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与中国商业起源相关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的综合比勘研究，试图证明以下论点：中国商业滥觞于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中国历史上的商代与中国商业的起源关系密切；早在先商时期商族祖先就发明“乘马”、“服牛”用于商业活动；中国最早的商人代表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与中国商业起源相关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的综合比勘研究，试图证明以下论点：中国商业滥觞于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中国历史上的商代与中国商业的起源关系密切；早在先商时期商族祖先就发明“乘马”、“服牛”用于商业活动；中国最早的商人代表是商先祖王亥；商先祖最早的活动区域在商丘地区，中国商业应起源于这一区域；商朝的立国与商业关系密切；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作为商朝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中国成熟的商业形成的地区； 甲骨文“商”字乃货架上置物出售的会意，“殷人善贾”，商族人因为善于经商而称自己为商人，作为生意人之意的“商人”之称始于西周初期，乃是周人对善于经商并以经商为业的殷遗民的一种称谓，商业之名亦起源于此，其得名地在郑州地区。
关键词：商业起源；郑州；商丘；王亥；商朝
论及中国商业的起源，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最早的商业活动起源于何时？发生在何地？为什么今天把从事商品交换的行业称为商业？把以商品交换为业的买卖人称为商人？中国最早的商人是谁？1925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研究中国古史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矣。”本文试就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利用“二重证据法”对上述问题予以考辨。
一、中国商业的滥觞
《易经·系辞》下：“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黄帝为“五帝”之首，华夏始祖，他曾致力于发展原始手工业。据《世本》、《易·系辞》、《拾遗记》、《淮南子》等文献记载，黄帝命宁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以利器用；共工主金，以造铜器；元妃嫘祖劝蚕，以丝为帛等等。又发明改进交通工具、修筑道路，命“共鼓、货狄作舟”，“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轩辕变乘桴以造舟楫”，命“邑夷作车”。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还命“隶首作算数”而“设五量”，创制了度量衡。黄帝的这些作为，极大地促进了原始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通典·食货志》云：“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五则通财货……”而《史记·平准书·正义》云：“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说明原始的商品交易场所“市井”，大概出现于黄帝时代。黄帝为有熊国君，《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县也。”《帝王世纪辑存》说：“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路史·后纪五》注“（黄帝）有圣德，援国于有熊，郑也。”据此可知黄帝都有熊，其地望在新郑。黄帝之后，郑之祝融对原始集市的出现和形成也起过重要作用。《世本·作篇》云“祝融作市”，《古史考》：“神农作市，高阳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作市。”而《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郑，祝融之虚也。”《淮南子·修务训》载：“尧之治天下也……得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管子·揆度》篇云“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武豹之皮”。《尸子》云：“（舜）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以均救之。”顿丘，在今河南省浚县。根据以上文献记载，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最原始的商品交易市场首先出现并形成于郑州地区。
