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乔治·索罗斯的世界观与众不同，他天生就是一个市场捕猎者。但我认为，他做过最伟大的投资，就是发现了斯坦·德鲁肯米勒。”

“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

“乔治·索罗斯的世界观与众不同，他天生就是一个市场捕猎者。但我认为，他做过最伟大的投资，就是发现了斯坦·德鲁肯米勒。”

“很多人喜欢填字游戏、打桥牌，但对我来说，投资就是最好的智力游戏。”

“投资的本质：只做最有把握的交易。”

“宏观投资的关键点之一：政策不一定要成功，只要它足够激进，市场就会剧烈反应，而那正是投资机会所在。”

“你必须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永远不知道变化什么时候会来，但你得随时准备好去应对。”

“人生中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一直在你身边的人：是他们在你低谷时拉你一把，在你得意时提醒你别飘。”

这是去年10月现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前的一场对话。时隔半年多回头看，还是很有意思。

过去三个多月，围绕特朗普政府新一轮关税政策的争议持续发酵，市场波动剧烈，贸易预期反复，身为财长的贝森特一度存在感有限。但就像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对他的评价，“是个有分寸的人”。

在刚刚举行的中美经贸会谈中，作为美方代表的贝森特，显示了在核心决策圈的份量。

斯科特·贝森特在任职财长之前，是Key Square Group的CEO兼首席投资官。其40年投资生涯涵盖了两段在索罗斯基金的经历：第一阶段在斯坦·德鲁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手下工作长达10年，第二阶段则担任了索罗斯基金5年首席投资官。

在这两次任职之间，他曾创立对冲基金，随后退休，并加入Protege Partners。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退休。

第二次离开索罗斯基金后，他以45亿美元的资金创立了Key Square，堪称对冲基金史上最大的启动规模之一。

这次访谈对话者是贝森特一段职业生涯的老同事，Protege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特德·塞迪斯（Ted Seides）。

所以交流的过程就很过瘾，彼此熟捻，有问有答，知无不言。

贝森特早年放弃了美国海军学院的录取，改在耶鲁完成学业。在访谈中，他提到自己从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处学习研究方法，从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了解做空逻辑，在索罗斯与德鲁肯米勒的体系中接受宏观投资训练。

对话涉及多个主题，包括非对称交易结构、仓位管理、风险判断、核心-卫星式的基金架构、以及宏观投资型对冲基金所面临的持续性挑战。

贝森特也分享了他对“市场何时会因政策转向而剧烈反应”的判断方式。比如他提到，政策本身是否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路径对市场价格产生的扰动程度。

他当时还提到黄金是自己最大的头寸。嗯，今年应该大赚特赚了。

这场对话比较长，差不多1.8万字。聪明投资者（ID:Capital-nature）把全程翻译整理。耐心看，会有所获。

童年经历对于“想象力”的塑造

塞迪斯回到你的童年，是什么经历让你开始思考金融的？

贝森特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小河镇，我们对华尔街唯一的认知就是1929年发生了一场灾难。

我父亲的财务状况属于大起大落的，他是一名房地产投资者，典型的“繁荣-崩溃”心态，结果他两次破产。

这让我从小就开始思考风险管理、资产配置和杠杆的影响。

我父亲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他拥有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科幻小说收藏——当然，这个“最大”标准可能并不高（笑）。

小时候，我在地图上指向南门二（Alpha Centauri，是半人马座的α星，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系统之一）的位置，比指向芝加哥还要熟练。因为他经常给我念这些书，我们还会一起到户外看星星。我们的邻居甚至有一个天文观测站，那是一段充满想象力的时光。

贝森特我不确定它是否直接促成了我的投资兴趣，但它塑造了我的投资方法（拥有想象力）。

布鲁斯·科夫纳（Bruce Kovner）曾说过一句话（当时我们一起在做次贷交易），他说，我能想象一种从未发生过的情况，即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全国性衰退。

我能理解，这场抵押贷款危机已经渗透到整个金融系统，并且当时出现了一种相对新颖的金融工具，可以利用这种非对称回报机会。

这需要极大的想象力！

我记得有一位非常资深的抵押贷款经理走进我们的办公室，他甚至写过 Wiley 出版的《抵押贷款》专业书籍。他告诉我们，抵押贷款是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那时危机已经进行到一半。

