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原题《进化与伦理》），率多借题发挥，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写，不仅将原文的“进化与伦理”纳入“天演”的范畴，展开为“天”、“人”、“民”等概念所构成的复杂图式，兴致所至，更在按语中与原文相辩驳，乃至铺叙自身对于当下时局的分析与感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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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明炜而言，不论是林道静对政治的彻底的投入，还是70
后作家面对政治的完全撤退，都意味着一种危险的姿态，即青年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对抗性”的消失。即便我们意识到，一种作为“反叛者”、“对抗者”的青年形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政治结构中被“询唤”
出来的，我们依旧希望它具有某种超历史的有效性，成为持久的、推动文学与社会之新变的力量——哪怕当下这个“小时代”所询唤的青年形象，早已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样貌。
*文章原载CCSA学术通讯，作者康凌，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如何升起的？
——宋明炜《少年中国》读后
一
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原题《进化与伦理》），率多借题发挥，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写，不仅将原文的“进化与伦理”纳入“天演”的范畴，展开为“天”、“人”、“民”等概念所构成的复杂图式，兴致所至，更在按语中与原文相辩驳，乃至铺叙自身对于当下时局的分析与感慨（参北冈正子《严复》）。在他看来，赫胥黎对于诸文明的伦理观的反思，“与国种盛衰强弱之所以然，相为表里。”于是，宇宙观与伦理观的差异，被悄然接入了当时的国际政治情势之中，并在这一视野下，自然地展开了对“欧洲”与“中国”的比较。严复一方面声言，“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一方面又不无悲壮地感慨：“然彼其民，设然诺，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亦轻生尚勇，死党好名，与震旦之民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危机被顺理成章地归咎于中国之“民”与欧洲之“民”（乃至日本之“民”）之间的道德、身体差异的自然结果。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近代的民族主义国际政治如何反向制作出一种巧妙的“国民”比较学及其道德、身体话语，并抹除自身的历史起源。更有趣的是，与“贵信果”、“喜壮健”一道，“重少轻老”竟也成为这一“国民性”话语的有机部分，在“进化”与“天演”的宏大叙事中，“少年”与“老年”的生理差异，被迅速地转译为“国种盛衰强弱”之别，空间化的国际权力关系，不仅被转化为一种时间叙事，更进一步被纳入特定的、关于生命成长的时间叙事，它既是个体的，又是国族的，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既是肉身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既是生物的，又是政治的——或用赫胥黎的标题来说，它既是进化的，又是伦理的：前者一方面成为后者的物化形式（reification），另一方面也为后者提供了某种不在场证明。一种关于年龄的拜物教，一种特定的理解年龄的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由此在近代民族主义、进化伦理、国民话语与生命政治的错综网络中扎下根来，并支配着后世关于“少年”（以及“青年”）的种种论述。
严复的这一意识形态操作，几乎为其译作的读者所全盘接受。这里最知名的例子，恐怕非胡适莫属——据说，“胡适”的“适”字，正来源于《天演论》中的“适者生存”。在《四十自述》中，胡适不仅坦陈，“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更告诉我们，“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黑体为后加）
