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旅居巴黎时，海明威曾这样写这座城市：“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这话放在徐则臣与北京的关系上或许同样适用——2002年，当24岁的徐则臣背起行囊，走向北京时，这座城市接纳了他，也接纳了他的
在采风中的徐则臣
旅居巴黎时，海明威曾这样写这座城市：“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这话放在徐则臣与北京的关系上或许同样适用——2002年，当24岁的徐则臣背起行囊，走向北京时，这座城市接纳了他，也接纳了他的文学梦想。
然而年过不惑，作为《人民文学》主编的徐则臣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有轻盈的理想，还有骨感的现实。北京塑造了他，《人民文学》也塑造了他，是时候考虑一些更能与时代脚步共舞的事情了。比如，如何在资讯爆炸、娱乐方式无限多的互联网世界里，为文学占住一席之地；如何拥抱社交媒体，利用算法来聚集散落的读者；以及如何在越来越轻阅读、碎片化阅读的时代里，让文学之舟扬帆远航。
花街，还是北京
初平阳才知道，从此回故乡，又多了一条路。
——《耶路撒冷》
读过徐则臣小说的人一定不会对这两个地标陌生：花街，以及北京。
前者是他的来处，是他的文学故乡，也是他这些年越来越频繁想起的地方。花街上的九个故事，记叙了这个从连云港小村走来的少年的成长记忆与乡土情谊。一想到花街，他的内心就会静下来，精神放松，人可以慢悠悠地去寻找古典、琢磨修辞，思考审美和形而上的东西。
——这与站在北京的感受完全不同。在北京时刻需要奔跑，时间走动的声音就在耳畔，他必须用短句子、用口语、有力甚至铿锵地去表达，用节奏感和密度更强的句子去表达。
“我觉得人应该在两种状态下生活。如果一味地在相对放松、缓慢的状态中生活，未免单调，世界上还有一路狂奔的一面，两者不停转换的时候，人会变得更有弹性。”
弹性，这曾是青年的徐则臣在二十多年北漂生涯中锻造出的精神。北京这座城市毕竟比家乡要大得多，从“花街”出来的少年曾经很不习惯这里的大和快，然而他在漫长的岁月中被这座城市反复锤炼重塑，最终成为了可以枕着城市之声安睡的“异乡的故乡人”。
“北京的确不是一个让人特别放松的城市，有时如果深夜你还醒着，你能听见这个城市咔嚓咔嚓的心跳声。”徐则臣说，那是城市进击的声音，像秒针，有力，精准，节奏感十足。有时他会认真聆听这种声音，并在其中搜寻疲惫生活间隙的微小乐趣。
但有时，他又会忍不住怀念花街。他47岁了， 有时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咖啡要喝两三杯——卷，这是每个生活在大城市人的日常。看稿、管理杂志事务、参加文化活动、推广文学……头脑在有条不紊地处理着记事簿上的事项，身体却在渴望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生活。
然而生活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人很难“既要又要还想要”，家庭和工作的原点都落在了北京，怎么可能再回到梦中的水乡呢？徐则臣想到了河——那条连接着故乡与京城的大运河，与他步履方向一致的大运河。
于是他重走了一遍大运河，把沿途的水利枢纽、水利工程看了个遍，由此有了《北上》。
北上，是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人的选择。2002年，24岁的徐则臣拎着箱子，独自从老家来到了北京。大，是他对北京的初印象。大巴车在高架上绕到他心里直犯嘀咕，“我都担心这个司机是不是在绕路。”徐则臣说。瞥一眼车窗外，高架桥下灯火辉煌，浩瀚如海，让他有种被淹没的感觉。
那是北京大发展大建设的时代。“到处都是脚手架和塔吊。整个城市像个大工地。”徐则臣回忆。当时，万柳地区的北大学生公寓周边一片废墟，他研究生报到，出租车开着开着，到附近就没了路，大卡车拉着建材碾过去，尘土飞扬。
还恰好赶上沙尘暴，整个城市灰蒙蒙的，直接给这个来自水乡的文艺青年塞了一嘴沙子。“在没去之前，我觉得北京应该是金碧辉煌、无比巍峨雄壮的，结果坐在出租车上看到的是这些，当时真是既难过又失落。”他说。
后来这些意象在他的文字中反复出现，粗粝而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卖碟的、办证的、知识青年、迷惘海归……他们聚集在北京，焦灼地寻找着立足点，又想在隆隆前行的城市中保持着一点自我。
那是徐则臣身边的人，更是他自己。“他们不会盯着物质匮乏，就觉得自己日子过不下去了。每个人都斗志昂扬的，有一些超越了一日三餐、衣食住行的精神。他们对这个城市和世界抱有期待。我始终在想，这帮人到底要什么？我觉得要一种自洽，内心的安妥，要一种认同感，要解决与城市格格不入的问题。而在我来看，这种精神上的探求远远比物质上的富足或匮乏要重要得多。”徐则臣说。
在京二十年后，徐则臣对这座城市的感情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将目光从身边的人投向更远的地方，他听到了这座城市自己的声音。
他从来不觉得，灵感会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变得迟钝，甚至干涸。北京不断地给予他刺激，激发着他的想象。“这个城市本身能给人提供很多看取世界的角度。因为这个城市里相互碰撞的东西特别多，碰撞的原因是因为它包容，所以才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相互碰撞。你未必会马上将它写下来，但这个感觉会留在你的内心，直到某一天，你拿起笔。”
