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颜色等：美国所谓“对等关税”冲击下的中国经济与政策

摘要：为深入研究美国所谓“对等关税”的底层逻辑、影响和对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日前举办闭门研讨会，邀请1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讨论。本文主要由刘俏、颜色、唐遥、张峥执笔。

导语

为深入研究美国所谓“对等关税”的底层逻辑、影响和对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日前举办闭门研讨会，邀请1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讨论。本文主要由刘俏、颜色、唐遥、张峥执笔。

美国所谓“对等关税”冲击下

的中国经济与政策[1]

刘俏、颜色、唐遥、张峥等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宣布美国对其贸易伙伴将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对华加则征34%的关税。随着中国政府宣布对美的反制措施，美国数次提高对中国的关税税率，4月10日，美国宣布对华关税提升至145%，中方对应将对美关税提升至125%，并宣布对美方后续加关税操作，将不予理会。

目前，关税战还在演进之中。面对来自Wall Street（金融市场）和Main Street （实体经济）的双重压力，加上明年中期选举因素的影响，特朗普政府急于找到这轮由美国单方面掀起的关税战合理的收场方式。5月10日至11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举行经贸会谈。根据随后发布的联合声明，美国对华关税在90天内暂时降至30%，中方则暂停对美的反制措施，中美双方将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未来90天双方将继续博弈，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这一轮关税战的前景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对等关税”实施本身标志着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升级。对“对等关税”精准反制，最大程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升级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长久而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深刻理解美国发起关税战的真实意图及底层逻辑，正确评估关税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中、长期影响。在应对举措方面，短期内我们需要灵活把握政策的力度和时机，果断以政策的确定性稳定国内预期并增强市场信心；中长期我们则必须围绕着“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出一系列全面且有针对性的改革发展举措——在全球“碎片化”时代，做好自己的事是最好的应对之策。

一

美国实施所谓“对等关税”的真实意图和底层逻辑

（一）全球贸易格局发生变化，美国意图重构全球贸易体系规则

2000年至今，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远超中国；2024年中国则成为数量更多的国家更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图1）。此外，美国的贸易结构也在不断恶化，2024年其贸易逆差高达1.21万亿美元。作为对比，中国同一年的贸易顺差则接近1万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顺差超过3600亿美元。

图1 2000年（左）和2024年（右）中美全球贸易地位对比

1930年至此次关税战之前，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一直呈逐渐降低的趋势(图2)，其关税水平与贸易伙伴的差异在1到6个百分点之间。美国将其国际贸易地位下降以及庞大的贸易逆差归结于其贸易伙伴施行的较高的关税税率，意图通过所谓“对等关税”弥补，显然这已与中美之间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更何况10%甚至145%的关税率大大超出了美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关税差异。

以中美贸易为例，2002年到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约为9.8%，而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为3.1%；上一轮贸易战后，美国已经将中国进口的平均税率提升了10%，达到近20%的水平——中国的对美关税事实上已经低于美国对华关税，而美对中贸易逆差还在扩大。我们认为，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真正目的并非平衡贸易，其真实意图是藉关税战限制“中国制造”，扭转美国产业空心化局面，重新构建对美国有利的全球秩序。

图2 美国平均关税税率的长期变化趋势

注：2025 年数据为估计税率；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是用关税收入总额除以进口商品总额（包括免税和应税进口商品）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Statista，光华思想力团队

近年来，美国的金融部门因强势美元提供的短期利益不断扩张，制造业则逐渐萎缩，导致了资源严重错配和结构失衡，其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饱受质疑。截至2025年3月底，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规模已经上升到36.2万亿美元，是其2024年GDP规模29.2万亿美元的1.24倍[2]。随着全球经济体量增长，美国经济体量的全球占比不断减小，其债务违约可能性在增加。若外国投资者减持美债，美元信用体系将加速瓦解。美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难以通过常规手段解决，促使其通过关税战等措施将内部矛盾向外输送。

关税战仅是美国应对美债危机的措施之一。在加征关税前，国际社会更为关注的是“海湖庄园协议”，其核心意图在于通过美元贬值、将短期国债置换为超长期（如100年期）债券、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建立军费分担机制、升级关税壁垒等基础性政策工具重构全球贸易体系规则，夺回全球产业链控制权。