结果，他的基金最终亏损100%，彻底清盘。他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也无法预见 CDO（担保债务凭证）中的这些层级会被完全清零。

跟吉姆·罗杰斯的交集

塞迪斯那你的投资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贝森特我发现，在人生中，许多最美好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最糟糕的事情之后。

虽然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也算不上什么灾难性事件。

当年我在耶鲁大学《耶鲁每日新闻》工作，那时候，如果你在《耶鲁每日新闻》干过，几乎可以直接进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时代》杂志。

我当时不确定自己是否想成为一名记者，或者转向计算机科学。要知道，我进入耶鲁的那一年，学校刚刚从打孔卡片切换到屏幕输入系统，你会想象当时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我竞选了《耶鲁每日新闻》的主编职位，但落选了。那之后，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除了上课和吃饭，几乎不出来。

那是10月底。直到次年1月，我才调整心态，决定重新开始。机缘巧合之下，我去职业咨询办公室，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

“耶鲁校友吉姆·罗杰斯招聘分析师。工作内容包括制作电子表格、买午餐、打扫卫生，甚至有沙发可供睡觉。欢迎申请。”

我投了简历，这份工作集合了我喜欢的所有元素。它很像新闻工作，需要构建叙事、做研究，同时也涉及数据分析。

我在那份工作中学会了如何做电子表格，那是一次极其宝贵的经历。

吉姆·罗杰斯是乔治·索罗斯的最初合伙人，他们共同创立了量子基金。

他们最早在布莱·施罗德（Blyth Schroeder）共事，乔治更偏向投资管理，而吉姆则负责研究分析。

我记得他们在1981年分道扬镳，之后吉姆开始管理自己的资金。所以，当时我加入的是他的家族办公室。

塞迪斯他有什么独特的投资方式？

贝森特研究，研究，还是研究。他总是说，他在寻找重大结构性变化。他的工作方式就是不断挖掘信息，验证数据。

他对我影响深远，因为他经历过60年代和70年代的市场周期。60年代是“疯涨股”时代，市场充斥着概念股，70年代则是“漂亮50”主导的市场，随后又进入了做空周期……

塞迪斯你和吉姆·罗杰斯共事了多长时间？

贝森特就几个月的时间，但我们后来一直保持联系。他曾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投资管理课程，我在耶鲁大学读大四时，每周从纽黑文往返哥大去上他的课。

1984年，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塞迪斯你从学校毕业后，选择了什么方向？

贝森特1984年，投资银行业刚刚起飞。当时，我不太想去做那种两年期的分析师项目，因为此时我已经完全被股票市场吸引住了。

有一个叫“价值线（Value line）”的金融服务，每周会寄来一本巨大的收益报告，你可以用25美元订阅试用版。我那时候一直用不同的地址申请试用版，我的室友笑称我是“试用版猎人”。

（聪投注：Value line是很多投资大师的重要参考，包括格雷厄姆、巴菲特、彼得·林奇等等。巴菲特还说， “如果你认真阅读《价值线》并深度研究其中的公司，你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投资的机会。”）

从完全不了解股票、市场、货币，到彻底沉迷于市场，我的兴趣越来越浓。

1984年，几乎只有两家公司愿意直接从学校招投资管理岗位的人——布朗兄弟哈里曼（Brown Brothers Harriman）和弗雷德·阿尔杰（Fred Alger）。

最终，我选择了布朗兄弟哈里曼。

塞迪斯第一份工作对你来说是怎样的体验？

贝森特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相对业绩”。

（聪投注：相对业绩关注的是相对市场基准的优劣，比如“本基金比标普 500 指数高 3%”或“过去一年跑输同类基金2%”。简单来说，它衡量的是你比别人（或市场）表现得更好还是更差。）

在吉姆·罗杰斯那里，甚至在索罗斯的体系中，投资的重点都是绝对回报，即能赚多少钱？

而在这份工作里，决策往往是这样的：“这个月，我们要买福特还是通用？”“花旗银行还是摩根大通？”

虽然这份工作涉及一些不错的分析，但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于是，我的下一步选择是加入一个沙特家族——奥莱因家族（Olayan）。

塞迪斯奥莱因家族是怎样的背景？

贝森特他们太厉害了。这家族的父辈白手起家，在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主要是为石油行业提供供应链支持。

