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都市民俗学

360影视 日韩动漫 2025-05-13 21:02 1

摘要: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民俗学向来以乡村和传统为研究对象。面对城市社会的来临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如何突破以往在乡村做研究的惯性和范式,并在城市民众生活中寻得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是关乎当下现代民俗学转型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录

如何在都市开展民俗学研究

徐赣丽

融入现代社会的民俗学都市研究

邓苗 都市新民俗与公共性

周星

如何在都市开展民俗学研究

徐赣丽

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民俗学向来以乡村和传统为研究对象。面对城市社会的来临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如何突破以往在乡村做研究的惯性和范式,并在城市民众生活中寻得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是关乎当下现代民俗学转型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早期都市民俗学研究相对忽视都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兴民俗事象与新问题,未能彰显民俗学的时代价值。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市民占据主导地位,国民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需要回应现实关切,既要关心都市中传承的民俗事象,如一些传统节日、习俗在城市中的承续与演变;也应关注都市人的新生活,研究都市里的人基于自己的生活环境生成的新的生存策略和生活方式,如转发锦鲤替代去寺庙祈祷,平安夜互送苹果表达祝福,用短视频讲述新传说,以新中式生活作为一种时尚等。都市民俗学更多是立足于学科转型意义,即民俗学从关心一定地域的“古俗”转向关心具有主体性、创造性的普通人的学问。这意味着都市文化研究不仅要考察住在上海的老弄堂、北京的老胡同里的市民有何遗俗,也要关注商品房小区和摩登写字楼里的人们,关心他们如何营造作为现代城市人的别样精致生活,尤其是他们面对传统与现代创造了怎样的城市文化。

那么,如何在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复杂的城市里开展民俗学研究?这需要找到研究的切入点和抓手。

第一,对照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了解和掌握现代城市社会和城市人生活的新特征。比如,如今城市中的“民”如何在商品化和社会分工细化的城市社会处理自己的衣食住行?如何在陌生人环境中进行交往?现代都市社会是消费社会,消费几乎无处不在,成为一种生活风格和身份认同。消费生活是日常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还是娱乐、健身、休闲等,都通过消费来实现。都市中人们所有的行动、所涉及的话题、日常关心的对象大多跟消费有关,生活方式逐渐被消费方式所取代,因此,消费生活可能成为现代民俗学今后关注的一个方向。并且,借助对消费生活的研究,民俗学还可以深入和拓展其研究领域,突破目前物质文化研究相对薄弱和忽略民众消费行为的自我主体选择的现状。

现代城市生活虽更为自由,但也面临人际关系的缺失,人和人之间曾经富有特色的个性化交往逐渐消失。都市空间中的“民”很多是异地求学或离家工作的中青年群体,与家人的交流和联系减少,与亲戚和邻里的来往更是淡漠。都市人口来源广泛、背景复杂、兴趣殊异、流动频繁,民俗社会的血缘纽带、邻里关系等传统情感逐渐式微。随着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遭到破坏,个体的孤独感强烈,更需要和周围的人建立与日常生活的关联。于是,趣缘群体在都市中普及。趣缘共同体的吸引力在于,群体成员之间可以分享个体情感,并在基于同趣的互动中积累自身的社会文化资本,寻求身份认同,从而实现社会交往层面上的心理需求和文化层面上的认同需求。这是当下社会的新现象,民俗学应积极关注并开展研究。

第二,关注乡村传统在都市的变迁,关心民众对于移植的传统或都市新生成的传统的态度和行为,研究都市中非遗的传承和传统的活用。当下,很多非遗传承人移居到了城市,面向都市人群开展传承传播活动。许多非遗脱离其原生语境转向都市场域,从地方民众自我享用的文化转化为城市大众的文化消费,成为都市中的乡愁景观、体验活动或博物馆展示。在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中,非遗受到了重视,并再次嵌入人们的生活中。都市的开放性、多元化与包容性让民俗艺术在城市舞台上得到发展,经过流行化改编、包装,城市化的乡村传统和民俗艺术从乡土社会脱嵌而进入城市,发展为一种新的传统,承载了城市人的乡愁。对此,民俗学需要有足够的学术敏感性。

