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体制一种党政合一、无限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革委会内部实行“三结合”体制，即结合革命干部、军队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强调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
写在前面：
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体制一种党政合一、无限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革委会内部实行“三结合”体制，即结合革命干部、军队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强调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
革委会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产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被视为推行“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工具。其工作任务重开展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轻抓生产发展经济，在加之体制成员成份复杂，极左路线贯穿工作始终，体制弊端十分明显。然而，就当时的情况看，革委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混乱局面，对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国家向正常轨道回归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相比此前的“武斗”大动乱局面，无疑是一个进步。
本文对文革往事的回忆，并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意思，也不存在去评判当时的是与非，只是记录当时历史的真实，希望不要有当事者对号入座，或因此产生误解。
文革初期，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虎林县城乡各种造反组织风起云涌的出现。这些组织冲击了各级党组织，通过大字报、批判会等形式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斗争批判，使党的各级组织因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1966年6月5日，虎林中学数学组贴出了矛头直指省委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资产阶级路线的大字报《哪里来的黑指示》。6月23日，虎中高十班霍殿君、王希成(红联紅卫兵)写出了全县第一张矛头指向县内走资派的《我們不要这样的校长》的大字报。1966年8月3日，参加教师师训班的赖计忠(红色造反者)等五人，第一个宣传造反有理，提出要造县委的反。并在半夜把陶成林、杨玉和、盖玉琢找到师训班来谈这个问题。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
1966年9月10日，在虎林广场召开第一次炮打司令部大会。揪斗了姜景春、姚忠。马厚民、张永堂、刘本学陪斗。潘兆柱、郭更戍被揪出挂保皇牌陪斗。大会的主持者是红卫兵小将张吉品，李延军(红色造反者)，领呼口号的是于希俭、吕品图、王福祥(虎中学生，红色造反者)、李荣森(虎中“革总”）。发言者有冉玉龙，王攸珪，郑立义，张承清，李志军，白忠臣，张英杰，肖作林，许廷臣等11人发言。
自9月份开始，各级干部批斗会拉开了帷幕，姜景春和姚忠首当其冲。自9月16日农林水机系统批判会开始，他们俩人基本成为了全县批斗大会的专业户，基本各系统召开的批斗会都少不了他俩。
9月25日，在虎林广场召开了第二次炮打司令部大会，斗争了姜景春、姚忠、张桂生，并揪出于群陪斗十几分钟。会议主持人张吉品、庄玉风，领呼口号于希俭、隋文杰(两人均为红色造反者)，大会发言二十五人。
为了纠正运动方向，使其由无序混乱到有序，虎林县政府酝酿成立由县委、县政府官办的造反组织“虎林县无产阶级造反团”。1966年12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会议当晚在周作云家里召开。会议参加人有:尹明臣(前县委书記)、王攸珪(县工会主任)、阎清秀(林业科长)、周作云(小业主)、冉玉龙(安置办公室干事)、于振清(未任职)、刘君(副县长郭洪钧爱人)、叶敬喜(农工部干事)、刁万祥(工业工会主任)、盖国财(工业科員)、吴震(林管局保卫干事)、郑克义(林管局党校政工干事)、姜xx (虎林镇委书記)等十三人。
12月10日，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会方议仍在在周作云家召开。参加人员除第一次的人员外，增加了孙海波(邮电局的一般干部)、李景阳(粮食工会干部)、李远胜(检察院检察员)、史x x (虎林镇组织委员)、周殿忠(交通工会主任)、白忠臣(百货指导员)，张志庾(虎中“革总”学生)、吴英奎(公安局付局长)等二十七人参加。会上冉玉龙提名:王攸珪任团长，尹明臣任政秀、阎清秀任付政委、于振清任付政委兼办公室主任。于振清又提名:冉玉龙任付团长，姜景汉任付政委。
12月15日，在县工会小会议室召开了无产阶极级造反团成立大会。参加会议人员四十余人，王桂林带领县委常委陶成林、陈盛智、杨玉和，盖玉琢等人出席了会议，以上领导都在会议上讲了话，表示祝贺和支持。同时还邀请了县文革筹委会主任张吉品参加（1966年9月4日，虎林县文革筹委会正式成立，虎中高十班学生张吉品被推选为主任，杨玉和以常委身分担任了县文革筹委会付主任。）。会后无产阶级造反团副团长冉玉龙向王桂林提出县委要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和调于振清、业敬喜、周殿忠、冉玉龙、白忠臣、史桂珠、李远胜等人到造反团专职闹革命等问题。下午，虎林县无产阶级造反团工业分团，虎林县无产阶级造反团虎林镇分团等分团相续宣告成立。
