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要把这套房子退给娘家，现在就办！＂我一字一顿，听见自己的声音像寒冬里的铁钉，一下一下钉进婆婆周月琴那张铁青的脸上。

归还

＂我要把这套房子退给娘家，现在就办！＂我一字一顿，听见自己的声音像寒冬里的铁钉，一下一下钉进婆婆周月琴那张铁青的脸上。

婆婆眼中的震惊在一瞬间凝固，随后是滔天的怒火。

我叫苏红梅，一九九零年冬天嫁给刘建国，是单位里出了名的金凤凰。

那会儿刘建国在国棉厂当技术骨干，戴着黑框眼镜，斯斯文文，前途似锦。

我从县城供销社调来，有个城里户口，爹妈拼了老命给我添了三室一厅的陪嫁房，在当时的县城，这可是稀罕物。

记得结婚那天，大雪纷飞，我穿着鲜红的旗袍，头上盖着红盖头，坐在贴着大红＂喜＂字的二八自行车后座上，任由刘建国吃力地蹬着，带我驶向新生活。

婚后我们住我的房子，婆家人住厂里分的两居室，虽说不远不近，但也算和和美美，串个门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

头几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刘建国在厂里当车间主任，我在供销社做柜台，一个月加起来二百多块钱，在九十年代初，也算是体面人家了。

家里添置了二十一寸彩电，还有一台双卡收录机，逢年过节，左邻右舍来我家看春晚，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空气中弥漫着花生瓜子的香气和欢声笑语。

婆婆周月琴那时候还在纺织厂上班，是个织布女工，手艺好，人也利索。

每到周末，她必定拎着菜篮子登门，里面装着自家腌的咸菜，或者新鲜的时令蔬果。

＂红梅啊，这大白菜今年甜得很，我给你腌了两坛子酸菜，冬天下面条吃正好。＂婆婆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

那时候，我心里暖烘烘的，觉得自己嫁了个好人家。

公公刘大年是厂里的老工人，一辈子与机器打交道，人憨厚踏实。

他总是背着手，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制服，安静地坐在沙发角落，看电视里播放的《新闻联播》，偶尔发表几句关于国家大事的见解。

小叔子刘建军比刘建国小五岁，在市里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手上总有淡淡的油墨味，结婚早，生了个儿子刘小鹏，聪明伶俐。

可好景不长。九七年，裁员下岗的风潮席卷全国，像一阵黑色的飓风，席卷了无数普通家庭。

刘建国担位国棉厂经营不善，开始大规模裁员。作为中层干部，他本可以留下，但架不住一家私营纺织厂高薪挖角，月薪承诺翻一番，他就动了心。

我极力反对：＂厂里待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出点资历，怎么能说走就走？＂

刘建国拍着胸脯保证：＂私企灵活，发展空间大，再说了有朱总给我撑腰，怕啥？＂

结果半年后，那个所谓的朱总携款潜逃，公司一夜之间人去楼空，留下一堆工人干瞪眼。

刘建国的工资一分没拿到，人也瞬间苍老了十岁，整天抱着搪瓷缸子灌闷酒，眼神灰暗得像蒙了一层尘。

那段日子，我的供销社也改制，从柜台被调去了仓库，只拿着最低保障工资，一个月二百出头，还不够家里的油盐酱醋钱。

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公下岗后心情郁闷，一病不起，糖尿病缠身，每月的药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家里积蓄一点点耗尽，生活的砧板上，我们像案板上的鱼，任人宰割，苦苦挣扎。

偏偏这时候，婆婆提出要和我们合住，省下房租：＂建国他爹病了，厂里的房子也要收回去了，咱们住一块省事。＂

乍一听是个不错的提议，可我心里琢磨着，一家七口挤在一个屋檐下，日子怕是不好过。

但碍于情面，我还是点了头：＂那就搬过来吧，家里地方大。＂

婆家人带着简单的行李搬了过来，老两口一间，小叔子一家三口一间，我和刘建国一间，客厅成了公共活动区域。

刚开始倒也相安无事，直到一个月后的晚饭。

那天，我做了红烧排骨，蒜薹炒肉，还有一盘清炒小白菜，虽不是大鱼大肉，但也算丰盛。

婆婆夹了块排骨，忽然放下筷子：＂红梅啊，咱家现在困难，你看能不能AA制？＂

＂什么意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婆婆慢条斯理地解释：＂就是各家出各家的钱，饭菜分开做，水电费平摊，房子是你的，就不收我们租金了。＂