（三）提升美国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上的竞争能力是美发动关税战的根本原因

最近二十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仅为0.7%，远低于其工业化时期2.1%的平均增速，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美国经济缺失大规模生产场景和科技创新应用场景。[3] 2021年，美国制造业的GDP占比仅为10.5%（如图3所示），远低于中国的27.5% （中国2023年制造业GDP占比为26.2%）。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最具决定性的驱动因素。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已经变为TFP增速的竞争。特朗普希望通过实施“对等关税”，大力推进其主要贸易伙伴在美国投资设厂，促进制造业占比提升，通过创造大规模的产业场景和科技应用场景推动TFP增速上升。

图3 制造业的GDP占比的国际比较

注：除美国、日本外，均采用2023年数据，美国采用2021年数据，日本采用2022年数据。

二

此轮关税战的前景预测

关税战无法解决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问题。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这是由美元霸权和美国的经济结构共同决定的。美国现在正面临经典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上个世界六十年代指出，当某一国家（如美国）的货币成为全球货币时，它必须长期输出赤字（美元）以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但這反过来又会伤及该国自身的产业基础和财政稳健，最终削弱其货币信用。美元霸权的基础是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账户顺差，而健康的实体经济的基础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合理的产业结构，两者存在背离。

关税战不可能扭转畸形的美国产业结构。1945年二战刚结束时，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占非农就业比例约为40%，然后呈直线下降趋势，2024年底这一比例不到8.1% （图4）。中国2021年底加入WTO并未对这一持续近八十年的长期趋势产生结构性的影响。美国产业畸形和制造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没有兼顾到实体产业的发展。

图4 美国制造业就业占非农就业比例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二）关税战将对美国造成严重的经济冲击，甚至导致经济大衰退

从美国进出口结构上看。短期内，实施关税战可能进一步推动美国通胀水平。我国2024年对美出口额为5246.56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4.7%，其中大部分对美出口商品属于必需品，例如排名前三名的手机、电脑、玩具等，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供给。此外，美国出口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度较高，贸易战冲击现有经济运行效率，推高产品成本，还可能导致其高科技行业资源的流出。

图5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

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拖累看。关税战带来经济政策巨大的不确定性（见图5）将严重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和投资者、企业的投资意愿。密西根大学调查的消费者情绪指数自今年初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4月11日更是大幅下跌11%，远低于过往经济衰退时的平均水平；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3月份降到了49，显示美国企业投资意愿在“对等关税”尚为变成现实之前就已经低迷。资本市场表现更加即时反映了关税战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与2019年二月的历史高点相比，4月2日至11日间，标普500大企业市值下滑一度达到10万亿美元。

制度信任、自由贸易、稳定的外交政策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支柱。特朗普在关税政策和外交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这三者严重动摇美元的信用基础。当全球投资者在资产配置上开始去美元或是去美元资产时，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三）关税战短期可能出现的结果

仅就关税战而言，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比较大。从美方角度分析，关税战目前已经严重动摇了美元和美元资产的信用基础。国际资本特别是各国的主权财富基金目前虽然大都还在审慎观望，但是关税战迟迟不能找到合理的收场方式增大了国际资本抛售美元资产的概率。如果出现美股、债、汇率三杀局面，爆发类似2007-2008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与此同时，美国实体经济已经受到关税战的严重影响，随着后续实体经济一系列数据的出台，各方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忧虑将进一步加深。博弈之下，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方达成共识的压力在加大，动力在增加。

对等关税涉及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态度对中美关税谈判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欧盟能够坚决反击，特别是进一步推动对美服务贸易尤其是高技术公司的服务贸易征税进行回击，则与我国的反击措施形成合力，对美共同形成巨大压力。如果包括欧盟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对美妥协，或与美国达成协议，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将更加复杂。美国通过关税杠杆撬动其他国家对中国增加关税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其他国家会通过关税外的壁垒措施满足美国打压中国的要求，以寻求美对其降低或是豁免所谓对等关税。

