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籍是传承地方文化的“活化石”。5月10日，《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注疏分享讲座在南充市方志馆开讲，主讲人赵启书深入浅出地为大家分享了《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的编纂情况、结构特色、历史意义等，以及其在开展古籍注疏工作中的惊喜发现、创新举措和成果
赵启书现场开讲。南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余中华摄
讲座现场。南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余中华摄
《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中记录的南充县全图。受访者供图
●南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柴梓嫣
古籍是传承地方文化的“活化石”。5月10日，《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注疏分享讲座在南充市方志馆开讲，主讲人赵启书深入浅出地为大家分享了《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的编纂情况、结构特色、历史意义等，以及其在开展古籍注疏工作中的惊喜发现、创新举措和成果设想等内容。
百年前南充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构成了一幅幅怎样的生活图景？讲座现场，赵启书带领大家在志书中寻找答案。
1百年前的南充是啥样？
《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是一部承载着百年历史记忆的重要文献，记载着清末至民国初期南充的社会变迁。“该书由李良俊主持修纂，于1929年完成并刊刻。”在讲座中，赵启书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该书的编纂情况。
在李良俊任南充县知事时，因旧志（嘉庆十八年修）已逾百年，且当时社会变革激烈，旧志难以反映时代需求。加之省通志局催促修志，李良俊遂于1927年邀请归乡学者王荃善主持修纂，最终于1929年完成了该书的编纂。
据悉，《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全书共16卷，分为舆地、掌故、人物、物产、艺文五志及外纪一册，下设67个门类，约56万字。与其他县志相比，该书在内容结构上别具特色，不仅附《新修南充县志附图》一册，含南充全图及山脉、水系、交通等专题图十余幅，还以石印技术呈现，直观反映了地理格局。
“在卷一的舆地志中，详细记录了当时南充县的范围。”赵启书介绍，书中记载当时的南充县境位于四川省中部偏东、嘉陵道正南，跨嘉陵江中流（作斜方形）。东北与蓬安县连壤，东南为岳池县境，西南与武胜、蓬溪壤地相错，西北与西充为界，北接南部南境。
清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的《县自治施行法》，南充县被分为了中区、上东区、下东区、南区等六区，共辖一城、二镇、十七乡、七十二场。民国时期在这一基础上，又新增九场，共八十一场。
除此之外，南充在百年之前有多少人口？
“根据《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记载，截至1914年，南充共有132229户、794183人。”赵启书说，这一数据是根据当时各场各甲的统计户口册籍计算得来的，而零星小户未入团籍者，则尚不在此数。
由此不难发现，当时的南充已呈现出了人口兴旺的发展局面，这也为如今南充成为“全省第二人口大市”奠定了基础。
2如何“跨过”嘉陵江？
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亮丽之城中，如今的南充人每天都会经过白塔嘉陵江大桥、上中坝嘉陵江大桥、下中坝嘉陵江大桥等一座又一座宏伟壮丽的桥梁。回溯百年前，那时南充尚未拥有跨江大桥，当时的南充人究竟是如何跨越嘉陵江，以维持生活、开展工作的呢？
“从我对《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相关部分进行的注疏中，可以找到答案。”赵启书一边说一边展示着注疏成果，“浮桥”“义渡”两个关键词映入眼帘。
据介绍，明嘉靖时期，知府沈桥创建了浮桥，连船、铺木板，一端系于朱公石梁，一端系鹤鸣山下木桩。到了明末，则废为津渡。
在清道光时期，河东文生李彬恨船夫乘危要钱，发愤集资，要恢复浮梁，并历时三十余年，用募捐、积攒下来的钱财，修建了九十余架木架代替连船，中铺平板，旁护木栏，两端木棚，并以余款为浮桥会，订于每年九月下旬搭桥，三月下旬拆除。
到了清末时期，浮桥会款渐渐不足。民国后，则不再搭桥，并于1928年将浮桥会基金拨归义渡。
关于义渡一事，该书中的《义渡碑记》中也记载着相关故事。“治东大道，出治城北津门渡江，曰上渡。”据了解，最开始，人们过江的船只由渡夫自备，并取渡资以作生计。但积久弊生，则常有留难过客、假托某一事由作为借口进行勒索等事发生。
于是，1927年春，市政公所成立。公所主要负责人李象贤熟悉其弊，在船首设置了写有“收某项渡资若干，不准多索”的木牌。此后，虽然大家平时谨守定章，但一遇江流小涨，行旅往来，这一现象就变得更加厉害了。1928年，李象贤召集慈善大家捐资，沿江概设义渡，随到即渡，不取分文。
此后一段时间，上渡口码头为南充县城最为繁荣的码头之一，许多上至广元下至重庆的船只停泊于此。如今，随着城市不断建设发展，这些故事已成为历史。
3如何走出南充城？
过去的南充人，在城池内部通行已然面临诸多不便，那么他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走出南充城的呢？从《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书中记载，1926年冬，马路局成立，次年的阳历二月开始建筑顺岳马路。该条马路自治城对岸的高平坝（现为高坪区）起工，经永安场、同兴场，进入岳池境。
