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救国者，由改良逐渐走向革命 |清朝史话连载32

摘要：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进程的开始、加深和完成，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谋求中国的独立富强而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也就开始、加深了。他们再也不迷信那些“帖括之学”了，而要求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学习西方某些先进东西，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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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精编经典中国通史之《清朝史话》连载32（点击看上篇），欢迎收看。

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进程的开始、加深和完成，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谋求中国的独立富强而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也就开始、加深了。他们再也不迷信那些“帖括之学”了，而要求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学习西方某些先进东西，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道光末叶以来，第一个放眼世界的人是林则徐。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他还主持编撰了《四洲志》、《华事夷言》，介绍西方国家情况。

与林则徐、龚自珍、陶澍都有过密切来往的魏源，在林等所编这些书的基础上，花了40年的时间，又编出一部更大部头的《海国图志》，起初是60卷，后来又辑补了40卷，共计100卷，比较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外国的情况。

魏源当过知州，在任期间，曾经改建书院、设立义学、兴办水利，平时又主张禁烟、变法，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他编《海国图志》的目的，为的是“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

跟魏源同时，福建官吏徐继畲编了一部《瀛环志略》，也介绍了世界各国情况，并附录了一些从西人所绘地图上直接描绘下来的地图，此书在日本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日人两次翻印。

同治以后，尤其是中法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不只是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而开始着眼于工商业的发展、政治的改良了。这股改良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为突出。

王韬是苏州人，曾去广东做过官，还跟太平天国联系过，后来留学英国；归国后，在香港当过《循球日报》主笔，主持过上海格致书院。他认为只有发展了新式工商业，民生才能富足，“民生既足，国势自张＂。他赞扬日本人学习西方的精神，主张改革取士、练兵、学校、律例方面的旧制，他还指出官僚们的“洋务新政”，是祸国、害民，而不能福民、利民的勾当。

经商出身的郑观应，比王韬还要响亮地提出大力效法西方。在他那“触景伤时，略陈利弊”的《盛世危言》中，他大声疾呼“变则通”；又说：中国要想自主独立，必须兼采西学，进行变法；必须振兴工商，发展机器生产，用自己机器产品同外国进行“商战”，抵制洋货；必须实行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政治。他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因此，他主张开议院以通下情。

光绪中后期(19世纪80、90年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开始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来作为鼓吹变法的理论基础了。康有为利用了国学中某些传统的东西，加入了他所能了解到的西方一切近代科学、历史的知识，宣扬世界的本源是“无”（即 “气”、“太一”、“太极＂，都具有物质性），提出天道就是“变”世界万物，“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人由猿猴变出”。又说：“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朽；新则通，旧则滞”，因此，“守旧不可，必当变法”。

康有为这种唯物的、进化论的观点，对于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起了推动作用。他又利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托古宣扬改制。

这些著作，在当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翁同龢看了《新学伪经考》，在光绪二十年(1894) 6月5日的日记中，也不得不惊叹道：“（康有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

19世纪80、90年代，康有为还写过一本试图把社会改造成“大同”境界的《大同书》。全书分十部分：入世界，观众苦；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各独立；去众界，为天民；去产界，均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

书中揭露了中国当时社会中的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投胎之苦、劳苦之苦、贱者（工商业者）之苦、压制之苦、阶级之苦，说：“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锄士气“，”无公德，无平心“，因此，必须去苦界，至“极乐”。

他所幻想的极乐世界里，无众苦，大家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屋里，乘上飞船走路，吃着延年益寿的食物，安乐至极；人人劳动，财产公有，“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懒惰、独尊、堕胎、竞争为四大禁，做工为最崇尚的事业，做工的人也最多，他们做工是用机器和驯兽，一天只做三四小时或一二小时，其余的时间则游乐或读书。

在那大同的社会里，没有家族的统治，人们绝对独立、平等地自由结合，男女自由同居，儿童实行“公有＂、“公养＂、“公教”，老人、残废人实行“公恤”，女人和男人一切平等、婚姻自由、不被囚禁、不被缠足、不被当作奴婢和玩具。

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兵、刑之官，没有君王和贵族，没有教皇或教主，政府只是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机关；管理经济、文化的官吏由大家公选，一切大事由大多数人议决……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似乎比太平天国的小生产的天国理想进了一步，机器大生产，自然有较高的物质基础，而人人劳动、财产公有、政治平等、结合自由等，也进一步表达了人们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专制的憎恨。

不过，上述一切改良派都主张自上而下地改良，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也必须先经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现。

康有为最初作为一个维新志士登上政治舞台，后来竟变成了一个保皇党的老顽固，前后判若两人，从中可见中国幼弱的资产阶级和根深蒂固的封建阶级联系的密切。

谭嗣同比他要强些。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发表的《仁学》一书，把一直属于伦理学范畴的“仁＂，表述成物质性的、无处不在的实体——“通" ，说明万物间皆有联系，均在变化、运动，互相转化，很有点唯物辩证法的味道。他虽然也主张改良，但书中却一定程度地表现了对封建主义的憎恶，对革命的一定程度的要求，成了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导。

真正称得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还算严复(1853-1921)。他的基本政治倾向虽然属于改良派，但是，他却通过一系列有选择的翻译，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政治理论、自然科学等，广泛地介绍进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给人们提供了突破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

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加上他的取舍、评论、改造，强调了进化是宇宙中的普遍规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种生物进化、社会进步的思想，激励了许多爱国志士奋斗、“自强”、救亡图存，也唤醒过一些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愚昧信天或空谈夷夏的人，使得“民气”为之一变。

清朝的进一步腐朽，国难的进一步加深，使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迅速地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锋战士。邹容、陈天华、朱执信、章炳麟、孙中山等，便是这些革命者的杰出代表。

朱执信(1885-1920)，广东番禺人，是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人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月，他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某些内容（如剩余价值学说等）。

比较有影响的革命者是章炳麟(1869-1936)。章炳麟出身于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门第，幼年受过良好的家学教育，22岁时死了父亲，不久又受业于朴学大师俞樾，打下了精深的学问基础。甲午战后，投身于救亡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反清斗志更加坚决，割去辫子、穿起西装；不久便与孙中山往来。

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论点鲜明、论据充足，是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文献。他蹲过监狱，但他不屈服，不仅和狱卒对打，绝食七天表示抗议，而且还跟前来探望他的蔡元培谋划、组织了光复会。出狱后，他再次赴日，担任了《民报》的主编。但武昌起义后，他一回国，竟唱起“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的调子来，这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不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