胡适此处的“少年”，早非纯粹的年龄概念，而是指向有能力与《天演论》相共鸣，并意愿投身国家政治，扭转“庚子辛丑大辱”的那些代表着新潮、进步与民族复兴的“少年”。《天演论》的影响本无远弗届，不限年龄（胡适自身就是经其师长辈的介绍而接触到此书的），单单举出“少年”这一群体，或应被视为一种（或许是无意识的）书写策略与套路，其中铭刻的，是一种自我命名的强烈冲动及其悖论：一方面，通过将自身命名为“少年”，胡适将自身锻造成为国族危机中的进步力量，另一方面，这一命名过程又将“少年”与其意识形态内涵之间的联结自然化了。借用阿尔都塞的概念，宋明炜将这一过程准确地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询唤”（interpellation）。他指出，这一询唤过程所塑造的主体具有一种超个人的身份认同，并成为所有个体所理应追求的理想模范。这一过程的微妙之处正在于，一方面，主体获得自我意识的自觉过程，恰是由一种外在于自我的技术所形塑的。（p.118，本文所标均为宋著英文版页码）但另一方面，胡适的上述自我命名行为，事实上已有效地掩盖了这一“询唤”的痕迹。在他的叙述中，作为此种理想模范的“少年”群体仿佛总是已然（always-already）存在，只待投身历史。换句话说，一种政治话语操作的产物，仿佛先于操作本身而存在，于是，“少年”既成了历史进步的起点与动力，又成了它的终点与目的。
二
“少年”所拥有的这一似乎是“天然”的进步属性，使它成为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历史上一个不断复现的主体，一个错综复杂、充满冲突与歧义的话语网络，一个各种意识形态、理论论述竞争对话的平台。从梁启超对“少年中国”的热切呼唤到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从五四“新青年”的起落到“社会主义新人”的沉浮，从“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到“潘晓来信”背后关于青年成长的焦虑，对于“孩子”、“少年”、“青春”等概念的反复书写，似乎已然成为展现现代中国的启蒙与革命、危机与希望的习惯性方式，一种“想象中国的方法”。Andrew Jones曾在他对现代中国的“发展主义”的研究中，探讨了一种关于“儿童”的认识论框架，是如何自晚清起，在进化论、遗传学、文明论等知识话语的引介，以及在童书编纂、文学叙事、玩具消费等文化活动的实践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其中他尤其关注到，以儿童为中心而构筑起来的发展主义神话已经成为当时的文学写作的核心议题之一。经由对鲁迅小说中围绕儿童、遗传与进化等主题而展开的一系列情节的细读，他分析了这一神话如何在文学的形式层面上遭遇种种困境与矛盾，并最终重新将自身构造为一座“叙事的铁屋”。（Andrew Jones,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2011）
换句话说，对于文学史研究者而言，“儿童/少年/青年”等范畴不仅形成了一套知识谱系与文化实践，更构筑了一个文学母题、一套叙事策略、乃至一种形式原则。因此，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少年问题的讨论，就要求我们既要把握其背后的宏观政治-意识形态动力，又不放弃形式分析本身所可能提供的细节与缝隙。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宋明炜的新著《少年中国：国族复兴与成长小说，1900-1959》（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以一系列精彩的案例与洞见，为我们提供了在文学研究领域内进一步展开论题、辩证历史的可能。此著所涉作品上起晚清，下至共和国，涵盖了包括梁启超、吴趼人、叶圣陶、茅盾、巴金、路翎、鹿桥、杨沫、王蒙等在内的一系列经典作家。正如其标题所表明的，宋明炜将现代中国的“青春”问题明确地放置在由政治意识形态（国族复兴）与文学形式原则（成长小说）所构成的纵横坐标中，综合“文化史与叙事分析”，试图“借由分析‘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国’这些理念的文学再现，来勾勒它们在中国变动不居的政治与智识文化中所呈现的意蕴”。（p.2）此书的讨论并不意在为我们提供某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青年形象”的分类学——好像一种本质主义的“青年”真的存在似的；相反，作者试图以知识考古式的论述，为我们呈现“少年/青春”作为一种话语构形本身的系谱学与地层学，它与各种政治、知识、理论话语的互动，以及它在文学形式中展现的种种张力、矛盾、乃至裂解。他试图追问的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究竟是如何升起的？
在本书一开头，宋明炜就明确地指出，“青春”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年龄范畴，而应当被视为一系列崇高理念——新、进步、以及民族复兴之视野——的“具身化”（embodied）的象征符号（p.3）。它代表着对传统的反动、对成规的拒斥、对任何既定格局的突破。正因如此，在现代中国错综的政治文化格局中，这一范畴被来自各种背景的作家反复征用、改写，或者用宋明炜的话说，被不断地“再发明”：作为民族复兴过程的中介与机制，“青年”所具有的政治潜能在文本中一再投身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方案或革命议程。正是这样的状况，造就了这一范畴的内在悖论：一方面，“青年”始终被颂扬/塑造为国家的主人，一种强大而独立的变革力量，而另一方面，对青年的这一塑造/书写行为本身，又不得不委身于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意识形态的编织与规训。（p.18）
