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锦江：“消失”还是“更好”，城市的哈姆雷特之问

摘要：前著发表于1961年，后著发表于1998年，迄今为止，在中文译著中似乎也未见有新的百科全书式的城市研究巨著出现。两者的共同点是史诗般的全景叙事，纵横恣肆，从历史一直演绎到当代，囊括作者所处时代与城市相关的各种思想，案例式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甚至有某些实证主

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和彼得•霍尔的《文明中的城市》，对于研究城市科学，尤其是研究城市文明、城市文化的学者来说，无疑是无法绕过的两本巨著。

前著发表于1961年，后著发表于1998年，迄今为止，在中文译著中似乎也未见有新的百科全书式的城市研究巨著出现。两者的共同点是史诗般的全景叙事，纵横恣肆，从历史一直演绎到当代，囊括作者所处时代与城市相关的各种思想，案例式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甚至有某些实证主义色彩。

将这两位大师级别的城市规划思想家关于城市发展的巨著联系起来阅读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不仅可以对人类城市发展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可以将其作为研究城市的历史基础和认知基础。翻译芒福德和霍尔的巨著非常不容易，但这两部译著为中国读者了解世界城市尤其是西方的城市发展史和规划思想提供了便捷。虽有些许含混不清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原著的精准理解，但瑕不掩瑜，荦荦大者可见。

城市有无数种发展可能性

芒福德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指出了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孕育之地”，城市的基本使命是“储存文化、传播文化、创新文化”（原著是从对大学的认识上升到对城市的认识）。而霍尔最大的贡献是在研究基础上阐述了前人提出的“世界城市”内涵。对于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芒福德是悲观派，认为“异化”的城市如果不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最终会“消失”；霍尔则是乐观派，认为我们正进入到“下一个黄金时代的城市”。

20世纪60年代后期，芒福德的城市思想遭到了一大批学者的批评，可以说是“群起而攻之”。《文明中的城市》可以看作是霍尔对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的“批判式致敬”：不仅对芒福德的观点不屑，甚至很不恰当地认为其不是真正的学者，但在图文并茂的写作方式上又无法摆脱其隐形影响。霍尔对芒福德的一大指摘是芒福德认为“大城市注定要消亡”，但其实，读完芒福德的著作，我并没有在他的原著中看到霍尔所说的“消亡论”。芒福德认为要“消失”的城市，是他认为负面的、以“强权”和“控制”为特征、将“人地景观连同丰富人性人格一起碾碎”的“那一种”大城市。尽管芒福德在一些具体见解上可能因为时代的局限有许多误判，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城市的存在价值，而只是希望能够建构起一种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新型城市”，或者说一种能够“囊括人类全部功能”、具有新秩序的“城市新形态”。用“城市消亡说”来全盘否定芒福德的学说似乎有点“强扣帽子”。

今天的城市是否已经是人类城市的终极形态，或者说是最符合人类理想的形态，下断论还为时过早。判断现在的城市就是城市的黄金时代，正如预言历史的终结，可能也并不可靠。进入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社会，各种价值观多元凸显，或许城市还有无数种发展可能性。

新华社照片，巴黎。

芒福德把眼光投入遥远的城市起源，认为城市发展还有巨大的潜力，更符合人性的潜能需要挖掘。如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城市的“东方文化复兴”也并非没有一点可能。同样情绪激烈的简·雅各布斯对芒福德的具体城市规划策略也进行了批评。芒福德将大城市描绘成一个“恐怖的场所”，他认为纽约的中间地带是一块“彻头彻尾的杂乱之地”。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直接反驳了芒福德的观点，她认为城市本来应该具有即兴生长的“芭蕾性”。

甚至较为平和的凯文·林奇也加入了批评队伍。他认为芒福德等所强调的“有机城市”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城市自己并不成长和变化，也不繁衍或修复自己，既不是自治的实体，也不通过生命循环来运转自己，或成为被感染的机体”。但他又并不否认有机论者“是一个非常整体、自我支持的概念群”，并较为公允地认为这种思想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是对城市规划有着深远影响的核心原则。尽管这种理论中很多前卫的思想曾反复受到攻击，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理论能够替代它的位置。

“有机城市”再一次被挖掘

其实，芒福德的“有机城市”并非指具体物理形态上的城市，形而下的理解也并不是芒福德批评纽约的真正含义。芒福德因为“城市病”而对大城市过于否定，以及在具体城市规划上的捉襟见肘，很容易使他被看作是一个保守、天真，甚至有些迂腐的学者，因此掩蔽了其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想主义色彩。芒福德所经历的资本主义城市不符合他心目中理想状态的城市，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应该更加富有人性，而不是被战争、剥削、过度的职业分工以及机械“自动化”所损害的城市。

