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鸠摩罗什（344—413），祖籍天竺（今印度），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父亲鸠摩罗炎为天竺贵族，母亲耆婆是龟兹王妹。幼年随母出家，7岁于龟兹雀梨大寺（今苏巴什佛寺遗址）学习小乘佛法，12岁游学罽宾（今克什米尔）研习大乘经典，以辩才闻名西域。

克孜尔千佛洞前的鸠摩罗什铜像（位于新疆拜城县）

鸠摩罗什（344—413），祖籍天竺（今印度），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父亲鸠摩罗炎为天竺贵族，母亲耆婆是龟兹王妹。幼年随母出家，7岁于龟兹雀梨大寺（今苏巴什佛寺遗址）学习小乘佛法，12岁游学罽宾（今克什米尔）研习大乘经典，以辩才闻名西域。

公元383年，前秦大将吕光攻灭龟兹，掳其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囚禁17年，期间苦学汉语并接触中原文化。

401年入长安（今西安），在后秦君主姚兴支持下于逍遥园建立译场，率800弟子以“文约而诣，旨婉而彰”的意译法完成《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经》等35部佛典汉译，奠定汉传佛教八宗理论基础。其生平历经两次破戒风波（吕光逼婚龟兹公主、姚兴强赠十名舞女），皆以吞针警示弟子“采莲不染泥”，圆寂后舌舍利供奉于武威鸠摩罗什寺，被誉为“佛经汉译第一人”。

鸠摩罗什的家族背景颇具传奇性，其父鸠摩罗炎出身天竺望族，家族在当时声名远扬，地位崇高，文化底蕴深厚。然而，鸠摩罗炎对世俗名利无甚眷恋，一心向佛，毅然舍弃天竺相位，踏上东行传法之路。

鸠摩罗炎穿越了葱岭（帕米尔高原），一路向东，最终抵达了龟兹（今新疆库车）。龟兹是西域的一个重要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佛教在这里也十分盛行。龟兹国王对鸠摩罗炎学识品德极为推崇，亲迎并邀其为国师。

鸠摩罗什的母亲耆婆是龟兹王室的公主，她聪慧美丽，对佛教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与鸠摩罗炎的接触中，耆婆被他的佛法智慧所吸引，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最终结为夫妻。

鸠摩罗什父母结合，赋予他独特跨文化视野。其父天竺背景让他自幼接触印度佛教深邃教义与哲学；其母龟兹王室身份，则使他融入西域多元文化。这种跨文化的成长环境，为鸠摩罗什日后在佛法和翻译领域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能够自如地穿梭于不同文化之间，汲取各方精华，将印度佛教的精髓准确地传播到中原地区。同时，他也在罽宾（克什米尔）等地区的学习和交流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成为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高僧。

鸠摩罗什尚未诞生，便已笼罩在一层神秘的宗教氛围中。其母耆婆在孕期出现了神异现象，竟突然通晓梵语，这一奇事在龟兹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纷纷认为这是佛祖显灵的征兆，预示着腹中胎儿的不凡。

耆婆常前往雀梨大寺（苏巴什佛寺遗址）进行胎教。这座宏伟的寺庙，是龟兹国佛教的重要圣地，庄严肃穆的殿堂、悠扬的诵经声，让耆婆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也仿佛为腹中的鸠摩罗什注入了佛法的智慧。

苏巴什佛寺遗址（位于新疆库车县）

龟兹国，作为古代西域大国之一，其佛教文化极为深厚，佛教不仅是国教，而且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拥有广泛的信仰基础。从国王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不虔诚地信仰佛教，佛教的影响力在三国末年达到了鼎盛。正如《晋书·四夷传》所记载，龟兹国的佛教地位显赫，城中有佛塔庙千所，每年秋季的大会更是吸引了全国僧徒的参与。克孜尔石窟，作为龟兹佛教艺术的瑰宝，不仅以其精美的壁画和栩栩如生的佛像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而且其丰富的佛教本生故事和姻缘故事，每个菱形格就是一个佛教故事，体现了佛教从西向东传播的过程，是研究佛教历史和艺术的宝贵资料。这些艺术作品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体现，更是龟兹文化的结晶。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鸠摩罗什自幼便受到了佛教的熏陶，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神异的胎教经历和浓厚的佛教氛围，如同明亮的灯塔，为他日后踏上佛法修行之路指引了方向。