那么，一种内在地拒绝规范、拒绝被形式化的力量，如何能够成为形塑新的规范、新的形式的媒介？由这一悖论出发，宋明炜提出了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层层递进的问题：首先，在文学书写中，青春的“无形式性”与形式构造的能力，是如何统合于青年这一象征形象身上的？其次，在政治层面上，诸意识形态为何、以及如何定义、规训青年？在何种条件下，青年又会抵抗、挑战、乃至消解对他们的政治询唤？再次，在关于国族复兴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将中国这一具有至少三千年历史的国家视为“少年”意味着什么？（p.20）“青春”作为一种话语，推动、重塑、乃至挑战关于国族、文化、与个人主体性的诸种论述。它既参与、支配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与文学想象，又为后者所不断改写。也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贯穿此著的核心关注。
三
然而，使得问题更趋复杂的，是对文学书写本身所具有的形式维度的考量。为了展开青年话语与国族政治之间的复杂辩证，宋明炜引入了“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这一源自西欧的批评概念，来指称他在书中所讨论的一种特定的小说叙事。这种叙事“聚焦于青年在历史运动之中所经历的心理成长，他们对自我的培育、对个性的塑造、以及对自我实现的期求。”（p.7）宋明炜一方面追溯了“成长小说”（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及其理论论述（巴赫金、卢卡奇、莫莱蒂等）在西欧的流变——作为现代性最为典型的“象征形式”，围绕这一文类所展开的丰富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以资镜鉴。另一方面，他也明确地意识到“中国成长小说”所具有的特殊面向，即它与特定的政治斗争、社会运动、及国家变革之间的血肉联系。在阅读倪焕之、梅行素、高觉慧、蒋纯祖、林道静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青年”的故事后，宋明炜发现，“中国成长小说”总是“通过一位青年的成长旅程，通过他/她试图同时改造个人生活与国家命运的努力，来呈示关于个人发展与社会改革的现代视野。”（p.7）
这种血肉联系的存在，不仅决定了“中国成长小说”的特征，更使得这一文类本身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症状”（而非“反映”），成为一种充满难度与强度的书写。宋明炜注意到，中国成长小说“几乎很少赋予青年以确定的形式，其叙事动力，也常常将文本推向自身的反面——对于定义、结论、稳定的抵抗将叙事导向了青年自我的持续的重新想象、重新建构、乃至返老还童。在这个意义上，成长小说将现代性的青春展现为一个无结尾、无结果的、永远发展着的故事。”（p.59）这种对形式确定性的抵抗，与其理解为某种先锋主义的反-形式叙事，不如说是刺破了现代文学的形式自洽性神话，并召唤着一种历史化的叙事分析。现实政治的波折与挫败，不断渗透入小说文本之中，不仅造成青年成长旅程中的种种障碍与困顿，也对这一文类的形式本身提出挑战，使得其叙事过程中遍布各种内在矛盾与裂缝，甚至难以为继——比如说，在宋明炜看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之所以写不下去，至少部分地是缘于梁氏无法提供一套有效的政治方案，去沟通、连结中国当下的政治现实与他所建构的乌托邦愿景。换句话说，在这里，叙事形式本身的破碎，应被理解为现实政治困境的一处表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现代中国的“成长小说”中，青年们一次次返回起点，重新成长，却似乎永远无法“长大成人”，“成长小说”成为无成长、非成长、反成长小说，终结于成长的停滞、失败、乃至退行。在此书第二章，宋明炜就提供了一个“非成长”的典型形象：吴趼人《新石头记》中的“老少年”。在这个奇诡怪诞的未来乌托邦小说中，吴趼人先是将贾宝玉放到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将他塑造成一位感时忧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随后又笔锋一转，将宝玉置入一个光怪陆离的“文明境界”之中，那里，宝玉遇上了他的引路人“老少年”。“老少年”不仅带宝玉参观了再造天、飞车、潜水艇等科技发明，更告诉宝玉，“文明境界”中所有的先进科技、政体制度、道德规范，无一不源于中国的传统经典。在这个意义上，“老少年”可以被视为吴趼人对中国文明之当代命运的一种隐喻化的期待：这一文明虽历经数千年，却能不断抽芽自新，自我再造，因之能历久而弥新，虽“老”而又是“少年”。（p.89）
不过，宋明炜的分析则进一步将焦点转向了贾宝玉这一人物自身。在他看来，宝玉这一形象构成了另一种意义全然不同的“老少年”。一方面，作为补天石之零余，贾宝玉历经百年而容颜永驻，始终保持着其作为少年的肉身形象。另一方面，怀着“补天”之志而降入晚清中国的贾宝玉，其成长旅程却因进入“文明境界”而骤然中断。这一命运的尴尬之处正在于，此时，强国之梦已然成真，但其实现过程却与贾宝玉毫无关系，他只是“文明境界”的一个迟到的旁观者。换句话说，贾宝玉作为“少年”所拥有的永恒的激情、潜力与能量，被永远隔绝于国族历史的进步洪流之外。如果说前一个意义上的“老少年”指向了传统中国的不断的自我革新与文明再造，那么贾宝玉这个“老少年”，则浸透着一种被抛诸历史运动之外的无意义感。（p.91）贾宝玉的肉体青春永生永在，却因失去了与国族历史之间的有意义的连接，而成为一种不能承受之轻。
