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崔，喝口茶再走。＂姥爷端着搪瓷缸子的手微微颤抖，脸上竟有了我从未见过的笑意。

二十年的沉默

＂老崔，喝口茶再走。＂姥爷端着搪瓷缸子的手微微颤抖，脸上竟有了我从未见过的笑意。

我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是一九八四年初春，寒意还未完全散去的清晨，炊烟在村子上空盘旋，公社的大喇叭里正播放着《东方红》。

我叫周明志，出生在六八年的冬天，那年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期。

如今，我大学毕业已经两年，分配到县里的粮站工作，每逢周末都会回到镇上看看父母和姥爷。

那个清晨，父亲崔德山默默收拾着他那个破旧的帆布挎包，塞进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和一本发黄的《农机修理手册》。

母亲坐在堂屋的木板凳上，低头抹泪，却不敢出声。

二十年来，父亲在这个家里，就像一个影子，存在却又似乎不存在。

他是一个上门女婿，在那个年代，这三个字就如同一副无形的枷锁，压在他的肩头。

一九六四年，父亲从山东农村考上了省城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我们镇上的拖拉机站。

那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期，能进国营单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我母亲周秀兰是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模样俊俏，待人和气，是远近闻名的＂红玫瑰＂。

＂那时候你妈穿着蓝底白花的确良衣裳，站在柜台后面，笑起来两个酒窝，多少小伙子晚上骑着自行车在供销社门口转悠。＂邻居刘婶常这样跟我描述当年的场景。

我姥爷周长江是镇上小学的校长，在抗美援朝中立过功，回乡后被任命为学校领导。

因为家中只有我母亲这个独女，在父亲向母亲求婚时，姥爷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倒插门＂的条件。

＂入赘＂这个词在农村就像一个耻辱的标签，没有几个男人愿意背负。

可父亲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只因为他爱我母亲，也因为他自己是个孤儿，没有家庭的牵绊。

＂崔德山，你要是能让秀兰过上好日子，我周长江就不白活这辈子。＂这句话我没听过，是后来母亲在灯下织毛衣时讲给我听的。

她说这话时眼里含着泪光，针织活却没停下。

这句话里隐藏着姥爷的期许，也埋下了日后二十年的沉默与对立。

我家住在镇上几间低矮的砖瓦房里，前后两间堂屋，侧面是厨房和猪圈，院子里栽着几棵李子树和一片菜地。

每天清晨，鸡还没叫，父亲就起床挑水、劈柴，然后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去拖拉机站上班。

他不仅要在站里修理农机，有时还需要开着拖拉机去村里的生产队帮忙耕地。

回家后，他还得帮姥爷种地、喂猪、修补院墙。

每到农忙时节，父亲总是披星戴月，衣服上沾满泥土和机油的气味。

姥爷从不对他说一声＂辛苦＂，只会在饭桌上不停地指点：＂这锄头挥得不到位＂、＂粪没撒匀＂、＂猪食里糠太多了＂。

母亲有时会小声帮父亲说话：＂爹，德山一天到晚那么忙，您就别挑他的刺了。＂

姥爷总是冷哼一声：＂娇惯什么？吃我周家的饭，就得做周家的活！＂

父亲听了这些话，只是默默地低头扒饭，从不顶嘴。

记得我七岁那年，也就是七五年的春天，大队里搞＂农业学大寨＂，父亲带头参加山区修梯田的突击队。

连续干了三天三夜，他回家时双脚早已被雨水浸泡得发白，磨出了血泡。

母亲心疼地要帮他擦药，姥爷却在一旁抽着烟袋冷笑：＂年纪轻轻就这么娇气，当年我参加淮海战役，脚上裹着草鞋行军三百里，连个哼声都没出。＂

父亲只是默默点头，然后转身去了院子。

我悄悄跟过去，看见他独自坐在月光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特供的＂大前门＂香烟，那是站长奖励他的。

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忽明忽暗，映照着他那张古铜色的脸庞。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父亲这个上门女婿的身份意味着什么——一个男人的尊严被无形中消解，却又不得不坚守。

＂爹，您怎么不跟姥爷顶几句？＂我坐在他身边小声问。

父亲摸了摸我的头，轻声说：＂顶嘴有什么用？日子还得过下去。＂

＂可姥爷老是说您。＂我不服气地嘟囔。

＂他是长辈，心里有气，就得让他出。再说了，当年是我自己答应入赘的，认准的路，咬着牙也得走下去。＂父亲的声音里没有抱怨，只有一种平静的接受。

七六年，那个多事之秋，毛主席逝世，全国陷入哀悼。

我还记得那天，全家人围坐在收音机前，听着沉重的播音声。

姥爷泪流满面，一遍遍地说：＂伟大领袖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父亲默默地坐在一旁，脸色凝重，却没有流泪。