七岁那年，鸠摩罗什在浓厚的佛教氛围熏陶下，随母亲正式出家，于龟兹开启了他的佛法修行之旅。他自幼便沉浸于小乘佛法的海洋中，每日孜孜不倦地诵读经文，其惊人的天赋与不懈的毅力，令人叹为观止。他跟随师父深入研习《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这部论著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述，内容丰富且深奥。鸠摩罗什凭借着过人的悟性，很快便掌握了其中的要义，对小乘佛法的教义有了深刻地理解。

在龟兹的学习经历，为鸠摩罗什打下了坚实的佛法基础。然而，他的佛法之路并未局限于此。十二岁时，鸠摩罗什随母亲前往沙勒国（疏勒，今新疆喀什），这次旅程成为他佛法修行的重要转折点。

喀什古城（新疆喀什市）

在沙勒国，鸠摩罗什遇到了一位关键人物——须耶利苏摩。须耶利苏摩是一位精通大乘佛法的高僧，他的见解独特，对佛法有着深刻的领悟。在与须耶利苏摩的深入交谈中，鸠摩罗什仿佛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被大乘佛法那宏大的视野与深邃的智慧深深吸引。

起初，鸠摩罗什对大乘佛法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毕竟他在小乘佛法上已经有了深厚的积累。但随着与须耶利苏摩的深入探讨和学习，他逐渐认识到了大乘佛法的优越性。须耶利苏摩以无比的耐心，细致入微地为他剖析大乘佛法的精髓，引领他跨越思维的界限，从不同维度深刻领悟佛法的奥秘。

在须耶利苏摩的教导下，鸠摩罗什开始了从学习小乘佛法到转学大乘佛法的转变。他毅然决然地摒弃了旧有的偏见与束缚，将自己全身心地沉浸于大乘佛法的浩瀚海洋中，孜孜不倦地探索与研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番思想上的挣扎和洗礼。但鸠摩罗什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对佛法的执着追求，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重要的转变。

沙勒国的这段经历，让鸠摩罗什的佛法境界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他不再局限于小乘佛法的狭隘视野，而是以更加广阔的胸怀去接纳和领悟佛法的博大精深。这次转变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位伟大的译经大师和高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九岁时，鸠摩罗什随母亲渡辛头河，来到了罽宾（克什米尔）。在这里，他有幸师从著名大德盘头达多。盘头达多，身为罽宾国国王之堂弟，不仅智识渊博，才华横溢，更对经律论三藏及小乘九部有着深厚的造诣，每日自清晨至中午，他能默写千句佛偈，再由中午至夜晚，背诵千句偈诵，其才学之广，名声之盛，早已传遍四海，震撼诸国。

鸠摩罗什拜在盘头达多门下后，开始系统学习《杂藏》中的《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共计四百万字。他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和领悟力，对经文的理解深刻而透彻，常常能提出独到的见解，令盘头达多大师称赞不已。在罽宾的求学岁月里，鸠摩罗什潜心佛法，精研经典，同时磨砺思辨，为将来的辩经之路筑下了坚固的基石。

十二岁时，鸠摩罗什的名声传到了罽宾国国王耳中。国王邀请他进宫，并请来众多外道论师与他进行辩经。外道论师们见鸠摩罗什年幼，心生轻慢，出言不逊。然而，鸠摩罗什毫不畏惧，他思维敏捷，言辞犀利，紧紧抓住外道论师言辞中的漏洞，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引经据典，凭借深厚的佛法修为与超凡的辩才，逐一使外道论师心服口服，哑然失色，满心惭愧。这次辩经事件，让鸠摩罗什声名远扬，也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勇气。

