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学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东汉初期 (约公元一世纪) 开始进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力宣扬，得到了较突出的发展，并从此走上了“中国化”的途径。所谓“中国化”表现为两点:一是印度佛学文化融于中国文化之中
孙秀青
佛学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东汉初期 (约公元一世纪) 开始进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力宣扬，得到了较突出的发展，并从此走上了“中国化”的途径。所谓“中国化”表现为两点:一是印度佛学文化融于中国文化之中，二是佛学文化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佛学自传入中国，为了扩大影响，其教义逐渐发生改变，最终走向了世俗化，形成了中国化的佛学，成了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佛学文化又对“中国古代社会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学、佛典等领域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佛学中国化以后，已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了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佛学与中国文化的融通在艺术上的表现形式众多，很多艺术形式来源于佛教体裁，甚至一些佛学法器道具也渐渐走向世俗化，成了中国艺术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木鱼就是其中一例。
木鱼是佛学中国化的产物，是印度佛学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从功能上来看，它的产生源于佛教的“犍槌”。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佛教徒就常常聚集听佛说法，相传佛身边僧徒就有五百，如此庞大的团体，如何统一召集，发挥作用的就是犍槌 (Ghanta) 。犍槌又作犍槌，犍地，犍迟，犍椎。关于犍槌的创设缘起，《五分律》卷十八明确记载:“诸比丘布萨时不肯时集，废坐禅行道。以是白佛。佛言:‘应唱时至。若打揵椎、若打鼓、若吹蠡。’”犍槌从字义上可知原本为木制，然而《大智度论》卷二中云:“大迦叶尊老往须弥山顶，挝铜犍稚”，《五分律》又云:“随有瓦木铜铁鸣者，皆名犍地。”据此可知随着发展犍椎的制作原料已经不局限于木料了，可以有陶质、铁质、铜质等众多类型。《释氏要览》下曰:“今详律，但是钟磬、石板、木板、木鱼、砧槌，有声能集众者，皆名犍稚也。”《祖庭事苑》曰:“犍稚，此翻声鸣。”佛学传到中国以后，佛典中的Ghanta译曰钟，磬，打木，声鸣等，是一切打击而发声之物的通称。这些例子都表明，佛学中国化后，犍槌 (即木鱼) 的功能得到了大力扩展。
最初的木鱼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小型木鱼。《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木鱼条”中说:“斋粥二时长击二通，普请僧众长击一通，普请行者二通。”由此可知，古代的木鱼主要用来做为集合僧众的讯号。晋代法显在《佛国记》中也说过他在于阗瞿摩帝大乘寺见“三千僧共犍槌食”。可见早期的木鱼和印度佛教的犍槌功效一样，主要是用来召集僧众聚食，“三千僧共犍槌食”，场面可谓宏大，小型的工具是难以发出洪亮的声音的，此时木鱼的形状和大小可想而知。
犍槌声音洪亮，与中国古代的钟鼓有同样的功效，早期的木鱼其形状应该与鼓一样声音洪亮，形体较大。《太平御览》引《岭表异录》曰:“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击之响亮，不下鸣鼍。……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缘，掘土得一铜鼓，牵复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于延庆禅院，用代木鱼。”以上材料说到用铜鼓代替木鱼，可见早期的木鱼应该形状与鼓类似，差别仅在于质地而已。现在流行于湖南省怀化地区的苗族敲击乐器木鱼鼓可能就是早期木鱼的原型，它外观奇特，既不像鱼，又不像鼓，用樟木或楠木制作，鼓身顶部横向开有一字形音孔，敲击时，右手执鼓棰敲击音孔两侧鼓身而发音。音色清脆响亮，无固定音高。苗族人在祭拜祈祷的时候都会叩击木鱼鼓，与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僧人诵经叩击木鱼一样。
