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聂海芬，1965 年 9 月出生，1986 年投身公安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队长。从警生涯中，她曾取得过一系列看似辉煌的成绩。
在杭州警界，曾有一位备受瞩目的人物 —— 聂海芬。她头顶着诸多荣誉光环，被称为 “女神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名字代表着破案的高效与精准。
然而，一起震惊全国的冤案，将她从神坛拉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便是安徽叔侄张高平、张辉蒙冤入狱十年的 “5・19” 奸杀案。
这起案件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司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漏洞与偏差，也让人们对所谓的 “神探” 有了更为复杂的认知。
聂海芬，1965 年 9 月出生，1986 年投身公安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队长。从警生涯中，她曾取得过一系列看似辉煌的成绩。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 2001 年起，在刑事侦查预审工作实践里，她成功破解 180 多起各类复杂刑事案件，追缴赃款达 800 多万元人民币，在省市级执法部门各项评估指标中名列前茅。
凭借这些成绩，她受邀成为杭州市警察学校客座讲师，甚至亲自编写教材。她还获得过浙江省 “三八” 红旗手、浙江省刑侦专家称号以及杭州市 “三八” 红旗手荣誉，两度获得表彰奖励，两次荣获三等功勋。在很多人眼中，她是警界的传奇人物，专业能力备受认可。
时间回溯到 2003 年 5 月 19 日，这一天，杭州西湖区的一个水沟里，一具赤裸的年轻女孩尸体被人发现。警方迅速展开现场侦查，初步判定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强奸杀人案。
由于案件影响重大，很快被列为督办案件，警方压力倍增，全力投入到案件侦破中。在排查过程中，安徽货车司机叔侄张高平、张辉进入了警方视线。
原来，在案发前，他们曾搭载过死者王某。据他们讲述，在行驶途中王某要求下车，之后便失去联系，没想到竟遭遇如此悲剧。
但警方并不这么认为，在没有确凿物证和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张高平、张辉叔侄两人被警方锁定为嫌疑人并抓获。随后，长达数天的连续审讯开始了。在那漫长的审讯过程中，叔侄俩从最初的坚决否认，到后来却做出了有罪供述。
这一转变背后的真相，成为案件关键争议点。多年后，张高平、张辉坚称在审讯过程中遭遇了刑讯逼供，而这也是导致他们被迫认罪的原因。
在张高平、张辉做出有罪供述后，聂海芬正式介入这起案件。她在重新梳理案件时，认为两人的有罪供述情节高度吻合，并且张辉曾有前科，基于这些因素，先入为主地认定张高平叔侄两人就是本案真凶。
更为离奇的是，与本案毫无关系的同监舍人员，竟对张高平叔侄做出指认，认定他们就是犯罪嫌疑人。这一情况在正常逻辑下显得匪夷所思，背后是否存在某些诱导因素，至今仍疑点重重。
与此同时，杭州还发生了另外一起杀人案。出租车司机勾某将大学生晶晶（化名）杀害，警方迅速行动，很快抓获勾某。经过审判，勾某于 2005 年被执行死刑。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起案件竟与 “5・19” 奸杀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后来查明，从 “5・19” 案受害者王某指甲中提取的 DNA，与勾某的 DNA 高度吻合，作案手法也高度重合，种种迹象表明勾某极有可能才是 “5・19” 奸杀案的真凶。
然而，在当时的侦查过程中，这一关键线索被阴差阳错地错过了，张高平、张辉却因自己的有罪供述被送上法庭。
2004 年 4 月 21 日，法庭上，张辉被判处死刑，张高平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个关键证据被忽视。被害人指甲中遗留的皮肤组织 DNA 经检测系另外一人，但法官却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而排除。
2004 年 10 月，浙江高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张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张高平有期徒刑 15 年。就这样，张高平、张辉叔侄开始了漫长的服刑生涯。但他们和家人从未放弃申诉，坚信自己的清白。
在狱中，张高平抓住一切机会，通过看电视和阅读杂志收集冤假错案报道文献，自学刑法和 DNA 知识，夜以继日撰写申诉材料，甚至曾坦言若申诉不成功，愿意以死自证清白。这份坚持与执着，令人动容。
张高平叔侄的异常申诉情况，引起了新疆检察官的注意。新疆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仔细审核二人案卷后，认定此案疑点重重。但作为异地检察机关，要介入同行已经做出结论的案件，困难重重。不过，正义的追寻并未停止。
2011 年，在案件重新侦查过程中，警方对被害人指甲中遗留的 DNA 进行重新比对，发现正是已被执行死刑的出租车司机勾某。这一重大发现，让案件重审有了转机。
2013 年，浙江高院重新审理此案，认为本案证据链不全，缺乏间接证据证明张高平叔侄两人是真凶，最终宣判张高平、张辉叔侄两人无罪释放。
在庭审过程中，检察机关提交了警方在侦破过程中的诸多疑点。经法庭调查认定，警方在审讯张高平叔侄两人时，存在对嫌疑人不在规定羁押场所关押、审讯的情形；首次审讯和首次有罪供述的审讯录像不完整；
现场指认录像镜头频繁切换，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这些问题的暴露，直指案件侦查过程中的程序违法与不规范操作，也让人们对当年案件的办理过程产生深深质疑。
聂海芬在这起冤案中扮演的角色备受争议。2006 年 4 月 13 日，中央电视台第 12 频道《第一线》栏目播出了一期名为 “浙江神探 —— 无懈可击聂海芬” 的专题报道。
节目中，聂海芬分享了处理 “5・19 奸杀案” 的侦破过程，声称在没有实物证据情况下，通过 “突击审讯” 让张氏叔侄承认 “犯罪事实”，获取了看似 “无懈可击” 的证据。
但实际情况是，张辉与张高平坚称所谓 “突审” 就是刑讯逼供，且多方信息显示，聂海芬并未直接参与对张辉、张高平的审讯工作。张高平的代理律师阮方民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指出，聂海芬在案件中仅起指导作用，未参与一线具体审讯程序。
张氏叔侄也否认曾受聂海芬审讯，张高平称自始至终无女性审讯过他，张辉回忆只有在进行 DNA 鉴定采样时，才有一名女警官采集过他的指甲和毛发样本，看到聂海芬照片时，他们均确认从未见过此人。
尽管如此，聂海芬作为杭州市警方主要办案人员之一，在缺乏关键物证和直接目击证人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突击审讯等方式最终取得 “证据”，导致二人被错误定罪，她在冤案形成过程中承担的审核等重要职责无法回避。
这起冤案对张高平、张辉叔侄及其家庭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十年青春岁月在狱中度过，他们失去了自由，错过了太多人生重要时刻。即便最终获得 220 万元国家赔偿，但逝去的十年时光永远无法挽回。
出狱后的他们，生活也面临诸多挑战，与社会脱节多年，需要重新适应社会，心灵创伤更需漫长时间修复。而对于社会而言，这起冤案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公正与权威产生怀疑，法律本应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样的冤案却让人们看到防线可能出现的漏洞。
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司法程序规范、证据审查等方面的深刻反思，促使相关部门加强制度建设与监督管理，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来源：文史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