此外,城市是现代性的场所,许多在都市生成的新传统如何被广泛接受值得关注。比如,“双11”购物节、电影节、艺术节等与传统无关的新民俗,越来越吸引城市人群;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和万圣节在我国一些城市已经被年轻人玩出了具有本土意味的新花样,这说明城市的文化更具有混杂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其地方性不是那么纯粹。对此,我们需要突破传统民俗学的观念,不再盲目追求本真性,而是更为关注文化的变迁及文化交融带来的创新性。

第三,发挥都市民俗学的应用价值。都市是人口密集的空间,高频度的人际接触对公共空间的秩序遵从有着更高的要求,公共设施的维护和民众文明素养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都市民俗学不仅要保留都市中的传统,发挥其作为文化资源的价值,还要为居民的当下生活考虑,为城市人的文明素养和自我约束提供有效的管理措施。如近年来关于鞭炮的禁与放的讨论,就反映了传统习俗与城市文明管理的冲突。民俗学家大声疾呼要恢复传统习俗,反对禁放鞭炮。但与此同时,鞭炮如果被少数人基于攀比和炫耀而肆无忌惮地随时随地燃放,就超出了烘托节日气氛的正当性,是一种自我欲望膨胀、无视他人、缺乏公德的表现。这就需要学者进行对话和讨论,以提供更为合理的城市治理建议。

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都市社会的文化规划、政策制定、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提供有益参考。例如,通过研究都市民俗的演变趋势和文化内涵,可以为都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创意和灵感;通过研究都市人的文化认同与创造力,可以为都市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创新性提供有力支撑;通过研究都市民俗与都市空间、都市经济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可以为都市的文化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关注全球化社会环境中的都市文化的日常性、多样性、复杂性问题,也可以提升民俗学的学术水准。

第四,都市民俗学要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索新的领域。体现时代声音、回应现实问题是学术研究内含的使命。今天的都市社会有许多新现象、新问题,民俗学应积极关注,如网络空间、数字生活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新文科甚至超学科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对都市文化的先行研究主要关注有审美内涵和文化趣味的饮食、旅游、音乐、建筑、语言等文化现象,民俗学可以吸收历史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学科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全面深入地理解其复杂性;通过跨学科研究揭示都市民俗与都市文化、都市空间、都市经济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为都市民俗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都市民俗学不仅是都市民俗之学,更是关于都市的现代民俗学方向。它不同于传统文史研究偏向宏观的视角和文本分析的范式,而是注重通过田野调研获得一手资料和现场感受,关注城市中具体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体验,解读“民”具有鲜活时代性的日常生活创造,揭示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与社会结构,更具当代性和人的温度。

综上所述,都市民俗学是对传统民俗学的超越,但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并不是都市民俗学的最终目标。我们需要贴近当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探索民俗学研究的新路径,面向当下,追踪、记录和解析都市空间中人们的生活创造实践,挖掘和彰显民众在城市社会的生存智慧,为都市社会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并推动民俗学在新的时代继续向前发展。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融入现代社会的民俗学都市研究

邓苗

尽管已经有不少以“都市民俗学”命名的著作和研究论文,但作为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都市民俗学还远未成熟。这不仅表现在都市民俗学缺乏真正的、专有的区别于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或领域,同时也表现为与都市民俗有关的研究尚显薄弱。因此,与其将这类关于都市民俗的研究统称为都市民俗学,毋宁称之为民俗学的都市研究更加恰当。但是,作为当代中国民俗生活的重要领域,对民俗学而言,都市确实是一个充满着无限潜力的重要领域。