四
贾宝玉飘零在历史之外的青春，成为失重而无用的伤感之源，亦反过来再度确认了国族政治对青春想象的支配：唯有遂行补天大业，才能赋予青春以意义。然而，理想与现实、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所在多有，青春经验与国族政治之间的扞格与错位，使得前者时时面临着失去意义的威胁。成为“老少年”的焦虑，也因此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现代中国青年们的成长之路上徘徊。
到了《倪焕之》那里，“老少年”甚至成了“新青年”的宿命般的结局。这部作品被宋明炜视为“第一部表现现代青年成长经验的重要中国小说”。（p.1）这一判断与茅盾非常接近。在《读》中，茅盾同样表彰了它作为“第一部”的意义：“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城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然而，倪焕之的成长过程并不顺利，不论是他的教育事业、情感生活还是救国之志，都不断遭遇失望与幻灭，并最终在大革命失败的颓丧中死去。在某种意义上，倪焕之的成长之旅是由一次次的出发与归零构成的。在宋明炜看来，正是这一出发-幻灭-再出发-再幻灭-直至死亡的循环往复，定义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型。踌躇满志的五四新青年们在现代历史的动荡与暴力中四处碰壁、无所适从，他们的力量与努力不断被历史所否定乃至抛弃，并被隔绝于历史时间之外，成为像贾宝玉一样的“老少年”，怀着满腔热血游荡于历史的空无之处。
由此，“老少年”成为后五四时代的“新青年”的集体肖像。这一形象中封存着“新青年”们不断试图参与、推动历史，却又不断被历史抛弃，不断试图“成长”，却又永远无法“长成”的宿命。后五四时期的中国成长小说，也由此获得了它的形式：它始终是以失败为前提的奋斗故事，是站在历史幻灭之处的回望，是贮藏在“老少年”们回忆之中的“新青年”。用宋明炜的话说，“在老少年的形象中，经验获得了可感知的形式。从‘新青年’向‘老少年’的转变，是现代中国以小说叙述青年成长经验的原初动力。这种重构性的叙述的根本动力，在于新青年的未被实现的理想，他们在内心与现实、抽象与物质、叙述与历史的隔绝中渐渐‘老’去，并以此赋予了现代小说以相当复杂的剧情展开。”（p.131）
值得强调的是，在这里，新青年对历史的幻灭绝不是对历史偶然性的某种抽象的、天地不仁式的慨叹，而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变革与立场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成长小说的形式特征，也应当被置入当时的国族政治语境中来理解。宋明炜注意到，茅盾在《读》一文中表现出了某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一方面认同左翼政治论述中的进步史观，认同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代表了历史运动的正确方向，认同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倪焕之这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其文学再现深致同情，申言这些描写了“‘落伍’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虽然是“黑暗的描写”，却“也有它反面的积极性”，乃至比“那些超过真实的空想的乐观描写，要深刻得多罢！”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批判了标语口号式的“无产文艺”的空洞与狂妄。
宋明炜认为，茅盾的这一游移表明了他对革命史观的线性进步论及其文学再现的保留态度，而这一态度也可以在他自己创作的《蚀》三部曲中探出端倪。在这里我希望补充的是，这一保留态度的形成事实上与当时的直接政治语境息息相关。在《读》中，茅盾特意提到了之前革命文学论者对他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的围攻，这提示我们，不论是茅盾对《倪焕之》的回护，还是他自己的创作实践，都应当被放在一个论辩的语境中来加以理解，而这一论辩，正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的革命路线之争的一个延伸。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茅盾先是逐一解释了《蚀》三部曲的创作动机，随后笔锋一转，一面批评目前的“标语口号文学”，一面提出了谁是“今后革命文艺的读者的对象”的问题。而在无产阶级文学论甚嚣尘上的当时，茅盾的回答多少有点令人炸舌，在他看来，“中国革命是否竟了抛开小资产阶级，也还是一个费人研究的问题。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几乎全国十分之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然而它的文坛上没有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怪现象吧！”因此，“‘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