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中，不仅在教义上有了改变，而且创造了一些中国化的佛学器具，木鱼就是其中一例。用来召集僧众的犍槌声音响亮，质地多样。在佛学传入到中国后，铜铁质的犍由钟鼓罄来代替，木质犍槌同样也在寻找了自己的同类进行融合。木制乐器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周礼·春官·大师》:“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郑玄注:“木，柷敔也。”西汉毛亨《毛诗故训传》载:“祝，木空也。围，楬也。”《尚书·益稷》:“合止柷敔。”郑玄注:“柷，状如漆桶而有椎。合乐之时投椎其中而撞之。”敔，《说文》:“禁也。一曰乐器，椌楬也，形如木虎。”《尚书·益稷》:“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尔雅·释乐》:“所以鼓敔谓之籈。”《疏》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铻，刻以木，长尺栎之。”柷敔在古代作为乐曲发起和收尾的乐器，在宫廷音乐中必不可少，佛学在汉末传入中国后，犍槌迅速与中国传统乐器融合，改造外形，扩充功能，木鱼悠然而生。
马承玉先生认为木鱼源于道教，他说三家本《道藏》记载了唐玄宗年间道观开始仿制“瑞鱼磬”而“木鱼自兹始也”的事迹。其从文献上出现的时间比司空图的诗早，由此认定木鱼产生于道教。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有点武断。首先，一种事物的产生，必定有一定的条件和必要性，衢州道观进献石鱼，只是偶然从地下挖掘出的异石而已，道观的道徒不能解释它是什么东西，可见木鱼在当时并不常见，所以道徒们不认识。然而佛家从印度传过来以前就存在作用类似于木鱼的犍槌，中国教徒创造使用木鱼极具有可能性。自从佛学传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佛学不断壮大，僧徒与日俱增，用来召集僧众的器具是必须使用的，而钟属于金属制品造价比较高，所以造出廉价的木制器具势在必行。从发生的概率上看，僧徒创造木鱼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其次，司空图的《上陌梯寺怀旧僧二首》“云根禅客居，皆说旧无庐。松日明金像，山风向木鱼。”明确地提到了寺院僧人，虽然从现有文献看时间晚于唐玄宗时代，但是文献的记载本来就具有滞后性，不能单纯作为判断的标准。司空图的诗只能说明至少在那个时候，寺庙已经普遍使用木鱼了。从产生到普遍使用，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很难断定最早的木鱼产生在道观。
木鱼一名产生时间很早，但是用来表示现代意义上的木鱼的书面记载较晚。早在汉代就出现用木制成鱼形状的祭品，名称就叫木鱼。《初学记》“石牛·桐鱼”条引《淮南子》曰:“董仲舒请雨，秋用桐木鱼”。这里就是指用桐木制成的鱼形祭品。《隋书》和《唐律疏议》中也提到了“木鱼”，但它仅是一种鱼形的木质符信，作用类似于虎符。如，《故唐律疏议》卷第十六:“诸应给发兵符而不给，应下发兵符而不下，若下符违式。”疏云:“皇城内诸街铺，各给木契。京城诸街铺，各给木鱼。”“木鱼”还可以表示棕笋的别名，因为其形状如鱼，故称。早在宋代诗词中就有这样得说法，例如，宋代苏轼《棕笋》诗:“赠君木鱼三百尾，中有鹅黄子鱼子。”陆游《冬夜与溥庵主说川食戏作》:“龙鹤作羹香出釜，木鱼沦菹子盈腹。”表示佛学法器这一意义的“木鱼”之名最早见于前文所说的司空图的《上陌梯寺怀旧僧二首》。元朝释德辉《敕修百丈清规》也提到“木鱼，相传云，鱼昼夜常醒，刻木像形击之，所以警昏情也。”《敕修百丈清规》是对《百丈清规》的修订，《百丈清规》是唐百丈怀海 (720～814) 禅师制定的。本属于盛唐时期的作品，时间早于司空图，但是百丈清规内容和卷数今不可考，很难断定其本来面貌，所以不足为信。但是从司空图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唐代寺院中已普遍使用木鱼了。
