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磨灭的记忆之恶魔第100部队的罪恶行径

摘要：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好似饿狼般疯狂涌入东北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随着侵略行动的推进，大量军马跟随部队深入东北腹地。密集的行军使得马匹过度劳累，卫生条件又极差，马疫如同汹涌的潮水，迅速蔓延开来，大批军马病倒，严重影响

前言: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好似饿狼般疯狂涌入东北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随着侵略行动的推进，大量军马跟随部队深入东北腹地。密集的行军使得马匹过度劳累，卫生条件又极差，马疫如同汹涌的潮水，迅速蔓延开来，大批军马病倒，严重影响了日军的作战行动。

1931年11月，为了掩盖其不可告人的细菌战野心，同时也为了表面上解决马疫问题以保障军事行动，关东军兽医部打着“救治军马”的幌子，在沈阳匆匆设立了“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这个所谓的收容所，不过是几间简陋的棚屋，内部设施极为匮乏。身着白大褂的日军，看似在忙碌地为病马注射药物，可他们的真实目的却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病菌样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特征，试图从这些病菌中找到能够高效感染动物与人类的致命菌种，为后续罪恶的细菌战研究积累关键数据。

1933年2月，日本的侵略步伐不断加快，对细菌武器的需求也愈发迫切。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奉司令部命令，摇身一变，成为了“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并迁至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新厂区占地面积广阔，四周筑起了高耸的围墙，围墙之上电网密布，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岗哨，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来回巡逻，戒备森严。厂区内部，实验室、标本库、养殖棚等设施一应俱全，规模庞大。日军开始有系统地收集东北地区的鼠疫、炭疽等各类病菌样本，他们还从民间诱骗、强征健康马匹。这些无辜的马匹被关在养殖棚内，成为了日军活体实验的对象。在厂区内，病马痛苦的嘶鸣声、日军疯狂的狂笑声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福尔马林刺鼻的气味和血腥的味道，一场可怕的生化灾难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孕育。

1936年4月23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向陆军省呈报《对充实在满兵备意见书》，建议将临时病马厂“强化”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使其不仅能收治伤病马、进行常规防疫，还要成为细菌战对策的核心研究机关。8月1日，日军在长春孟家屯正式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伪装成“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表面上，士兵们驾驶着印有“防疫”字样的车辆，穿梭在城市乡村，假装进行水源检测、卫生防疫工作；可背地里，部队核心区域正在紧锣密鼓地秘密建造大型细菌培养室。在培养室内，无数金属容器整齐排列，昼夜不停地运转着，里面的细菌在精心调配的环境下，以惊人的速度繁殖，数以万计的致命细菌在这里被孕育而出。此时的第100部队，已经从最初零散的病菌研究，逐步演变为具备规模化生产细菌武器能力的核心机构，成为了悬在东北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刃。

1937年，“关参一发第一八七七号”命令正式下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向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提交“军用细菌研究从业者命令件”报告，正式任命高岛一雄等18人组建细菌武器研发团队。自此，第100部队彻底撕下了“防疫”的伪装面具，公然开展细菌战研究。他们从日本本土调运了大量先进的精密仪器，这些仪器被小心翼翼地运送到实验室，成为了他们进行罪恶研究的工具。同时，他们还从伪满洲国各地抓捕所谓的“特殊实验材料”——活人。这些无辜的百姓，被蒙上眼睛、捆绑着，带到了部队内部。部队甚至设立了“秘密委员会”，专门制定细菌武器作战方案，策划着如何将这些细菌武器运用到战争中，给更多人带来灾难。在实验室中，研究人员如同丧失人性的恶魔，在“国家命令”的掩护下，将灭绝人性的暴行合法化，他们的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

1940年底，出于保密需求，根据关东军命令，部队采用秘密番号，称满洲第100部队。此后，其本部下设总务、病理、昆虫等多个部门，各个部门分工明确，紧密协作，全力推进细菌武器的研究和生产。为了扩大罪恶的范围，他们还在大连、海拉尔（后迁至克山）、佳木斯、拉古（位于牡丹江市附近）等地设立了支队，形成了一张覆盖东北的细菌战网络。部队通过伪满洲国政府强征劳工，这些劳工被迫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为他们修建封闭隔离区。隔离区四周拉起铁丝网，戒备森严，禁止平民靠近。一切行动都在“绝密”的阴影下进行，第100部队就像一条潜伏在黑暗中的毒蛇，随时准备向无辜生命发起致命攻击。

当踏入第100部队那戒备森严的核心实验室，仿佛瞬间进入了一座冰冷、死寂的死亡工厂。恒温培养室内，温度和湿度被精确控制在细菌最适宜生长的条件。一排排特制的玻璃器皿整齐地摆放着，里面鼻疽菌、炭疽热菌如同黑色的黏液，在培养液中疯狂地翻滚涌动。机械臂按照设定好的程序，不断向容器中注入营养物质，为细菌的繁殖提供充足的养分，使得细菌以惊人的速度分裂、增殖。

