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对“中华梦”的粗浅理解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家庭出身多么平凡，只要他足够努力（运气也不能太坏），就可以通过某种公开、稳定、制度化的通道实现自身和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
文：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学者)，摘自作者新书《法度与人心》（中信出版社），读史系授权发布
我对“中华梦”的粗浅理解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家庭出身多么平凡，只要他足够努力（运气也不能太坏），就可以通过某种公开、稳定、制度化的通道实现自身和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
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从宋朝开始，帝制中国是真有“中华梦”的，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制度通道就是科举考试。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科举时代“中华梦”夸张而生动的写照。
我说的是科举时代（而不是科举制度）始于宋朝，作为新型选官制度的科举始于唐朝。有人会讲，不对啊，科举不是从隋朝开始的吗？当然，认为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朝的说法也有，只是衡量的标准不同。
说始于隋朝的是把“分科取士”，特别是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创立的标准。这个标准所用的指标虽然没错，但相对表面化，没有抓住科举制度的精髓。认为科举始于唐朝，则是把“允许自由投考而不是全靠地方政府举荐” 作为科举创立的标准，这个标准才真正抓住了科举制度的精髓。
用考试的方法选官，汉代的察举也有。科举真正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开启了自由报名，在影响人才选拔的诸多因素中，家族门第开始后撤，个人的才学能力得以前进。
科举创立于唐朝，但是，从宋朝开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科举时代。因为从宋朝开始，科举才有了影响、塑造甚至定义时代的意义。
首先，不论家世背景、标榜公平考试、择优录取的科举制度变成了帝国选拔官员的主流途径。较之于唐朝，科举的录取规模在宋代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唐代平均每年录取70人，宋代年均录取360 人。数量增长带来的是官僚集团结构的变化。在宋代，科举出身的官员数量，虽然不能在整个官僚集团中占到绝对多数，但是他们占据着最为重要的文官职位，是国家的实际领导者，官僚集团的整体面貌由此得到改观。根据现代学者的统计，北宋有宰相71 人，科举出身者65 人，占92％；副宰相153 人，科举出身者139 人，占91％。曾经有文官得意扬扬地总结说，当今用人基本上都是靠文章：宰相大臣，文士也；皇帝身边的高级参谋，文士也；为国家理财的，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各州的州长，文士也。这里的文士，可以简单理解为进士出身、文章写得漂亮的文官。
其次，科举开辟了一条向上的社会流动通道，个人可以通过读书应举获取功名，提升家族地位。以司马光的家族为例，虽然他们家号称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之后，但是，堂堂西晋皇族后裔，在宋朝以前六七百年的时光里，却再也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人物，完全成了普通富裕农家。进入宋朝以后，有了开放的科举制度，司马氏才获得了新生。司马光的爷爷司马炫是家族中的第一个进士，可能因为去世较早，只做到了县令。接着，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继续努力，再中进士，进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为司马光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到司马光这一代，本来已经靠父亲的恩荫得到了一个官位，但是司马光坚持读书，考中进士，这才有了宰相司马光。如果司马光不中进士，基本上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个人通过科举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家族地位也随之提高。
再次，高度开放的科举就像如今的高考一样，具有全民色彩。一定年龄段之内，所有中等以上家境的男子几乎全部投入科举——在同一个年份，有人刚刚开蒙读书，有人头悬梁锥刺股地用功，有人在赶考的路上，有人已经进入官场，正在春风得意处。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读书人群体规模在不断扩大，他们构成了帝国更广阔的统治基础。考得上的当官，更多考不上的当老师，其余的只能在农闲时节教教村子里的顽童识字。然而，不管个人境遇如何，在这些科举相关人士有意无意的集体努力下，整个社会的识字率提高了，儒家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地域和更广大的人群中，文化中国的同一性得到了增强。