姥爷看见了，猛地站起来指着父亲：＂你这是什么态度？伟大领袖逝世，你连眼泪都没有！＂

父亲低着头没说话，母亲赶紧解围：＂德山他就是这性格，心里难过着呢。＂

姥爷不依不饶：＂个人崇拜！你就是思想有问题！＂

那个年代，这样的帽子随便扣下来，足以让一个人万劫不复。

父亲依然沉默，只是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

后来的饭桌上，姥爷更是变本加厉地刁难父亲，什么活都让他干，什么话都挑他的刺。

母亲几次想劝，都被父亲的眼神制止了。

七七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父亲晚上拿出藏了多年的书本，开始在煤油灯下复习。

＂你都快四十的人了，还考什么学？＂姥爷讥讽道，＂安安分分在拖拉机站干到退休不好吗？＂

＂爹，德山他一直想继续深造...＂母亲小声为父亲辩解。

＂深造？就他那个农村出身，能考上什么好大学？再说了，家里还有地要种，孩子要养，你让我一个老头子操持一切？＂姥爷的话像刀子一样戳在父亲心上。

父亲最终放弃了复习，把书本重新包好，放回了箱底。

我看见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惆怅，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

政策松动后，父亲开始在工作之余跑运输，利用拖拉机站的关系，帮农户拉化肥、农药和收获的粮食。

半年下来，他竟然挣了一百多块钱，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他拿着钱回家，兴冲冲地说要买一台收音机。

姥爷坐在太师椅上，抽着旱烟，冷冷地说：＂跑运输有啥出息，不就是投机倒把吗？还不如在公社里好好干，起码是正经工人。＂

父亲的脸一下子僵住了，手中的钱也慢慢收了回去。

母亲见状，赶紧打圆场：＂德山，你看咱家的锅都用了十几年了，底都漏了，不如买个新的吧。＂

父亲点点头，第二天买回了一口全新的铁锅和一套搪瓷碗。

这些年来，他挣的钱大部分都贴补了家用，还给我买了不少学习用品。

我的第一支英雄牌钢笔，第一本新华字典，都是父亲偷偷塞给我的。

八零年，我考上了县高中，全家人都很高兴。

父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一斤糖果分给邻居家的孩子。

只有姥爷依旧不冷不热：＂读书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回来种地？＂

父亲难得地反驳了一句：＂现在不一样了，知识改变命运，明志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

姥爷冷笑：＂就你这个上门女婿，能教育出什么好孩子？＂

父亲脸色一变，转身走出了屋子。

母亲偷偷跟了出去，我透过窗户看见他们在院子里低声说着什么，母亲不停地抹眼泪。

那一刻，我心里对姥爷既有敬畏又有怨恨。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不能善待父亲，明明父亲这么多年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

上高中后，我很少回家，只在节假日才回去看看。

每次回去，父亲都会特意杀鸡炖汤，说是给我补身体。

而姥爷则会问我学习成绩，如果不如意，就会说：＂就知道，有其父必有其子。＂

八二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如愿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父亲高兴得一整天都在笑，甚至破天荒地喝了二两白酒。

姥爷也难得地夸了我一句：＂不错，总算没给周家丢脸。＂

但他随即又补了一句：＂这都是随了你妈和我的聪明。＂

父亲听了，笑容凝固了片刻，但很快又装作没听见，继续给我夹菜。

上大学那天，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和简单的行李，在火车站送我。

他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五十元钱，塞在我手里：＂儿子，上了大学好好学习，别的什么都不用担心。＂

＂爹，这钱您留着吧，我有国家助学金。＂我推辞道。

＂拿着，万一有急用。大学生活不容易，别委屈了自己。＂父亲的眼圈有些红。

＂爹，您和姥爷...＂我欲言又止。

父亲摆摆手：＂别担心，都这么多年了，习惯了。你妈在中间也不好做人，你就别添乱了。＂

火车开动时，我看见父亲站在站台上，微笑着不停地挥手，直到看不见为止。

大学四年，我每逢寒暑假都会回家。

父亲似乎比以前更沉默了，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

我知道，这些年来，虽然日子越来越好过，但父亲心中的郁结却越来越深。

八四年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县粮站工作。

那时候，各种＂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早期下海经商的人已经开始富起来了。

父亲在镇上看到不少人靠修理农机、电器发了家，心里也按捺不住。

他经过这些年的打拼，已经攒下了一笔钱，准备回山东老家办个农机修理厂。

对此，他默不作声，连母亲也是前一天晚上才知道。

那晚，我听见父母在屋里低声争执。

＂德山，你真要走？这二十年的付出就这么算了？＂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

＂秀兰，我不是不要你和明志，咱们可以一起走。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父亲的声音里有着压抑多年的疲惫。