商业活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得不群居，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采集和渔猎所得仅够果腹，没有剩余的东西可以和别人交换，因此还没有商业活动。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磨制石器、陶器的发明、原始农业的发生，使人们除了维持自身的生存所需外，生产物还有所剩余，可以用来互通有无，商业活动也于此时萌芽了。1977年在新郑裴李岗村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裴李岗遗址，后又相继在登封、新密、新郑、巩义等地发现了数十处裴李岗文化类型的遗址，从而揭示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内涵。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铲、石斧、石镰、石锄、石磨盘、石磨棒，陶鼎、陶罐、陶壶、陶钵、陶勺、陶纺轮，以及石矛、石球、石弹丸、骨镞、骨镖、骨锥、骨针、骨珠等，说明其原始农业已处于比较进步的锄耕农业阶段，渔猎和养殖是生产活动的必要补充，原始手工业已有制石、木作、制骨、制陶和纺织。所有这些都为中原地区商业活动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原地区最原始的商业活动大约出现于这一时期。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相继完成，生产产品增加、产品种类增多，商业活动也逐步发展起来。
20世纪70年代在郑州市东北郊对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揭示了父系社会繁荣时期的村落面貌，发现了一批房基、窖穴、墓葬等遗迹和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一批成套的房基遗迹以及与其共存的生产生活用品的发现证明了个体家庭和私有财产的存在，而这些正是商品交换的前提。此外，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的调查和发掘又向我们展示了父系社会晚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的文化内涵。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可能就是夏代的阳城遗址，发现有城墙、城门、陶排水管、房基、陶窑、墓葬、灰坑等遗存，设施相当完备。生活在城里的人必须从市里获取生活必需品，因此有城就应当有市。而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郑州西山仰韶城的发现，又把郑州地区城市的出现提前到仰韶文化晚期，距今大约5000年。西山仰韶城址位于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城址，发掘面积虽仅4700平方米，但已发现房基120余座，窖穴、灰坑160余座，灰沟20多条，墓葬200余座，出土大批陶、石、骨类文化遗物和兽骨、种籽等动植物遗骸。考古学家许顺湛认为西山仰韶城为黄帝城。根据考古发现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最早雏形的市大约出现在郑州地区，其时代为黄帝时代，距今大约5000年。
可以认为，中国商业萌芽于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
二、商代与中国商业的起源
（一）商人、商业之名的来历
商人、商业的“商”字和历史上的商族、商朝的“商”字为同一字，其间有没有渊源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早在1927年，徐中舒就最先提出“周公迁殷遗民于成周，成周居四方之中，可耕之土田少，又压迫于异族之下，力耕不足资生存，故多转而为商贾。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在分析了商代人用海贝作为货币的史实后，说：“故此可作一结论：便是中国古代的贸易行为必始于商人。”后来又在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中重申这一观点：“殷人的商行为无疑是已经开始了。《周书·酒诰》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便为‘商人’的吧。”王毓铨也认为：“当商族讲的商人和做买卖的商人原来就是一种人。历史上‘商人’这个名字是从周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商人自己不叫商人。在他们繁隆的时候，商人之中的一部分为商旅，商于四方，周人也是被商的一个邻族。在被商的周人看来，从事商业的就是商族的人，所以以后就把从事商业的都叫做商人了。”
此后，吴晗，李亚农，吴慧，林文益，张一农，杨升南等众多史学家都支持这种观点，他们一般认为，商人、商业得名与历史上的商朝有关，起源于历史上的商族人。原来，历史上商朝又称为殷或殷商，商族是中国一个古老的部族，早在夏代就活动于东方，这个部族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后来更以工商业聚集大量财富，灭掉夏朝而立国。商族人一直保持着重视商业的传统，所谓“殷人重贾”、“殷人贵富”。本来在商朝强大的时候，商族人就经常到周边方国经商，久而久之，人们形成一种印象，认为做买卖的生意人就是商族人、商族人就是生意人。殷人重商，周人重农，后来商朝灭国之后，商族遗民失去了土地和政治上的特权，备受歧视，更主要依靠经商为生，使人们对于做买卖的人就是商族人的观念进一步加强，以后便直接把做买卖的人通称为“商人”，把做买卖的行业称为“商业”。而商人的本质特点就是唯利是图，这也正是周人骂殷人“胜而无耻”的缘由。