我的手顿在半空，内心如同雷击。

丈夫刘建国一脸为难：＂妈，红梅已经很辛苦了，她一个人养活一家人...＂

婆婆不依不饶：＂怎么，你媳妇赚的钱就是她自己的，我儿子赚的钱就得养全家？凭啥？＂

公公低着头，默不作声，但眼神里透着赞同。

小叔子刘建军拉着儿子刘小鹏站起身：＂嫂子，我们不吃了。＂

那一刻，我心如刀绞，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多年来，我从未计较过家用，每月工资全交公中，刘建国没工作这半年，家里开销都是我一人扛着，还要照顾生病的公公。

可婆婆这话，直接把我当外人，仿佛我是个吃白食的租客。

我放下碗筷，起身回了卧室，泪水无声地流下。

刘建国跟进来，手足无措：＂红梅，我妈就是那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

我冷冷地看着他：＂我在你们家眼里，到底算什么？＂

他张口结舌，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解释。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苦又涩。

第二天一早，趁着家里人都还没起，我悄悄收拾了几件衣服，直奔娘家而去。

我娘家在城东的老街，一排砖瓦平房，红砖灰瓦，不算气派，却是我长大的地方。

娘已经过世多年，爹和大哥苏长河一家住在一起。

苏长河比我大八岁，是县建筑公司的工程师，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我敲开门，嫂子李桂花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红肿的眼睛，吓了一跳：＂红梅，这是咋了？＂

我强忍着泪水，把房产证交到哥哥手上：＂哥，这房子是爸妈给的，我不能让它贴补婆家。我要把它还给咱们家。＂

哥哥接过证件，皱起眉头：＂出啥事了你就这样？＂

我简单说了婆婆要AA制的事，哥哥听完，脸色铁青：＂岂有此理！他们倒好，人住你的房子，还要分你的钱！＂

嫂子在一旁帮腔：＂就是，趁你们没孩子，赶紧离了算了！＂

离婚两个字，像一把刀刺进我心里。我和刘建国毕竟是有感情的，只是眼下的境况让我喘不过气来。

哥哥看我犹豫，叹了口气：＂房子先放我这，你冷静几天再说。＂

我在娘家住了三天，每天都等电话，希望刘建国能来找我，解释清楚，哪怕道个歉也好。

可电话像死了一样，一声不响。

第四天，我实在按捺不住，回了趟家，发现家里冷冷清清，婆家人的东西都不见了。

桌上留着一张纸条，是刘建国的字迹：＂红梅，我妈说得对，我们确实不该依靠你。我找了个工地的活，先搬出去住了。等有了着落再联系你。＂

没有一句对不起，没有一句挽留，就这样干脆利落地走了。

我瘫坐在沙发上，望着这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如今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影子，心里的委屈一下子涌上来，泪如雨下。

消息很快传到婆家，炸开了锅。

公公刘大年怒气冲冲找上门，中气不足地指着我的鼻子：＂好你个苏红梅，恩将仇报！我儿子对你掏心掏肺，你倒好，翻脸不认人！＂

我反驳道：＂叔，你们住我的房子，吃我做的饭，用我赚的钱，现在反倒说我恩将仇报？＂

公公气得浑身发抖：＂那房子是你陪嫁的不假，但这些年谁没出力？建国没工作这段时间，是你一个人养家？他以前赚的钱都贴补谁了？＂

我哑口无言。公公说的不无道理，可我心里的委屈又有谁能懂？

丈夫刘建国站在一旁，脸色苍白，眼神游移，一句话也不敢说。

婆婆周月琴坐在沙发上，眼睛里满是恨意，冷冷地开口：＂好啊，咱们走，不吃这个软饭！以后你一个人过，房子归你，钱归你，人也归你！＂

这话像一把刀，扎在我和刘建国之间。

我俩四目相对，他眼中满是痛苦与无奈，但终究没有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

那一刻，我心都碎了。

一个月后，婆家五口人彻底搬走了。他们租了城郊一间不到四十平的平房，拥挤不堪。

连厂里分的房子也因拖欠房费被收回，家徒四壁，四处漂泊。

刘建国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每天天不亮出门，摸黑回家，腰酸背痛，却挣不了几个钱。