在罽宾深造期间，鸠摩罗什对《中论》《百论》也有了初步的研习基础。这两部论著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重要经典，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思辨逻辑。鸠摩罗什在研习过程中，渐渐洞悉两部论著的奥义，为其日后在大乘佛法领域的深耕细作与译经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公元383年，前秦苻坚派遣吕光西征，这一军事行动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动机。在苻坚的统治下，前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苻坚不仅致力于统一中原，还积极融合各民族，他的雄心壮志更是体现在对西域的征服上，使得前秦的版图达到了极盛。而龟兹（今新疆库车）作为西域的重要国家，不仅地理位置关键，而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苻坚眼中的必取之地。

此外，苻坚久闻鸠摩罗什的大名，对他的学识和佛法智慧极为仰慕，希望能将鸠摩罗什迎接到中原，以弘扬佛法、教化民众。于是，苻坚便以获取鸠摩罗什和扩张领土为双重目的，派遣吕光率领大军西征龟兹。

吕光的军队如秋风扫落叶般，势不可挡，迅速攻占了龟兹的城池，终结了这个西域古国的辉煌。此时的龟兹，佛教地位十分崇高，佛教是国教，国内寺庙林立，僧众众多。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以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吸引了无数信徒前来朝拜和修行。它不仅展示了佛教艺术在龟兹地区的杰出创造和高度成就，还揭示了佛教经西域地区向东传播的历史轨迹。鸠摩罗什作为龟兹的高僧，在佛教界享有极高的声誉。然而，随着龟兹的沦陷，鸠摩罗什也不幸被俘。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往姑臧（今甘肃武威），从此，鸠摩罗什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凉州之囚生涯。

鸠摩罗什被吕光带到凉州（今武威）后，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困守生涯。在此期间，他并未因困顿而消沉，反而以积极的态度学习汉语，广泛涉猎中原文化的精髓，为日后成为佛教经典的杰出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凉州地处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鸠摩罗什身处其中，有大量机会接触到丰富的中原文化。他怀揣谦逊之心，向当地的饱学之士虚心求教，勤勉不辍地研习汉语，凭借其超凡的天赋与不屈不挠的毅力，迅速精通了这门博大精深的语言。在学习过程中，他不仅熟悉了汉语的语法和词汇，还深入了解了中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包括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

除了学习文化知识，鸠摩罗什还通过占卜预言协助吕光建立后凉政权。吕光虽然军事才能出众，但在政治决策上常常犹豫不决。鸠摩罗什凭借其渊博的天文、地理知识以及对占卜术的深刻理解，为吕光献上了诸多至关重要的谋略。例如，在一些关键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决策前，鸠摩罗什会通过占卜来预测吉凶，帮助吕光做出正确的选择。他的预言往往准确无误，使得吕光对他愈发信任和敬重。

在凉州的十七年，是鸠摩罗什文化积淀的重要时期。他在学习汉语和中原文化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和思想体系。这段宝贵的经历，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他的知识视野，更为他日后在长安译经场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他后来在长安主持译经时，能够熟练运用汉语，准确地传达佛经的原意，使佛教经典得以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

鸠摩罗什寺（位于甘肃武威）

吕光俘获鸠摩罗什后，见他仅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僧人，并未将其高深的佛法修为放在眼里。出于一种恶意的戏谑与政治上的操控意图，吕光竟想出了逼鸠摩罗什与龟兹公主成亲这一残忍的主意。