茅盾的这些论述，正是当时革命路线之争的一个反映。“八七会议”之后，原有的“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宣告瓦解，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成为中共的主导路线，然而茅盾对这一路线始终有所保留。据郑超麟回忆，1927年底，茅盾便对他表达过类似的意思。（《郑超麟回忆录·上》，2004，p. 285）到了晚年，在提及相关路线及其后果时，茅盾依旧写道，“这就是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口号下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可悲的损失。一些熟识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创作生涯的开始》，《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 期)可以说，对于这一路线，对于“革命文艺”之彻底抛弃、乃至“大肆谩骂”小资产阶级及其文学的做法的不满与纠正，是贯穿《从牯岭到东京》与《读》的核心线索，而围绕小资产阶级与革命文学所展开的论争，也直接影响了之后的文学史与意识形态格局。在这个意义上，茅盾对《倪焕之》的评价，连同其自己的创作实践，不仅是当时的阶级政治与路线论辩的反映，更将能动地介入之后的青年政治主体的塑造之中——成长小说与国族政治的历史关系，于此显露无遗。
五
在《倪焕之》与茅盾的《蚀》中的这种从“新青年”到“老少年”的“黑暗描写”，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当时的革命文学的叙述青年成长的形式，而对这种形式的构造与评价，无不牵连着作家与评论者自身具体的政治方案与政治立场。这种内在联系更鲜明地体现在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成长小说中。在《少年中国》中，宋明炜花了相当长的篇幅，细致地重构了巴金在投身文学创作之前，深度参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程。巴金的大量译介、写作、与具体政治活动，使他成为第二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的核心一员，他自己的思想也受到克鲁泡特金、埃玛·戈尔德曼等人的深刻影响。然而，随着这一运动的由盛转衰，并终结于一系列的叛变、镇压与屠杀，巴金的失望与愤怒也日渐滋长，最终从政治活动家转成为文学创作者。用陈思和的话说，巴金在文学上的成功，同时也见证了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失败，他最初的文学灵感正来自他那濒临破灭的政治理想。
作为政治方案的无政府主义虽然失败了，但作为文学议程的无政府主义却在巴金笔下展开。在宋明炜看来，《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等作品可以被视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小说”，其中，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解放力量”（p.192）被倾注到关于青年的书写之中。这些作品不仅围绕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与道德观念，写出了一系列青年革命者的史诗与悲歌，更为这些观念的展现，创制出了新的情节结构与叙述形式。宋明炜指出，不同于叶圣陶和茅盾，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作品并不符合成长小说这一文类的经典模式。青年的成长过程，往往不被表现为青年与其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协商、改造，而是集中于一系列宗教启悟式的道德觉醒时刻，青年人物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实现自我转变，获得自我意识。青年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形式，由此被呈现为其道德自我观念的内在展开。（p.234）更重要的是，青年的这些觉醒时刻，往往伴随着一种自我牺牲的冲动与实践，以主动终结自己的生命，来完成自我的最终成长。