关税战最终三种可能结局。一是中美完全脱钩。然而，当前不论是形成美国领导的没有中国参加的全球化，还是形成中国领导的没有美国参加的全球化都不切实际。这一结局出现的概率短期内并不大。二是回到对等关税实施之前。考虑到美国与为数众多的国家存在数额庞大的贸易逆差，而且关税战的目的在于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重构对自身有利的产业格局，因此加关税是必然选择——这一结果出现的概率也不大。三是中间状态，即中美通过和谈达成某种双方在短期内能接受的协议。

在与美的博弈中，任何前置性的妥协和让步都可能被视为软弱，反而会招致更大的压力，但关税战势必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因此，我国在短期以打促和，在美方主动的前提下，积极沟通，争取寻求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是相对而言更好也更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

三

“对等关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短期内，对等关税的实施将严重冲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美国长期以来都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如图6所示。2024年，中美贸易总额为6882.8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1.17%，远高于排名第二的韩国的5.32%。其中，我国对美出口额为5246.56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4.7%；2024年我国我国贸易顺差9921.6亿美元，其中对美顺差为3610.32亿美元，占比36.4%[4]。假如与美国市场完全脱钩，超过500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要么靠内销，要么需要美国以外的其他贸易伙伴来消化，而两者短期内都难以实现。

图6 2001年以来中国大陆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计算。

关税战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将降低我国GDP增速预期，降低PPI增速，带来通缩压力和就业问题。2024年净出口拉动了1.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贡献了我国30%的经济增长。关税战下，无论最终出现哪种结果，都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据我们测算，若实施美国4月2日宣布的54%的对华关税，对我国GDP的影响约为1-1.3个百分点；但我国出口将同比下降10.5-11个百分点，而出口需求回落将加深部分行业供过于求的情况，尤其是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中游机械设备和下游纺织服装行业。同时，贸易冲突引发的全球贸易量下降，将压制原油、铜等国际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通过输入性渠道进一步传导至国内。从2001-2024年的历史数据来看，我国出口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传导PPI同比增速下降约0.2个百分点。

出口回落意味着外贸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也会从收入和预期渠道抑制居民消费，进一步影响工业品需求，对我国既定的五年计划及2025年经济增速目标的完成形成巨大压力。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一次关税战带给中国经济的缓冲空间较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要小很多。美国对东盟、欧盟、中国台湾、墨西哥等存在转口贸易的地区同样实施所谓对等关税，使得转口贸易的存续和扩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此外，与过往不同，目前阶段，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对冲关税税率上升对我国进出口的冲击的空间有限。

（二）关税战标志着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而且中美的激烈竞争状态极有可能会长期延续

对等关税实施标志着美国意图压制中国发展的努力在不断升级，未来可能会不断推出更为极端的手段重建美国的竞争优势；对等关税实施也同时宣告世界正由“全球化时代”进入“全球化碎片时代”。

历史经验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规模达到第一大经济体的某一水平时（例如，GDP的三分之二时）双方的竞争将趋向激烈。如图7所示，当前我国GDP达到了美国GDP的64.2%，假设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2024年平均汇率且保持不变，若按照美国GDP长期增速为2%，我国GDP长期增速在未来保持在4.5-5%之间，我国的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体量将在2040年超过美国，到2056年我国GDP将达到美国的1.5倍（美国的GDP规模为中国的三分之二），中美竞争将有可能缓和并走向新的合作。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中美两国面临的将是不断加剧的竞争态势。

图7 中美两国GDP增速预测

注：此图预测未来中美经济总量对比关系。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Official Exchange Rate计算2024年中国名义GDP美元现价。2024年美国名义GDP尚未公布，此处使用四季度观测值加总。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联邦储备经济数据库(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世界银行(World Bank)，光华思想力课题组计算。

全球碎片化时代显然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继续推进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球秩序分裂、意识形态分化的时代，一个供应链地缘政治化、国家安全优先于经济效率考量的时代，一个美元信用被结构性掏空、国际货币逐渐多元化的时代。实施对等关税表明美国企图用极端手段企图完成全球秩序的重构，以此为美国赢得一次系统重新配置（reboot）的机会。

