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淑芬，咱们分床睡吧。＂她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只觉得心里＂咯噔＂一下，不知所措地望着她。

迟来的幸福

＂李淑芬，咱们分床睡吧。＂她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只觉得心里＂咯噔＂一下，不知所措地望着她。

我叫杨守国，今年62岁，是北方一座中等城市里的普通退休工人。

大半辈子在新安轴承厂当钳工，手上的茧子像地图一样交错，见证了我四十年的工作生涯。

单位分的楼房，七十年代的老式单元，砖红色的外墙已经被岁月冲刷得斑驳，楼道里还保留着当年的公用电话亭，只是早已无人使用。

我住的是六楼西户，两室一厅，墙皮早已泛黄脱落，天花板角落还有几处漏水的痕迹。

客厅摆着一台90年代买的25寸长虹彩电，厨房里的搪瓷缸子和铝制饭盒都是厂里发的福利品，用了几十年依然光亮如新。

说来惭愧，我这辈子没结过婚，成了大院里有名的＂老光棍＂。

年轻时忙着三班倒，顾着照顾体弱多病的父母，也曾和厂机修车间的一个姑娘好过，后来她嫌我家里负担重，改嫁给了供销社的会计。

那时候我才28岁，伤心了一阵子，之后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守国比机器还准时＂是车间里对我的评价，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大红的奖状贴满了家里的墙。

等到回过神来，人已经四十多了，岁月的列车在不经意间就驶过了婚配的站点。

后来单位工会几次张罗，介绍过同厂的库管员、食堂师傅，还有隔壁纺织厂的女工。

不是对方嫌我家里没有彩电冰箱，就是我觉得说不到一块去。

就这样，岁月像车床上的零件一圈圈打磨掉我的青春，转眼我都到了退休的年纪。

我们这代人，走过了物质匮乏的年代，对苦日子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得五六岁时，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都是过年才有的待遇。

粮票、布票、肉票，是那个年代生活的通行证，我娘总是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收在一个铁皮盒子里，锁在老柜子的抽屉中。

工厂食堂打饭，碗里的菜少得可怜，总是先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师傅，好让多舀一勺土豆丝。

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厂里放露天电影，《地道战》《英雄儿女》，大家搬着小板凳就能看得热泪盈眶。

走出电影场地，夏日的蝉鸣和夜空中的星星，才是我那个年代最豪华的装饰。

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凤凰牌收音机，每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新闻联播》和《戏曲联唱》。

后来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工厂效益好了，我攒了两年工资加上奖金，买了一台飞乐牌电风扇，成了院子里的＂先进分子＂。

邻居都羡慕地来我家乘凉，客厅里挤满了人，有说有笑，那种热闹劲儿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温暖。

九十年代初，厂里实行＂大包干＂，我凭着手艺和勤快，每个月多拿不少奖金，添置了不少家当，就是这个家一直少了个主妇。

我和李淑芬是在去年我生日那天认识的，那是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天正好是九月初，秋高气爽，金色的阳光洒在老旧的小区花园里，把水泥地面晒得暖烘烘的。

楼下的王大姐拉着一位穿着藏青色的确良衬衫、黑布裤子的女人来我家，说是她妹妹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一个人生活，让我们认识认识。

推开门，王大姐热情地说：＂守国，今天是你六十二岁生日吧？我带个朋友来给你祝寿！这是我妹妹单位的李老师，今年五十八，教了一辈子书，没成家，人特别好！＂

淑芬站在门口，有些局促地微笑着，手里提着一个印着＂友谊商店＂字样的塑料袋。

她个子不高，梳着整齐的短发，眼睛很有神，脸上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却掩不住温和的气质。

