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时代的新闻用户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姿态进入新闻产消流程，挑战着传统的受众观念。新闻人和新闻机构投入种种意在“驯服”受众的话语和社会实践，试图将其纳入新闻业的整体想象和运作。本文聚焦当代中国新闻业的受众建构，勾勒其间浮现的算法公众想象，借此理解数字转型中的新闻业

作者简介

李红涛，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杨蕊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数字时代的新闻用户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姿态进入新闻产消流程，挑战着传统的受众观念。新闻人和新闻机构投入种种意在“驯服”受众的话语和社会实践，试图将其纳入新闻业的整体想象和运作。本文聚焦当代中国新闻业的受众建构，勾勒其间浮现的算法公众想象，借此理解数字转型中的新闻业如何通过想象受众来重塑自身。通过对不同主体在机构/行业转型和算法批判等场景下生产的受众话语的分析发现，主流媒体借助算法公众来标举其转型成就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资讯门户和聚合平台则通过想象算法公众来把握技术革新和新闻传统之间的平衡。

新闻业；算法公众；受众话语；用户；算法

一、引言

在传统新闻业的想象与实践中，受众一直是“魅影”般的存在。尽管它很早就被数量化为整体性的发行量或收视率，但新闻大体上是为了“遥远且匿名”（Atkin et al.，1983：51）的受众而生产的。早期的新闻社会学研究也发现，新闻人很少将受众带入考量，他们更多是从由消息来源和密切社会关系构成的“小圈子”获得反馈 （Gans，1979）。随着数字时代的帷幕拉开，新闻业开始采用更为强大、精密的算法和测量工具——在线受众指标——捕捉受众的形貌和行为轨迹（Anderson，2011a）。在线下线上的新闻编辑室中，受众化身为炫目的“大屏”或亮眼的“10万+”，成为更可见、更具压迫性的存在。由于算法和测量技术赋予受众极大的可见性，新闻媒体对受众的理解也从扁平化的数值演变成多维度、多层次的数集，抽象的受众也由此展现出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与此同时，受众以个体或社群身份进入新闻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成为去中心化的新闻网络的重要节点（Lawrence et al.，2017）。由其推动的新闻活动挑战着行业边界，冲击着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权威，使新闻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市场和公众压力。无论是新闻策展（陆晔、周睿鸣，2016）还是用户新闻学（刘鹏，2019）等概念都折射出新闻实践的剧烈变化。预设了“接受”属性的受众表述因而显得不合时宜，更具主动性的“用户”标签取而代之（刘鹏，2020）。

上述两条线索相互重叠、彼此呼应，让受众或用户带上几分“野性难驯”的色彩。这激发出应对“受众”的种种努力，包括试图将之“驯服”的话语实践，从中浮现出多样的算法公众想象。对受众或用户的论述是一种情境化的想象，接续并转化受众建构的社会和文化传统（Turow，2005）。在过往受众观念渐趋消解的当下，新闻界借此协调与用户和其他主体的关系，锚定其身份和定位，并划定工作边界。围绕算法公众的话语，因而构成了元新闻话语（Carlson，2016）的一部分，也折射出数字新闻业关乎当下与未来的社会技术想象（Jasanoff & Kim，2015）。

算法公众并不是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社会群体，其意义并不固定，指向也并非不言自明。围绕算法公众的现有讨论多聚焦英美国家的新闻业，或对其受众想象进行跨国比较（Christin，2020b），或将其视为算法新闻机构的独特产物，致力于勾勒其间的差异（Anderson，2011b）。无论何者，都将一国新闻业所孕育的算法公众视为一个整体。随着算法成为新闻业的技术基础设施，算法公众几乎涵盖数字时代所有的信息消费者，这意味着当中理应存在想象与意义的分化。

就中国新闻业而言，它既有独特的历史沿革、行业构成和受众传统，又在当下呈现出多样的生态。因此，我们不应该预设某种主导性的受众想象的存在，而需要对不同主体在机构/行业转型和算法批判等场景下生产的受众话语详加检视，以此呈现算法的技术力量与形塑传统受众观的旧有因素之间的张力。本文聚焦数字时代中国新闻界对算法公众的话语建构，以主流媒体、资讯门户和聚合平台三类主体为分析对象，对受众叙事的场景、意图、算法公众意象及其象征意义等话语元素展开比较，以此揭示算法对数字时代的元新闻话语和新闻业文化价值的影响，并借此理解数字转型中的新闻界如何通过想象受众来重塑自身。

二、受众想象、新闻业转型与算法文化

早在40多年前，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1979）就指出，在左右编辑决策和新闻生产的诸般考量中，受众喜好的影响微乎其微。他发现，新闻人在专业自主和商业利益的权衡中倾向于前者，而往往忽略受众的需求。随着数字技术的变革和社交媒体的勃兴，受众成为不容小觑的存在，受众建构也开始深刻影响新闻的呈现。它既反映出新闻从业者对受众的理想认知，也投射出新闻从业者所理解的“媒体—受众”关系（Nelson，2021）。“想象的受众”一方面嵌入媒介机构常规化的新闻实践（DeWerth-Pallmeyer，2013），另一方面也会从媒体话语及从业者的叙述中浮现出来。

通过对新闻实践和受众元新闻话语的深入分析，现有研究挖掘出形塑相关建构的各类因素。在个体层面，对受众的想象关乎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直觉（Schulz，2007）、对所任职机构的理解，以及对职业身份的自我认同（Ferrucci et al.，2020）。机构层面的想象则会受到媒体角色、制度和文化的影响（Anderson，2011b）。在宏观层面，受众想象还因技术设施、社会规范等结构性因素而变化（Litt，2012）。“想象的受众”为新闻业提供了实践的“脚手架”（Coddington et al.，2021），影响着从业者对新闻形态和传播方式的预期，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新闻业内部的生产和运作模式（Ettema & Whitney，1994）。从历史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