，于12月2日释放了被郭松龄拘押在天津的一些奉军高级军官，并与张宗昌一起组织了直鲁联军，拒绝冯玉祥国民军假道援助郭松龄。为此，冯玉祥国民军向直鲁联军发动了进攻，占领了天津。这时，张作霖对冯玉祥更是恨之入骨，为了对付冯玉祥，他又与所谓的“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弃嫌修好，使其变讨奉为讨冯。

1926年1月5日，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后，又订立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盟约六条，形成了“和吴联阎（锡山）”的局面，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冯玉祥国民军发动了进攻。3月5日，奉军占领了深州。不久，直鲁联军又占领了天津。3月29日，张作霖抵达秦皇岛，在这里召开了军事会议，制订了作战计划，决定分兵三路进攻北京。4月18日，奉军进占北京，冯玉祥国民军撤至南口、张家口一线。

奉军进入北京后，北京人民遭了殃。1926年5月，《向导周报》发表的“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一文中说：从最近几日各报所载北京传来的消息，给我们以下列诸种印象：

一、强使京民行使不能兑现之直隶流通券及山东军用钞票，以致全城各业罢市。

二、京师四郊人民不胜奉军奸淫抢劫之苦，迁人城中难民数万人，因无屋住率皆露宿。

三、北京舆论界平常反对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最激烈之京报社长邵飘萍君被奉军枪毙；大陆晚报记者张鹏被监视；中美晚报宋发祥、世界晚报成舍吾，均被迫逃走。

四、二十六日晚，军警围北大，不准入，搜查数小时，尚在严重监视中；拟以赤化嫌疑名义，根本改组北大，尽驱逐一般进步的教员和学生；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亦已出京。

从上面这些消息，我们试眼目一想现时北京城中的黑暗反动是如何可怕，一切的住民，此刻均失去其居住言论行动的自由，完全在奉天马贼铁蹄下讨生活。

从1926年6月3日起，奉、直、晋三方面的军队分路向南口、张家口的冯玉祥国民军进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先后将吴佩孚孙传芳各个击败。这时，在军阀中，只有张作霖尚拥有重兵三十五万，为群龙之首。以反奉著称的“五省联帅”孙传芳也不得不秘密由南京到天津，求救于他了。

是年11月末，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在天津开会，决定将奉军、直鲁联军五省联军及阎锡山的晋军合编为“安国军”。30日，孙传芳、张宗昌等十六名将领联名通电，“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他在天津就职，宣言“反共讨赤”。这样，就形成了以他为头子的北方军阀的反革命大联合，也是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在滚滚的革命洪流面前作垂死挣扎的表现。

“安国军”成立后，也未能阻挡北伐军的进攻，孙传芳、张宗昌的军队在长江下游一带连连被击溃，不得不于1927年3月末退回了江北。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仍坚持“反共讨赤”，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并与南方日益猖獗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流相呼应，于1927年4月6日，命令奉军和“京师警察厅”发动了几百名军警、特务，包围和搜查了苏联大使馆及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附属机构逮捕了因受军阀迫害而转移到苏联大使馆等地方的六十余人，破坏了中共北方区委机关。他根据搜查中得到的材料编成了所谓《苏联阴谋文件汇编》，并以此作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李大钊组织暴动的“人证”和“物证”。经他批准 4月28日，用绞刑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李大钊及其他革命志士二十余人，犯下了滔天罪行。

在“安国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张作霖根据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处于低潮的新形势、新变化，6月11日，在北京顺承王府召开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他力谋与蒋介石妥协，造成以黄河为界、南北并存的局面。为此，他们决定首先统一北方的军政，组织“安国军政府”。16日，由孙传芳等将领发出通电，“推举”他为“陆海军大元帅”。18日，他在怀仁堂就职，放礼炮一百零八响，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末代统治者而粉墨登场了。

接着，他于25日下了一道“息争令”，自称“与中山为多年老友”、“与中山一生宗旨本属相同”，还表示“凡属中山同志，一律友视，其有甘心赤化者，仍当贯彻初旨，问罪兴讨”，言外之意是要联合蒋介石，同流合污，对抗冯玉祥。然而，这一切都是枉费了心机，蒋介石对他的“安国军政府”不屑一顾，对他的甜言蜜语也置之不理，从而，使他始终未能摆脱军事上不利、财政上困难、外交上受帝国主义冷淡的困境。