吕光暗中设局，将鸠摩罗什灌得酩酊大醉，而后趁其不备，将其与龟兹公主囚禁于一室。待鸠摩罗什清醒过来，惊觉自己已失身于龟兹公主，愧疚与悔恨如潮水般涌来，令他痛不欲生。这一违背佛教戒律的行为，如同沉重的枷锁，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从政治意图来看，吕光此举有着深远的考量。龟兹国虽已被灭，但当地的佛教势力和民众根基深厚。鸠摩罗什在龟兹佛教界威望极高，吕光试图通过逼他破戒，来削弱他在龟兹民众心中的神圣形象，进而瓦解龟兹佛教势力对吕光统治的潜在威胁。同时，让鸠摩罗什与龟兹公主结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吕光政权与龟兹旧王室的联系，巩固自己在当地的统治。

龟兹国的覆灭，对鸠摩罗什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尤其是描绘王室供养场景的部分，生动地反映了龟兹国在佛教兴盛时期的繁荣景象。这些壁画不仅是艺术珍品，也是历史的见证，展现了龟兹国作为佛教文化重要传播中心的辉煌。曾经，王室虔诚地供养着佛教，民众也在佛法的熏陶下安居乐业。而如今，国家覆灭，寺庙虽在却已失去了往日的生机。鸠摩罗什看着这些壁画，心中满是悲痛与无奈。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祖国，还被迫破戒，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和痛苦之中。但即便如此，鸠摩罗什心中弘法的信念并未完全磨灭。他深知，唯有背负屈辱，坚韧生存，方能于未来继续弘扬佛法，普渡更多苍生。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心境，也成了他日后更加坚定地投身译经事业的动力之一。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拜城县）

公元401年，后秦姚兴发兵后凉，大败凉军，迎鸠摩罗什入长安，并拜为国师。然而，姚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强赠十名舞女给鸠摩罗什。姚兴认为，鸠摩罗什智慧超绝，若不留下子嗣传承其智慧，实在是可惜。面对姚兴的强硬之意，鸠摩罗什再度陷入两难抉择，面临破戒的严峻考验。

此番破戒之举，犹如巨石投湖，在佛教界激起了层层波澜。许多僧人对鸠摩罗什的行为表示不解和质疑，破戒事件对传统的佛教戒律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正如《鸠摩罗什法师诔》中所描述的“学匠成群，于今盖寡”，反映出当时佛教界因这一事件而产生的动荡和困惑。

面对众人的质疑，鸠摩罗什在一次讲经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拿出一个盛满针的钵，对众人说：“如果你们能像我一样把这些针吃下去，就可以像我一样娶妻生子。”说罢，他将针一一吞下，如同吃面条一般轻松。众人皆惊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妄加议论。

此外，鸠摩罗什还留下了“舌不焦烂”的誓言。鸠摩罗什，作为中国佛教的八宗之祖、四大译经家之首，一生中两次破戒娶妻生子，尽管这可能引起后世的误解，但他坚信自己所翻译的佛经是准确无误的。他发下誓言：“如果我所翻译的经典没有错误，那么在我死后，焚身时舌头不会被烧焦。”公元413年，鸠摩罗什圆寂，按照佛教仪式进行火化。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身体化为灰烬，唯有舌头依然完好无损，这验证了他的誓言。这一神奇的现象，也让后人对鸠摩罗什的译经成就更加敬仰。

后秦姚兴对佛教极为推崇，为了支持鸠摩罗什译经，他在长安的逍遥园设立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这一译场组织模式具有开创性，不仅为佛经翻译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还标志着我国佛经翻译由早期私人松散的小规模的民间翻译开始变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官办翻译。这一译场组织模式具有开创性，为佛经翻译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译场内的分工极为细致，人员构成也相当庞大。其中，负责宣读梵文经典的‘译主’一职，自然是由精通梵汉双语、对佛法有着深刻理解且能准确把握经文原意的鸠摩罗什来担当。有“证义”，他们与译主一起讨论经文含义，确保翻译的准确性；还有“笔受”，将译主翻译的内容记录下来；“润文”则对记录的文字进行润色加工，使其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此外，还有“校勘”“监护”等人员，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高效有序的翻译团队。