当时，很多中东富人给外界的印象是沉迷于奢靡生活，喜欢明星、模特，但他们完全相反。他们对商业极具兴趣，愿意与金融人士和企业家交流，真正想要学习商业知识。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棒的机会。

我当时是负责其家族中女儿的投资事务，至今我们仍然保持很好的关系。

我们的团队很小，但我们在公司里会提交13D报告（即持股超过5%的披露文件）。你能想象吗？当时我才24、25岁，却已经坐在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西方石油公司创始人）对面，或者与当时摩根大通的路易斯·普雷斯顿（Louis Preston）对谈。

我有机会接触大量企业CEO，同时也接触到了像利昂·库普曼（Leon Cooperman）、拜伦·韦恩（Byron Wien）、瑞·达利欧（Ray Dalio） 这样的人……瑞·达利欧甚至亲自来推销他的投资通讯。

塞迪斯那在奥莱因家族工作时，你具体负责什么？

贝森特最棒的一点是，我们几乎什么都做。

我们进行研究、管理投资组合，团队中有两个人负责交易，我们还有一个庞大的期权交易部。我当时在周末专门去上期权定价理论的课程，并开始涉足期权和期货交易。这让我意识到，投资有很多不同的切入点。

奥莱因家族的投资风格高度集中，他们非常注重与管理层的关系，他们至今仍是伟大的长期投资者。

但我们可以通过杠杆和期权提高回报率，这给了我一个完整的视角去理解不同的投资方式。

1988年，加入吉姆·查诺斯的做空团队

塞迪斯你为什么决定在80年代中后期离开呢？

贝森特当时华尔街有一种“管理层早餐会”的传统，高盛或摩根士丹利会邀请某家公司管理层举办早餐会。我在这些年里结识了吉姆·查诺斯，他是著名的做空投资者。

我们并没有在耶鲁大学重叠过，就像我和吉姆·罗杰斯一样，我们是通过“耶鲁校友”这个纽带认识的。

但我发现，我们在投资问题上的思考方式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吉姆·查诺斯是个悲观主义者，而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

这让我回想起吉姆·罗杰斯的研究风格：深度研究，并验证故事的真实性。

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做空策略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资产管理类别，而吉姆·查诺斯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白鞋品牌”（原指代表常春藤文化传统的高端机构，现泛指在专业领域中历史悠久、声誉卓著、风格稳健的精英机构或人物）。

当时，大多数做空者的形象都很神秘，甚至有些像影子交易员，他们往往通过散播故事来影响市场，整个行业名声并不好。

我认为，吉姆·查诺斯完全可以改变这一现状，并打造一个更专业、更透明的做空投资机构。

而我正是他的第一位分析师，也是公司的第三名员工。

塞迪斯你是哪一年加入他的？

贝森特就在1987年股灾之后，我是在1988年9月加入的。

塞迪斯那时候做空市场是怎样的？

贝森特当时的市场机会很多，分化程度更高。那时还没有一篮子交易，市场的指数成分股也不像今天这样高度集中。但在美国证交会加强对欺诈行为的监管之前，市场确实更有刺激性。

那是一个目标丰富的市场环境，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比如里根税改、德州石油行业的崩溃。

此外，迈克尔·米尔肯（Mike Milken）和整个德崇体系（Drexel Burnham Lambert）正在引领一轮杠杆收购驱动的资产升值周期。那是一个适合精选个股的时代。

（聪投注：德崇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具创新性、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投资银行之一， 主要业务围绕垃圾债券市场，由迈克尔·米尔肯主导，使垃圾债券成为主流融资工具。 1990年因内幕交易丑闻破产。）

我在1988年加入吉姆的公司，随后，德崇支持的联合航空收购案失败，我们在一个月内赚了10%。

接着，美国储贷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1989年和1990年是做空金融股的黄金时期，因为这一轮金融工程正逐渐走向崩溃。

塞迪斯那个时代的金融业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贝森特这标志着通过储贷机构（S&L）进行的金融运作走到了尽头，德崇投行倒闭，而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德崇倒闭后，市场的混乱达到了顶点。而就在这场风暴的最后一幕，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市场进一步震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花旗银行的股价可能从32美元跌到了4美元。

