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6月12日，李先念同志率领的迎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与红一方面军的前锋在夹金山下会师，喜讯传来，全军一片欢腾。方面军各部队立即将一批批慰问品送到红一方面军驻地，兵站为他们补充了给养，宣传队去驻地演出慰问，洗衣队帮助洗衣服，两军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互相鼓
张国焘制造分裂，策划反党活动
1935年6月12日，李先念同志率领的迎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与红一方面军的前锋在夹金山下会师，喜讯传来，全军一片欢腾。方面军各部队立即将一批批慰问品送到红一方面军驻地，兵站为他们补充了给养，宣传队去驻地演出慰问，洗衣队帮助洗衣服，两军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互相鼓励，呈现着一派团结友爱的气氛。当时，陆定一同志在宝兴用《二次全苏大会歌》的曲调谱写了《两大主力会合欢》，迅速在全军唱开、歌词如下.
两大主力军，
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弟兄，
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哎!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坚决争取大胜利!
万余里长征，‘:
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
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哎I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首歌充分表现了两个方面军指战员胜利会师的欢乐、团结和兄弟情谊，表达了在党中央领导下争取更大胜利的决心，深受广大指战员的欢迎。
会师前，党中央分析当时形势，确定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应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张国焘背道而驰，主张向西发展和“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中央两次发电指出张国焘上述意见的错误。
为了统一战略方针，6月26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属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于6月28日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等同志组成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并帮助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过去，富春、维汉同志在江苏省委，伯承同志在中央军委，都领导过我们在(南)通、海(门 )、如(皋)、泰(兴)地区红十四军的游击运动。在他们跋涉千山万水后，我们久别重逢，分外亲切。他们畅谈了“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的危害和长征中的许多新鲜事物，伯承同志还以与彝族头人小叶丹结拜为兄弟的事例，向我们介绍了在彝族地区工作经验。他说，对少数民族工作，要唤醒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推翻反动派的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和压迫，对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主要是争取团结他们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对他们中一些人的武装对抗，我们不能采取过分的军事行动，要尽量耐心地争取他们和我们一道打国民党反动派。在交谈中，伯承同志看到我们驻地堆放着一大包一大包的酥油，并且只是用来点灯，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哟，和上海西餐桌上的黄油一样，用它点灯太可惜楼”。原来我们见酥油里杂质很多，味道也闻不惯，就用它点灯，在房里乱放。伯承同志教我们，先把酥油在锅里熬一熬，再用纱布滤一下就好吃了。
果然，这样一加工，过去很难闻的气味没有了，感到很香了，真和上海吃的黄油差不多。
张国焘回杂谷脑后，背着中央慰问团召开干部会议，攻击党中央，歪曲中央路线。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反中央的言论，制造分歧，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并指使他控制的川陕省委分别向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的狂妄要求。还要挟中央，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与张国焘的分裂破坏行径相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从革命全局出发，以实际行动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和维护全军的团结。他和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同志商量后，主动建议，经党中央批准，从四方面军调3个建制团3800余人充实红一方面军，又从一方面军调来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郭天民、李荣等高级军事干部，分任四方面军各军参谋长，这些同志后来在四方面军建设中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两军会合以后，就是这样在党中央领导下，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努力工作。然而，张国焘却一再制造分歧，直至另立伪中央，命令部队南下，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
会师后，中央军委决定以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党中央毛主席直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左路军北上到阿坝后应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但张国焘到阿坝后，阻挠北上。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和草地不易通过，强令东进到达墨洼的部队返回阿坝。9日，他向党中央提出南下川康边的计划，
以反抗中央北上创建根据地的方针气中央于9日和11日连电张国焘,，令他立刻率左路军北上。张国焘目无党纪军纪，公然违抗中央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毅然率一三军团北上。
中央北上后如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干部会议，编造声所谓“阿坝会议决议"，诬蔑中央北上的正确路线是所谓“机会丰义”“右倾逃跑”·，而把自已南下的错误行径美化为所谓“进攻路线”。10月15 日在卓木碉公开揭出分裂反党旗帜，宣布感立第二中央。这一系列罪行表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张国焘的倒行逆施，朱德、刘伯承同志明确表示反对，义正辞严地回击了张国焘的猖狂气焰，反复说明中央北上创建根据地方针的正确性，当面驳斥张国焘的谬论，坚持全党只能一个中央，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不能有两个中央，朱德、刘伯承同志坚持党性原则的态度，在方面军干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日益增多地赢得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的理解和尊敬。在南下途中，徐向前同志嘱咐方面军供给部郑义斋、吴先恩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好朱总司令的生活和健康。每个重要的战役:战斗，向前同志都直接向朱总司令请示汇报、体现了对朱总司令的尊敬和爱戴。在徐总指挥的带颇下，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朱总司令也十分尊敬。
张国焘南下错误方针，导致方面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部队从草地南返。时值深秋，高原寒风凛冽，指战员衣单鞋破，沿途粮食缺乏，部队减员很大，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一些领导同志，是不同意张国焘分裂主义行径的，但他们从爱护和发展这文革命力量出发，既然部队已经南下，那就应该打开局面，使部队有个立足点，因此他们积极行使各自的职权，计划和指挥好每次战役、战斗.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