1928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所谓的“第二次北伐”。24日，张作霖急忙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制订防御方案。4月10日，蒋介石下达了总攻击令，各集团军在各条战线上向安国军发动进攻。5月9日，张作霖通电议和，蒋介石不允许、不接受。至此，他见大势已去，便准备退回关外了。

05、日寇进逼 最终决裂

日本帝国主义在扶植张作霖当上“东北王”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地攫取在东北的特权，妄图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可是，这时的张作霖，手中已掌握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控制着几个省的政权，占据着中国北方广大的区域，今非昔比了，不愿意再受制于日本人，甘当其傀儡，因而也就不那么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日益觉醒，反帝爱国运动在日益高涨，使他在接受日本帝国 主义的无理要求时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样，他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时常发生朗蚝。

1927年，他曾令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筹款修筑奉海、吉海、呼海等路一部分及与南满铁路平行的打虎山至通辽铁路，日本则认为这是“排日行为”，对日本在满蒙的经济发展实有大损害，向他提出了抗议。张作霖还试图采取“以夷制夷” 的办法，摆脱日本对他的掣肘。因此，他计划向英、美帝国主义借款二千万元，修筑葫芦岛港，打破日本在大连对东北海运的垄断。同时，他在南满铁路沿线设卡，征收货物税。这都更加引起了日本的不满。他把持了北京政权后，日本一再要求他履行郭松龄反奉时的许诺，他因时过境迁，不愿旧事重提，更不愿因此而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切齿痛骂，因此，他同日本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更加疯狂地推行侵华政策。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加强对张作霖的控制井迫使其答应全部要求、否则将以武力压服的“积极的强硬的外交路线”。为此，还决定把解决“满蒙”铁路问题作为首要步骤。

会后，田中内阁马上展开了强索东三省路权的交涉，8月4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向奉天省长莫德惠要求增修吉林至会宁等七条铁路。24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回到北京，立即向张作霖递交了所谓“满蒙觉书”，即备忘录，要求解决一切“悬案”。日本作贼心虚，它不许张作霖透露双方交涉的内容。但是，纸里包不住火，消息很快就传播开了。东北人民极其愤怒，立即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运动。他们纷纷举行反日游行示威，高呼“打倒田中内阁”的口号；一些团体要求拒绝“满蒙”交涉，派代表到北京请求抗日救国。日本帝国主义疑神疑鬼，以为东北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是张作霖暗中放的火。

然而，不管张作霖怎样屡屡电令奉天省长等制止反日行动，日本对 他的“误会”也未解除。当然，反日爱国运动也未停止。10月4日，田中秘密派遣驻华公使馆武官面见张作霖，威胁说：目前东三省排日活动严重，日本到了不能不采取果断行动的地步了。日本关东军对张作霖更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同吉田茂及日本特务机关，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发动武装侵略。

日本为了达到索取路权的目的，1O月8日又派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亲自到北京，同芳泽等人一起围攻张作霖。15日，双方缔结了关于七条铁路的交涉的协约。山本为了把吉会路等路权弄到手，不惜采取最卑鄙的收买、贿赂手段，指示满铁常务理事江藤和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向张作霖透露：此次交涉成功，可立即支付三百万至五百万元的“筹备费”，进行诱惑。在日本的软磨硬泡和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张作霖步步后退，又不得不在关于七条铁路的交涉协约上圈定了五条铁路，表示可订密约。

可是，日本得寸进尺，马上提出由双方政府签订正式合同，为此，它死皮赖脸，百般纠缠。而张作霖则东躲西裁，左推右挡，一拖再拖，久拖不决，直至1928年5月。最后，还是他妥协了。5月13日，他在祧南至索伦、延吉至海林两路的合同上亲笔写了“阅”、“准行”等字，并签名、盖章；长春至大赉、敦化至图们江的铁路建造合同由航务司长代交通次长签了字；吉林至五常的铁路建造合同未予签字，以后再议。

