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导语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王永志、王振义、李振声、黄宗德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名人传记月刊

导语
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王永志、王振义、李振声、黄宗德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李振声是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农业发展战略专家。在七十余年的科学生涯中，李振声始终把“回报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为“让中国人吃饱饭，吃好饭”而不懈努力。

以下为本刊在李振声获得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发表的文章节选。

李振声

李振声，1931年出生于山东淄博，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曾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陕西省科学院院长，陕西省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九届常务委员，曾获陕西省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入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入选中科院院士，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嘉庚农业科学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华农业英才奖等奖励。

在七十余年的科学生涯中，李振声主要从事小麦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同时开展农业发展战略研究。2007年2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七十六岁的李振声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证书”，成为继袁隆平之后第二个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农业学家。

对于许多人来说，李振声的名字并不像袁隆平的名字那样家喻户晓，但事实上，在中国农学界早就有“南袁北李”的说法。

“如果有可能，我请求从候选人中去掉我的名字，不参加这次评选。”

2007年2月27日，李振声被授予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五百万元，成为继“水稻之父”袁隆平之后第二个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农业学家。

然而，当笔者去采访他的时候，却意外地找到了一封李振声写给院领导的信，信的内容多少有些让人意外。信是这样写的：“一想到‘国家最高奖’，心中就有些不安。为此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现在已是凌晨2点，我决定起床给您写这封信，表明我的愿望——如果有可能，我请求从候选人中去掉我的名字，不参加这次评选。给您添麻烦了，谢谢！”

我们的采访就从这封信开始。

主持人：您为什么不想申请国家科学技术奖呢？

李振声：我觉得我的贡献有限，另外我也获奖多次了。主要是我觉得我得到的荣誉超过了我实际的贡献，所以不想再申请了。

主持人：为这事您半夜睡不着觉，我感到很意外。为什么您这么不安？

李振声：奖励太多，我会觉得负担太重。

主持人：什么负担？

李振声：我年龄大了，已经七十六岁了。我担心获奖之后，做不出更好的成绩、更大的贡献。我想留一点时间做我有兴趣的事情。

主持人：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

李振声：带学生，练书法。

主持人：您不愿意背负太多的荣誉和名声？

李振声：对。名气越大，麻烦越多。

“中国农业发展的事实告诉世界，中国能自己养活自己！”

在2005年的博鳌论坛上，李振声代表中国农学界，向一直质疑“谁来养活中国”、质疑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声音，做出了最漂亮的回答。

主持人：您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李振声：2005年博鳌论坛有一个圆桌会议。这个圆桌会议的题目叫《中国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大会的组织者郑必坚同志约我去做一个发言。从“中国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这个主题来说，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能源能不能自给，一个是中国的粮食能不能自给。

主持人：这是和平崛起的基础？

李振声：重要基础。

主持人：如果能源和粮食不能自给的话，人家就会以为你可能会掠夺别人的资源。

李振声：对。莱斯特·布朗在1995年出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出版以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主持人：他当时得出一个很恐怖的结论，就是全世界都养活不了中国？

李振声：是的，就是他提出来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他真正的答案是中国不能养活自己。因此在2005年的博鳌论坛上，我就对郑必坚同志说,我要谈一谈这个问题。

当年，莱斯特·布朗以1950年到1990年四十年间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以及粮食生产消费等数据作为论据，写成了那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事实上，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李振声开始收集中国农业发展的点滴数据，整理资料。十几年过去后，他得出了与莱斯特·布朗截然不同的结论。

李振声：莱斯特·布朗有三个估计不准。一个是人口多估了三分之一，第二个是耕地少估了三分之一，第三个是轻估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所发挥的作用。这样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不能养活自己。而我算了算1990年到2005年这十五年我们国家粮食进出口的数量——我们国家能否和平崛起，就是要看我们粮食缺口的大小。

主持人：看到底进口了多少粮食？

李振声：对。我算了算，结论是到2005年，我们的粮食进出口基本持平。

主持人：基本持平，不需要进口？

李振声：也有一点点的进口，进口数量大概是十五年共五千多万斤，占我们消费总量的千分之六。

主持人：非常小的一个数字。

李振声：微不足道的数字。所以我就从这四个方面断定莱斯特·布朗是不对的。我原来在博鳌论坛上发言的题目是《谁来养活中国——自己养活自己》，《科学时报》改了一个题目——《中国农业发展的事实告诉世界，中国能自己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

从朴素的愿望和浓厚的兴趣开始小麦育种研究

中国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这就是在2005年的博鳌论坛上，李振声告诉全世界的事实。而这份自信既来自中国农业十几年发展的事实，也来自他对中国农业的深刻了解。但是有谁会知道，六十年前的李振声之所以选择了农学道路，最直接的原因是要养活自己。