工作中的徐则臣
俗世的徐则臣
我们世界的尽头，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
——《耶路撒冷》
徐则臣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北京，与他当年见到的北京大不相同，而现在的青年，与他多年前的心境也大为不同。
刚到北京念书时，他回老家带礼品，老家亲友只要中南海烟。“很便宜也无所谓。他们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觉得抽了中南海，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就更亲密了。北京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闪闪发亮的精神的象征，是一个符号性的东西。”他说，“这个符号性的东西，让很多来北京的人有种要朝圣的感觉——要吃烤鸭、爬长城、去天安门看升旗，这是只有在北京才可以做到的事，完成这些仪式，可以满足他们对北京的想象。”
“现在很多来北京的人，早已通过不同的方式了解了北京。当这些符号化的东西变成日常生活的背景后，人们与这座城市关系就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过去那些迫不及待想去看的景，现在去看的紧迫感就没有那么强了。”徐则臣觉得这种心态反而更健康更自然，而他的乡亲们，来北漂的也越来越少，“不是说他们不再向往北京，而是在他们的选择里，北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是首选或者是唯一的选择。这说明国家在进步，人民的素质、文化水平，对世界的认识在提高。”
然而物质更丰裕、大家的选择更多的时代，却给这个“文学中年”带来另一重更为现实的问题——当大家获取精神食粮的渠道越来越多，分给文学的注意力越来越少时，文学的出路在哪里？
这是作为《人民文学》主编的徐则臣不得不面临的严重考验。
“我在《人民文学》干了20年，这20年其实是传播手段发展非常迅速的时代。我眼看着《人民文学》的订阅量在逐年下滑，文学的读者在减少，我们跟读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稀薄，很焦虑。”徐则臣坦言。
作为传统的文学刊物，整个《人民文学》编辑部想了很多方法去扩大影响力、适应新时代的传播方式。开了公众号、举办各种活动，甚至徐则臣在参加个人的访谈活动时，都会反复提《人民文学》，就是想“尽量多争取一点宣传”。
后来，他们将目光锁定在直播上。
他和《人民文学》两次走进了“与辉同行”的直播间，也亲眼验证了互联网的强大——直播、算法、切片……这些“离文学很远”的词汇，直接将《人民文学》推到了它的受众眼前。
第一次直播，徐则臣自己心里也没底。“直播之前也没推过杂志，这对‘与辉同行’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卖书是单本单本卖，但我们杂志是一年十二期。我们设想，很多读者可能会想，‘我买一个东西，你拉长到给我寄12次，中间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些问题我们都预想过。”徐则臣说。
但直播效果却出乎整个杂志社的预料。一场直播给《人民文学》带来了十几万册的订阅量，之后，在直播的余热中，这本纯文学杂志的热度还在持续上涨。
更加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直播结束后，他们对受众进行了一次画像分析，发现他们的受众最多居然是三十多岁的中青年群体。
“这让我们特别有信心，过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人民文学》都是老同志读的，年轻人不看。一本刊物，如果年轻人不看，肯定是难以为继的。事实不是这样。年轻人也在看，我们就更有信心了。”徐则臣说。
比起邮局的投递和书报亭、书店里的静态展示，算法更能捕捉用户兴趣、最大化地对每个人实现个性推荐。当你被一条短视频中的“长河落日圆”打动，多停留那么两三秒后，算法就会捕捉到你在那一瞬间对于文学之美的怀念，下一次，它就会在漫漫资讯中打捞起你曾遗落的文学的浪漫情怀，精准地捧到你面前。
《人民文学》就是这样被推到热爱它的人们面前的。在“与辉同行”橱窗里《人民文学》杂志的售后评价中，很多人评论说，回到了久违的少年时代，还有人说在推荐下，重新喜欢上了阅读，还要带着孩子一起读。
《人民文学》的售后评论区
杂志社的积极性也进一步调动起来，他们接着做了个“读者活动周”的活动。邀请了20位读者来杂志社参观，感受《人民文学》编辑部是如何运行的。结束以后，读者反馈说，他们以前觉得文学的生产很神秘，现在祛魅了，反而觉得文学与自己更加亲密了。还有参加完活动的90后读者感慨，看了《人民文学》的“寻亲”直播后，他重拾少年时代的文学梦想，不仅订阅了全年刊物，还动笔写下了三万字的小说。
这正是徐则臣想要的结果。“我们不要文学高高在上，我们希望文学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他说，“不说我们非得卖多少册、有多少码洋，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人知道《人民文学》，有更多人来阅读文学。而更多人阅读文学以后，文学刊物的发行量自然也会上去。”
