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在一场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研讨中，强奸罪诬告现象在各个时期均有出现，且形势较为严峻。从历史旧案来看，强奸罪一旦立案并判决，由于需对受害者信息保密，若当事人遭诬告，个人翻案难度极大，而相比诬告其他罪名，强奸诬告因其特殊性，诸多关键信息难以获取。

近日，在一场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研讨中，强奸罪诬告现象在各个时期均有出现，且形势较为严峻。从历史旧案来看，强奸罪一旦立案并判决，由于需对受害者信息保密，若当事人遭诬告，个人翻案难度极大，而相比诬告其他罪名，强奸诬告因其特殊性，诸多关键信息难以获取。

此前澳门出现多起强奸诬告案，有说法称判了 8 起，也有称 5 起，且诬告对象均指向大陆妇女。不过，部分此类案件存在抹黑嫌疑，其中还涉及仙人跳等情况。与常见仙人跳不同，这些诬告走的是法律程序，性质更为恶劣。

追溯历史，中国古代在强奸罪判定上存在 “奸出妇人口” 的情况，即妇女指认强奸，若男方无法自证清白，则罪名成立，举证责任倒置。同时，古代通奸有罪且处罚较重，这使得部分女方为逃避处罚，将通奸谎称为强奸。另外，古代文化观念中，妇女若控告他人强奸，自身声誉将严重受损，甚至面临 “社死”。加之当时缺乏抗生素和安全措施，性病及其他通过性传播的疾病流行，妇女被强奸后可能因感染疾病而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这导致许多妇女即便遭受强奸也不敢报案。而如今，这种历史背景下的现象演变成一方面真正的强奸案报案率低，另一方面强奸诬告案件增多。

当前法律需平衡这一复杂情况，以应对社会变迁带来的混乱局面。在西方，部分国家采用陪审团心证制度，而中国更注重实证，但强奸罪实证难度大，例如受害者身体有伤可能是事后双方争吵、打架所致，甚至存在女方诱使男方进而诬告的可能性。如何让法律适应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变化，制定合理标准，值得全民深入讨论。

来源：张捷财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