主持人：像您这样年纪的老先生，很多人都经历过饥荒，您有没有经历过？

李振声：我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就经历过。

主持人：印象比较深的是哪几次？

李振声：最严重的是1942年的大旱。我那时候好像是小学五六年级吧。那一年旱灾非常严重，我们家乡那里几乎连榆树的叶子和树皮都吃光了。当时葱根蒜皮都是非常好的充饥物。饥荒饿死了不少人。

主持人：您当时的家庭状况怎么样？

李振声：非常非常困难。

主持人：榆树皮您吃过吗？

李振声：吃过。为什么要吃榆树皮？因为榆树皮磨出来的粉是黏的，光用糠蒸窝窝头黏不起来，加一点榆树面就能把糠黏合到一起，做成窝窝头了。

主持人：我看到您的简历上特别提到一点，您当时报考农学院的时候，是因为农学院能吃饱饭。

李振声：对。当时我准备到济南找工作，那是1948年，山东已经解放了。我看到山东农学院有一个招生广告，广告里面说提供食宿——这真是太好了！我就去报考。很幸运我考上了，进入山东农学院学习。

1948年，十七岁的李振声考进山东农学院。这个从小挨过饿、受过苦的农村少年，很快就对农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二年级时，他把在校学习时培育的小麦品种带回到农村老家种植，收到了意外的成效。

主持人：您把小麦品种带回自己老家种？

李振声：对。乡亲们看到小麦增产了，都来换种子。他们在我父母面前使劲夸我。

主持人：您当时就认为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

李振声：是啊。农业科技确实可以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水平，改善生活。农业科技是大有作为的。

主持人：这件事是不是对您一辈子从事农业育种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振声：那当然。我从此对农业育种产生了很大兴趣，心想，如果将来我参加工作，就做小麦育种工作。

把草的抗病基因转到小麦里去

大学时期就对小麦育种产生浓厚兴趣的李振声，毕业后被分配到首都北京，在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在那里接受了早期的科研训练。

1956年，为响应中国科学院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他和另外十三名同志一起调往位于陕西杨陵地区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这个时期也正是北方冬小麦产区遭遇严重的条锈病病害影响时期。仅1950年到1951年一年间就损失小麦六十亿公斤，占到了全国粮食总量的二十分之一。对此，周恩来总理曾经特别做出指示：要像对付人的癌症一样抓小麦条锈病防治。

但是在当时要解决条锈病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病菌变异的速度超过了人工育种的速度。一个新的病菌小种产生要五年的时间，但人工培育出一个新品种却要用八年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振声独辟蹊径，搜集了八百余种牧草，最后选定了抗病性很强的长穗偃麦草与小麦杂交，进行小麦远缘杂交的研究。

主持人：所谓的远缘杂交，简单地讲就是把牧草和小麦做杂交？

李振声：对。

主持人：怎么会想到把牧草和小麦杂交？它们好像毫不相关。如果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有点像马跟驴，它们俩算远缘吗？

李振声：算远缘吧，马跟驴杂交产生骡子。骡子的生命力很强。

主持人：有意思。

李振声：牧草的抗病性非常强，不染病害。我就想，能不能把草的抗病基因转到小麦里去？

主持人：想用牧草的抗病性来提高小麦的抗病性？

李振声：对。

主持人：当时国内有人做这个尝试吗？

李振声：国内当时好像没有。

主持人：这件事情创新性很强。

李振声：在当时来说，难度很大。

主持人：当时有没有判断过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要多长时间才能成功？

李振声：我感觉是有可能成功，但是没有切实把握。

主持人：当时的压力大不大？

李振声：压力当然很大。第一个困难是时间长——远缘杂交和常规小麦杂交不同，它分为两段。第一段我们把它叫做创造新类型。第一步先把草的抗病基因转移到小麦里面来，这里面有很多困难。首先不容易杂交成功，第二杂交以后杂交后代不育，就像马和驴杂交后生骡子，而骡子却不能生育。骡子不能生骡子没关系，小麦不行啊，小麦不结种子，我们做这个试验就没用了。第二段是等待新类型萌芽、长大、结种，这个过程很长。另一个困难是没有估计到草和小麦杂交后，草的遗传能力愈发之强，杂交的后代非常像草。

主持人：不是麦子，成草了？

李振声：非常像草，但也有一点麦子的味道，总的来看非常像草。所以一次杂交不行，第二次要再用小麦对这个杂交过的种杂交一次。还不行，还要做第三次杂交，在三次杂交的后代里面才能分离出来像小麦的东西。这样时间不就长了吗？

由于远缘杂交的特殊性，从1956年到1964年的八年时间里，李振声的研究进展缓慢，未见任何成效，这让原本就不被看好的他遭到了更多的批评，甚至险些就失去了继续研究下去的机会。