如何利用技术造福人类，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吗？对于能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便捷高效、造福人类的技术，人们很欢迎。但是，如果技术只是带来焦虑，降低人的幸福感，那么，技术发展就需要纠偏，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芒福德认为，物质能量的无序大喷发足以毁灭人类赖以诞生、延续和发展的整个生态体系。因此，当下的重中之重是设想合理的、足够的渠道去疏导那些超出生命要求和规范的多余能量和超常活力。

“今天，广大缓冲地带已不复存在，不是文明消灭战争，就是战争核武器毁灭文明，甚至灭绝人类。”芒福德的论述究竟是螳臂当车的迂腐哀鸣，还是切中时代、振聋发聩的呐喊，只有让未来的历史检验了。但从中，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一颗悲天悯人的炽热之心。芒福德的弱点在于他的学说虽然具有很强的人文关怀和批判性，但是没有具体的实践方案，尽管他也曾提出过“制度创新”，认为当今我们急需的正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强大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但是并没有展开详细论述，因此具有人道主义的乌托邦色彩。

从具体的城市规划来说，他的学说被人认为郊区化反而可能导致城市蔓延（芒福德晚年甚至住到了他心仪的小镇上），但这只是一个错误方向的理解。即便放到现实层面上，芒福德的“有机城市”以及他所崇尚的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也有相当价值。规模控制城镇的概念实际上在当下的都市实践中也是具有操作性的（如上海发力“五个新城”建设），世界上许多地方也有不同方式的实践。将超大城市发展成一个个大小城市匹配的都市地区，也包含了“有机城市”的合理因素。

上海，陆家嘴。

联合国确立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网络信息技术更新带来的远程办公，经历价值再发现的东方“山水城市”，新冷战和战争风险可能导致的逆全球化思潮，近在身旁的流失的城市工作岗位，焦虑、内卷、拥挤、长距离通勤、环境污染、不幸福感等现代“城市病”，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慢生活的向往、宠物友好、情绪价值需求激增，都可能导致一部分人选择芒福德心目中的城市，使芒福德学说的价值再一次被挖掘。

“全球城市”激发的“软实力”

与芒福德从城市的起源开始论述不同，霍尔从西方文明的起点雅典开始他的城市案例叙事。他似乎要和芒福德“较劲”，将芒福德作为一个要推倒的参照对象来建构自己的系统学说，全书从文化熔炉、创意环境、艺术与技术的联姻、城市秩序的建立、艺术技术和机构的结合等维度纵横论述城市。

无疑，霍尔比芒福德主要以人文为核心的思路更开阔，学科跨度也更大，著作中对经济和技术的论述更详细。霍尔最闻名于世的成就，是定义“世界城市”，成为“全球城市”概念的先驱。两者有相同之处，都指具有国际影响力、功能复合性、在等级体系中处于顶流的超大城市，不同之处在于提出的理论背景、核心功能、空间逻辑、衡量标准和学术视角有所差异。“世界城市”相对于“全球城市”略显传统视角，仍然强调工业化背景下城市的中心边缘、总部集聚、贸易传统、控制功能、规模效应和“硬实力”，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交互作用给城市带来的深刻影响；“全球城市”则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产生，更强调全球连接性、空间流动性、扁平化网络、高端服务业、多中心协同和包含文化创新活力的“软实力”。

相比以前，霍尔在《文明中的城市》中对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有了更多的分析，并有许多成功的预言。比如，他认为基础设施、仪器互联、信息数字化和应用软件发展是四种技术驱动因素，数字革命的成果会将几个独立的通信系统，包括电话、广播、电视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数字体，我们今天出现的便携式电脑和手机证明了这一点。又比如，他对“杀手级应用软件”的分析，采用卡斯特的观点认为：商业信息应用的共性是在“革新”与“革新的运用”之间，而不是简单的知识和信息集中。再比如，他认为无论是在城市中心还是城市边缘，铁路系统都会“辅助高阶节点的进一步集中”，可以说是当今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的先见，在高铁动车普及的中国沿线城市，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对于“距离之死”引发的“远程办公”，尽管与其大城市集聚观点有所不合，但他仍然保持了开放态度。

当然，由于霍尔当时是站在西方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比如，他认为电子购物永远不能传达气味、材质等特征，因此持有怀疑态度，却被中国风起云涌的网购反证了。再比如，他分析电动汽车是汽车历史初期的产物，其性能同内燃机无法相比，且受限于“电池技术”，在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车和智能汽车的背景下，也可能并不尽然。

并非所有城市都要变成一个巨型城市

芒福德的立场是充满愤懑地激烈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大城市，霍尔的立场则是冷静分析20世纪下半叶的大城市并为其辩护。从表面上看，霍尔的理论更有进步性，《文明中的城市》中的具体分析与对策对国家和城市治理者来说更具现实参考性，但在写作该书时，由于实践层面还没有看到手机的迅猛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崛起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霍尔对大城市的赞美仍然站在比较传统的立场上。虽然理论层面的引述不少，但对列斐伏尔、哈维等人的规避、对批判理论和后现代思想的忽略，导致该书仍有一定维度的理论缺失。但这一切都不足以动摇这部三卷本巨著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地位。