我从中学到的一点是：市场在遭遇一次极端情况时，往往会出现同样极端、但方向相反的错误反应。

例如，1989-1990年，储贷行业崩溃，需要政府出手救助。然而，美国货币监理署（OCC）的负责人克拉克（Clark）在1990年却恐慌性地执行了监管收紧，要求银行即使借款人仍在按时还款，也必须将某些空置率极高的房产按零价值计提损失。

这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 “糟糕的政策”往往能创造出很好的投资机会。

塞迪斯在你加入吉姆团队的时候，市场仍然经历着痛苦调整，随后才迎来转机。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如何衡量投资的价值？

贝森特价值的关键在于，你能否持有一只最终归零的股票。当时有太多这样的机会，很多公司最终真的归零了。

以1990年为例，标普500指数可能下跌了18%-20%，但我们的基金收益却高达50%。我们所做的投资基本上涉及三个层次：

市场贝塔，即市场整体趋势；

行业趋势，即特定行业的机会；

个股回报，我们捕捉到了许多最终归零的股票。

塞迪斯从1992-1993 年起，市场进入了大牛市。作为一名专注于做空的投资者，你是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的？

贝森特哦，我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在1991年就离开了（笑）。

塞迪斯那可真是精准的市场时机（笑）。当时你的业绩很好，是什么促使你决定离开？

贝森特我记得是在1991年1月，萨达姆·侯赛因最终入侵科威特。市场随即大幅反弹，许多资产变得极度便宜。

与此同时，我们的基金管理规模也增长迅猛。当市场下跌时，投资者涌入做空策略。

我刚加入吉姆团队时，我们的管理规模大概只有3700万美元，其中1300万美元来自合伙人基金；2500万美元来自索罗斯基金的托管账户。

但等到我离开时，规模已经增长到了5亿美元！

然而当市场开始回暖，我发现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做空标的。

有一天，我走进吉姆的办公室，说：“吉姆，我找不到任何值得做空的东西。”

他回答：“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于是我说：“那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去做点别的。”

塞迪斯那你后来呢？

贝森特当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索罗斯基金的办公室里办公。

我和索罗斯的团队关系很好，于是斯坦·德鲁肯米勒在1992年邀请我加入索罗斯基金。

1992年，第一次加入索罗斯基金

塞迪斯索罗斯基金一直以全球宏观投资闻名。你如何定义这个概念？

贝森特先回顾一下索罗斯及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的传统，所有人最初都是个股投资者。

乔治·索罗斯最初就是一名股票投资者，他在阿诺德·布莱·施罗德公司（Arnold Bli Schroeder）工作时，投资方法就是列出10只股票，然后与客户讨论这些股票。

斯坦·德鲁肯米勒同样如此，他也是从个股研究起步的。

但不同的是，索罗斯最终发展出了反身性理论，并将市场动态的宏观层面纳入投资框架。这就是“全球宏观投资”的雏形。

如果有人说服索罗斯某个投资是个坏主意，他会立刻撤掉，然后换上新的标的。

后来，他逐步扩展到宏观投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也是一样的路径。

斯坦利当年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匹兹堡PNC 银行的研究部主管。他的投资思路有点类似我在布朗兄弟哈里曼的资产配置经验，直接扔掉传统的资产配置矩阵，在70年代把 40%的资金投进石油股。

斯坦利最初也是个股投资者，但我认为宏观投资渗透在一切之中。

我的风格仍然受到杜肯（Duquesne Capital）的影响，即微观驱动宏观。我们可以从企业传递的信息中获取大量洞见。

例如：我们在PCE平减指数（PCE Deflator）上做不到比别人预测更准，也没办法建立一个比领先经济指标（LEI）更好的模型。

但如果卡车运输公司告诉你，业务正在起飞，那就很值得关注；

如果家得宝表示他们的产品供不应求，那说明需求旺盛；

如果银行CEO透露信用卡坏账率正在上升，那可能是经济问题的前兆。

因此，股票投资可以提供丰富的信息，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你还可以用不同的工具来实施投资策略。

塞迪斯索罗斯和斯坦利在管理资金时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是如何找到投资回报最大的机会的？