＂杨师傅，生日快乐。＂她轻声说道，从袋子里拿出一本包着透明书皮的《平凡的世界》，＂听王姐说你喜欢看书，这本我读了好几遍，很有感触，送给你做生日礼物。＂

我不好意思地接过书，心里暗想，这么多年没人给我过生日，突然收到礼物，竟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谢谢，谢谢李老师，太客气了。＂我手忙脚乱地倒了两杯开水，又从柜子里翻出前年过节单位发的饼干。

王大姐识趣地找了个借口先离开，留下我和淑芬两个人，一时间屋子里有些安静。

＂您是教什么的？＂我打破沉默。

＂小学语文。＂她微笑着回答，＂教了三十五年，去年刚退休。＂

我们聊起各自的工作经历，不知不觉话匣子就打开了。

她说起教学生时的趣事，眼睛里闪着光；我讲到厂里技术革新的往事，手舞足蹈地比划着。

临走时，我鼓起勇气问：＂李老师，明天有空吗？小区后面新开了个公园，听说里面的菊花开得不错。＂

她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有空，早上九点吧，我在小区门口等你。＂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交往。每天清晨在小区的林荫道上散步，她教我念唐诗宋词；傍晚在公园的石桌前下象棋，我总是输，她却从不取笑我。

冬天来临时，早市的菜便宜，我们一起去菜市场，她会讲价，我则负责提菜，回来做一顿简单的午饭，有说有笑。

两个人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听着隔壁大爷的老式录音机放着《妹妹找哥泪花流》，岁月静好得让人恍惚。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她。以前总觉得一个人挺好，现在却期待每天早上的碰面，盼着听到她轻柔的声音。

＂你说咱们这岁数了，还谈什么恋爱？＂有一次我和老厂长在棋牌室下象棋，忍不住问道。

老厂长捋了捋花白的胡子，笑道：＂老杨啊，人这辈子开心最要紧。你们那代人啊，年轻时顾着工作建设，等到能喘口气了，又赶上厂里改制下岗，哪有时间顾及个人问题？现在好不容易有个伴，还犹豫啥？＂

记得有一次，我们坐在公园长椅上，看着落日的余晖洒在湖面上，映出一片金色。

淑芬突然说：＂守国，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还值不值得开始一段感情？＂

我愣了一下，想起自己大半辈子的孤独，每天对着四堵墙吃饭，病了没人递水送药，过节没人一起吃顿饺子。

＂值得，哪怕只有一天，也值得。＂我轻声回答，心跳快得像当年第一次操作大型车床。

那一刻，我看见她眼里闪着光，像是盛满了星星。

回家的路上，她主动挽起我的胳膊，我们俩就像两棵相依的老树，在夕阳下慢慢前行。

过了大半年，我下定决心要求婚。虽然我们都已经年过半百，但我想给她一个仪式感，给我们这段迟来的爱情一个正式的开始。

求婚那天，我特意从箱底翻出那台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红灯牌手提式录音机和珍藏多年的黑胶唱片。

屋子里飘着菊花的清香，茶几上摆着两杯冒着热气的茉莉花茶，窗外的梧桐叶子泛着金黄。

当《绒花》那熟悉的旋律在小屋里响起，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磨得发亮的小木盒，里面是我攒了三个月退休金买的一枚素金戒指。

＂同志们都说我老杨是个闷葫芦，不会说漂亮话。＂我紧张得手心冒汗，笨拙地单膝下跪，＂李淑芬同志，我想和你组建一个小家庭，你愿意吗？＂

她愣住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杨守国，你这个老顽固，弄得这么正式干啥？＂

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以为要被拒绝了。

谁知她擦了擦眼角，接过戒指，轻声说：＂愿意，杨守国同志，我愿意和你共度余生。＂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比当年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还高兴百倍。

婚礼很简单，就在居委会的活动室里举行。居委会主任是淑芬的学生，特意挂上了红色的剪纸和气球，墙上贴着大大的＂囍＂字。

几个老街坊，几盘家常菜，一对年过半百的新人。没有花哨的仪式，没有奢华的排场，却是我们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