综合诸家的观点，可知“商人”（买卖人）、“商业”等名词得名于西周初年。其实商朝自盘庚迁殷以后便被称为“殷”，可以说有商一代，前期称商，后期称殷，故后世或以殷商连称，《尚书·多士》：“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毕命》：“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可见作为“商人”（买卖人）、“商业”的“商”字由来已久，中国商业应有更为悠久的渊源。
（二）商业之“商”的本意
甲骨文商字作“
、
、
、
、
”等形。关于商字的本意，众说纷纭，《说文·
部》云：“商，从外知内，从
，章省声。”谓商有洞悉明了之义；朱芳圃认为是星名，象案上置薪以象征大火之星，商人主大火星，故以商名其部族；王玉哲认为商上象凤凰之鸟冠，下象穴居形，穴居的商人以凤鸟为图腾，因此把商作为自己的族名；姚孝遂以为商象某种管乐；张光直认为“商”字上部的“辛”象人形头上戴冠，借以代表王室祖先像，下部的“丙”字是供桌或供几，加上下边的“口”，整个字为置先祖之像于祭几之上、祭祀者口中念念有词的会意，乃祭祖之意，引申为祭祖之邑进而指整个王朝；商承祚谓商之古文“象架上置物之形”；孙明认为甲骨文商字从子从丘，居住在丘岗之上的子姓氏族部落称为商族。本人认为以上诸说以商承祚之说近是。商字甲骨文从“
”从“
”，“
”郭沫若认为是剞劂，即刻镂之器，詹鄞鑫认为是凿具的象形，我们认为“
”乃石刀铜刀或石凿铜凿之象形，泛指工具之类的货物；“
”乃器物底座，朱芳圃论之颇为确当：“
，物之安也，亦谓之堤，《淮南子·诠言训》云：‘瓶瓯有堤’，高注：‘堤，瓶瓯下安也’，今俗谓之底座”。我们认为“
”正是货架之象形。货架上放置着货物，正是做买卖的会意。《说文解字》中另有“
”字，即赏，许慎释作“行贾也。从贝，商省声”。甲骨文作“
”，金文作“
、
、
”，商承祚《殷契佚存》云：“商、赏本是一字，故卜辞及金文赏皆作商。”郭沫若、李孝定也认为商与赏相通。甲骨文由于刻写的局限，难以描摹具体的形象，而金文大都是铸成的，可以有粗细方圆的变化，故能保存古文字的本来面目，因此，许多古文字的原始形态往往存在于金文之中。既然商、赏本为一字，金文中的“
、
、
”字较甲骨文商字又多出了两个形符：“贝”和“口”，贝乃货币，交易需要用口讨价还价，更为明确地透露出原始商字的本意。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商”字为会意字，其本意为货架上放置着商品进行交易，即为做买卖，商族人因为以经商见长，因此以商字作为本族的族名，进而成为商族人聚居之地的地名，后来又成为商朝的国名。
（三）商丘与中国商业的起源
既然“商人”“商业”这些名词来源于先商时期的商族人，那么，中国商业的发祥地就应该与商族人最早的活动区域相一致。学术界有一种重要的观点，认为商族自契至成汤的先商时期，其活动区域一直在豫东的商丘地区。《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喾的后裔契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据王国维的考证，司马迁所言的商即指今河南商丘。《左传·昭公元年》云：“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左传·襄公九年》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另据王国维考证，自契至成汤十四世八迁其都，其中四次迁于商丘。关于商代开国之君成汤所都的亳在何处，学术界争议颇大，文献中有较为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今商丘市虞城县谷熟镇即为汤都之一南亳之所在。商丘地区至今还保存着帝喾陵、阏伯台、伊尹墓等商人先祖名臣的名胜古迹，并发现有时代和先商时期大致相当的造律台、黑堌堆、王油房、山台寺等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商丘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地名，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商”、“丘商”、“大商”、“中商”、“大邑商”。甲骨文中作为地名的“商”，有学者认为是指安阳。然而董作宾在《殷历谱·闰谱》中认为：“大邑商亦即今之商丘，盖其地为殷之古都，先王之宗庙在焉。故于征人方之始，先至于商而行告庙之礼也。旧说皆以为大邑商为今之殷墟（安阳），误。”陈梦家认为：“商——今商丘附近；大邑商——今沁阳附近；天邑商——朝歌之商邑；中商——可能在今安阳。”日本岛邦男博士经过详密的考证，认为在甲骨文中“安阳被称为‘兹邑’，商丘被称为‘商’、‘丘商’、‘大商’、‘中商’、‘大邑商’。‘南亳’被称为‘亳’。”我们认为岛邦男的观点值得信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商族在商汤立国之前主要活动于商丘一带，商丘是商族的祖居地、发祥地。
既然“商”字为货架上放置着商品进行交易的会意，其本意即为做买卖，商族人因为以经商见长，因此以商字作为本族的族名，进而成为商族人聚居之地的地名，后来又成为商朝的国名。商丘上古时代地处中原文化、淮夷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汇处，是原始商业滋生的最佳地点，这正是早期商族人聚居此地的原因。古人为避水患，往往居住在高地上，所谓“古人丘居”，商丘的本意即为擅长经商的商族人聚居的一块高爽之地。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商业的发祥地在商丘。