贝森特他们会从多种角度权衡投资方法。

比如，如果认为油价会上涨，那么当钻井公司股票被大幅低估时，那就买入能源股；如果期货曲线显示未来三年油价会下降，那可能意味着可以通过期货曲线来进行对冲交易。

他们关注的核心是：在整个投资组合的背景下，如何思考这些机会？

塞迪斯当有人推荐一个澳大利亚的投资机会时，风险团队可能一看数据发现，这东西和标普500的走势几乎一模一样（R² 高达98%）。那你就得问了，这笔投资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新的好处？”

贝森特我们会关注一个核心问题：投资置信度有多高？

迈克·波伊安（Mike Boian）曾说，投资决策的关键是信心水平要超过50%的中位数。当你对某个投资越来越有信心时，就可以逐步加大仓位。

乔治·索罗斯有一句著名的话：“我只需要足够的信息来做决定。”他不是那种因为过度分析而错失机会的人。

塞迪斯那么，如何在分散投资、集中投资和高信念投资之间找到平衡？

贝森特如果你想持有高信念投资，并愿意集中持仓，那有时你可能会没有太多持仓，甚至得持有大量现金。

这在个股投资者中很常见，比如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就曾长期持有大量现金。你还记得我们当时一起读的《泰德·威廉姆斯的击球理论》（Ted Williams’ book on hitting）吗？

泰德·威廉姆斯被誉为棒球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的一名记者曾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

他回答：“我只挥棒打好球。”

这就是投资的本质：只做最有把握的交易。

（聪投注：这一比喻同样被沃伦·巴菲特反复引用，用来说明优秀投资者如同顶级打者，并不需要每球必挥，而是在等待最理想的“甜蜜区”时果断出击。正如巴菲特所说：“投资的好处是，市场永远不会三振你。你可以等着，只挥真正的好球。”）

德鲁肯米勒如何选拔人才

塞迪斯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你曾与许多传奇投资人共事。除了斯坦·德鲁肯米勒，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高手？

贝森特最大的感受是，你身边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投资人，同时团队之间高度合作，彼此信任。

比如阿梅尼奥·弗拉加（Armenio Fraga），他后来成为巴西的传奇央行行长。当阿梅尼奥告诉你 “巴西市场正在发生某些变化”时，你知道他的信息是高度准确的。如果你在巴西投资了一家食品公司，或者持有铁矿石相关头寸，那么他的见解至关重要。

你不需要去反复验证他提供的信息，而是可以直接基于这些信息做决策，这种信任是无价的。

如果你是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你可能希望自己出手投篮。但如果你要传球给斯科蒂·皮蓬（Scottie Pippen），你也会放心，因为你知道他会处理好这个球。

塞迪斯那么，索罗斯是如何网罗这些顶尖人才的？

贝森特他并不是用传统的方式去招揽人才，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识人之道。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经验。

乔治·索罗斯的世界观与众不同，他天生就是一个“市场捕猎者”。但我认为，他做过最伟大的投资，就是发现了斯坦·德鲁肯米勒。

1988年，乔治·索罗斯把投资组合交给了斯坦·德鲁肯米勒管理，但他仍然在幕后提供意见。到了第二年，柏林墙倒塌，索罗斯开始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慈善事业，尤其是重建东欧。

斯坦真正打造了索罗斯基金的投资团队，而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段时间，真的被养刁了（那种高效、信任、专业的工作环境让我之后很难再接受平庸的团队）。

杜肯的雇佣合同只有一页纸，上面写着：“所有薪酬均由斯坦·德鲁肯米勒全权决定。” 我在四年里只听说过一个人抱怨自己薪水低，可见他的薪酬体系让人无可挑剔。

塞迪斯那么，斯坦是如何找到并选拔投资团队成员的？

贝森特我称之为“足够的绳索”原则（Enough Rope Principle，一种代表“放手试错”的管理风格）。

有一位法国雕塑家曼·雷（Man Ray）创作过一座著名雕塑，它的形状类似于一个绞索，名字就叫 Enough Rope（足够的绳索）。

斯坦的风格就是给人足够的自由度，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但你很快就能看出谁行谁不行。

我最初在杜肯基金负责欧洲股票投资，后来在英镑贬值事件中贡献了一点洞见，这让我在团队中站稳了脚跟。

当时，我注意到英国的房贷利率是跟随英国央行的基准利率浮动的，也就是说，如果英格兰银行在周三加息，那么房贷利率在周五就会上升。 这意味着：

政府如果想通过加息来支撑英镑，实际上是在摧毁英国的房地产市场；

如果利率升得太高，英国的借贷人将无法承受，最终会拖累整个经济。

我在这笔交易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几个月后，我去找斯坦，说：“我在管理这个投资组合，如果可以用期货对冲，那会更容易操作。”