小叔子刘建军印刷厂也不景气，经常放假，一家人靠婆婆摆个小摊卖煎饼勉强度日。

我知道这些，是通过邻居王大姐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来的。

我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供销社的活越来越少，我开始兼职给人送牛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挨家挨户敲门送奶。

刘建国每天魂不守舍，邻居说他瘦了一大圈，我却倔强得很，咬紧牙关不肯认错。

心里虽然挂念，嘴上却硬得很：＂他不来找我，我凭什么低头？＂

直到那个雨夜。

九月的一个傍晚，天空阴沉沉的，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我送完牛奶，撑着伞往家走，路过火车站时，看见候车室里挤满了人。

不知怎的，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

在角落里，我看见了我的婆家人。

公公满头白发，憔悴不堪，靠在墙角打盹；婆婆裹着件灰色的老棉袄，瘦得脱了形；小叔子刘建军抱着生病的儿子，小脸通红；丈夫靠在柱子上，眼神空洞，胡子拉碴，像个流浪汉。

原来他们住的平房被拆迁了，补偿款被黑心的中介卷走，无处可去，只能在车站躲雨。

我躲在人群中，泪如雨下。

恍惚间，我想起婆婆过去对我的好——生病时端来的一碗热腾腾的鸡汤，冬天塞给我的手织毛衣，教我做菜时的耐心指导。

也想起公公帮我扛煤气罐上楼的驼背身影，帮我修水管时弄得满手是水的样子。

还有刘建国，曾经那个为我遮风挡雨，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男人，如今狼狈至此。

他们不是完美的人，有自私的一面，但哪个人没有缺点呢？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是啊，房子是我的，可家人呢？我们不是应该互相扶持吗？

第二天，我去找哥哥，想要回房产证。

＂哥，我想把房子要回来，婆家人现在很困难。＂我恳切地说。

哥哥苏长河脸色一沉：＂不行，那房子我和你嫂子已经卖了。＂

＂什么？＂我如遭雷击。

嫂子李桂花一脸理直气壮：＂那是爸妈给你的嫁妆，你既然归还，就是我们家的！再说了，我们也不容易，小明上大学要交学费，我们也不知道从哪变钱？＂

＂可那是我的房子啊！＂我声嘶力竭。

＂现在不是了。＂嫂子冷冷地说，＂开发商给了二十万，首付我们已经收了。＂

我瘫坐在地上，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人世间＂。

亲情友情爱情，在利益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我恨婆家人的自私，恨哥嫂的贪婪，更恨自己的愚蠢。

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黑暗中，捧着我和刘建国的结婚照，泪水打湿了相框。

照片里，我们青春洋溢，充满希望，哪知道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想起那时候的誓言：＂无论贫穷富贵，不离不弃。＂可现实的考验来临时，我们都没能坚守承诺。

接下来的日子，我辞了供销社的工作，找了份医院保洁员的活，白天拖地擦窗，晚上在附近饭店洗碗。

我搬进城郊一间破旧小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酸背痛，但我咬牙坚持。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小屋的板凳上，回想过去的点点滴滴。

想起婆婆过年包饺子时教我捏褶的情景，她的手指灵活，褶子捏得整整齐齐，像一排小扇子。

＂红梅，不能急，慢慢来，手要稳。＂她耐心地教导我，＂这样包出来的饺子，下锅不会散。＂

想起公公帮我修自行车时的专注神情，额头上的汗珠滴落在扳手上，发出细微的声响。

想起小叔子刘建军带着侄子刘小鹏给我送自己印刷的贺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祝嫂子生日快乐＂。

我错了吗？也许错的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而是那个让人喘不过气的时代，让我们在生存的压力下，忘记了爱与宽容。