＂可我爹怎么办？他一个人在这里，我于心不忍啊。＂母亲抽泣着。

＂那就是说，我永远都得这样活着？永远都是那个不被尊重的上门女婿？＂父亲的声音陡然提高。

我第一次听见父亲这样激动。

母亲哭得更厉害了：＂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可我爹他就是那个脾气，他心里其实...＂

＂算了，不说了。明天一早我就走。你和明志，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我也不勉强。＂父亲的语气恢复了平静，但里面透着一种决绝。

我在门外站了很久，不知如何是好。

我理解父亲想要改变命运的决心，也理解母亲的为难。

但我更清楚，在那个年代，一个男人被称为＂上门女婿＂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无形的枷锁，一种隐形的轻蔑。

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公鸡才啼叫了第一声。

父亲已经起床，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正准备悄悄离开。

母亲站在一旁，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却不敢出声。

我也起了床，想送父亲一程。

就在这时，姥爷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

他穿着那件褪了色的蓝布对襟棉袄，手里托着一个搪瓷茶缸，里面冒着热气。

＂老崔，喝口茶再走。＂姥爷的声音有些颤抖，脸上竟有了我从未见过的笑意。

父亲愣住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眼睛直直地望着姥爷。

姥爷走近几步，把茶缸递给父亲：＂路上凉，喝点热茶暖暖胃。＂

父亲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接过茶缸，但没有立即喝，似乎在揣测姥爷的意图。

＂老崔，这些年苦了你。＂姥爷突然说道，声音低沉而沙哑。

父亲一怔，随即低头一饮而尽，热茶滚过喉咙，脸上泛起一丝红晕。

母亲捂着嘴，眼泪不停地流。

我站在一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二十年来，姥爷第一次直呼父亲的名字，第一次对他说出这样的话。

姥爷突然笑了，那是一种释然的笑容：＂你是条汉子，我周长江服你。＂

父亲放下茶缸，眼眶湿润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抱负，想干一番事业。这些年，是我太固执，看不起你这个上门女婿。＂姥爷继续说道，＂可你这二十年，任劳任怨，从不回嘴，把秀兰照顾得这么好，把明志培养得这么出息，我...我心里早就服你了。＂

父亲的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那天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姥爷看了母亲一眼，＂我知道是我把你逼走的。其实，我不是看不起你，是怕...怕你把秀兰带走，留下我一个老头子。＂

父亲深吸一口气：＂爹，我不是要抛弃这个家，我只是想...＂

＂我明白。＂姥爷打断他，＂男人嘛，总得有点儿自己的事业。你想去就去吧，把厂子办起来，再接我们过去。＂

说完，姥爷转身走向堂屋，背影比我记忆中矮小了许多。

父亲怔怔地站在院子里，望着姥爷的背影，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二十年的沉默，在这一刻有了回响。

父亲最终没有离开，他和姥爷坐在堂屋里谈了整整一天。

第二天，他们一起去了镇政府，申请了一块地，准备办一家农机修配厂。

那年冬天，我们镇上第一家私营农机修配厂开业了，门口挂着醒目的牌子：周崔农机修配厂。

姥爷特意请了一位老先生写了＂同心同德＂四个大字，挂在厂子的正门上。

父亲站在厂门前，腰板挺得笔直，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自信光彩。

姥爷也难得穿上了一身簇新的中山装，站在父亲身旁，笑得像个孩子。

母亲在一旁抹着幸福的泪水，而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宽容与理解。

有时候，我想，也许姥爷的笑容背后，是对父亲二十年如一日坚守的最高褒奖。

在那个变革的年代里，他们两个倔强的男人，终于找到了相互理解的方式，找到了各自的尊严。

如今，我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

每当我带着孩子回老家看望父亲和姥爷，看着他们在夕阳下一起喝茶、下象棋的和谐画面，我就会想起那个清晨，姥爷递出的那杯热茶，和父亲眼中无声的泪水。

那是二十年沉默后的第一次对话，也是两个男人之间最动人的和解。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