他回答：“好啊，你可以用期货对冲。”

又过了几个月，我又去找斯坦，当时欧元尚未推出，市场上有19种不同的欧洲货币。我对他说：“这些小型市场跟随本国货币波动，那么我可以交易外汇吗？”

斯坦思考了一下，然后看着我说：“行，那你要不要也交易债券和大宗商品？”

我当时才28、29岁，就回答：“好啊，我来做。”

斯坦笑了笑，说：“很好，那就看看几个月后你还在不在公司。”

从狙击英镑和索罗斯投资哲学中学到的

塞迪斯这场学习过程最终引导你参与了索罗斯对英镑的狙击战，这可能是史上第一笔轰动全球的宏观交易。你当时就在现场，能讲讲这笔交易是如何展开的吗？

贝森特1992年5月，英国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宣布提前举行大选。当时市场普遍认为他会输给工党，结果他意外获胜。

英国的政治体系很有意思，如果你输了选举，你必须在24小时内搬出唐宁街10号。

所以，当时政府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打包好了，结果梅杰赢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英镑大涨。

但问题在于，英镑当时被“欧洲汇率机制（ERM）”绑定在德国马克上，这是欧元诞生前的一项关键货币安排。

（聪投注：欧洲汇率机制是欧元诞生前欧洲国家之间的一种固定汇率安排。参与国家将本国货币的汇率固定在德国马克附近的小范围内波动，目的在于保持货币稳定、为未来统一货币（欧元）铺路。

英国在1990年加入 ERM，但因本国经济疲弱、利率政策受限，最终在 1992 年被迫退出，即“黑色星期三”事件。）

英国经济在夏天开始走弱，房地产市场疲软，而德国经济则处于高增长、高通胀的环境。

两国的利率需求完全不同，但由于汇率机制，英格兰银行被迫执行德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英格兰银行必须无上限买入英镑来维持其固定汇率区间。

于是，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对称押注”。最糟糕的情况下，英格兰银行最多能将我们打回2.5%；但如果它撑不住了，英镑自由浮动，我们的盈利潜力是无限的。

我们坚信数据站在我们这边，这就像是信用违约掉期（CDS）与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当年做的次贷交易一样，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风险回报机会。

最终，英国政府没能撑住，英镑被迫退出汇率机制，市场一片混乱，而索罗斯基金大赚10亿美元。

塞迪斯索罗斯在 80 年代已经多次做出重磅货币交易，而《金融炼金术》一书记录了他如何进行投资。这本书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贝森特乔治·索罗斯在1986年出版《金融炼金术》，其中有一章叫《实时实验》，是他的一本交易日志。那一年，他的基金收益超过 140%。

书中记录了他如何交易货币重估、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事件。当时市场波动巨大，单个货币对可能一夜之间变动6%，而索罗斯会在趋势确立时，将仓位加到 300%。

这本书改变了我的投资生涯。它让我意识到，伟大的投资者不仅关注市场数据，更关注人们如何“错误定价”市场。

塞迪斯除了这些交易和对非对称机会的追寻，索罗斯当年还是最成功的早期投资经理孵化者之一。在索罗斯体系下，这种模式是如何运作的？

贝森特这一体系对我的投资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影响了我未来所希望构建的组织模式。

我们有一个小而精、高绩效的核心团队，但我们可以通过向外部投资经理配置资金来放大我们的知识优势。

可能是某位擅长成长股的投资人，也可能是专注媒体行业的专家，甚至是日本或亚洲市场的本地投资人。

当我后来执掌索罗斯基金时，我的理念是：一个优秀的投资经理应该是你愿意投资且不用担心的那类人，他们业绩优秀，你永远不需要担心接到电话，说他们的基金“出事了”。

一个伟大的投资经理，则是每年一到三次，甚至隔年才会出现一次，但每次都带来重大交易机会的人。

他可能会说：“这是一个你应该纳入核心投资组合的重大机会。”

“这笔交易我可以单独帮你设一个账户（SPV），专门用来做这个项目，方便你独立管理和控制风险。“

来源：聪明投资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