王大姐激动得直抹眼泪：＂我就知道你们有缘分！看看，这不是一对璧人吗？＂

老厂长拍着我的肩膀笑道：＂老杨，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本事，找了个这么好的对象！＂

邻居们都说我们是＂老来伴＂，我却觉得，这是生命给我最好的礼物，是命运对我半辈子孤独的弥补。

结婚后的日子像小溪一样平缓流淌。早晨一起去公园锻炼，她教我太极拳，我带她用单杠活动筋骨；晚上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再看一集《渴望》。

她煮的面条总是软硬适中，放着切得细碎的香菜和葱花；我修理的家具总能焕然一新，淑芬常说我的手比年轻小伙子还灵巧。

我们谈过去的岁月，她说起下乡插队时摘棉花的辛苦，我讲述大跃进时期车间里通宵达旦的劳作。

我们聊儿时的趣事，她偷偷吃了邻居家晒的杏子被追着打，我在冰冻的河面上滑冰摔了个大跟头。

我们憧憬着未来的旅行计划，去看看黄山的云海，去瞧瞧西湖的柳树，虽然知道腿脚不便可能难以成行，但光是想想就觉得美好。

然而就在结婚一个月后，淑芬突然在一个平常的晚上，放下筷子，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守国，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她低着头，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

＂啥事你说，咱们是夫妻，有话直说。＂我夹了一筷子她爱吃的青椒炒肉给她。

＂我觉得...咱们分床睡可能更好。＂她终于抬起头，眼神有些躲闪。

我一时茫然，筷子停在半空中，心里涌起一阵失落。

＂为啥？＂我干巴巴地问，脑子里却已经胡思乱想。

难道是她觉得我年龄大了，有口臭？还是嫌弃我睡相不好？或者...她根本就不爱我，只是找个伴解闷？

她看我不说话，急忙解释：＂就是...我觉得各睡各的，可能休息得更好。＂

我放下筷子，勉强笑了笑：＂行，你说咋样就咋样。＂

从那天起，我搬回了另一个房间。每天晚上，明明隔着一道墙，却感觉远在天边。

那段日子，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闷闷的，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问。

我试着学做几道新菜，炖了她喜欢的糖醋排骨；买了她惦记已久的《红楼梦连环画》；甚至换了新牙刷，每天刷三遍牙。

可是淑芬依然坚持分床睡，我心里的疑云越来越重，却始终无法驱散。

老厂长看我闷闷不乐，拉我去下棋：＂老杨，你这是咋了？娶了媳妇反倒愁眉苦脸的？＂

我叹了口气，把情况一说。

老厂长抽了口烟，若有所思：＂八成是有啥难言之隐，你们老两口坐下来好好谈谈，婚姻贵在坦诚。＂

我知道他说得对，可回到家，看到淑芬忙前忙后地照顾我，又不忍心开口。

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通病，遇到情感问题，总是憋在心里，不善表达。

直到那个夜晚，改变了一切。

那是个初秋的夜晚，窗外下着绵绵细雨，打在梧桐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深夜里，我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惊醒。淑芬的房间传来断断续续的咳嗽，听起来很是难受。

我连忙起床，打开台灯，端了杯热水，又从抽屉里翻出那盒止咳糖浆，轻手轻脚地去敲她的门。

＂咚咚咚＂，轻轻三下。

＂谁啊？＂淑芬的声音有些沙哑。

＂是我，听你咳嗽，给你送药来了。＂我小声回答。

门开了，淑芬穿着格子睡衣站在门口，脸色苍白，眼圈泛红，看起来很是疲惫。

＂你怎么了？是不是感冒了？＂我急切地问道，把药和水递给她。

淑芬接过水杯，抿了一口，却没喝药，只是摇摇头，泪水却顺着脸颊流下来。

＂守国，我...我有话想跟你说。＂她的声音颤抖着。

她转身从床头柜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医院的检查单：＂我有轻微的鼾症，怕影响你休息，所以...所以才提出分床睡的。＂