主持人：当时指责您、批评您什么呢？

李振声：当时有一种观点说，要做育种就不要搞远缘杂交，要搞远缘杂交就不要做育种。说你搞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有成效。

主持人：当时您的试验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如果老不出成就的话，还会给您试验田吗？

李振声：“文革”当中是受到一些影响，把我的试验田压缩了，但是我们的样种材料保留了下来。

主持人：试验田压缩了多少？

李振声：我们原来有三十亩地，后来压缩到两亩半地。

李振声在试验田里

研究杂交小麦的第八年，奇迹终于出现

陕西省武功县杨凌公社关村大队还保留着李振声当年研究杂交小麦时的实验田。当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还能依稀可见当年艰苦的科研条件。1964年，在李振声研究杂交小麦的第八年，奇迹终于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李振声：从1956年开始到1964年，漫长的八年。在远缘杂交做到八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杂交种，差不多有了一千多份各种各样的杂交种材料。1964年那年，遇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气候条件，就是小麦成熟之前，连续四十天阴雨。到了1964年6月14日，天气突然暴晴，太阳光非常强，很多小麦一天之间都青干了——叶子还是绿的，穗子却变干了。我的试验田里面有一千多份样种材料，绝大部分都青干了。当时大田里面用的小麦种我记得是“6028”，也全部青干了。可是就在我的田里，出现了一个杂交种，它没青干，还是金黄色的，非常正常。我高兴极了——在非常严酷的条件下，真正筛选出来了远缘杂交里最有用的东西。

主持人：实际上后来成功的也都是这个系列里面的？

李振声：对，就是以它为基础，它就是后来推广面积最大的“小偃6号”的祖父。

麦地里一株没有被青干的杂交种，给了正处于困境中的李振声莫大的信心。事实上也正是这株麦子，成就了他十年后的伟大成功。

“我是最受农民欢迎的‘臭老九’,跟农民感情很深”

然而，就在李振声为刚刚得到的杂交种欣喜不已的时候，他却得到通知，和其他几个“臭老九”一起到宝鸡县宁王公社联合大队，接受劳动再教育。在宁王公社联合大队，他度过了四年的时光。与其他几个接受劳动再教育的“臭老九”同伴不同的是，李振声因为在这里做过几件事情，受到了村民们的特殊礼遇。

当年联合大队的村民李智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李智儿：我们这里住的是窑，大窑里面套一个拐窑，红芋种子冬天就放到拐窑里面。由于前面的窑洞没有门，拐窑里面没有挂帘子，温度比较低。低于零下五度的时候，老李说红芋就会烂，烂了以后，第二年就没有红芋种子了。老李一来就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挂帘子，温度上去了，就解决问题了。虽然是简单的问题，可是咱农民不懂啊。这下老李就出名了，大伙都说老李是神人！

主持人：这下您在农民当中的地位一下子起来了。

李振声：做的第二件事情更有说服力。我们是12月份去的，和农民一起看麦田，进行麦田检查。当时那里分了三类田，最好的是一类田。然后把十一个生产队每个队的一、二、三类田的比例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七队和一队的三类田的比例很大，我们就提出来一些针对性的意见和施肥灌水的措施。七队把措施都用上了，第二年效果很好，增产了。一队因为不太重视，减产了。两个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面就抓住这个机会开现场会，让大家来参观。

主持人：结果您就又出名了？

李振声：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看不到实效，你再说他们都不信；看到实际的效果，不用说他们也信了。所以到了秋播的时候，我们就推广七队的经验。原来全大队的小麦产量平均是三百六十斤，到了第二年，一下子达到五百斤以上。我们所在的队和公社都评上了先进。公社还评了我一个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送给我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主持人：您后来跟农民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李振声：是的，我是最受农民欢迎的“臭老九”，跟农民的感情很深。我到北京以后，联合大队的书记、队长还来看过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农民的认同给了李振声莫大的支持，当时他是联合大队里最受欢迎的“臭老九”。随着小麦田间管理的逐渐推广，李振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身份从开始时的大队顾问，做到了陕西省农业顾问。

“田纪云副总理说，你们的想法很好，写一个报告上来。”

1979年，让李振声煞费苦心、苦熬了二十三年的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取得了最后的成功。杂交品种“小偃4号”“小偃5号”“小偃6号”具有其他品种所没有的持久抗病性和高产优质的特点，其中“小偃6号”最为突出，被陕西省作为骨干小麦品种持续种植了十六年，在全国的推广种植面积达一点五亿亩，累计增产小麦八十亿斤。另外“小偃6号”还被选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骨干亲本之一，以它为基础先后育成了五十三个小麦品种，这些品种累计推广面积三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一百五十亿斤，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1978年小麦远缘杂交项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而此时的李振声，已从二十五岁的毛头小伙变成四十八岁的中年人了。