（四）王亥是中国商人最早的代表
《尚书·周书·酒诰》云：“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称殷人“肇牵牛远服贾”，“肇”就是“始”的意思，可见西周初年人们便认为商业肇始于殷人。而最早经商的商族人又是谁呢？早在商朝立国之前，商人的祖先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驯养牛马用于远距离经商。《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 “服牛”就是用牛拉车，王亥乃商族始祖契的六世孙，他为了远行经商，发明了用牛拉车。此外，《周易·系辞下》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周易·大有》云：“大车以载，利有攸往。”《管子·轻重戊》中说：“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上述这些文献均说明商先公相土、王亥发明的“乘马”、“服牛”与中国商业的起源关系密切。商品的价格受地域影响，这就迫使商人“引重致远”，异地贱买贵卖，赚取差价，所以商业活动离不开交通运输。“乘马”易于“致远”，却不易于“引重”，较之“乘马”，牛车更利于商品交换中货物的流动，联系《尚书·酒诰》“肇牵牛远服贾”的话，可知“服牛”与“服贾”紧密相连，是一回事。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最早赶着牛车经商的商族人是其先公王亥。
《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藏，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 该就是亥，有扈即有易，朴牛亦即仆牛、服牛。《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易·旅》：“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 《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伯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今本《竹书纪年》载：“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上述先秦古籍中均记载着这样一则关于王亥的故事：一次王亥去有易部落经商时，有易部落夺走了王亥的牛羊货物，杀死了王亥，王亥之子上甲微为父报仇，起兵灭了有易氏，商人的势力由此扩展到易水流域。王亥主要活动于豫东一带，有易部落在今河北易水流域，王亥赶着牛羊远涉易水流域而进入有易部落境内，显然并非生产性放牧，而是一种经商行为。由于王亥发明“服牛”，并开创了商代经商的传统，他的商业活动又使商族的势力得以扩展，因此，后世商王非常尊崇他，在甲骨文中他与上甲、大乙是受祭最为频繁的先公先王，他不仅被称为“高祖”，还被称为“王”，祭祀他时的用牲也最为丰富，有一次甚至一下用掉三百头牛。对于王亥发明“服牛”，王国维这样评价：“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此起也。”陈梦家甚至认为他就是殷商的主要始祖契：“卜辞的先公中，王亥的祭祀是隆重的，他既称高祖又称为王，较之河、夒之但称高祖，与恒、夭之但称王者，自有不同。他与上甲、大乙等先王并列于一辞之中，不同于其他的先公。他从来不和山川之神祇混杂在一处。在传说中他是始服牛羊者，其居处近于东土之有易。凡此种种，皆使我们倾向于王亥为殷之主要始祖，即契。”
甲骨文中称“王亥”、“王”、“高祖亥”、“高祖王亥”，据初步统计，已发现的有关王亥的甲骨卜辞有120条左右，主要内容是记载对王亥举行的祭祀，卜辞记载对王亥的祭祀不仅非常频繁，而且十分隆重。如：
（1）贞：侑于王亥惟三百牛。（《甲骨文合集》14724）
（2）翌辛亥侑于王亥四十牛。
侑于王亥母。
五十牛于王亥。
贞：
王亥。（《甲骨文合集》672正）
（3）甲辰卜，贞：来辛亥燎于王亥三十牛，二月。（《甲骨文合集》14733）
其中（2）（3）条卜辞记载，均于辛亥日祭祀王亥，“祭日皆用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甲骨文中王亥之“亥”字有一种写法作“
”，从鸟从亥，这与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云王亥“两手操鸟”；《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公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者也；祝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综合上述文献，特别是《左传》中东方少皞氏以鸟名官的记载，说明王亥的确属于东方部族。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世子相土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说明相土都商丘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的，王亥乃相土的四世孙，其间不曾迁都，因此王亥一直都于商丘。所以，我们认为王亥居于商丘，他是中国最早的商人（买卖人）的代表。
（五）商朝的立国和商业