此外，民国时期的南充马路还分为了四大线。一为顺岳路，由江东岸抵岳池界之同兴场，总长六十里；二为顺蓬路，由城西起工，抵蟠龙场之观音岩，总长也为六十里；三则为顺西马路，由城北起工，抵西充城，并已筑至西充境多宝场界，总长四十二里；四为顺渠路，由江东岸高平坝（现为高坪区）起工，抵渠县界之花桥，筑至邑东观音桥，总长二十八里。
而当时的南充城内的马路有哪些，赵启书对该书中记载的相关部分进行了注疏。“一是环城马路，由大西门直达茧市街，长约二里。”他介绍，另一条则是莲池马路，长二里余。
“通过注疏，可以让晦涩的古文字变得亲近通俗，彻底扫清阅读障碍。”合上《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后，赵启书说，该书共有16卷，他计划注疏完成后，将梳理汇集，形成“第17卷”，用简单的话语，简述各个独特的小故事。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前9卷的注疏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内完成全部注疏工作。”赵启书对此次注疏成果利用进行了设想，他说，届时，这份注疏成果可以结合方志特色与地方文化特质，形成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创新三位一体的转化体系，通过挖掘方志中的“南充符号”，让方志里的城市记忆进行公共空间重构等方式，让古籍“活”在当下，更好地助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志书中的小故事
采访过程中，赵启书向记者分享了在对《新修南充县志》（1929年版）注疏过程中发现的精彩故事。
如今，在西河上有一座古朴的石桥，这座桥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宋朝，其重建则与明朝宰辅陈以勤相关。“隆庆四年（1570年），快60岁的陈以勤告老返乡，回到南充县。当时西河上有一座桥，是南充到成都、重庆的重要交通要道，后经风吹雨打而垮塌。”赵启书介绍，于是，在陈以勤的倡议下，这座桥得以被捐资修复，并取名广恩桥（今老西河桥）。此外，陈以勤还倡议捐建了城北望江楼、金泉书院等。
“你看，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斥巨资’买汽锅、汲水机！”分享书中记载的《附录购汲水机事》一文时，赵启书打趣地说。该文章记载了1924年，邑人常棣荣命其弟必诚等，赴上海购买了一口汽锅、两台汲水机及其配件、运输费等，共去银2万多两，相当于现在的1025万元。
此外，在注疏过程中，赵启书还为书中记载的精准统计数据感到震惊。“比如古代面积单位从高到低为顷、亩、分、厘、毫、丝、忽、微、尘、纤，除百亩为一顷外，其余均以十进位。书中记载‘清初陆续清查，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征输止，开垦新旧报部上中下坡陡荒及学田地一千二百九十顷四十一亩五分四厘三毫一丝五忽八微二尘七纤（1290.4154315827顷）’。我很震惊，当时使用的什么统计方法和测量工具，才能将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这么多位？”他笑着说。
志书上所记载的精彩故事远不止如此。据悉，此次在注疏过程中所发现的奇妙、有趣的小故事，都将被赵启书梳理汇集，形成“第1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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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方志文化 激活古籍时代价值
本报讯5月10日，记者从南充市方志馆获悉，此次讲座共分为两期进行，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市民读者参加。记者在现场看见，聆听完讲座后，大家主动留了下来，围绕讲座内容与主讲人赵启书以及市方志馆工作人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这次讲座不仅看到地方志的学术价值，更感受到启书老师为整理文献付出的心血。”大家纷纷表示，注疏古籍旧志工作既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更离不开持之以恒的耐心。
作为注疏工作上的“探路人”，赵启书在如何传承保护古籍，留住历史文化，古为今用等方面，有着自己的见解。“首先我们要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征集与本地相关的古籍，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他建议，一方面加强相关人员参与古籍研究、整理、编纂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另一方面，吸引历史学、文献学、民俗学等专业人才投身地方志工作队伍。同时，重视对研究利用成果的挖掘，促进合作交流，加强宣传推广力度，以此推动古籍和地方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此次讲座，我们通过‘方志南充’视频号、抖音号进行了全程直播，达到了宣传弘扬方志文化的效果。”南充市方志馆副馆长邓斐表示，接下来，将继续立足馆藏资源，开展古籍整理与活化利用，通过讲座、展览等形式推动历史文献创造性转化，让古籍文献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为社会公众提供历史文化滋养。
本栏稿件由南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柴梓嫣采写
来源：直播南充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