20世纪80年代初，在远缘杂交小麦取得成功的同时，李振声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成果——蓝粒小麦单体系统也获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认可。所谓蓝粒单体小麦，就是可以在一个麦穗上长出深蓝、中蓝、浅蓝和白粒等四种颜色不同的种子。这项研究是李振声在长达二十三年的远缘杂交育种研究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快速育种的工具，它可以大大缩减远缘杂交育种的时间。1986年，正因为李振声的这项国际首创性的研究，“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在中国的西安举行，李振声主持了会议。在这次会议后不久，五十六岁的李振声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主抓农业。而此时中国的粮食生产正经历着1985年到1987年连续三年的徘徊局面，怎样解决粮食问题再次成为中央高层领导关注的重点。刚刚上任的李振声，再次被推到了解决粮食生产问题的第一线。

主持人：您20世纪50年代中期去陕西，正好赶上农业减产。您回来的时候，1985到1987年也是连续三年全国性的减产。

李振声：是这样。1984年以前，因为联产承包，粮食产量增加很快，1984年全国粮食达到八千亿斤。达到八千亿斤以后，紧跟着就出现了一个三年徘徊。三年一直徘徊在八千亿斤上下。可是在这三年里，我们的人口增加了五千万。

主持人：所以您回到中国科学院之后，特别是1988年担任副院长之后，就以全局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粮食问题。您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担忧——中国的粮食将来能不能养活中国？

李振声：当然有我来到科学院以后，参加了由宋健同志主持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他也讲了这个情况，希望大家能够提出建议。

主持人：粮食问题已经比较严峻了。

李振声：是的。当时粮食连续三年没有增产，国家急需找到一个突破口。中国科学院在农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老一辈科学家，包括竺可桢副院长、叶笃正副院长在内，那个时候都做了很多工作。熊毅先生在黄淮海中低产地区布了一些点。我来了以后，找科学院的一些农业专家一方面讨论，一方面下去做调查研究。

我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看法，就是要加强中低产田治理。我们中国科学院设在河南省封丘县的试验站，通过中低产治理给农民带来了福音——封丘县原来每年吃国家返销粮七千万斤，可是到1987年，给国家贡献粮食一亿三千万斤。

主持人：发现中低产田有很大的潜力，而这个潜力可能是解决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根本办法。

李振声：对。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下定决心要搞黄淮海的中低产田治理。我们算了一个账，封丘县是一个中等县，通过中低产田治理，粮食增长两亿斤。当然我们不要那么多，每一个县增产一亿斤，黄淮海地区五百个县，不就是五百亿斤？

主持人：您这时候思考问题已经跟以前做育种专家时不太一样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产业上的决策。

李振声：对。当时刚好是党的十三大，光召同志就带着孙鸿烈、胡启恒两位副院长和我，一起向田纪云副总理做了汇报。田纪云副总理说，你们的想法很好，写一个报告上来。得到田副总理的支持，我们下去和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四个省签订了协议，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二十五个研究室、四百多名科技人员下了黄淮海。

主持人：就像打了一场战役似的。

李振声：是的。当时《人民日报》还发了消息，标题是《中国科学院组织精兵强将打翻身仗》。

1987年到1993年，经过六年的艰苦治理，黄淮海地区粮食增产五百零四点八亿斤，与原来预计的增产潜力完全吻合。黄淮海治理取得的重大胜利，也使我国在1993年以后的五年时间里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我这一生就围绕小麦远缘杂交这个目标，不断向其他专家学习，不断超越自我。”

从20世纪50年代研制条锈病害开始，到90年代参与黄淮海中低产田的治理工作，李振声亲身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粮食生产的几起几落。正是凭借着对中国农业的深刻了解和对这片土地的无比热爱，在2005年的博鳌论坛上，李振声才能够如此自信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事实。

从青年时代养活自己开始，到晚年关注整个国家的粮食命脉，李振声的一生与粮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主持人：回顾一生，您会怎样给自己做一个总结呢？

李振声：我觉得有三点是比较重要的——首先，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克服它，不能打退堂鼓。第二点是要为人生制定有限的目标，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间和智慧都是有限的。我这一生就围绕小麦远缘杂交这个目标，不断向其他专家学习，不断超越自我。第三点，就是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做科技工作，除了数学有时候可以是一个人来算的，其他像农业科学这些，没有一个团队是绝对做不好的。实际上，我取得的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的成果，我不过是集体成果的一个代表。

“以兴趣始，以毅力终”是李振声院士一生信奉的准则，而他的人生经历也正是对这两句话的完美诠释。让我们最感动的，不是他戴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誉光环的那一刻，而是他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时的那份自信。对于一个有着沉重责任感的农业学家来说，中国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才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来源：河南文艺出版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