商人的建国与商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学界一般认为商汤以工商立国。《管子·地数》总结夏朝和商朝的得失道：“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商汤重用伊尹，伊尹善于管理经济，认识到商品“重则至，轻则去”的流通规律，“开阖决塞”， 促进商品流通，稳定市场。 又《尚书·仲虺之诰》载：“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意思是商汤不与商人们争利，保护商业，结果出现了社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局面。另据《管子·轻重甲》记载：“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夏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无不服文秀衣裳者”。为了削弱夏的力量，商汤采用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族的妇女日夜赶织“文绣纂组”，用来换取夏人的粮食，“一纯得粟百钟”。通过这种商业手段，商人获得了夏人的大批粮食，“故伊尹得其粟而夺其流”，这样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多，国力日渐强盛，终于灭了夏朝。伊尹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最著名的商业管理者，他正是利用商业手段帮助商汤积蓄力量，并最终剪灭了夏朝。可见中国的商业起源应该循此而前溯，由西周初年上溯于商朝立国之前，中国的商业应当源起于先商时期的商族人。
（六）商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
社会生产是商品交换的基础，商代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为繁荣的商品交换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业是商代主要的生产部门。商代已进入青铜器时代，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青铜农具有䦆、锸、铲、镰、犁铧、耒、耜、铚等，它们与石、蚌、骨、陶、木制工具并用，标志着商代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甲骨文中有很多有关“协田” 的记载，协田就是集体耕作之义，说明商代在农业生产上已采用了较大规模的劳动协作的耕作方式，在殷墟宫殿区域内属于王室贵族的一个窖藏里，曾发现四百多把有使用痕迹的石镰刀比较集中地堆放着，这正是商代集体耕作的物证。正是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协作，使当时的生产力有了较大规模的提高。商代农业种植的谷物种类已相当齐全，主要有禾、黍、麦、菽、稻、高粱、桑、麻等，古人所谓的“五谷”——粟、黍、稻、麦、菽等都已齐备。谷物的产量也有很大提高，在郑州、辉县、邢台、藁城等地的早商遗址和殷墟晚商遗址中，都发现了贮藏粮食的窖穴。商代的酿酒业十分发达，饮酒成风，到商纣时竟达到“酒池肉林” 的程度，而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这些都说明商代的农业生产有了比较高度的发展。
畜牧业也是商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商代的畜牧品种主要有马、牛、羊、猪、犬，还有象和鹿，家禽有鸡、鸭、鹅等，后世畜牧业中的主要牲畜品种在商代已经齐备。商代已经设立有专门的牧场，采用人工放牧和圈栏牢饲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设有专门主管畜牧业的官员称为“牧”，或称“亚牧”、“牧正”，各种牲畜亦有职官专司，如马小臣、牛司、司犬、司羊、彘司分别掌马、牛、犬、羊、彘之政事。据甲骨文记载，商王及其臣僚、贵族们，把大量牲畜用于祭祖、祭神和殉葬，各种仪式的祭祀坑和附属于贵族墓葬的兽葬坑中成批的兽骨的发现，印证了卜辞中的用牲记载，用牲的方法各种各样，或土埋、或水沉、或火燎、或刀刘，用牲的数量相当惊人，动辄用牲数十数百乃至上千头，这正反映了商代畜牧业发达的情况。
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到商代，历史上畜牧业和农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早已完成，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已形成各自独立的生产部门。不仅如此，在手工业内部又有了进一步的分工，商代的手工业可分为铸铜、制陶瓷、制玉、制骨、纺织、建筑、木作、漆器、酿造等不同的部门。
在商代手工业各部门中，青铜冶铸业是最重要的一种行业，因为青铜冶铸作为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商代青铜器出土地域广，数量大、种类多，铸造技术高超。北及辽宁东部，南到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西达陕甘一带，东至江浙沿海，在这纵横数千里的范围内都有商代铜器的出土；历代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达数千件之多，而礼器之外的兵器、工具和其他用器更当数以万计，而且商代之后历代流失毁坏的商代铜器更是不计其数；商代青铜器的种类齐全，有礼器、生产工具、兵器、车马饰品、建筑构件以及其他杂器等；商代的青铜冶铸工艺已相当纯熟，器物造型奇巧，纹饰精美华丽，商代后期的司母戊大方鼎通高1.33米、重875公斤，是已知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需要300人以上同时协力冶铸才能完成。