＂就这事？＂我一时哭笑不得，紧绷了一个月的心弦忽然松了下来。

＂我怕你嫌弃我......＂她低声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我听隔壁李阿姨说，她打呼噜，她老伴嫌烦，都睡沙发去了。我不想你也这样。＂

我心里一阵酸涩，她这哪是嫌我，分明是处处为我着想啊。

我握住她的手，声音有些哽咽：＂淑芬，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谁还没个毛病？人这一辈子，有人在乎就很幸福了。我不在乎你打鼾，就像你不嫌弃我掉头发、驼背一样。＂

＂可我...我怕吵到你。＂她的手在我手心里微微发抖。

＂那我就戴耳塞。＂我笑着说，＂再说了，你打呼噜，我还能知道你睡得好不好呢。＂

听我这么说，淑芬破涕为笑：＂你这人，还开起玩笑来了。＂

＂来，把药喝了，别着凉了。＂我轻声说道，倒了一勺糖浆给她。

淑芬乖乖地喝下药，眼睛里的泪水还未干，却已经有了笑意：＂守国，谢谢你。＂

＂谢啥呀，咱们是夫妻。＂我帮她擦去脸上的泪痕，＂以后有啥事直说，别憋在心里，伤身体。＂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相爱不一定要轰轰烈烈，能一起静静变老，彼此包容，就是最美好的事情。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或许不擅长表达爱意，但懂得用行动证明一切。

后来，我们决定不再分床。夜里她打鼾，我就轻轻拍拍她的背；我半夜起夜，她就迷迷糊糊问我要不要倒水。

有一次，我去买菜回来，看见淑芬正在阳台上晒被子，阳光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

那一刻，我忽然有种冲动，走上前从背后轻轻抱住她：＂老伴，这些年你过得还开心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开心，比我想象的都开心。＂

有时候，我们会在晚饭后搬着小板凳到楼下乘凉，和邻居们一起聊天。

王大姐总是笑着说：＂瞧瞧人家老杨，退休了找了个这么好的老伴，比我们都有福气！＂

我就笑着握紧淑芬的手，心里满是踏实。

偶尔，我们会为一些小事拌嘴。她嫌我吃饭时看电视不注意身体，我抱怨她做菜太咸伤肾。

但我们从不把气话带到第二天，睡一觉醒来，又是相视而笑。

每到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变黄的季节，我就会想起认识淑芬的那个秋天，感叹命运的奇妙安排。

如果当初王大姐没有介绍我们认识，如果我没有鼓起勇气约她去看菊花，如果她没有答应我的求婚......人生中的每一个＂如果＂都可能改变整个故事的走向。

年轻人常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虽然错过了＂执手＂的青春年华，却有幸在夕阳西下时＂偕老＂。

这迟来的幸福，虽然简单，却弥足珍贵，像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后一份礼物。

我常想，幸福不在风华正茂时的轰轰烈烈，而在白发苍苍时的相互体谅。

正如那首老歌唱的：＂绒花虽小，也有芬芳。＂我和淑芬的晚年爱情，就像那朵绒花，虽然不惊天动地，却温暖了彼此的余生。

有人说，真正的爱情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在我们这个年纪，爱情更多的是一起吃药时递上的那杯温水，是寒冬里多盖的那床被子，是生病时不厌其烦的照顾。

我始终记得淑芬分床睡的那个夜晚，那不是爱的缺失，而是爱的考验和成长。

在我们余生不多的日子里，我希望能珍惜每一个平凡的瞬间，因为平凡中最能体会幸福的真谛。

也许明天醒来，膝盖会更疼，眼睛会更花，但只要能看到对方的微笑，听到那熟悉的呼噜声，我就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人生漫长，我们错过了很多，但至少在人生的暮年，我们拥有了彼此，这就足够了。

来源：才高八斗青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