都市对于民俗学意味着什么

现代性生活成为民俗生活的主流。都市社会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基础上、以现代性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以现代科技、商品、服务为载体的现代性生活和各种新颖时尚、丰富多彩的现代性文化成为都市生活的主流。虽然传统民俗生活仍然具有存在的空间,但并不是都市社会的主要表现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研究都市社会,必然要关注各类现代性的都市民俗生活形态。这些立足于现代科技和文化的都市民俗生活有别于传统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民俗生活,其以现代都市生活理念为基础,以制度性、规范性和多元性为特点,构成都市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内容。当民俗生活的主要内容成为一种现代性文化主导下的生活形态,民俗学以往所关注的民俗形态,如民间文学、民间信仰、传统节日等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领域的内容需要根据都市民俗生活的实际表现进行相应的调整或变换。更为重要的是,民俗学必须要打破以往的思维惯性,努力将有别于乡村民俗生活形态的都市民俗生活的新形态,如都市民众的衣食住行、物质生产、社会交往等内容纳入研究视野。

民俗关系的形成原则发生了重要变化。都市社会中民俗关系的形成原则与乡村社会具有明显差异。乡村社会中的民俗关系主要依靠血缘、地缘等传统纽带所结成,即使是跨村落的民俗活动,参与活动的民众也具有大致相似的生活经历,彼此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也是相似的。但是都市社会中的民俗关系则完全不同,都市社会中的民俗关系是建立在民俗主体之间的陌生和差异之上,同一个社区的邻居之间大多并不熟悉,同时社区居民之间在经济水平、文化水平、伦理道德水平、职位职务、工作内容等方面也都具有差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俗关系具有单一性,人们之间在共同参加的民俗活动之外所发生的社会交往十分有限。因此,短期的、有限的交往成为许多都市民俗活动的重要特点。这一方面是由都市社会的开放性、多元性、差异性等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都市文化的多变、丰富多彩具有密切的关系。民俗学研究都市民俗生活,必然要关注不同类别的都市民俗生活得以形成的民俗机制与民俗模式,通过对各类民俗关系内在结构的分析直达都市社会的深处,从而推动都市民俗研究的不断深入。

规范性制度主导整个社会生活。在都市生活中,依据规范性制度所建构的现代科层制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由此而形成的学校、公司、医院、政府等各类制度性组织成为都市生活的主导者,各类非制度性的小型商业体和非规范性制度产物成为规范性制度的有机补充。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活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则,依据制度的设计才能正常进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主要是建立在这种规范性制度之上的正式关系,各类非正式关系只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这种社会形态与民俗学以往所关注的乡土社会、传统社会有所区别。在这种社会中,依据规则、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结果可控等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行动逻辑,因此,人为而非天为(听天由命)成为各类社会活动最重要的控制变量。于是,各类社会活动和相关习俗是一种人为设计基础上的制度性规则的结果,市场化的按需调配成为许多社会活动的基础,以往那种传统的、根据自然禀赋所造就的一系列衣食住行、生产生活习俗大多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

民俗学如何研究都市社会

从时风时尚窥见民之所思。都市社会是一个新潮文化层出不穷的领域,这种新潮文化突出表现在形式多样的时风时尚上。对于时风时尚最热衷的是青少年群体,但是其他群体也会有许多不同表现形式的时风时尚。这些时风时尚总是与城市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与城市所处的区域社会、国家以及时代联系在一起,通过对这些时风时尚变化发展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各个群体喜好的差异,同时也可以获得对于区域、国家、时代的理解。对于民俗学来说,从个体性的“民”及其所思所虑出发,通过考察不同类别的时风时尚对于个体之“民”的意义,以及个体之“民”在城市、区域、国家、时代中的个体位置与民俗关系的差异与变迁,民俗学可以成为理解个体之“民”与整个城市、区域与国家内在联结的工具。