日本取得这些特权后，还不满足，又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田中指令芳泽迫使张作霖满足日本在东北开矿、设厂、移民等全部要求。张作霖一看，这就是要他把东北拱手交给日本。他感到日本贪婪成性，逼人太甚，决心不干这种冒天下大不敬的事。有一次，芳泽在客厅等待着他会见时，他毫无顾忌地有意让芳泽听到似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抬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个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

5月17日，张作霖正在同梁士治打麻将，芳泽又来夜访，面递了日本政府的重要“觉书”，声称：“战争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时，日政府为维持满洲起见，或将不得已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置，惟对交战各方自当力持严正中立之态度。”芳泽还“劝告”他及早退回关外，否则日军将解除败退奉军的武装。他对日本公然赤裸裸地干涉内政并对他进行威吓极为不满，勃然大怒，忽地由座位上站起，把手里的翡翠旱烟袋猛力向地下摔去，随声而断，骂了一声“妈拉个巴子的！”勃然而去。至此，他同日本闹翻了脸。日本对他恼恨至极，决心卸磨杀驴。

06、卸磨杀驴 惨遭谋害

日本田中内阁的计划是将由关内败退关外的奉军缴械，迫使张作霖回奉后下野。为实施这一计划，5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秘密动员令，将驻“满蒙”日军主力集中在沈阳，派出劲旅到山海关、锦州、新民一带准备对奉军采取军事行动。由于美国反对日本的武装干涉，使其将这个计划取消了。但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参谋河本大作等拒不受命，决心谋杀张作霖。

5月31日，村冈密令驻哈尔滨领事馆武官竹下义晴少佐去北京刺杀张作霖。河本闻讯后，认为张作霖在北京耳目甚众，难以下手，即便得手也不易掩盖罪责，因此，改变了计划，又另行制订了张作霖回奉途中炸车的行动方案。于是，他们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选定了炸车地点，派第二十工兵联队埋放炸药，安设电控爆装置；竹下义晴则在北京，由驻华公使馆武官建川少将协助，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和专车运行时间。这个行动方案及部署，河本都及时向关东军参谋长斋滕恒作了报告，并得到了村冈的默许。

张作霖对日本将有不利于他的行动，既不是没有预感，也并非一无所闻。5月31日，他派往东京的特务司温哈特得到了日本要在途中谋杀他的情报，急告他万勿搭乘火车回沈阳。不知他出于什么想法，将这一情报告诉了身边的一个日本军官，这个日本军官笑着说，为了证明此行绝无危险，本人与大帅坐同一节车回沈阳。与此同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也用密电告诉他，日方近来不许行人通过老道口，请严加防备。他对这个重要的密报未予重视，反而给吴俊升和奉天省长刘尚清去电说齐恩铭“向来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对我缓和，勿庸顾虑，应严予申斥。”当然，他对这些情报也不是一点都没往心里去。5月30日，他召集亲信研究战局，下达了总退却令后，又对他的撤退路线等作了秘密的准备。

6月3日凌晨一时，张作霖离开了顺承王府。一时十分，到达前门车站，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为其送行。他的专列共十八节车厢，加前后各一台机车，共二十辆。他的座车是当年慈禧太后的花车，豪华无比，编组在第三辆。6月3 日下午，车至山海关，吴俊升前来迎接，列车重新编组，张作霖的座车编组在第四辆。对这一切情况，竹下及日本关东军派到山海关、锦州、新民等重要站段的特务都了如指掌，及时、准确地向村冈、斋滕恒及河本等人作了报告。

日本人竟暗中拍下了张作霖专列被炸全过程！

6月4日晨五时二十三分，张作霖的专车到达沈阳皇姑屯车站。当专车正穿越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时，轰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股强大的黑烟滚滚升空，高达二百多米，铁路桥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放的三十麻袋炸药炸塌，全部列车脱轨。张作霖的座车被炸得支离破碎，面目皆非。前去迎接张作霖的黑龙江督办吴俊升当时死亡，张作霖身负重伤，被救回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了。这时，他口中还不断骂道：“小曰本鬼子太可恶，我知道是谁干的！”当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死去。

来源：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