宋明炜对巴金的分析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正在于对这种新的叙述形式的洞察与捕捉——他将其命名为“牺牲的情节剧”（the melodrama of sacrifice）。巴金笔下的革命青年，几乎都是躁动不安、无法定型的主体，他们不断在生活中发现黑暗，永远无法安于某种既定的道路与选择。与腐朽的社会一同灭亡的冲动，成为主导他们的革命行为的基本动力。这种以自我毁灭为前提的革命方式，既成为小说中无政府主义力量的源泉，又成为推动叙事前进的基本形式。在《爱情的三部曲》中，巴金系统性地呈现出一系列牺牲时刻，这林林总总的牺牲构成了一个关于牺牲的价值序列，从最低级、无意义、世俗、做作的牺牲，到最高级、自愿、理想和神圣的牺牲：这一序列的展开过程，也正构成了青年的个体成长过程。（p.225）巴金笔下的青年成长故事，由此成为一系列自我牺牲的陆续搬演。面对善与恶、政治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冲突，自我牺牲成为反抗黑暗的主动选择，也成为人格成长的最终完成。宋明炜指出，这种自我牺牲的冲动，深植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中，在这个意义上，“牺牲的情节剧”这一叙事模式“最终为巴金的政治信仰赋予了一种充满激情的文学表达”（p.222）：生命的终结，亦成为“生命的开花”。
在巴金的成长小说中，“牺牲”作为一种政治性的革命决断，被转化为一种个人道德的天启式的自省与自觉时刻。在宋明炜看来，这种对个体道德自我与自决意识的高度凸显，恰恰表明了巴金的青年成长故事与政治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既以历史为基础，又抵抗着历史决定论。（p.234）事实上，对历史决定论的警惕，贯穿着宋明炜对中国成长小说的分析。青年一方面因其自身的潜力与能量而投身、或是被纳入各种国族政治与革命议程，另一方面又不断脱离、抵抗、乃至解构这些形式化力量的塑造。在茅盾的《虹》的末尾，梅行素由于被警察的水枪弄湿了衣服而脱离了五卅运动的游行队伍，并在徐自强的建议下来到后者的旅馆换衣服，以便再度投身群众运动。就在这个过程中，茅盾的书写突然转向了梅行素的身体：“旗袍从她胸前敞开着，白色薄绸的背褡裹住她的丰满的胸脯，凸起处隐隐可以看出两点淡红的圆晕。”在宋明炜看来，正是茅盾小说中这种略显不合时宜的时刻，暴露出了个人主体与政治规训之间的裂缝：如果说《虹》的主要意图是描写小资产阶级女性“成长”为革命女性的过程，是描写女性的青春、肉体与欲望如何在国族政治的询唤下成为推动革命进步的力量，进入国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五卅运动正是这一“成长”最终“完成”的标志——那么小说结尾处的这个意外，恰巧标定了一次脱轨，一处“历史”之外的空间，在这里，梅行素的女性身体重新成为男性（徐自强以及小说的读者）的欲望凝视的对象。尽管梅行素最终离开旅馆，试图重新加入群众游行的队伍，但在宋明炜看来，这一时刻的存在依旧暴露了政治与女性身体间的和谐关系的“虚幻本质”（p.182），革命女性的“成长”过程，被她自身的欲望化的身体所时时扰动，乃至中断。
六
新青年与老少年、生命的逝去与开花、性别身体与革命规训……这些概念的相互对立与彼此转化，使我们得以分析中国成长小说中的青年主体既参与历史，又抵抗历史决定论的双重过程。在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青年蒋纯祖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介入与对抗被呈现为一个具有心理深度的个人主体的自我展开。然而，这一主体永无止尽的自我超越，既使得他突破了历史决定论的支配，又意味着青年的成长永远无法完成、无法定型。而在鹿桥的《未央歌》中，联大学生的成长被展现为一个抒情的、诗化的自我的形成过程。有趣的是，这一抒情自我所要克服、超越的对象，恰是培养、塑造了它的“联大”这一教育体制。换句话说，正是对青年的教育，培养出了逃逸、反对这一教育体制的主体。与此类似，王蒙的《青春万岁》描写了一群充满热情与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人在新中国肇建之初的青春岁月，“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所赋予他们的兴奋与狂喜，使得他们将自己的生活转化成了一系列的狂欢，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们的情感与能量，反过来又隐隐地威胁着既存的体制与社会规范——过剩的激情具有自我摧毁的潜能。
在上述文本中，宋明炜不断捕捉那些政治规训的失效乃至失败时刻，呈示青年们如何自我脱离、逃逸、对抗宏大历史的目的论叙事。这些分析，在在指向了成长小说的形式辩证，以及“青年”这一范畴本身的内在紧张乃至失衡。
在这里，唯一的例外或许是杨沫的“社会主义成长小说”《青春之歌》。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青年成长为社会主义女性的过程，与社会主义中国本身的形成与建设过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对于这两个过程的书写，依循一种特定的目的论修辞。借用莫莱蒂的论述，宋明炜指出：
“欧洲经典成长小说将人格成熟的最终实现限定为自由个体通过社会化而获得的意味深长的确定性，将‘生命之环’（the ring of life）描绘为内化社会规范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被赋予人性化的过程。通过借用这一叙事成规，社会主义成长小说保留了一种类似的目的论结构：个人的进步完成于‘社会化’、甚或‘革命化’的过程中——或是通过内化革命精神并将其表现在社会斗争中，或是将社会主义规范当作个人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慰藉来加以全盘接受。”（p.295）