研究人员全身包裹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戴着护目镜和防毒面具，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们手持记录本，眼神中闪烁着狂热与冷酷，紧紧盯着显微镜下的细菌，认真记录着细菌每小时的增殖数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些数据，对于他们来说，是制造更致命细菌武器的关键，却不知背后意味着多少生命的消逝。原关东军司令部兽医处长高桥隆笃汇报的“年产1000公斤炭疽热细菌”，这看似简单的数字，实则沾满了鲜血。每公斤细菌都意味着无数村庄将被毁灭，无数生灵将惨遭涂炭，家庭破碎，亲人离散。

在锈菌培养罐区域，原本翠绿、充满生机的稻苗，在锈菌的侵蚀下，迅速变得枯黄、腐烂。看着这些被病菌摧毁的稻苗，人们不禁感到战栗。日军竟妄图用这些细菌武器摧毁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让人们陷入饥饿和绝望之中，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彻底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令人发指，让人对日军的残忍和疯狂感到无比愤怒。

在第100部队内部，有一处被称为“豚鼠舍”的秘密实验室，这里是真正的人间炼狱。铁笼里关押着被日军称为“马路大”（实验材料）的无辜百姓，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身份，但都被日军无情地抓捕至此，成为了他们罪恶实验的牺牲品。

陆军兽医少尉安藤敬太郎曾回忆起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被强行注射鼻疽菌后，身体迅速发生可怕的变化。皮肤开始溃烂，一块块皮肉脱落，露出下面被腐蚀得如同烂肉一般的组织，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男子痛苦地呻吟着，在地上不断翻滚，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然而日军却对此无动于衷，只是在一旁冷漠地观察记录。

日军曹长三友一男参与的毒物实验更加残忍至极。实验者被强行按住，被迫吃下掺有砒霜的饭团。砒霜迅速在体内发作，实验者立刻感到咽喉如火烧般疼痛，他们痛苦地抓挠着咽喉，想要把毒药吐出来，可一切都是徒劳。紧接着，口吐鲜血，身体开始剧烈抽搐，每一块肌肉都在痉挛，生命体征逐渐微弱。在这痛苦的过程中，日军还不断地观察他们的反应，记录着毒药发作的时间和症状。

当实验接近尾声，为了获取完整的病理数据，日军会将尚未断气的实验者直接送上解剖台。实验者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看着日军拿着手术刀一步步靠近，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哀求。然而，日军却麻木不仁，手术刀划开皮肤的瞬间，受害者绝望的惨叫在封闭的空间内回荡，令人心碎。而一旁的日军却有条不紊地拍照、记录，仿佛在进行一场普通的科学实验，完全不顾及受害者的痛苦。这种毫无人性的暴行，让每一个知晓真相的人都感到无比的愤怒与悲怆，对日军的残忍和暴虐感到深深的谴责。

在东北广袤的乡村田野间，第100部队进行着灭绝人性的野外实验。他们事先将牲畜牢牢控制住，然后通过注射、喂食等方式，故意给牲畜传染上各种病菌。这些可怜的牲畜感染病菌后，身体逐渐虚弱，开始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随后，日军便将这些染病的牲畜驱赶到附近的村庄和牧场。

村民们发现自家的牛羊突然变得无精打采，高烧不退，口鼻不断流血，却根本不知道这是日军精心策划的“病菌传播实验”。很快，牲畜开始成批死亡，农民们看着自己辛苦饲养、赖以生存的牲畜莫名死去，悲痛欲绝。然而，灾难并未就此结束，牲畜的死亡引发了瘟疫的迅速蔓延，病毒开始在人群中传播。老人和孩子由于抵抗力较弱，最先受到感染，他们相继倒下，出现高烧、呕吐、呼吸困难等症状。整个村庄陷入了一片混乱和恐慌，人们四处求医，却无济于事，医院里也挤满了病人，医生们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在痛苦中挣扎。

1942年，德尔布尔河畔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第100部队的军官和研究人员为了进行所谓的演习实验项目，竟然将12公斤鼻疽菌倒入河中。短短数周内，河水变得浑浊不堪，散发着阵阵恶臭。饮用河水的牧民和牲畜很快出现急性感染症状，他们呕吐不止，昏迷不醒，全身皮肤发紫，生命垂危。许多家庭一夜之间，亲人接连染病死亡，原本宁静祥和的边境地区，瞬间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到处都是痛苦的呻吟声和绝望的哭泣声。

在诺门坎战役中，第100部队为了扭转战局，向苏军阵地投送了包含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菌的溶液和细菌弹。这些细菌武器如同恶魔的使者，在苏军阵地中迅速扩散。苏军士兵成片倒下，他们在痛苦中挣扎，伤口溃烂，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战场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鲜血染红了土地，场面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