三个月的寒冬，我终于攒够了钱，在老城区租下一套两居室，六十平米，不算宽敞，但干净整洁。

我用积蓄买了新床单，新窗帘，新餐具，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仿佛要迎接新生活的开始。

然后，我写了张纸条：＂建国，我在幸福路16号2单元501，带着爸妈和建军一家来吧，家里备了饭。＂

我把纸条贴在婆家人临时栖身的地下室门上，然后回家等待。

那天晚上七点，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看见刘建国站在门口，身后是婆婆周月琴、公公刘大年、小叔子刘建军和他的妻儿。

他们的眼中满是不确定和犹豫，仿佛怕这是一场梦。

＂进来吧，天冷了。＂我轻声说。

屋子里暖气热乎乎的，桌上摆着一桌我做的家常菜——红烧肉、糖醋鱼、酸菜炖粉条，还有婆婆最爱的醪糟汤圆。

婆婆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什么也没说。

公公坐在沙发上，老泪纵横：＂红梅啊，对不起...＂

我摇摇头：＂叔，都过去了。＂

刘建国站在一旁，局促不安：＂红梅，房子的事...＂

＂别提了，＂我苦笑，＂房子卖了，我兄嫂已经拿走了钱。＂

一屋子人陷入沉默，空气凝固得像能掐出水来。

小叔子刘建军突然拍案而起：＂嫂子，我去找他们讨个说法！＂

＂别，＂我拉住他，＂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就真没了。咱们好好过日子才是正经。＂

饭后，婆婆主动收拾碗筷，我帮着擦桌子。

厨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水龙头的哗哗声掩盖了略显尴尬的气氛。

忽然，婆婆低声开口：＂红梅，那天我说了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一愣，没想到婆婆会道歉。

＂我那是气急了，心里不平衡，＂婆婆继续说，＂看着你有工作有房子，我儿子却一事无成，心里不是滋味。＂

我理解地点点头：＂我能明白。＂

＂可我后来才知道，你把工资都贴补家用，从来没私藏过一分钱。＂婆婆的眼圈红了，＂我是糊涂了，见不得儿子吃苦，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我忍不住抱住她：＂婆婆，我也不该那么冲动，把房子给退了。＂

婆婆拍拍我的背：＂傻姑娘，房子是身外物，一家人在一起才重要。＂

那一刻，我感到一股暖流涌过全身，多日来的委屈和愤怒，像冰雪一样融化。

晚上，婆婆从箱底翻出一本陈旧的家谱，那是刘家祖传的宝贝，记载着几代人的姓名和生平。

她颤巍巍翻到最后一页，郑重地拿起毛笔，蘸了墨，写下了我的名字：＂苏红梅，刘氏长媳。＂

笔画一笔一划，力透纸背。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刘家的人了，永远都是。＂婆婆抬头看我，目光坚定。

我握住婆婆粗糙的手，泪水模糊了视线，终于明白，人间亲情，不在房子，而在那颗认你作家人的心。

那年冬天特别冷，但我们挤在六十平米的小屋里，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刘建国找了份工厂保安的工作，我继续在医院做保洁，公婆带着小侄子，省吃俭用，一家人齐心协力，总算熬过了最难的时光。

两年后，我们攒够了首付，买了套经济适用房，虽然不如从前的宽敞，但胜在是我们共同的家。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刘建国凭着技术特长被一家新建的纺织厂聘为主管，我也通过努力考上了护工，收入翻了一番。

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看着身边熟睡的丈夫，心中充满感激。

感谢那场风波，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家人；感谢那段磨难，让我们懂得了珍惜眼前人。

人世间，没有永远的富贵，也没有永远的贫穷，唯有相濡以沫的深情与包容，才能抵挡岁月的风霜。

那本家谱，如今摆在我家客厅的书架上，封面已经泛黄，但里面的名字却越来越多。

我和刘建国的儿子出生那年，婆婆亲手写下了他的名字：刘承福。

承，是要他继承家族的传统；福，是希望他一生幸福安康。

也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期盼——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共创幸福。

这，就是我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家庭的缩影。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失去了很多，但也找回了最珍贵的东西——彼此。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