在文本中，这一“革命化”的成长过程被展现为三个人生阶段的渐次演进，每一次演进，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自我超越，其中，林道静不断地“克服”、“改正”自己在思想观念、政治取向、阶级立场、情感需求等方面的错误，从封建地主的女儿，走向五四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走向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成为一位实践的、毛泽东主义的革命者。林道静的这一成长过程，严丝合缝地对应着共和国初期革命史观下的国族历史叙述。因此，青年的成长不仅在文本内容的层面参与、推动了国家的成长，同时也在文本形式的层面成为后者的一个隐喻。在小说结尾的群众运动中，林道静的身影最终汇入了“无穷尽的人流”之中，个体由此被转化为“中国人民”这一庞大集体中的无形而必要的一分子，《青春之歌》也由此成为社会主义成长小说的经典范本：国族集体与青年个体同时达到了最终的“长成”。
在宋明炜看来，《青春之歌》的这一“大团圆”形态意味着它成为所有中国现代青年成长故事中，在政治意义上被驯化得最为彻底与充分的文本。但与此同时，“文学对于生活的复杂与冲突的丰富、写实的描写，被简化为一种片面的、看似真理在握的答案，并将历史语境与个人经验加以理想化。”（p.299）在这一分析中，宋明炜显然提出了“青春”与“政治”之间的一种对抗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压抑性——的关系图式，其中，原本丰富的、多元的、或用他的话说，“不可驯化”（untamable）的青年主体被规训、简化为单一、片面的对象。而这种政治压抑，标志着历史决定论的最终胜利。
然而，这种压抑性的图式所预设的“青春”的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与本书对“青春”的基本理解方式相矛盾。在这一图式中，“青春”的求新、求变、永远躁动不安、反形式、不可驯化的表现，被本质化为“青春”的天然的、超历史的属性——在杨沫这里，这种属性被一种特定的政治权力的运作所压抑了。但是，在本书的基本论述脉络中，“青春”始终是作为一种话语建构，一个诸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协商与辩证的空间而出现的。正是这一洞见，使得“青春”摆脱了其神秘的生物学起源，而获得了自身可知的，同时也是动态的历史。在这一分析中，新与旧、“老少年”与“新青年”、形式与反形式、个人与国族等等貌似“天然”的范畴及其文学再现，被“历史化”为具体的政治变革与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晚清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兴起、茅盾的革命文学论争、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等等——以及它们对“青春”与“青年”之意义的不断的“再发明”。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青春”所呈现出的反形式性与不可驯服性，也可以、且应当得到历史的分析，被理解为具体的历史运动的产物：它们源于历史内部（或是不同的历史及其叙述之间）的分裂与冲突，而非“青春”的某种超历史的本质。
七
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炜对《青春之歌》的论述所缺乏的，正是对“青春”的“不可驯服性”的一种历史化分析。或者说，他需要澄清的是，青春的不可驯化性，究竟是其“本质的”特征，还是一种历史的建构。
然而，指出这一“缺乏”并非对于此著的批评，恰恰相反，我想强调的是，正是这种“缺乏”本身，呈现出了理解“青年”、乃至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困难与有趣之处。在此著的后记部分，宋明炜提到了自己早先发表的一篇批评文章，《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关于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笔记》，其中，在考察了丁天、周洁茹、卫慧、棉棉、李岩炜、魏微等70后作家的小说之后宋明炜指出，这些小说共同呈现出一种他称之为“被动成长”的特征。它们所描绘的青年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始终缺乏个人主体与外在社会之间的某种冲突与摩擦，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感。以一种享乐主义与逃避主义的态度，这些青年往往退回个体内部的自嘲、独白与自我消耗，他们的成长过程由此仅仅伴随着对享乐本能的追逐，对政治的冷漠，以及对商品消费的投诚。这些文本“排除了任何对抗性内容的存在，而仅仅呈现出一种虽然毫无生气、但却令人心安的妥协和疲乏的状态。”而其中的青年主体则表现出一种“涤净了对抗性的孤独”，以及“在主体力量方面的匮乏与困厄。”（见宋明炜：《批评与想象》，2013，p. 136-144）
