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潘小多 环球时报记者 倪浩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欣】编者的话：4月底5月初这一周，日本平均米价为每5公斤4214日元（100日元约合4.9元人民币），较前一周下降19日元，并实现18周以来的首次回调。但米价仍约为去年同期的两倍。日本专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潘小多 环球时报记者 倪浩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欣】编者的话：4月底5月初这一周，日本平均米价为每5公斤4214日元（100日元约合4.9元人民币），较前一周下降19日元，并实现18周以来的首次回调。但米价仍约为去年同期的两倍。日本专家预计，由于品牌大米价格仍居高不下，整体米价的下降空间可能有限。2024年夏季以来，受大米歉收等因素影响，日本大米出现短缺，价格不断上涨。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米荒危机”，折射出日本农业和社会的深层问题。

5月12日，日本石川县的农民在田间播种水稻。（视觉中国）

“这场危机并非不可避免”

5月12日晚，日本NHK电视台的《7点新闻》节目结束时，两位主持人的结束语是：“米价高涨，人们在超市自然而然就拿起了2公斤装大米，而不是5公斤装大米，希望更多储备米进入流通后情况能好起来。”

日本政府储备大米（视觉中国）

“五一”假期前，《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家附近的大型超市都出现了大米断货的情况，亲朋好友间相互交换哪里“有米”的信息。这几日超市虽然有货，但东京和横滨一些超市的大米货架上都挂着“限购一袋”的提示。

美国《时代》周刊称，旨在保护农民的政策，加上极端天气等因素，导致日本自去年以来大米短缺。

日媒将从去年持续至今的“米荒”称为“令和米骚动”。这场危机让一项废止多年的政策成为舆论焦点，那就是“减反政策”，即限制大米产量的生产调控政策。该政策曾是日本农业领域的基本制度之一，目的是通过抑制稻米生产防止供过于求，并配合补贴机制维持米价稳定。二战后，由于粮食极度短缺，日本政府曾大力推动稻米增产。随着农业技术进步，水稻产量迅速提升，大米成为日本家庭的主食。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饮食逐渐西化，导致大米严重过剩。为此，日本政府于1970年开始限制新开水田，并通过补贴鼓励“转作”——在田中种植麦类、大豆或饲料用米等。按照政府计划种植的农户可获得补助，种植饲料米每0.1公顷最高补贴10.5万日元。通过这些举措，政府调控了供需，保持了米价稳定。

不过，日本亚洲增长研究所的本间正义认为，这一政策导致市场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小问题都可能引发严重混乱。东京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铃木认为，保持供需紧张意味着即使需求发生轻微变化也可能引发短缺或价格上涨。

2018年“减反政策”废除后，日本有14个道县立即提出大米增产计划，然而，从2018年到2023年，日本大米的实际产量持续下降。2024年虽略有回升，但仍未恢复至废止前水平。

大米增产为何如此艰难？美国《时代》周刊直言，“大米是日本最政治化的作物”。大米市场改革令人忌讳，是因为政客更关心农民选票，而不是农业经济。从历史上看，日本农协曾成功组织农民投票支持自民党候选人，这些候选人推动提高大米价格，因为在1995年之前，大米价格是由日本政府设定的。自1995年市场部分自由化以来，大米价格由供需决定，但一些人为因素限制了供应。尽管“减反政策”已废除，但日本政府仍通过补贴的方式，引导农民种植大豆和动物饲料等替代品。有专家分析认为，自民党不愿疏远农村选民。一位自民党党员告诉《日经亚洲评论》：“如果自民党政府染指大米，他们就会垮台。”

“减反政策”还带来长期不良影响——农户依赖补贴，缺乏商业思维。而且，面对日益开放的农产品进口形势，日本米农越发难以面对挑战。

“这场危机并非不可避免，而是数十年来错误的农业政策导致的。”《时代》周刊称，与自然灾害或外部冲击不同，在全球粮食体系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日本故意破坏其大米生产能力。如果日本不限制生产，每年可生产1700万吨大米，相当于目前产量的两倍多。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日本问题专家王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当前日本米价“小幅下跌”虽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但仍需谨慎应对，与之前的涨幅相比，跌幅非常有限。

王佳认为，日本大米产业虽然在全球出口市场中所占份额不大，但其在国内产量、消费或进口政策上的显著变动，仍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引发全球粮食版图的连锁反应。日本“米荒”可能提升全球大米进口需求，推高国际价格。另外，日本“米荒”还会改变全球大米贸易流向。如果日本大量增加进口（可能性不大，日本对农产品进口限制较多），就需要从主要大米出口国采购，可能会改变这些出口国的传统销售流向，对其他进口国的供应链产生影响。除此之外，“米荒”还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应，日本作为重要经济体，其在大米市场的动作可能引发主要大米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关注。

