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起老家，父亲总是眯起眼，一副神情怡然的样子。父亲现名李景骞，在他们那一辈，排行老大，族谱名榴荪，字景骞，又字曼博。1920年农历七夕（公历八月二十日）生于安徽安庆祖宅。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安庆的旧居座落在城西南郭家桥街五号，现名光明街。整个旧居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

在这所宅子临街大门内的屏门上悬挂着一面门牌，上面刻着“昇州李寓”四个字。“昇州”也是南京的古称。

1949年农历正月初二，李景骞、熊淑媛夫妇(我父母)在上海宁波路一宴会厅举行婚礼。

我们家从南京迁到安庆已经有了九代人，历时也已一个半世纪了。之所以一直挂着这样的门牌，大概是表示不忘根本之意吧。

说起老家，父亲总是眯起眼，一副神情怡然的样子。父亲现名李景骞，在他们那一辈，排行老大，族谱名榴荪，字景骞，又字曼博。1920年农历七夕（公历八月二十日）生于安徽安庆祖宅。

父亲没有上过小学。曾祖父曾请过一位老先生在家里的小客厅设私塾。到父亲11岁那年，祖父把父亲送进了安庆六邑中学。

后来，父亲转到一所教会中学——圣保罗中学。这所中学校规极严，师资力量也强，尤其注重英文课，父亲的英语程度在那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父亲刚上高二。1937年底，日寇飞机经常空袭安庆，安庆飞机场被炸后不久举家西迁至重庆。

1939年，父亲一家经历了震惊中外的日寇空军血腥大屠杀——“五三”、“五四”大轰炸。

“回忆这场惨剧，至今心有余悸，而且一想起就激起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仇大恨！痛定思痛，居安思危，我们今天生活在太平盛世，决不能有丝毫懈息之心，麻痹之念。”父亲每每说起，神情激愤。

1943年，父亲考入国立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大学东迁的校址在重庆附近的北碚镇嘉陵江对岸的夏坝。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回迁上海。父亲于1946年6月携家返乡，8月初赶赴上海北郊江湾的复旦大学继续学业。

1947年暑假前，父亲参加完复旦大学复员到上海以后的第一届毕业典礼，开始奔走求职了。那时“毕业即失业”。

从这年的7月到9月底，近三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在上海、南京两地奔走，栖栖皇皇，饱经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况味，反反复复、几经周折，最后又回到父亲上大学之前工作过的正中书局总管理处谋到了一个职位，总算是嗽饭有所了。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上海市面萧条，人心浮动。“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政府茫茫然如丧家之犬。

广大市民却相当冷静，毫无惊慌之态，特别是当人们从自家的收音机里收听到解放区电台广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以后，心里更为平静，就在这种不平静的平静中我的父亲（李景骞）和母亲（熊淑媛)举行了婚礼。

一家祖孙合影：后排正中为李景骞，左为熊淑媛，前排左三为李琏，中排奶奶怀中婴儿为李崧。

父亲和母亲相识于1944年，当时父亲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读书，母亲在白沙大学先修班图书馆工作。父亲和母亲相识两年后，为确定婚姻关系，于1946年春天，借白沙“南京食堂”举行了订婚仪式。

六十年后，母亲八十寿宴上，父亲的祝寿诗中首句“白沙初恋感知音，此日为卿寿八自。”仍让母亲动情。

父母婚礼过后不久，正中书局总管理处就决定迁往台北了。当时总管理处安排：凡愿意随同赴台湾的人员，经批准后，由单位代办船票，携带家属仅限于妻、子、女。不愿意赴台湾的，则留在上海，成立“上海办事处”。

当时父亲明知国民党政府已是日暮途穷，被中国人民赶出了大陆，还跟着去为它殉葬么？所以父母亲就一心一意地留在上海等候解放了。

1949年5月25日上午，一大早就听说解放军已经进人上海市区，父亲心里还觉得奇怪：怎么市区里一点枪声都没有呢？一打听，原来解放军确实已经进入了上海市区、现在苏州河以南地区已经解放，苏州河以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还据守着上海北站铁路局大楼和苏州河北岸几所仓库大楼，尚未放下武器，还在想做困兽之斗。