在全球碎片化时代，特朗普的对华战略正特朗普1.0时期的技术脱钩转向2.0时期的市场脱钩。如果说在特朗普1.0阶段，美国企图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方面“卡”中国脖子，那么2.0阶段美国的目更为直接——在“需求”上卡中国脖子。在大肆推销中国“产能过剩论”的同时，实施高关税、出口限令等手段限制中国发展，其最终目的是在与中国的全要素增速竞争方面重新获得优势。中美竞争关系在实质层面的变化对我国加快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尽早尽快实现经济再平衡提出了迫切挑战。

四

应对美国所谓“对等关税”的短期政策建议和长期举措

理解关税战的实质及底层逻辑，对我国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意义重大。在应对举措方面，短期内我们需要灵活把握政策的力度和时机，果断以政策的确定性稳定国内预期并增强市场信心，对冲对等关税实施对经济增长、就业、进出口、资产价格等带来的负面冲击。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我们必须围绕着“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推出一系列全面且有针对性的改革发展举措。如果全球化时代的我国的发展战略可以用“在一起，做自己”来概括，那么全球碎片化时代我们更应该是“做自己，在一起”——做好自己是最有效的应对之策。

（一）短期政策建议

1. 坚守底线，以打促和，积极回应美方谈判建议；维持美国之外的市场稳定，大力开放服务业领域，与更多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目前，特朗普特朗普对于谈判比较积极，因为有中期选举的因素以及来自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压力。我们以打促和，在美方主动的前提下，应该积极沟通，争取谈判达成对我有利的协议。

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将对中美的关税谈判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我国要尽力推进与欧盟、韩、日等经济体紧密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要与欧盟就加强经贸合作开展谈判，避免欧盟对美妥协或与美国达成遏制我国的协议。大力推动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区域合作和双边谈判增强与他国经济联系，维持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框架，为我国的对外贸易留下尽可能大的回旋余地。要在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以及“南方市场”寻求更加可靠的合作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推动我国产品和服务的海外拓展。

建议大力开放服务业领域，对美以外国家探索实施关税大幅下调，甚至零关税，以此挫败美国将中国从全球贸易体系和供应链中排除出去的企图。

建议推动RCEP升级至2.0版，形成覆盖35亿人口的数字贸易规则；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领域构建“非美标准联盟”。

2. 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并适时推出对美国的金融反制措施

我国需要根据美国可能采取的政策力度、步骤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外汇市场的调控节奏做出安排。当前不应依赖人民币贬值对冲关税影响，要制订新的国际收支结构变动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及干预措施预案，避免人民币汇率过度波动导致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冲击和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要加强资本市场防护，建立跨境资本流动防火墙，防范国际市场冲击。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我国需保持战略定力，不排除在需要的时候考虑抛售美元债券，形成对美国形成债市、股市、汇市下跌的共震，为谈判争取有利条件。同时要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对跨境资金形成虹吸效应。必要时可以出台股市平准基金维护股市稳定。

3. 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用足用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政策的确定性稳定预期并增强市场信心

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建议发行2万亿特别国债，一方面补贴出口企业，一方面补贴消费者，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提升。货币政策要尽快“降息”，根据PPI走势和就业缺口及时实施逆周期调节。考虑到我国经济对净出口的依赖源于内需不足这一失衡，宏观政策需要聚焦在需求端，并以创新政策工具带来确定的需求增长。

其中，关于特别国债的资金分配，建议如下：

（1）发放生育和育幼补贴。婴幼儿消费的动力显著强于银发经济，且补贴资金几乎能完全转化为消费，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积极推动作用且促进生育。建议中央层面面向0-2岁婴幼儿发放每孩每年不低于2万元的生育补贴，按照2023-2024年出生人口推算，我国0-2岁婴幼儿总数约为2800万，预计财政额外承担5600亿元。

（2）提升农村养老金标准。2024年，国家对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上调至最低123元/月，仍难以满足农民最基础生活需求。建议以农村老年人口人均收入中位数（5640元）作为平均水平，每年补贴4000亿元，将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平均提升3295元，增幅达58%。

（3）中央财政出资，化解企业应收账款，解决营商环境中的突出问题。例如，通过专项工作在2025年化解上市公司1万亿元应收账款，相当于企业真实利润增加1万亿元，将带来17万亿元的市值上涨（按A股市场平均17倍市盈率计算）。假定中国投资者投资收益的边际消费倾向为3%，那么17万亿的市值提升将带来5100亿的新增消费。中央政府出资化解企业应收账款这样的创新政策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能够极大提振民营企业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对于推动消费、投资等有效需求上升，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都有巨大的意义。