在翻译方法上，当时存在道安“质译”与罗什“意译”之争。道安主张“质译”，即忠实于原文，尽量保留原文的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以确保经文的原汁原味。尽管这种方法确保了经文内容的准确无误，但其译文却常常显得生硬且难以理解，缺乏流畅性。而鸠摩罗什倡导“意译”，他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更注重传达经文的精神实质。他依据汉语的表达习惯，并考虑读者的理解能力，巧妙地对原文进行调整与润色，使得译文既忠实于原作，又流畅易懂。例如，他翻译的《金刚经》《法华经》等经典，语言优美，富有感染力，深受广大信徒喜爱。

在培养弟子方面，鸠摩罗什的译场堪称佛教人才的摇篮。他门下有三千弟子，其中“什门四圣”——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最为杰出。鸠摩罗什在教育弟子时，尤为注重因材施教，他根据每位弟子的独特性格与学识基础，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计划。他不仅传授佛法知识，还培养弟子们的思辨能力和翻译技巧。在译经过程中，他会让弟子们参与讨论和翻译工作，通过实践锻炼他们的能力。“什门四圣”在鸠摩罗什的悉心教导下，成为一代高僧和著名的译经家，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鸠摩罗什在佛经翻译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文学化翻译策略，尤其是对《金刚经》和《法华经》的翻译，堪称经典重构与语言美学的典范。

在翻译《金刚经》时，鸠摩罗什巧妙地运用文学手法，使经文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他不拘泥于原文句式，灵活调整以适应汉语表达，使经文韵律流畅，读来悦耳动听。例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几句译文以生动的比喻描绘了世间万物的虚幻本质，语言简洁而富有诗意，不仅准确传达了经文的深刻含义，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让读者在诵读中更容易领悟佛法的真谛。

《法华经》的翻译同样体现了鸠摩罗什的文学造诣。他善于运用形象的语言和生动地描写，将抽象的佛法教义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经文中的诸多故事和比喻，如“火宅喻”“化城喻”等，在鸠摩罗什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使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佛法的深奥道理。此文学化翻译策略，显著提升经文可读性，吸引更多人亲近并爱上佛教经典。

“色即是空”是佛教中的经典语句，鸠摩罗什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在翻译过程中，他没有简单地直译，而是深入理解其哲学内涵，用简洁而精准的语言表达出来。“色”代表物质世界的一切现象，“空”则表示这些现象的本质是虚幻不实的。鸠摩罗什巧妙地将深奥的哲学概念转化为平易近人的语言，使得即便是普通信众也能领略其中的深刻内涵。这种创造性的转化，不仅体现了他对佛法的深刻理解，也展示了他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

鸠摩罗什翻译的《大智度论》不仅对《大品般若经》进行了深入注释，而且系统阐述了大乘佛教的中观学派思想，具有独特的“观行并重”特征。作为中观学派早期作品，它在思想和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对佛教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智度论》被视作佛教的百科全书，不仅保存了大量当时流传于北印度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还详细解释了佛教的关键名词，对理解大乘佛教至关重要。鸠摩罗什通过准确的翻译，将印度佛教的哲学思想引入中国，为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鸠摩罗什的翻译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印文化的深度交融，更为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鸠摩罗什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奠定了汉传佛教八宗共祖的地位。他在长安大寺（草堂寺）译经场的工作，成为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关键转折点。

长安大寺译经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见证了鸠摩罗什大师的卓越贡献。他不仅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等佛教经典，使之成为流传至今的版本，而且其译作语言优美、义理清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晶。鸠摩罗什的译经活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翻译的佛经成为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极大地丰富了汉传佛教的理论基础。他的翻译成就为汉传佛教各宗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各宗派纷纷从他的译著中汲取智慧，故而他被尊称为汉传佛教八宗的共祖。