1935年10月8日，方面军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慈(功)战役，厉时12天，我军连克绥靖、丹巴、崇化、愁功及灭烧坪、日隆关、巴郎、邓生等地。这不仅扩大了红军原在大小金川活动的革命地域，并为以后巩固这片地域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小金川地区包括丹巴、懋功、抚边、崇化、绥靖、党项、卓克基、松岗、让倘、阿坝等地，当时人口约10余万，多为藏族，百分之九十以上分布在南部地区，从事农牧业，农牧产品基本自给。早在两军会合以前，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都曾提出过在包括大小金川地这在内的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从6月上旬李先念同志率领的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部队进占小金川地区后，便开始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两军会合后，又相继进占大金川东部地区，部队和地方党政工作部门，随即组织大批工作队，探入村寨老林，四处找寻、动员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欺骗而躲入深山的群众返回了家园。接着组织和发动群众，先后在懋功、祟化、绥靖等地建立起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领导广大群众展开分配土地、牛羊和拥护红军等活动。
绥、祟、丹、懋战役后，展开了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工作。首先成立了金川省委(又叫大金省委)、川康革命委员会，组建了金川军区，统一领导地方党政军各项工作。在建立和恢复各县、区党的组织和人民革命政府的基础上，11月 18日成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及其中央革命政府，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均为当地藏族干部。格勒得沙共和国辖丹已、懋功、绥靖、马尔康四县和让倘、阿坝两县的部分地区，其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根据金川省委的指示和各项政策、条例，领导人民取消封建主剥削，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实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人。为保卫根据地，金川省委先后组建了金川独立师(又称大金川红军独立一师、藏民独立一师)、丹巴‘独立师(又称大金川红军独立二师、藏民独立二师)，共3000余人，多为藏族，骑兵占半数。他们在金川军区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守卫本土、警戒交通线和配合红军作战等任务，并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在后来方面军第二次北上时，两个独一立师和格勒得沙革命军等地方武装随军北上。这个时期参加红军的天宝、杨东生、扎喜旺徐等同志，后来都锻炼成为党的高级干部。
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迅速恢复、扩大和巩固，使方面军南下有了总的后方，对前线部队的粮食物资供应和方面军第二次北上，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10月4日，方面军除令红五军(含合编前的红三十三军之留守金川，建设和巩固后方外，其它部队进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省委(从七月下旬川陕省委已改称川康省委)机关翻越夹金山，随军前行。战役开始，朱总司令口述了用他个人名义委托我记录整理的《告川军将士书》，大意是，蒋介石卖国残民，举国共弃，要川中各军袍泽勿受蒋贼愚弄，与红军携手共谋国事等语。这是我受朱总司令亲切教导的开始。.
我军发起进攻后，连克宝兴、天全、芦山，进围名山，直逼邛崃县境，歼敌5000余。四川军阀刘湘惟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忙调集重兵80余团与我决战。我军与敌在百丈关恶战7天7夜，尽管我军英勇奋战歼敌15000余名，但我军亦伤亡近万，又逢敌薛岳部压了上来，战役被迫结束，部队撤出百丈关。
战役结束后，时值冬季，部队大部在夹金山以南的天会、芦山、宝兴地区过冬。此时，方面军只控制点线地区，大军云集，与民争粮，藏族一些上层反动分子以此诱迫群众不与红军合作。
方面军因战斗、疾病大量减员，被服，粮食，医药等补给发生极大困难，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的预见，至此完全证实，同时也证实了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可能建立根据地的预见。
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方面军和省委(从11月起，原川康省委改为四川省委)领导部队和党政干部展开了地方工作。经过艰苦、耐心、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并以自身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的模范行动，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先后建立起天全、芦山、太平、宝兴、雅安、荣经等s个县的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领导群众打土豪、分配地主土地和财产，实行土地革命，使贫苦农民和出身贫寒的教书先生、医生、端公道士、嫁给贫苦农民的富农妇女等，都分得了土地。方面军部队私各级苏维埃在翻身后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筹集了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保证了作战部队和后方机关的供应，并有4000多各族青年参加红军，使部队得到一定的补充。
为克服物资缺乏，保障军民供应，方面军部队还办起一些军工厂，招聘一些能工巧匠，自己动手修枪械、打战刀、编斗笠、缝制被服等，这不仅部分解决了物资供应的困难，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部队还在天全、芦山办起盐厂和茶厂，除部分供给部队外，大部供给群众，茶叶主要供给藏民饮用。在这一地区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军好，红军亲，红军一心为穷人。留的茶叶能治病，穷人日夜想亲人。”
与张国焘南下碰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当时我们有一部“新闻电台”，这部电台由原一方军电合台长罗若遐(岳夏)同志主持，跟随保卫局行动，专门担任抄收新闻的任务，开始只抄收陕北党中央的红色中华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每天播发的新闻电讯，后来又抄收苏联、日本、越南等国电台播发的英、日、法、德语新闻，由廖承志、罗世文、朱光同志译成中文，送给我们宣传部。这些新闻不仅对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状态的方面军领导机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不断传来映北胜利消息，使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开始，张国焘对陕北的胜利消息采取压制和封锁的手段，在徐向前同志“红军打了胜仗，必须向部队、向群众宣传，以此鼓舞我们的士气”的据理力争下，红四方面军当时发行的刊物《红色战场》，连续地报道了党中央率一、三军团胜利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直罗镇战役胜利，陕北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等消息，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极大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同时，党中央北上胜利、张国煮南下碰壁，相映之下，不少同志私下议论:“还是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胜利了”，对张国焘的南下错误方针，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情绪，日益强烈和高涨。
党中央北上后，与红四方面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转告敌情，指示行动方针，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张国煮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积极推动下和形势所迫，于1936年1月27日致电党中央，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2月中旬，方面军决定西进道孚、炉霍、甘孜地区，争取时间进行休整补充，筹集给养物资，待机北上。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