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在现象学的视角下，采用“基础设施隐喻”探索媒介空间，是媒介本体论研究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为参照，麦克卢汉运用“外观/背景”模型将媒介视作提供隐蔽环境的无形背景，芒福德的“容器型技术”将媒介进一步上升为人类存有的栖居之所。库尔德利与
摘 要在现象学的视角下，采用“基础设施隐喻”探索媒介空间，是媒介本体论研究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为参照，麦克卢汉运用“外观/背景”模型将媒介视作提供隐蔽环境的无形背景，芒福德的“容器型技术”将媒介进一步上升为人类存有的栖居之所。库尔德利与赫普率先以“物质主义现象学”为名，探讨数字基础设施时代深度媒介化的问题。他们赋予数字基础设施以背景性、栖居性与解域性的内涵。不过，聚焦于人类意识的现象学，也面临着理解媒介乃至现代社会世界的巨大危机。在数字基础设施时代，是否承认人工智能行动者和机器思维的难题正摆在现象学面前。
关键词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隐喻；现象学
随着数字技术在当代社会的运维中变得愈发重要，“基础设施”逐渐成为当下媒介研究的关键概念之一。据考证，“基础设施”一词起源于19世纪末法国铁路工程，意指“支撑轨道的道砟、路基和地基”，而后逐渐扩展至水电供应等国家或组织平稳运行所需的基本服务。以普兰廷（Jean-Christophe Plantin）、范·迪克（Jose van Dijck）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运用此概念来讨论平台如何通过可编程性、可计算性等机制，从专门性行业平台转变“成为”连缀不同行业与部门，具有规模性、普遍性等特征的社会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成为分析“平台媒介”的隐喻性视角以后，展现出较强阐释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基础设施毕竟是一个工程学术语，缺乏人文学科概念的气质，除去日常经验的触发，是什么理论路径让学界将媒介隐喻为基础设施？基础设施隐喻又到底包含哪些内涵，这些内涵背后的理论悬设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反思基础设施隐喻视角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具有重要意义。
从既有文献来看，涉及这一主题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对媒介和互联网研究中基础设施的兴趣往往建立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基础设施的早期研究之上”，很少去探讨这一高度抽象化的理论隐喻背后的意义。以普兰廷的工作为例，他给出这样两条线索：一是以休斯（Thomas P. Hughes）、伯杰克（Wiebe E. Bijker）为代表，对电网、互联网等大型技术系统开展的技术史研究，要求关注点从单个技术对象转向异构系统如何合成网络；二是以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鲍克（Geoffrey C. Bowker）为代表的社会学和现象学研究，强调作为物质系统的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因此，需要以一种关系性、情境性而非先验的视角来看待基础设施。然而，这些研究思路对于我们理解基础设施隐喻的理论取径来说收效甚微。普兰廷给出的两条线索看似不同，但采取的其实都是以“技术的社会建构”与“技术的社会塑造”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研究（STS）路径。此外，他只讨论了“对基础设施的研究”，这与他关心的“平台何以成为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着明显错位，因为平台并不是工程学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把平台作为基础设施只是一种意义的挪用。
如果我们把基础设施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当然可以从各种学科本位与理论视角出发对其运作机制、社会后果加以讨论。以水利系统为例，黄宗智、杜赞奇等历史学家可以用它讨论小农经济与国家集权，人类学家也可以在后殖民语境下用它讨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水利系统既可以被政治经济学看成权力的运作场域与配置方式，也可以被科学技术研究视作人类与非人行动者相互纠缠、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结果。然而，从基础设施隐喻的角度来研究平台媒介，追问平台媒介到底是什么，完全是基于本体论的探索，就像人们从界面、装置、场域等隐喻追问媒介的本质一样。由算法主导的平台技术的缔合环境，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模拟技术建立的机械缔合环境，如果把二者看作是相同的基础设施，就会抹杀数字（软）基础设施与模拟（硬）基础设施之间的质的差别。数字平台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机械，作为一种神秘的媒介空间，“是一个处于幽暗之中，被揣测、被猜想以及令人害怕的空间，但同时也是一个突然给人以天启和真知灼见的空间”。所以，媒介研究并不关心对基础设施本身的认识论研究，它只关心从“基础设施的隐喻视角”出发去揣测媒介。而一旦通过基础设施隐喻，从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媒介，便不难发现无处不在的现象学影子。
一、基础设施隐喻的现象学起点：媒介即背景
采用基础设施隐喻视角进行媒介研究中最出名的当代学者大概就是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了。在2015年出版的《奇云》当中，彼得斯集中性地开展了两项议程，一是解释什么是基础设施隐喻，二是发挥自己的思想史研究专长，为这一隐喻的理论路径进行初步溯源。作为隐喻的基础设施，指的就是媒介对人之存在与社会秩序的锚定，这种视角将时钟、历法、导航等人类漫长历史中更为常态与根本的媒介打捞出来，强调媒介“更为基础的功能——规制与维护”，认为是“媒介使这个世界成为可能”。为了给这个充满想象力的术语寻求正当性支持，彼得斯将其置于浩瀚的理论长河中加以比照，拉来伊尼斯、麦克卢汉、芒福德，乃至海德格尔、拉图尔、基特勒等众人，试图说明他们的思想中都有鲜明的基础设施色彩。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彼得斯好像在拾掇百家饭，摊出来的确是琳琅满目营养丰富，却难以辨认其菜系和菜谱”。可能知识驳杂、天马行空的彼得斯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掩映
来源：再建巴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