为何米贵仍伤农

分析人士认为，“米荒”反映出日本农户高龄化加剧、弃耕地增加、农业吸引力下降等深层问题。

大米价格上涨并未转化为农民的实际收益，反而加剧农业经营困境。

首先，虽然大米销售价格提高，但肥料、燃油、农业机械维修费用、人力外包等成本也在大幅上涨。根据农业团体测算，与2021年相比，2024年化肥价格上涨约30%，柴油与电力等能源成本上涨25%，机械修理与更换费用上涨15%。这一系列成本上升几乎抵消了增加的收入，甚至让农民陷入更深的经营赤字。

其次，大米的流通结构压缩了农民的利润空间。多数稻农需依赖农协或大宗批发商销售稻米，这些渠道虽提供稳定销路，却要缴纳高额分销手续费。

再者，僵化的政策制度与补贴机制使农业生产很难灵活应对变化。日本部分地区存在补贴依赖问题——农民宁可选择减少种植，维持现有补贴收入，也不增加投入以扩大生产。此外，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大部分农田位于山区且分散，难以有效扩大规模。

最后，随着老龄化问题加剧，日本农民数量急剧减少。据彭博社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显示，稻农的平均年龄约为71岁，2015年至2020年间，稻农数量下降了25%。老年农户一般不具备进行市场拓展、品牌构建所需的资源与精力，年轻人也因农业缺乏吸引力望而却步。

一名60多岁的日本农民告诉《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和15年前相比，其开支增加了60%以上。他和表弟一起务农，一年下来农产品的销售额大约为1500万日元，其中一部分还来自蔬菜种植。由于各项成本费用不断上涨，实际收入并不多，表弟的妻子还需要外出做零工才能维持生计。他还称，表弟家有3个孩子，但没有一个想继续务农。

日本传统酿酒企业也因“米荒”面临“百年一遇”的危机。米价暴涨给酒企造成极大负担。日本一家清酒厂的生产经理水谷仁志对彭博社表示，“农民面临巨大压力，农业正在衰落，农民正在退出这个行业。大米供应将长期不足，价格将不得不持续上涨”。

萝卜饭又登上了日本的餐桌

为解决“米荒”，日本政府陆续投放了储备米。不过，日本农协5月9日称：3月批发商投标成交的19.9万吨储备米中，仅完成出货6.3万吨。部分日媒认为这是因为批发商精米处理能力有限，目前一部分储备米仍然处于“糙米”状态。农林水产省则表示，储备米之所以迟迟不能上市，是“因为3月和4月正值人事调动时期，此外可能也存在卡车调配困难的情况”。不过，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让民众信服。

日本政府除了释放储备米，还在增加进口。农林水产省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日本私营企业大米进口量约为551吨，超过了2023财年的总进口量。韩国农协确认，计划在6月初向日本出口最多24吨大米。不过这一出口量仅占日本大米总消费量的一小部分。

据共同社报道，作为与美国进行关税谈判的一部分，日本政府正考虑增加美国大米的进口。维也纳大学研究日本农业改革的学者延奇认为，从国外进口大米可能会在短期内缓解日本高企的大米价格，但从长远来看，“更多的进口大米意味着农民种植水稻的动力更小”。

为应对生产者高龄化的问题，日本农业公司考虑引进外国劳动力。然而，日媒认为，日本在人才争夺战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劳动人口来说，欧洲等国家的工资水平高于日本，且语言障碍较小。

“日本面临忽视农业的苦果。”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称，日本人限制产量的做法损害了其粮食安全。日本较低的粮食自给率使其处境岌岌可危。随着大米价格达到50年来的高点，日本正面临一场以主食为中心的通胀危机，日本家庭的食品成本负担日益加重。

厚生劳动省于5月9日发布的每月劳动统计调查速报显示，日本名义月工资约为30.8万日元，连续39个月增长。然而，由于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4.2%，实际工资同比减少2.1%，已连续3个月负增长。

当前，在社交平台上，不断有人分享如何用蔬菜增加米饭的分量，例如加入玉米、马铃薯、萝卜等。对于50岁以上的日本人而言，萝卜饭让他们想起了1983年播出的晨间剧《阿信》，剧中阿信生活贫困时只能吃萝卜饭。谁也没有想到在21世纪，萝卜饭又登上了日本的餐桌。

王佳认为，日本政府为遏制米价上涨所采取的措施初期“收效甚微”可能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是供需失衡规模较大，二是市场存在强烈的恐慌性购买和囤积行为。未来日本米价走势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日本政府是否会继续投放储备米或采取其他稳定市场的措施。

来源：环球网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