唐诗中多次提到木鱼，然而很多时候表示“信符”，例如，《全唐诗》曹唐的《长安客舍叙邵陵旧宴，寄永州萧使君五首》:“东风夜月三年饮，不省非时不似泥。木鱼金钥锁春城，夜上红楼纵酒情。”以及《全唐诗补遗》张祜的《投魏博李相国三十二韵》:“画障朱轩设，蛮刀粉壁横，木鱼连钥动，金兽齿环狞。”由此可以推断，作为法器用的木鱼在唐代已经产生，但是主要在寺庙使用，在民间还不太盛行，所以在民间这一名称多表示兵符。宋以来，“木鱼”这一名称表示法器在民间逐渐得到了认可。通过考察苏轼的诗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木鱼”表示召集僧众的器具。例如，《宿海会寺》诗:“木鱼呼粥亮且清，不闻人声闻履声。”《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蟠龙寺》:“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起观万瓦郁参差，目乱千岩散红绿”。
“木鱼”的形状，最初的一种是挺直的长鱼形，后来又演变出一种圆形的“木鱼”，那为什么雕刻成鱼形?对此有很多传说。“相传远在汉朝时期，皇帝派慈光大师和两个僧徒去西天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在取经归途中，乘船渡海之时，突然风浪大作，一条恶鱼张着大口朝船扑来，船头上的经书被大鱼一口吞掉，两僧徒跃身入海与大鱼搏斗，了结了大鱼性命并将它拖上船头。刹时间，风平浪静，阳光灿烂，大鱼身躯化为污水流入大海，只剩下鱼头摆在船头上。慈光师徒带着大鱼头返回佛寺，为了讨还经卷，每天敲打大鱼头口念‘阿弥陀佛……’。日复一日，大鱼头被敲得粉碎，后来只好照着大鱼头的模样做了个木头的，天天敲打。就这样，敲木鱼诵经成了佛家的习惯。”此说存疑，首先东汉时期，佛学只是被上层统治者作为神仙方术一类的东西信奉，因此寺院数量不多、规模不大，没有普遍的社会影响。而且僧人多数是从西域而来的胡僧，皇帝派大师西天取经，这种事情几乎很少发生。真正有记载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 (公元67年) ，朝廷官方出面前往西域恭请佛经佛学，并礼请高僧来华，在洛阳建白马寺。另外，虽然记载阿弥陀佛故事的经典，早在东汉就有翻译，但是净土信仰，在中国的流行却是始于东晋慧远大师，口念“阿弥陀佛”的事情又远迟于此，可见这种说法不可信。
关于木鱼的由来，也有另一个传说。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记载:“仆夫寻到渔父舡家，果得买大鱼一头，约重百斤。当时扛回家内，启白长者，鱼已买回。长者遂问法师作何修治。法师曰:‘借刀，我自修事。’长者取刀度与法师。……法师曰:‘此鱼前日吞却长子痴那，见在肚中不死。’众人闻语，起身围定。被法师将刀一劈，鱼分二段;痴那起来，依前言语。长者抱儿，惊喜倍常，合掌拜谢法师:‘今日不得法师到此，父子无相见面!’大众欢喜。长者谢恩，乃成诗曰:‘经商外国近三年，孟氏家中恶意偏。遂把痴那推下水，大鱼吞入腹中全。却因今日斋中坐，和尚沉吟醉不鲜。索讨大鱼亲手煮，儿爷再睹信前缘。’法师曰:‘此鱼归东土，置僧院，却造木鱼，常住斋时，将捶打肚。’”这样的说法与玄奘大师的《指归曲》说法类似，源自于著名的佛经故事“鱼腹儿”，说的是:在印度的一个婆罗门家族里，有个孩子叫做薄拘罗，遭遇后母遗弃，被他父亲从鱼腹中救下，后来历尽种种磨难，终于成为了释迦牟尼的弟子的故事。故事如此雷同，应该是是中国文人的改编而已。
关于木鱼的起源，元代自庆编写的《增修教苑清规》卷下“法器门·木鱼条”又有另一个传说:“有一名僧人违犯其师教诲，毁坛戒法，不但堕入鱼身受恶报，而且背上还长了一棵树，风涛摇摆时，皮肉更加苦痛。其师渡海时，大鱼遂作巨风浪而说:‘往昔你不教导我，以致令我堕鱼报，今欲报此怨。’其师问他:‘汝名什么?’鱼回答后。其师令忏悔，又为其设水陆追拔法会。后于夜梦间，大鱼自称已脱鱼身，可将其背上之树木供养寺众，以亲近三宝。其师后果然见至鱼尸背之大树，即刻成鱼形，悬挂警众。”此说法神话色彩浓厚，又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不足为信。