明 仇英《放榜图》（局部）
最后，科举还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择偶。在士族门阀政治的时代，选女婿看重的是门第。王羲之做了太傅郗鉴的女婿，传说是因为他潇洒豁达、满不在乎的态度——太傅派人来挑女婿，别人都打扮得风流倜傥，紧张得手心冒汗，唯独王羲之“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在东床上躺着，露着肚子，就好像没听到这个消息一样。“坦腹东床”一说也对，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前提，郗太傅挑女婿是直接到琅琊王氏家里去挑的。王羲之再潇洒，若不是王家儿郎，也没机会雀屏中选。
科举时代选女婿，最看重的是科举成功。有权有势的人家从刚刚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当中选女婿，这叫“榜下择婿”。“榜下择婿”走到极端是不管不顾的。有个笑话说，某新进士长得颇体面，稀里糊涂就被拉到某个高门大户人家。进了门，见一大官模样的人端坐堂上，问他，我有个女儿到了出嫁年纪，想要许配给郎君，不知意下如何？新进士作了一个揖，不慌不忙地说，多谢您的美意，但请容我回家跟妻子商量商量。选女婿竟然选到了已婚人士，这样的故事只有科举时代才会发生。书生赶考的奇遇，也成了中国传统故事里流传至今的非常重要的题材。
从宋代起，科举不仅选拔官员，巩固政权，而且渗透性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才说中国由此进入科举时代。在元朝，由于蒙古统治者认识水平的限制，科举曾被暂停，但最终恢复。经元入明清，科举取士绵绵不绝，一直是帝国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尽管近代以来，人们常常会责备科举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出现，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要承认科举曾经起过的种种正面作用。自宋代以来，“科举至少造就了一个无论从个人德行还是从文化素质上都相对优秀的管理阶层，个人不是通过他的血统、财富或社会关系，而是通过他的文史才能获得首次升迁”。
跟唐代相比，宋代在科举方面究竟进行了哪些制度创新？
唐朝的科举其实是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达官贵人的推荐、考生的名气和社会关系，在科举的录取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考中之后，也只是获得了一个做官资格，还不能直接做官，要想获得一个职位，不仅要等，还要求人。
所以，唐代考生的必修课之一，就是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谒权贵，这叫作“干谒”。杜甫那么骄傲，在屡考不中之后，也不得不加入干谒者的行列，他甚至还求过杨国忠。“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的就是求官者的辛酸，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干谒诗。
在唐朝的制度文化中，干谒是必需的，因此并不丢人。到了宋朝，考生就完全不必拍达官贵人的马屁了，考不考得中，全靠自己一支笔。清朝人钱谦益特别同情杜甫，认为不能拿宋朝人的标准来要求唐朝人。读书人在权贵面前能够昂起头来，要靠科举的制度创新。宋朝人在考试技术上的进步已走在了世界前列。大家今天能够想到的防止作弊的技术，宋朝就已发明出来了。
第一，锁院。考官人选临时确定，任命一旦发布，立即把考官隔离起来，出题、阅卷都是在封闭环境中进行，录取名单出来，考官才得自由。
第二，糊名弥封。也就是密封试卷，考卷的卷头写着考生个人信息的部分，用纸糊起来，然后编上号。
若是高级别的考试，还有第三项技术誊录，糊名弥封的试卷编上号以后，交给专门的抄书手用统一的纸墨、统一的字体抄一遍，考官看到的不是原卷，而是誊抄本，所以想通过笔迹作弊，或者在卷子上做个记号，门儿都没有。阅卷完毕，确定排名，然后根据编号回到原卷，打开卷头，这才知道谁独占鳌头，谁金榜题名，谁名落孙山。
欧阳修做主考官，看到一份卷子极为赏识，以为是自己的高足曾巩所作，为避嫌，特地放在了第二名，后来打开密封才知道不是曾巩，是苏轼。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宋朝；唐朝还没开考，名次就已经定了。
制度创新使得科举摆脱人情因素的干扰，实现了择优录取。用欧阳修的话说就是，“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但是归根结底，科举毕竟是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制度，单纯追求卷面成绩，实现了考场中的公平，却带来了新问题，比如考试是没有办法考德行的。那么科举时代，该怎样克服科举的弊病？
来源：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