（4）关注对美出口企业面临的发展压力，精准支持中小微企业。当前需要系统评估出口转内销的市场环境、政策调整，系统研究市场多元化的工作要求，帮助中小企业拓展国际新市场、应对国别风险，应在国际市场信息获取、经销体系、出口保险等方面有更大的投入，提供更多的支持。可建立“中小微企业稳定基金”“出口企业稳定基金” “中小微科技企业支持资金”，直接以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与稳就业和保民生这两项重大问题紧密相关；以财政资金直接支持中小微科技企业，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释放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潜力。

（5）扩大“以旧换新”的规模和消费补贴范围。2024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6.7%，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过去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显著，但因家电类产品消费短期不具有重复性。建议将以旧换新补贴向服务业，尤其是文旅、餐饮、酒店等领域扩围。服务消费具有重复性和持续性，通过补贴扩围，可进一步刺激服务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4．加快和提高政策执行的节奏和力度，果断推出提振需求的增量政策

短期政策的落地速度至关重要。政策的执行效率直接影响经济表现，需要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更加果断和高效，为经济平稳过渡提供有力支持。当前，应简化流程，加快政策落地，确保政策能够及时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需注重各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确保政策效果最大化。

以专项债发行为例，如图8所示，除2022年因特殊情况发行进度较快外，其他年份中前半年专项债发行比例均较低，多集中在三季度甚至四季度发行。货币政策方面，虽提出适度宽松，但具体动作迟缓，实际利率仍高于美国。因此，建议加快和提高政策执行的节奏和力度，确保政策及时发挥效果。

除加快政策执行进程之外，在增量政策方面，我国仍有较大空间。具体包括：

（1）通过金融手段支持提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快将央国企

的利润和股权划拨到社保基金，直接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2）简化农村消费补贴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提高资

金发放效率，强对补贴资金的监管，确保资金安全和合理使用，让补贴资金更快地到达农民手中，转化为实际消费等。

（3）持续关注就业问题，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力转型。

当前经济环境下，出口企业受到冲击导致劳动力转型问题突出，通过服务业发展和政策支持，为转岗人员提供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建议发展学前教育和高端服务业，提供新的就业渠道，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有效吸收劳动力，挖掘就业潜力。

（二）长期举措

关税战折射出的是中美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方面的竞争。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是我国在中美长期博弈中立于不败的关键。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来源既包括由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驱动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包括通过系统且彻底的改革解决掣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问题，释放被禁锢的生产力。

在全球碎片化时代“做好自己”，我们可以从下面八个维度寻求增长之源。

1．重构宏观政策框架，将政策发力点向需求侧和消费倾斜；发挥“政府+市场”独特优势，培育未来增长之源。政府主导的投资应聚焦社会回报远大于资本回报的领域，形成溢出效应和导入效应。基础研究、关键节点行业的突破创新通常需要投入数额庞大的资金，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使得这些领域的资本回报较低，容易出现投资不足问题。中国“政府+市场”的模式在这一方面有独特优势，政府可以集中资源投入社会回报远大于资本回报的领域，并通过产业链溢出到各个行业。政府主导的投资在推动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发展的同时，可以提供大量机会带动民营资本的进入。

财政政策在发挥“政府+市场的制度优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规模财政刺激可以满足投资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的海量资金，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升又反过来降低了财政政策的成本。理解这一点，将为中国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新的思路。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仍然有较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中央政府的信用和政府持有的资产赋予我国更大的举债空间。如果我国国债的GDP占比从目前的30%左右提升至80%，这将带来接近70万亿元的国债发行空间。这70万亿可在未来一段时间用于对碳中和及绿色能源、5G/6G、AI和大数据驱动的新兴产业、服务消费领域、高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业等关键产业的投资布局，对大幅提升科创企业占比，全面优化、升级我国产业结构，以产业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高起到强大支撑作用。