马承玉先生认为木鱼产生源头在汉晋。其例证是南朝宋刘敬叔《异苑》，里面讲到:“晋武帝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张华，华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打之，则鸣矣。’于是如言，音闻数十里。”马先生没能渗透理解这段材料，用桐木制作鱼形器物，早有记载，只是作为祭品存在。这里的鱼形器物只是用来敲击石鼓，而非后世所说的鸣器。另外《异苑》中的故事仅仅是古代关于蒲牢和鲸鱼故事的一个翻版。《文选·班固·东都赋》:“于是发鲸鱼，铿华钟。”古人造钟，多在上面镶嵌兽形，大多为传说中的蒲牢。传说蒲牢见鲸鱼就乱叫，为了令钟声响人们用鲸鱼撞之。早期木鱼悬挂于寺庙，与钟相呼应，意在令其声音洪亮。《释氏要览》说:“今寺院木鱼，盖古人不可以木朴击之，故创鱼象也。又必取张华相鱼之名，或取鲸鱼一击，蒲牢为之大鸣也。”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从这个材料我们也得知，早期的木鱼形状应该是比较大，因为它代表着鲸鱼这样的大型动物。
结合各种材料的说法，我们推断，木鱼当为佛门僧侣所创制，响亮的声音起到了提醒的作用。取鱼的形状是对鱼形体的模仿，中空的鱼状木块可以发出清脆的声音，符合制造者本来的意图。而关于鲸鱼和蒲牢的传说，以及鱼本身不合眼的特征只是从意义上对木鱼的功用加深而已。木鱼的创造是中华民族艺术发展的成果，从早期的乐器柷敔，到木鱼的形成，是人民智慧的表现。
最先的木鱼是挺直鱼形，又称“长版”或“梆”，悬于库堂之侧，粥饭、集会时用之。《全宋诗·晁说·次韵和法琦》:“野寺木鱼午不响，老僧乞米樵松根。志幽思苦作诗戏，处身不忌如洼樽。”《全宋诗·梅尧臣·题松林院》:“静邃无尘地，青荧续焰灯。木鱼传饭鼓，山衲见归僧。”苏轼《宿海会寺》诗:“木鱼呼粥亮且清，不闻人声闻履声。”宋人曾季貍的《艇斋诗话》记载“有一仆曰詹荣，亦抚人，璧携之以行。一日，因打木鱼先悟道，作颂云:‘木鱼元来无肚肠，声声唤我出镬汤。佛法元来无多子，王婆头上戴丁香。’”《敕修百丈清规》谓:“木鱼，斋粥之时长击二通”。说的都是用木鱼来召集粥饭的情况。
直鱼形的木鱼一般被挂在寺庙，体积比较大。因此可以用来召集僧众。《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梵天王宫第三》云:“行者教令僧行闭目，行者做法，良久之间，才始开眼，僧行士人都在北方大梵天宫了，且具香花千座，斋果万种，鼓乐嘹亮，木鱼高挂，五百罗汉眉垂口伴，都会宫中诸佛演法。”《全宋诗·张耒·自南京之陈宿柘城》:“村僮依灶展败席，上有空梁悬木鱼。”这种木鱼发出的声音比较洪亮，苏轼《龟山辨才师》“木鱼呼客振林莽，铁凤横空飞彩绘。忽惊堂宇变雄深，坐觉风雷生謦欬”正好体现出了这一特征。
稍后又产生一种刻木中空的“团鱼”，唐人亦称为“鱼鼓”，早期的“鱼鼓”也是用来集众粥饭的。唐真觉《咏鱼鼓》之一:“我暂作鱼鼓，悬头为众苦。师僧喫茶饭，拈槌打我肚。身虽披鳞甲，心中一物无。”这里不仅描写了团鱼的形状，而且指出了它的功能。
随着木鱼使用的广泛化，形状大小也越来越多，功能也随之增加。早在宋代，木鱼在寺庙中就被用来报晓打更，甚至在沐浴时候，也用沐浴来统一行动。宋诗词中处处有体现。例如，苏辙的《栾城集》卷五:“堂中白佛青髻鬟，气象冲淡非人间。坐令远客厌奔走，径欲筑室依空山。木鱼桹桹夜将旦，星斗欹斜挂山半。”《全宋词·净端·渔家傲》:“斗转星移天渐晓，蓦然听得鹈鹕叫。山寺钟声人浩浩，木鱼噪，渡船过岸行官道。”宋陆游《眉州郡燕大醉中间道驰出城宿石佛院》诗:“径投野寺睡正美，鱼鼓忽报江天明。”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敕修百丈清规》中则明确提到“木鱼，报更则随更次第击之”。
大型的木鱼，随着佛学的传播，越来越民间的重视，后来民间甚至官府常常用它来召集众人。《水浒传》第二回:“那庄前庄后，庄东庄西，三四百史家庄户，听得梆子响，都拖枪把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齐到史家庄上。”《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知县才发二梆，不曾坐堂。”
小型的木鱼，常用在诵经饶莲时候，明王析《三才图会》中说:“木鱼，刻木为鱼形，空其中，敲之有声。 (中略) 今释氏之赞、梵呗皆用之。”随着佛教徒上街化缘乞食盛行，渐渐变成了他们乞食化缘的器具。例如，《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身披直裰掛葫芦，手中拿个大木鱼，白日沿门化饭吃，黄昏寺里称念佛祖念南无。”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二》:“一日，有游僧乞食于塾外，木鱼琅琅，自辰逮午不肯息。”