从个体故事反射社会机理。民俗学是长于进行叙事研究的,从个人口述史或个体叙事到区域民俗志,从民间文学到民间信仰的仪式,对于叙事的关注成为民俗学超越都市与乡村、超越传统的重要筹码。在对现代都市社会的研究中,民俗学所积累的这种叙事研究的优势,成为在现代社会中建构自身学术合法性的重要依托。一方面,从个体故事出发,民俗学沿着以往的路径,将民俗之“民”作为其进行都市社会研究的支点,进而撬动由都市之“民”所建构的整个都市社会;另一方面,将个体故事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有温度的田野”,民俗学可以对都市之“民”的生活获得更多的细节化的、感受性的理解,从而有效地弥补其他学科在都市社会微观研究、都市叙事研究、都市身体实践研究等领域的不足。

民俗学都市研究的前景是诱人的,对于整个民俗学学科来说,通过都市民俗学的研究重构民俗学的学科架构,更新民俗学的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是关系整个学科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走进当下的社会现实,积极地拥抱中国和世界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变化才能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但是,拥抱都市、拥抱现代性,对于民俗学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在民俗学以往的学科结构和理论模式中是缺位的,以新民俗或现代性都市民俗为对象的研究难以获得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科认同,因而就有可能沦为学者的自说自话,从而有可能最终难以实现民俗学的现代化改造。当然,对于民俗学来说,如何在正视现代性的都市民俗的同时,将传统民俗和乡村民俗全部容纳其中,建设一门超越地域、超越时代、立足于时代变迁的新型民俗学是民俗学当前和未来阶段面临的最大学科难题。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都市新民俗与公共性

周星

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兴起了主要以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新兴的都市民俗为研究对象的“都市民俗学”研究。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大都是在农耕文明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以往的民俗学也主要是以乡村民俗为研究对象,都市民俗学则是中国民俗学家对城市社会的发展及时做出的学术对应。

现代城市的基本特点是庞大的人口集中居住在面积相对不大的城市里,市民在共享“都市型生活方式”的同时,又以各种方式保持相对小众的民俗惯习或文化趣味。现代都市民俗的构成,多元化特点非常突出。

第一,所有大中小城市,除了源于城市历史积淀下来的一些传统民俗之外,还程度不等地受到城市所在地区的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举例来说,老北京的古都民俗,除了胡同和四合院,像东岳庙和白云观以及相关的庙会民俗等,都与北京周边的地域性民俗密切相关。老上海也差不多,既有石库门和本帮菜之类特有的传统,也受到上海周边区域性民俗文化的影响。比如,每逢清明,很多市民要去周边地区的乡下扫墓,表明其与乡下的民俗文化多有关联。由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现代城市的日常生活虽然有一定的趋同性,但祖国幅员辽阔,很多城市的地域文化背景多有不同,自然就可形成不同的都市风情,像成都的茶馆、南京的夫子庙、南宁的“三月三”等,都是不同都市民俗景观的反映。

第二,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的扩张,吸纳了成千上万的新市民。选择在城市发展的新市民往往会把故乡的传统民俗也带进新的城市生活里,除形成一些局部的“城中村民俗”之外,还使城市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民俗集团,它们之间会形成多地民俗的相互渗透,出现“和而不同”的局面。举例来说,在深圳等新兴城市里,全国不同地方的饮食文化都可以如鱼得水般地发展起来,而不同菜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又推动形成全新的城市饮食文化。

第三,很多在全国具有普遍性的传统民俗,在新的城市环境下发生了变化,进而形成了新的都市民俗。例如,传统的产妇坐月子习俗,在乡村容易得到娘家或婆家的关照,但在城市里,由于核心家庭化、新的孕产知识的普及等原因,便出现了“月子会所”这种全新的形式。“月子会所”继承了坐月子民俗的很多传统,又与小家庭的城市生活方式较为贴合,所以很受欢迎。再如,各个城市的“相亲角”,大概就是介于自由恋爱和相亲之间的一种男女相识的新机制。