5月28日这一天，终于看到在上海北站前面的铁路局大楼上飘出一面白旗，这最后一小撮国民党军在绝望中投降了，上海全部解放了。这一天是公元1949年5月28日。

1949年12月，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李昌琏（现名李琏）降临人间，给全家带来的欢愉是难以描述的。那时，父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工作。母亲在上海粮食公司，仍在会计部门工作。

1951年8月，我，李昌嵩（现名李崧）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降生。因为是个男孩，是祖父、母的头一个孙子，当然又增一番喜悦。尤其是祖父，常常说这是我们家孙子辈的“龙头”！欢乐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我还未满月的时候，父亲被调往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为期八个月。1952年4月，学校宣布结业，结业时1269人。适有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向华东要干部，华东局即号召这批学员去新疆工作。

父亲斟酌再三，产生为边疆效力的激情：解放了，自己将开始新的人生，应当响应新中国的号召，走向光明之路。那期学员中，竟有1253人争相报名，除少数年老体弱者外，绝大多数都被批准去新疆工作。

这是上海首批以如此规模的人员去西部工作，他们是全国支内先锋，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他们入疆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重视，多数人很快担任了领导。

当时父亲原打算一个人走，母亲和两个孩子以后再说，同去的学员中有不少都是如此，但是母亲却毅然决定要带着两个孩子和父亲一道同行。

那时候她所工作的单位——上海粮食公司正在开展三反运动，而她还是运动中依靠的积极分子，正在争取入党，公司领导不同意她要求调到新疆的申请，母亲仍然义无反顾地坚决要求单位批准。

当时祖父也认为母亲的决定是可取的，所以支持她的决定。这件事给父亲的感受极其深刻:母亲能毫不犹豫地放弃在上海这样大都市的安适生活，毅然决然地愿意挈儿带女跟着父亲长途跋涉，远历关山大漠，与父亲相依为命，这种精神，这份情意，令父亲刻骨铭心，感激涕零!

行前以曾祖父为首的在泸21位亲人拍了一照合影。1952年5月初，父亲、母亲带着姐姐（李琏）和我离开了上海，远赴大西北—遥远的新疆。

临行之日，祖父还是组织全家老小到车站送别，那离别的音乐；那将拉断而飘荡着的彩带；那远驶而去的列车……祖父、祖母还是带着笑脸挥手祝福他们的儿孙一路平安。

父亲和母亲于1952年5月底到达乌鲁木齐，不久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工业学校任教。工业学校的学员大多是部队调任地方的管理干部，其中很多人后来担任了新疆重要企业的领导和厅、局级领导。

后来，为提高部队高级干部的文化素质，父亲还经常被请去为新疆军区的领导讲课。为时不久，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部队创办的专科学校一律停办或移交地方。

2004年8月22日父亲李景骞84岁生日时全家合影

新疆军区工业学校于同年十月宣告停办。父亲和母亲经新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留下创建新疆军区子女学校——后改名为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这所学校原属新疆军区政治部管辖，以后交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直属。当时，这是一所包括高、初中和小学、幼儿园，专以部队和自治区高级干部子女为生源的学校。

父母亲也算是这所学校的元老了。我们姊弟三人—李琏、李崧、李峻都在这里从幼儿园读到小学、中学。当时这所学校的教学设备、师资力量在新疆都属一流。

在工作中父亲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等功的奖励和乌鲁木齐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最后评定为“高级教师”职称。母亲历年都是学校的先进工作者，曾获“会计工作者”证书。父母二人同时获得在边疆工作三十年奖章和奖状，并同于1986年6月退休，父亲超期服役了六年。

来源：温暖的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