有一点，芒福德和霍尔倒是取得了共识。芒福德认为，人类交往范围越广，参与者越众，就越需要提供更多便捷的永久性的聚会中心，便于人们突破阶层界限和行业壁垒，随时随地面对面交流沟通。霍尔也认为，网络时代，距离虽然“消失”，但各种“需要面对面接触的创新性活动依旧会增长”。事实上，人们选择在聚集的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工作机会多、生活丰富、文化多元、消费活跃。但在互联网+高速交通的环境下，人们也可以在有“同城效应”的周边地区和城市远程办公和生活，创新的场域也未必一定发生在大都市中心区。

相反，一些具有“连接性”、呈现“多中心”特征的周边地区和城市，只要通过网络保持饱满的“信息量”和一定的“见面度”，甚至更适宜成为创新的孵化器。比如，因“六小龙”而出挑的杭州、将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设在城市边缘的青浦金泽，其实都是自我规划的科技卫星城。正如“全球城市”理论提出者所说，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环境下，重要的是“连接性”。超大型城市是必要的，但并非所有城市都要变成一个巨型城市，没必要也不可能。传统超大城市一不小心，也可能像两位学者都谈到的，因为诱惑过多而浮躁起来，成为一个“炫耀性消费中心”，丧失创新能力。

说到底，霍尔偏重当代价值的论述，可能也只是阶段性的阐释，芒福德思想所具有的远见性和终极关怀，也可能在人文、生态和可持续的意义上重新闪耀光芒。霍尔在全书“结束语”之前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技术进步是一个矛盾体，既是坏人也是英雄，一方面消灭工作岗位、工厂和整个工业以及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创造出巨大的新的经济机遇以及解决城市社会出现的棘手问题，但是使用它的方式将在于我们自己。”

“人性城市”的终极关怀

毋庸讳言，中国40多年来的现代化城市规划和建设是在受到西方城市理论和城市模式的影响下演进的。但是，随着中国自身城市发展阶段所逐渐积累的经验，包括从传统中国城市中寻找到的适合后现代城市发展的智慧，也必然会形成我们自己的城市发展理念和模式，在未来发挥作用。

最近几年，我相继游历考察了苏杭、成渝、宁绍、潮汕、淮扬、昆明、厦门等地和大理、丽江、巫山，以及上海周边一大批江南小镇。从下面这些诗句中可以想象这些城市的山水风貌：“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苏州）；“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厦门）；“青山隐隐水迢迢”“二十四桥明月夜”（扬州）；“十里青山半入城，一峰晴翠抱人家”（常熟）；“水绕青山山绕城，万家烟火一川明”（大理）。中国的城市化率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长安、洛阳、开封、临安、北京、南京等大都享誉域外，除此之外，尚有许多绵延至今的地区城市和中小城镇。踏足之下，深感除“北上广深”之外的中国城市形态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其中必有值得总结梳理的模式和经验。

西方城市文明和东方城市文明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点交汇，正如新近网上用摇滚方式演唱唐诗宋词的“唐宋摇滚”，水乳相交，毫无生硬违和感。东方城市的风骨和美学也一定会在未来的中国城市发展中，重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生只合扬州死”的当代价值。中国的中小型城市实在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历史基因，依托“在地文化”构建自身城市形态，千万不要照搬超大城市那一套“大拆大建”发展模式。可惜的是，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破坏历史风貌、到处是水泥森林的均质化倾向。我们不用过分极端地强调特色，但是特色也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城市不可能在一种模式中发展殆尽。芒福德崇尚的“有机田园城市”和钱学森力主的“山水城市”在中国一定大有可为。

城市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并非二元对立，我们很容易把超大型城市理解为一套体系和概念，把中小城镇化理解为另一套体系和概念，各说各话，各不相让，甚至互相否定。但其实，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两个体系会逐渐靠拢和融合，慢慢变成一个体系。集中和离散、趋同和分化，一直都是城市创新发展的两个方向，回环的妙处就在于双向奔赴、互为依存，不会止于一端。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一个超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科技城市和人文城市、建材城市和山水城市、实体城市和虚拟城市、远端城市和近端城市、悬浮城市和烟火城市、快城市和慢城市相互融合、多元发展的协同式开放城市体系。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说是人类城市发展的悲哀。当下城市建设，虽有许多阶段性的不良倾向，但从长远来看，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内心的和谐，一定是彼得·霍尔所说的“更好的城市”的追求目标，也是芒福德所说的“人性城市”的终极关怀。（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