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欧洲现代史上，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不仅是法国的拯救者、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更是欧洲一体化的设计师与全球多极秩序的早期倡导者。

在欧洲现代史上，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不仅是法国的拯救者、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更是欧洲一体化的设计师与全球多极秩序的早期倡导者。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

在冷战的铁幕下，当大多数欧洲国家选择依附于美国时，戴高乐以非凡的战略视野提出 “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并在 1964 年突破意识形态壁垒，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领袖。这种超越时代局限的远见，不仅重塑了法国的国际地位，更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发展轨迹与全球权力格局。本文将从戴高乐的成长经历、政治实践、对华外交等维度，解析其战略眼光的形成逻辑与历史价值。

一、成长历程：塑造独立精神的土壤

戴高乐的长远眼光，首先源于其独特的成长经历与精神世界。1890 年，他出生于法国北部里尔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历史教师，母亲来自经商世家，家庭环境充满浓厚的天主教氛围与法兰西民族主义情怀。童年时期，戴高乐便沉浸在法国历史的辉煌叙事中，圣女贞德的抗英传奇、拿破仑的军事伟业、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共同构建了他对 “伟大法国” 的最初想象。这种对国家荣耀的强烈认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升华为坚定的民族信念。

1912 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次年加入步兵团，旋即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在 1916 年的凡尔登战役中，他身负重伤被俘，在德国战俘营度过了两年半的时光。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深远：一方面，他目睹了工业化战争对欧洲文明的摧残，深刻认识到国家主权与战略自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通过阅读哲学、历史著作，形成了对 “权力均衡” 与 “文明命运” 的早期思考。正如他在《战争回忆录》中所写：“欧洲的悲剧在于，它过于频繁地陷入内战，而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文明整体的身份。”

战后，戴高乐以军事观察员身份游历中东、东欧，进一步拓宽了国际视野。他敏锐地察觉到，传统欧洲列强的霸权正在衰落，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崛起。在《剑锋》（1932）等著作中，他提出 “国家需要有远见的领袖”，强调军事战略必须与政治目标相结合，反对盲目依赖国际联盟等 “乌托邦式” 的集体安全机制。这种对国际格局的清醒判断，为其后来的政治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政治实践：重构法国与欧洲的战略蓝图

（一）从 “自由法国” 到第五共和国：主权理念的践行

二战爆发后，戴高乐因反对贝当政府的投降政策，于 1940 年 6 月在伦敦发表 “六一八宣言”，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抵抗。他领导的 “自由法国” 运动，在英美的支持下逐渐发展为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

这段 “流亡政府” 的经历，让他对国家主权的脆弱性有了切肤之痛：即使是曾经的殖民帝国，若丧失战略自主，也将沦为大国的附庸。因此，二战结束后，他拒绝接受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坚持法国作为 “独立大国” 的地位 —— 这一立场在 1946 年因不满政党政治对总统权力的削弱而辞职中可见一斑。

1958 年，阿尔及利亚危机爆发，法国陷入宪政危机。戴高乐临危受命，主持制定新宪法，建立第五共和国，将总统权力提升至国家核心地位，从而终结了第四共和国 “弱政府、强议会” 的乱象。他的目标很明确：只有强大的行政权，才能确保法国在冷战格局中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 这种对国家地位的执着，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驱动力。

（二）“欧洲人的欧洲”：超越冷战的一体化构想

在戴高乐的战略蓝图中，欧洲联合是法国保持大国地位的必由之路。他反对将欧洲视为美国的 “附属品”，认为只有摆脱美苏的控制，欧洲才能重拾历史使命。1958 年，他与西德总理阿登纳达成和解，推动法德和解与 “欧洲煤钢共同体” 向 “欧洲经济共同体” 升级。不同于让・莫内等 “超国家主义” 者主张的联邦制，戴高乐倡导 “邦联式” 联合，强调成员国的主权让渡必须以不损害国家核心利益为前提。他的名言 “欧洲应该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更是将欧洲视为一个独立于美苏的文明共同体，而非意识形态阵营。

1963 年与 1967 年，戴高乐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表面上是反对英国的 “大西洋主义” 倾向，实则是警惕美国通过英国渗透欧洲事务。他希望建立一个以法德为核心、奉行独立外交的欧洲集团，这一构想虽因时代局限未能完全实现，却为后来的欧盟奠定了 “主权合作” 的基因。正如德国学者埃贡・巴尔所言：“没有戴高乐，欧洲一体化可能只是美国霸权下的经济联盟，而非追求战略自主的政治实体。”

（三）挑战两极格局：“第三力量” 的全球布局

在美苏争霸的冷战高峰期，戴高乐是少数公开挑战两极秩序的西方领导人。1966 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将北约总部逐出巴黎，此举震惊世界。他认为，北约本质上是美国控制欧洲的工具，法国的防务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他推动法国发展独立的核威慑力量，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种 “戴高乐主义” 的核心，是拒绝在美苏之间选边站，主张 “每个大国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