1967年1月12日无产阶级造反团宣布改为无产阶级造反派文化革命联络站。1967年1月25日，无产阶级造反派文化革命联络站改为无产阶级造反总部。
1967年1月19日，虎中造反队（红色造反者于锡俭，张家斌，王福祥等人）为主串联虎中三十二个群众团体，联合发出声明，要求官办的文革筹委会必须立即解散。在群众的强照反对下，县文革筹委会解散。
1967年1月28日，以无产阶级造反总部为代表的无总夺了县委、县人委大权。并发表了接管公告。成立的接管委员会常驻代表(即接管委员)有:冉玉龙、刁万样、刘世春，周作云，刘清和、林风云、李广路、周殿忠、盖国才、孙海波、金济太、刘向荣、李显亮。
当日下午五点许，无总和虎中革命派等共六十二个团体中的四百余人，前往县委进行了联合接管，查封了组织部的干部档案，发布接管公告，宣布成立接管委员会。接管当晚，即向全县广播。
1967年1月2 9日晚，县接管委员会召集县委常委和部、局、院长开会。会议內容：一、交待政策。二、县委各领导干部表示态度。三、一切工作均需通过接管监督委员会。否则一律无效。四、县委的日常工作均要做好计划，及时主动地找接管委员会商量。
接管监督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公告:号召全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贯彻《十六条》，坚持斗争大方向，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号通令宣布后接管后人员安排:姜景春、姚忠罢官，责令彻底交待其一切罪行。王桂林、陶成林、李智明、陈盛智、王友江、盖玉涿、杨玉和等在接管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重大事宜由接管委员会决定后施行。
同日。又发公第三号通令.为加强对全县工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成立勤务组。王桂林、陶成林、李智明、陈盛智、王友江暂时吸收到勤务组。一面工作一面检查错误。姜景秦、姚忠罢官反省。历洪章、郭更戍、王波停职反省（半天劳动，半天反省）。县委、人委各部、局、科、委的领导，凡已被夺权的按本单位革命革众处理意见不变，其他中层干部均在接管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一般工作人员应坚守岗位，维持正常生产(工作)秩序。
文革前，王桂林（前排左二）和虎林县委、虎林农垦局、完达山林管局等领导在王桂林住房前合影（前排左一郭霞光副县长兼完达山林管局第一副局长、左三李长洲税务局长、左四张一千县委副书记、左五矫恒毅，二排左二王凯副县长，左三李润田水利科长，左四吴英奎公安局长，左六为郭洪钧副县长。
无总”“一·二八”夺了县委大权之后，红总等造反组织不承认，双方矛盾和冲突不断。2月5日，《红色造反报》发表了“这是什么样的夺权”交章，认为“一·二八”是假夺权，真保皇。所以双方争执不休，武斗不断，最终酿成了在县运输公司发生的八·二三武斗，造成了双方重大人员流血事件，红联被打伤52人(其中重伤送医院32人)。
1967年,上海国棉九厂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196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发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求各派群众组织逐步实行大联合。按照中央精神，自9月26日开始，虎林镇医院、机关、电影队、粮食、钟表社、百货、批发部、糕点厂、饭店、粮食红总、和红卫、东风、忠城、伟光等公社以及虎头区等地的机关、事企业、学校和生产队一百多个团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1967年9月30日，在广场召开了隆重庆祝虎林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宣读了省革委批准成立“虎林县革命委员会”的批准书，宣读了大会给省革委、省军区、军分区、合江地区革委会的报捷书，给伟大袖毛主席的致敬电。
参加大会的有武装部、边防站等虎林驻军广大指战员、铁管处军管委员会3027部队指战员、密山驻军3395兴凯湖驻军代表，还有密山“红司”，红代会裴德医院等单位組成的密山代表团，还有黑工学院代表等外宾，全县各农场、公社及镇内广大红色造反者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收到了省军区、省革委、合江军分区、合江革命委员会以及全省各市县的贺电和贺信，会后进行了空前规模地声势浩大的游行。
1968年，江西赣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行队伍
“革命委员会”最初是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组织和临时权力机构。但随着“革命委员会”这一体制在各地夺权过程中得到积极宣传和推广，最终成为“文革”时期我国地方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却持续下来。当时县委和县政府，已经没有县委书记和县长这一称谓，全部改为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同时，革委会成立后由于有了统一的权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既定格局。泛滥成灾的武斗、打砸抢等行为，逐渐得到消除，混乱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来源：西岗老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