长期以来，公众对文学的理解很两极分化，要么是漠视不关心，要么将其放在阳春白雪的位置，高高架起来，这势必在落地时，引发许多阵痛。
2025年4月19日，2024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四川举行，为《人民文学》带来流量的董宇辉也在获奖行列，这引起了舆论质疑。
“文学生产，它不是只有跟‘狭义的文学’紧密相关的人在做的事，其中既有作者、编辑这类专业岗位，也有做推广、发行的岗位。书写出来，杂志印出来，进入流通领域后就是商品，我们得按商品流通的规律去做，让这个商品被更多的人接受。”徐则臣说。顶着舆论，他坚持认为董宇辉获奖实至名归，“很多人不理解，他们问，董宇辉是个作家吗？他凭什么获《人民文学》的奖？进而认为，文学现在怎么堕落到这个程度。但请看清楚，这是一个传播贡献奖。人民文学年度奖中，之前也设过类似的特别奖项，我们就给为杂志做封面插图设计的艺术家颁过奖。只是这一次我们侧重杂志传播这一块，董宇辉给《人民文学》做出这么大贡献，难道我们不应该表达感谢吗？”
“文学中年”徐则臣表示疑惑。
《人民文学》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
像水一样，顺势而行
运河是能说话的。它用连绵不绝的涛声跟我说，该来就来，该去就去。就像这大河里上上下下的水，顺水，逆水，起起落落，随风流转，因势赋形。
——《北上》
但徐则臣努力地调整着自己，去适应新传播环境的节奏。
2025年3月，由徐则臣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开播，这部曾为他赢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自打开播后，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徐则臣很少看电视，但偶尔，他也会看一些《北上》的视频片段，并且他觉得，这种传播方式“还挺好的”。
抖音的影视解读博主解读并推荐《北上》
作为一个作家，他并不觉得三分钟解读一部文学或影视作品，是一种来自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冒犯，也并不认为这是对严肃的消解。“千万不要把读者和观众理解为‘不动的’。他今天虽然只是刷到一则简化的讲解，但也有可能生发兴趣，去把原著找来看，这反而刺激他愿意去做更复杂的事。”
这也是很多“二创”博主正在做的事。不论是影视博主拿着放大镜逐帧解读《甄嬛传》，还是读书博主在经典名著中寻找现代议题的解法，都是新代际的人独特的阅读、观看方式。史铁生、金庸、奥斯汀、张爱玲……无数作家的作品片段被压缩在几分钟的视频里，如同层层叠叠的河岸，每一个切面，都呈现着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困境、选择与追求。
这种想法跟刚上大学时青年徐则臣的想法非常不同。刚念大学时，徐则臣听说有些作家在用电脑写作，非常纳罕。“我就觉得电脑写作这个东西怎么写？”他回忆。当时在他看来，“写”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追求文字之美的一种方式。他甚至认为，用电脑打字写文章，会离汉字越来越远，最终结果就是越写越差，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拒绝用电脑写作。
“但二十多年过去，我发现没变差。”徐则臣笑称，“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担心很对，很正义，但是现在发现不是那回事。”
来自花街水乡的启迪，再次给了他自我和解的答案。“就像运河跑船，你永远不可能沿着一条直线跑，因为水流方向、风力，甚至几个人站到船这边，几个人站到船那边，船里装多少货，都会影响船在河中的航线。但船最终还是会沿着大方向、大航线走，顺利到达目的地。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一些微调。”
一旦达成和解，他接受新的创作模式比谁都快。如今他不只在纸上写，用电脑写，还尝试用语音识别工具直接输出，像个兴致勃勃的孩子，比较着每一次探索的结果。“我觉得直接输出的口语感更强一点，跟过去的风格有点变化，能达到另一种艺术效果。”
利用算法去“打捞”更广泛的读者，是文学触达受众的另一种“尝试”。“我肯定是希望我们刊物有更多的读者，但不会为了拥有更多的读者，就迎合读者的阅读口味。读者也是被塑造和建构出来的，也会变的。读者在变，刊物也在变，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也在变化。”徐则臣说。因此，接触读者就变得更加必要。“要了解读者在想什么，然后依据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对刊物的理解，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
当算法在茫茫信号宇宙中将文学与文学爱好者相连时，世界将再次进入到一种平衡。就像徐则臣笔下的那条沧浪运河，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航船随着河道的微调，一路北上，一直前行。
来源：北青深一度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