在非洲、中东等地，戴高乐推行非殖民化政策，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1962 年），并与新兴国家建立平等关系。他意识到，殖民帝国的解体是历史必然，法国应通过文化、经济合作而非军事控制维持影响力。这种前瞻性的调整，使法国在 20 世纪后期的国际竞争中保留了独特的软实力优势。

三、对华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战略抉择

（一）冷战铁幕下的 “中国觉醒”

戴高乐对中国的关注，始于青年时期对中华文明的好奇，更源于对国际格局的现实判断。在二战期间，他便注意到中国战场对日本的牵制作用，认为中国是 “潜在的世界大国”。1958 年重新执政后，他通过阅读毛泽东著作、研究中国革命历程，逐渐形成对新中国的独特认知：不同于苏联的 “卫星国”，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庞大人口与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独立国家，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必将随着工业化进程而扩大。

1963 年，戴高乐在会见法国参议员埃德加・富尔时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拥有自己的文明、哲学和经济体系，它不可能永远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他敏锐地察觉到，美国对中国的 “遏制政策” 终将失败，而法国若能率先与中国建交，不仅能打破冷战僵局，还能在亚洲事务中获得发言权。这种判断，比美国尼克松政府的 “联华制苏” 战略早了近十年。

（二）破冰之旅：中法建交的台前幕后

1963 年 10 月，戴高乐派遣富尔以 “私人身份” 访华，开启秘密谈判。富尔带来了戴高乐的口信：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谈判过程中，戴高乐顶住美国的压力，拒绝以 “台湾问题” 作为建交前提，坚持 “一个中国” 原则。他认为，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法国作为主权国家有权自主决定外交政策，无需受第三方约束。

1964 年 1 月 27 日，中法正式发表建交公报，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这一事件被国际舆论称为 “外交核爆炸”：它打破了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封锁，证明意识形态差异不必然阻碍国家间的合作；它向世界宣告，多极格局正在萌芽，任何试图垄断国际事务的行为都是徒劳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戴高乐将军是反对美国控制的，我们对他很尊重。”

（三）建交意义：重塑全球权力结构

中法建交的影响远超双边范畴。在欧洲，它引发了 “戴高乐效应”：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相继与中国接触，英国也在 1972 年升级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在第三世界，它鼓舞了亚非拉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增强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中国于 1971 年恢复合法席位，法国是首个投票支持的西方大国）。在冷战格局中，它开辟了 “第三种力量” 合作的可能性 —— 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法国，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维护国家主权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了一起。

戴高乐的对华政策，本质上是其 “多极世界” 理论的实践。他曾说：“未来的世界秩序不能由两个超级大国决定，而应让所有文明、所有大陆都有发言权。”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与潜在的政治经济大国，自然成为他构建多极体系的重要合作伙伴。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视角，展现了他对历史大势的精准把握：在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与利益协调才是持久和平的基石。

四、历史验证：戴高乐眼光的时代价值

（一）欧洲一体化的困境与戴高乐的遗产

尽管欧盟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主权债务危机、难民问题、英国脱欧等挑战，但其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与政治联盟的存在，恰恰证明了戴高乐 “欧洲自主” 理念的前瞻性。当前，面对美国的 “北约东扩” 与俄罗斯的地缘压力，欧盟对战略自主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正是戴高乐 “欧洲人的欧洲” 的当代回响。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 “欧洲战略主权”，本质上是对戴高乐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二）中国崛起与中法关系的韧性

自 1964 年建交以来，中法关系虽经历国际风云变幻，但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双方在核能、航空、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合作的典范。中国的和平崛起，印证了戴高乐对 “中国潜力” 的判断；而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更彰显了他当年突破意识形态束缚的勇气。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今天，法国坚持 “平衡外交”，拒绝选边站，这正是戴高乐 “独立外交” 传统的延续。

（三）多极秩序与单边主义的博弈

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建立 “单极世界”，但 21 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与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戴高乐当年反对霸权主义、倡导主权平等的主张，在今天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从欧盟的发展、金砖国家的合作到 “全球南方” 的觉醒，国际格局正朝着他设想的 “多个力量中心” 演进。正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所言：“戴高乐是第一位认识到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方领导人，他的远见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

结语：超越时代的战略家

戴高乐的 “长远眼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历史规律与现实利益的战略智慧。他深知，国家的命运不能依赖外力，唯有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无论是推动欧洲联合、挑战北约霸权，还是与中国建交，他的每一个决策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在两极对抗的夹缝中，为法国、为欧洲、为世界开辟第三条道路。这种拒绝短视、勇于创新的精神，不仅让他成为法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总统”（2005 年法国电视二台民调），更使他成为全球化时代战略家的典范。

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戴高乐的遗产依然闪耀着启示之光：真正的长远眼光，在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偏见，把握文明演进的方向；在于拒绝依附与盲从，坚持主权与自主；在于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不是障碍，而是和平与发展的源泉。正如他在 1960 年访华未竟的遗憾（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却通过外交突破为中法、中欧关系埋下了跨越时代的种子 —— 这，正是一个战略家最伟大的远见。

来源：果然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