与玄奘译经相比，二者虽都为佛教翻译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但存在明显差异。玄奘译经更注重忠实原文，追求译文的精准性，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还原印度佛教的原貌。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着重传达经文的精神内核，使译文更加贴近汉语表达，易于被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他的翻译风格让佛教经典更易于传播和接受，加速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鸠摩罗什通过在长安大寺译经场的努力，将印度佛教的精髓引入中国，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为汉传佛教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鸠摩罗什的贡献不仅局限于经典的翻译，更在于他推动了中印文化的深度交融，使佛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鸠摩罗什铜像（位于新疆拜城县）

鸠摩罗什的一生与丝路佛教遗迹紧密相连，宛如一条无形的文化纽带，串联起了从克孜尔到敦煌的佛教文化脉络。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拜城县）

克孜尔石窟，作为龟兹佛教艺术的璀璨明珠，见证了鸠摩罗什的童年时光，他在这里萌芽了对佛教的初步认知与虔诚信仰。这里精美的壁画和独特的洞窟建筑，见证了他年少时对佛法的虔诚探索。苏巴什佛寺（雀梨大寺），位于今库车县，是鸠摩罗什母亲进行胎教之地。如今，苏巴什佛寺遗址，尽管饱经风霜，断壁残垣间仍依稀可见往昔的辉煌印记，它如同一部无字史书，默默承载着龟兹佛教文化的厚重底蕴。

鸠摩罗什前往中原译经的旅程，途经敦煌。敦煌莫高窟作为丝路佛教艺术的瑰宝，其佛教艺术风格的形成受到了鸠摩罗什译经活动的显著影响。鸠摩罗什的译经不仅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还促进了大乘佛教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传播，其译经成为后世中国绘画和雕塑发展的重要依据。他所翻译的经典为敦煌壁画和雕塑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深刻的内涵，使敦煌佛教艺术更加绚丽多彩。

鸠摩罗什的译经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翻译的经典不仅在中国广泛传播，还远播至日本、韩国等国家，成为东亚佛教发展的重要基石。这些经典丰富了东亚地区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他的译经事业，如同璀璨的星光，照亮了丝路沿线的佛教文化传承之路。

在动荡的历史洪流中，鸠摩罗什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民族融合与佛教传播的征途，彰显了其独特的双重光辉。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看，鸠摩罗什是一座跨越文化鸿沟的桥梁。他诞生于天竺与龟兹文化交汇的摇篮，在西域多元文化的滋养中成长，最终踏入中原，开启了新的篇章。在凉州的十七年，他努力学习汉语，接触中原文化，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在长安译场，他带领三千弟子翻译佛经，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他的译经事业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语言与文化的枷锁，使佛教这一异域文化在中原沃土上茁壮成长，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瑰宝，为民族融合注入了不竭的精神源泉。

在佛教传播方面，鸠摩罗什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他翻译了大量经典，如《金刚经》《法华经》等，这些经典不仅准确传达了佛法的精髓，还以优美的语言和独特的文学魅力吸引了众多信徒。他的“意译”方法使佛经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加速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奠定了汉传佛教八宗共祖的地位。他的译经事业如同一场甘霖，滋润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土壤，让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和繁荣。

现代甘肃武威鸠摩罗什寺中供奉着他的舌舍利，这一现象意义深远。舌舍利象征着鸠摩罗什对佛法的坚守和对译经事业的执着。他立下‘舌不焦烂’的宏愿，其一生践行终得验证，令后世对其译经伟业愈发崇敬。这一供奉现象不仅是对鸠摩罗什个人的纪念，更是对他所代表的佛教文化和精神遗产的传承。

鸠摩罗什的精神遗产对中华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以包容之心、智慧之光、坚韧之志，启迪后人于多元文化交汇中，持开放态度，纳百川以融万象。他对真理的不懈探求与对信仰的坚定执着，树立了令人仰望的精神丰碑。在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精神遗产中汲取力量，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鸠摩罗什这位乱世中的文化传灯者，将永远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来源：刍狗的美好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