图9 居民消费GDP占比的国际比较（2023）

2．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意愿（消费倾向），大幅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经济再平衡。我国居民消费率目前依然偏低，2023年只有39.1%，远低于美国的67.9% （图9）；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也不合理，其中，服务消费不到总消费的50%，低于美国67%。提升居民消费率，实现经济再平衡是我国应对关税战的关键之举。扩大消费需要从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入手。一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我国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GDP的43%左右，远低于主要工业化国家65%左右的GDP占比，建议通过提高工资收入比重，降低工作时长，持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增长机制，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等举措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提高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失业救济保险的覆盖范围，稳定大龄劳动人口就业，对55岁以上人口购买工伤保险提供补贴，鼓励企业继续聘用年长员工，保障其生计等，以此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三是为2.55亿没有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升其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四是完善消费基础设施，优化消费环境，健全消费者权益保障等。

提升居民消费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压舱石。建议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率作为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从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3．在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寻找增长之源，包括满足“碳中和”的融资需求、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等。实现碳中和的过程是深刻系统的经济社会变革，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上下游产业崛起，乘数效应巨大。为了实现这一系统性变革，政策方面需要具备耐心并长期保持强度，支持未来30多年每年10万亿元的长远投资。在数字经济领域，基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以场景为牵引，企业通过创新实践将有更多机会。我们预测数字经济增加值2030年将达到经济总量的30%。

4．大幅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提高4倍左右达到美国水平，通过长年累月的研发投入实现核心技术突破。虽然我国研发强度在过去30年不断提高，在部分关键技术如5G等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但我国的研发强度和研发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差距，需要继续加大创新投入，尤其是优化研发结构，大力提升基础研究的研发费用占比。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达6.65%，仍远低于主要经济体12-23%的水平。从量上看，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花费仅为2212亿，估测美国为我国4-5倍。目前看来，要实现十四五规划要求的到2025年基础研究占比达到8%难度较大，急需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超常规的调节来大幅提高基础研究占比。

5．推动房地产新模式的形成。作为长期的制度变革，推动地产行业从“投资”向“投资+消费”转变。可以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租赁住房以及REITs“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建议可以考虑由住房公积金中心或是财政提供资本金，设立“开发建设引导基金”，加上市场机构的参与和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直接参与租赁住房建设，或者收购现有住房资产，或者新建住房，将其更新为租赁住房，培育成熟之后通过公募REITs退出，形成“开发（购买）→培育→退出→开发”的投、融资闭环。这项举措的思路是利用社会资本，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来推进第二次房改，真正把新市民，以及没有解决住房问题的市民从高房价里解放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意愿。这项举措还有利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伴随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并通过集约化生产提升农业TFP，增加农业人口收入，缩小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6.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塑，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我国需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塑，推动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和储备领域的作用。2024年人民币已经成为第三大国际贸易货币，其中服务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远超过货物贸易，建议继续推进我国人民币在贸易中尤其是服务贸易中的结算，加快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

7. 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加快推进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减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宏观经济的负向冲击。第一，发展现代物流体系，持续降低物流成本。第二，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动作用。通过大力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弥合地区数字鸿沟，将更多地区和群体纳入数字经济网络。第三，促进劳动力流动便利化。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城市间迁移的制度障碍。

8. 推动从“企业出海”到“大出海”的跃迁。全球碎片化时代我国企业需要实现从“企业出海”到“大出海”的跃迁。“大出海”包含着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远的价值取向。一是中国企业从简单的产品出口转向全价值链布局。二是从寻求规模上的突破转向寻求技术创新和管理的全面升级。三是从消耗型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中国企业绿色发展、数字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四是从简单的“走出去”变成“走进去”，更好地融入当地经济发展进程。

注释：

[1] 为深入研究美国所谓“对等关税”的底层逻辑、影响和对策，光华管理学院日前举办闭门研讨会，邀请了中国银行研究院陈卫东院长，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龚六堂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鞠建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青教授以及光华管理学院刘俏教授、张峥教授、张晓波教授、唐遥副教授、颜色副教授、滕飞副教授等1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本文主要由刘俏、颜色、唐遥、张峥执笔。

[2]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3] 数据来源：Gordon, R.（2017）；刘俏（2024）。

[4] 数据来源：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