第四,城市居民的人口构成复杂,职业和身份多样,各种社会分工也无限细化,与此相应,城市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趣味自然也就非常多元化,并形成为数众多的趣缘亚文化群体。例如,热爱广场舞的群体、喜欢剪纸的群体、享受茶艺的群体、爱穿汉服的群体、在公园里吹拉弹唱或打太极的群体等。人们通过稳定、频繁的交流活动,也就促成了许多都市新民俗的诞生。

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人口的高度流动性等因素,均导致了上述各种形态的都市民俗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虽然传统的古都民俗有些式微,但也有一些民俗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努力得以复兴。巨量的城市人口经常自发地产生许多新的都市文化现象,其中有一些可能在流行过后慢慢消失,也有一些会逐渐沉淀下来成为新民俗。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城市里各种背景的文化要素,无论是地方的、族群的,抑或海外的,均被糅合拼接,进而促成大量的民俗主义事象。如此不断涌现的都市新民俗生机勃勃,它们不仅反映了中国人在富足之后对于幸福生活的进一步追求,同时也是中国城市文化生活不断得以创新的源泉。

都市民俗具有一些不同于乡村民俗的特点,它不是以血缘宗族或地缘村落为基础,而主要是以市民家庭或个人的取舍为基础,且较多受到城市文化行政管理的规范。由于人口密集,生活节奏快,社会分工和物流系统高度发达,要实现城市的良好运转,就必须有高度的公共性的建设,才能够维持城市的公序良俗。公共性的概念颇为宽泛,涉及公共事务、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等,其基本原理就是为全体市民服务。仅以城市的公共设施为例,除了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公园、文化中心、广场、街区、地铁、公共交通等公益性设施之外,还有电影院、咖啡馆、酒吧、歌舞厅、网吧、游艺厅、棋牌室等很多既具有商业性,又具有公共性的服务设施,它们既是承载市民文化生活的物质载体,也可以成为都市新民俗得以滋生的公共空间。显然,都市新民俗和公共性的关系应该成为都市民俗学的重要课题。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或小群体的行为或活动,只要不违背城市的公序良俗,不妨碍公共性,它们都可以存在和发展。但是,由于市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即便是对很多看起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民俗,也会有不同看法。以春节燃放烟花爆竹为例,作为传统的民俗,过年时燃放它应该没有问题,但在巨量人口聚集的城市里,由此带来的安全、噪音和空气污染等问题,就涉及更为广泛的公共性。因此,既有坚持传统文化需要弘扬的燃放派,也有自认深受其害的禁放派。要解决好这类问题,除了市政的安全管理和危机响应,还需要有效的“民俗协商”,即最大限度地通过沟通各方意见,达成一个平衡与兼顾的解决方案,既使得传统的年俗得以在城市里传承,又最大限度地将噪音、空气污染和公共安全的隐患降低到让其他市民也都能够接受的程度。

小众群体对于公共空间或公共资源的独占是都市民俗公共性问题更为常见的情形。在公园里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的群体活动属于典型的都市新民俗,是都市日常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如果附近的居民有噪音投诉,或同在公园里休闲的市民对其反感,那就涉及公共性问题。类似的情形还有广场舞,原本是很受赞赏的都市新民俗,但如果因为伴奏音乐影响周边其他市民,或独占公共空间并给他人造成不便,就会适得其反。任何小群体的民俗活动,即便是自认高雅的艺术活动,也都不应该妨碍同样拥有公共空间使用权的其他市民,不能假设所属群体对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拥有绝对的优先使用权,而应该是学习和其他市民分享,共有、公平地使用城市公共空间,进而推动形成社会和睦、人民亲善的城市文化生活。城市公共空间应该是能够使所有市民均感受到舒畅和自在的空间,所有市民均能感受到自由和平等。因此,对公共空间的排他性独占不具有正当性。

面对都市民俗的蓬勃发展,市政和公共媒体肩负着形塑“美美与共”的文化繁荣局面的责任,其中最应该做好的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在制定公平、公开、公正规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在使其得到合理配置的同时,努力为全体市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作者系神奈川大学国际日本学部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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