对宋明炜而言，不论是林道静对政治的彻底的投入，还是70后作家面对政治的完全撤退，都意味着一种危险的姿态，即青年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对抗性”的消失。这样一种忧虑，当然非为宋明炜所独有，近些年批评界对“少年情怀”的申述，对“同代人文学”的审思，无不透露着类似的焦虑。某种意义上，在这一焦虑背后所显现的，或许正是某种“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的紧张感——即便我们意识到，一种作为“反叛者”、“对抗者”的青年形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政治结构中被“询唤”出来的，我们依旧希望它具有某种超历史的有效性，成为持久的、推动文学与社会之新变的力量——哪怕当下这个“小时代”所询唤的青年形象，早已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样貌。
进而言之，我们对青年的“对抗性”的期冀本身，不也正是20 世纪“少年中国”之想象与传统的一个部分吗？准此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在于，发出此种期冀的我们是如何产生——被询唤的？它的历史/政治条件是什么？背后又运作着怎样的话语网络与知识体系？我们总是身在历史之中对历史发问，并以这样的发问介入历史。由此，不论是对青年故事的文学书写，还是对这些书写的学术研究，归根到底，终归还是对我们自身的反思，是对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反思。
在此著末尾，宋明炜提到了刘慈欣的一篇科幻小说《微纪元》，其中描绘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在那里，人类（“微人”）如同孩子一般永远无忧无虑地生活着。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仿佛终于得到了实现，微人们真正终止了焦虑，亦再也无需与社会相对抗。然而，“这些永不长大的‘微人’会比我们这些背负着道德与历史意识的‘宏人’更成功吗？”更为根本的问题或许是：“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成为‘青年’、成为新青年、成为老少年，如何成为人类，带着青春的回忆或悔恨？”宋明炜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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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
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年）
宋明炜 著 康凌 肖一之 樊佳琪 廖伟杰 译
ISBN：9787108078476 定价：60.00元
自梁启超始，20世纪中国的人不断建立、翻新关于“现代”的知识与信念，展开对自身的想象与重构时，“青春”在政治与文化表述中，便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至成为现代中国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在梁启超吟唱出“少年中国”的赞歌后，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政治家都选择“青春”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政治革命、文化改革、民族复兴和美好生活的渴望：从“觉醒年代”时的“新青年”到左翼运动中的“革命加恋爱”，从“青春是美丽的”到“青春万岁”的复杂与含混，从抗战“十万青年十万军”到新中国“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现代中国的青春话语，萌发于政治想象，最终又涵盖于文化表述的各个领域，是一个逐渐被建构起来的话语集合体。作者借助现代经典文学作品，以六十年的时间跨度，带领读者进入“一次航向美丽新世界”的旅途。这又是一个关于少年中国的故事，“寄托了希望和未知”，也充满着阳光与阴影。
少女中国
“女学生”的一百年
[日]滨田麻矢 著 高尚 乔亚宁 译
ISBN：9787108079886 定价：50.00元
在以空前速度实现国家富强的近代中国，“中国少年”“新青年”等就成为用来描绘崭新中国时不可或缺的口号。中华民国以来，描写青年成长的教养小说变得盛行起来。但潜意识里，这些“少年”“青年”往往指的是男性。少女们有时会被鼓励成长为可用之材；有时又会被要求回归家庭，成为后方的某种支援力量。可以说，女性是长时间以来被文化政治遮蔽的群体。
在近代女子教育开始发展的背景下，少女们离开原生家庭，有了自我探索的机会，去决定未来的生活方式。本书将依托具体的文学作品，来分析从五四开始到现在的百年间里，离开原生家庭的青年女性们是如何发现自己的落脚点，以及她们的奋斗又是被男性作家如何看待的。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