而木鱼的形状也越来越讲究，有了一定的模型规格，一般为深红色或涂金，不仅有首尾相接的单鱼形和双鱼形，后来更出现了一身二头的龙形木鱼。《禅林象器笺》“呗器门”说:“按图会木鱼图，鱼头尾自相接，其形团栾。今清国僧称木鱼者，作龙二首一身，鳞背两口相接，衔一枚之形，亦空肚团栾。盖与图会木鱼同，讽唱时专敲之以成节。”
木鱼原为佛学“梵吹” (宗教歌曲) 的伴奏乐器。《琵琶记·寺中遗像》说道:“听大法鼓冬冬冬冬，听大法饶乍乍乍乍。手钟摇动陈陈陈陈，狮子能舞鹤能歌。木鱼乱敲逼逼剥剥，海螺响处。”明代以后，木鱼又逐渐发展为戏曲、曲艺和民乐中的打击乐器之一，用于宫廷音乐以及民间音乐的演奏。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载，当时剧场里所用的乐器中就有木鱼。清代李调元《剧说》也说:“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目前，木鱼除在佛教、道教音乐使用外，还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器乐合奏和乐队中。据何海根研究，隋唐以后，木鱼在民间广为流传，广东一带甚至用木鱼来作为一种说唱曲艺的道具，这种曲艺起初由和尚敲木鱼说唱，俗称“唱木鱼”。佛学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在此亦可见一斑。现在的木鱼已经是蒙古、纳西、藏、汉等族木制体鸣乐器，流行于全国各地。
法器木鱼的产生发展见证了佛学中国化、世俗化，因此可以通过对木鱼的考察来追寻佛学的中国之路。木鱼这一名称的产生就是文化融合的产物。佛学传入中国之前，具备木鱼功能的器具名叫[Ghanta]，这一名称随着佛学进入中国后，翻译为犍槌，因此可以说犍槌本已存在，为什么后又改名为木鱼，这就与佛学与中国文化融合有关了。中国传统语言中本已经存在“木鱼”这一名称，表示“木制鱼形祭品”，考察隋唐以前的文献，“木鱼”一词基本表达这个意思，但是从隋唐以后，“木鱼”逐渐变为犍槌的代名词，甚至取代了犍槌。“木鱼”含义的与佛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完全一致。自从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佛教徒们忙着翻译文献，宣扬布道，因此在魏晋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然而早期的佛教信仰绝大多数集中在统治阶级上层，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魏晋以前主要的信徒是当时的社会名流。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的动乱，佛学传播者趁机向下层世俗民众传播，佛学思想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隋唐以后，统治者实行文化包容政策，佛学思想迅速得到发展。由于统治者的推崇，民间大兴佛殿寺庙，大量翻译佛典文献，民间信奉者也急剧增加，为了能满足信奉者的心理需求，佛学教义不断世俗化，采用了很多中国传统的说法来解释命名佛学中的东西，木鱼就是因此而产生，因此可以说“木鱼”代替犍槌，是佛学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佛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以后，佛学得到大力发展，虽然经历过劫难，但是由于其“圆融”性，不断世俗化，逐渐融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终取得了胜利。“木鱼”一词意义的扩大化，与其功能的扩展有极大关系，而其功能的扩展则是佛学世俗化导致的结果。宋元以后，佛道艺术形式逐渐世俗化，其表现形式也渐被世俗认可，例如道教的“道情”即如此。佛学法器“木鱼”也随之变成了乐器，而且不断得到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综上可知，木鱼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宗教、文化、音乐的相互渗透与作用，使其逐渐出现了一部分形式“与宗教脱离并最终与艺术融合”，另一部分形式仍附属于宗教的格局。它的发展演变与佛学的中国化有极大的关系，因此研究木鱼也是研究佛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来源：思想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