商代的青铜冶铸业主要用于生产礼器和兵器，日常生活用器的主要生产部门是陶瓷业。商代的陶窑往往集中分布，如郑州铭功路发现14座，偃师商城北部发现8座，湖南岳阳费家河遗址发现63座，江西吴城发现12座，大量集中的陶窑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规模，其生产目的显然并非自己使用，而应当是用于交换。明器作为专门为随葬制造的陶器，在商代墓葬中大批出土，这类陶器烧成火候低，制作粗糙，是备而不用的象征性器物，生产者当然不是供给自己使用的，其商品生产的性质尤其明显。商代已出现了原始瓷器和刻纹白陶，反映了商代陶瓷制造技术已有了很高的水平。
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曾俘虏了许多以职业为氏的商朝手工业者，其中有索氏（绳工）、长勺氏、尾匀氏（酒器工）、陶氏（陶工）、施氏（旗工）、繁氏（马缨工）、锜氏（锉刀工或釜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椎工）等，可见商代的手工业不仅可分为诸多不同的部门，而且在手工业各部门内部也有了进一步的分工。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郑州商城发现的早商手工业作坊中，南关外青铜器作坊是以铸造䦆等生产工具为主的，而紫荆山北青铜器作坊则是以铸造刀和箭头等武器为主的；铭功路西侧制陶作坊以烧制盆、瓶等泥质陶器为主，窑场内无一片夹砂陶出土，而郑州商城遗址中夹砂陶器的出土数量相当大，说明另有夹砂陶器的生产作坊；安阳殷墟苗圃北地的铸铜作坊以生产礼器为主，而孝民屯的铸铜作坊则以生产工具和武器为主；河北邢台贾村商代遗址的四座陶窑内只出土陶鬲及其残片，是一处专门烧造陶鬲的制陶作坊。手工业内部分工如此之细，大规模生产单一品种的大路货当然不是单单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的需要，生产的目的主要应是用于出售和交换，具有明显的商品生产性质。而郑州商城早商手工业作坊的精细分工，则说明商代早期的商品生产已相当发达。
（七）商代的城市、交通运输和货币
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兴起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我国的城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但那时的城其性质主要是军事城堡，商业性质即市的性质还很薄弱。直到商代，城中才设有“市”、“肆” 一类的交易场所，城和市的功能兼而有之，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到商代才名符其实地出现。《六韬》云：“殷君善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史记•殷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殷“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尚书•盘庚下》云“以迁肆”“其永地于兹新邑肆”，《尚书•说命下》云“若挞于市”，殷青铜器《乙酉父丁彝》中也铸有“市” 字，这些都说明了商代的城中已设有专门用以交易的场所“市”、“肆”，商人在市肆里进行商业活动，商业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日趋繁荣。
商代的城市数量很多，规模很大。根据文献记载，商朝从成汤建国到纣亡国共迁都六个地方，这六个地方是：“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后徙西亳”，“帝仲丁迁于敖”，“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据《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故《诗经•商颂》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此外还有朝歌、孟津、商、雇、滆、耒、齐、京、潢、霍、潜、孟、衣、向、徐、井、攸、杞、吴等，或为商王别邑，或为方国都城，据杨升南先生推算，商代全国各地至少有300多个大小城邑，可谓星罗棋布。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商代都邑共8座，其中王都3座：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以及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和殷墟的面积分别达到25和30平方公里，可见其城市规模之大。另有5座方国都城：山西夏县东下冯商代前期城址，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早期偏晚古城，湖北盘龙城和山西垣曲商代中期古城，以及陕西青涧李家崖晚商城址。这些城邑较都城面积小，都有城墙围护。
商代这些城市，既是商王和各属国贵族、官吏、军队、百姓居住之地，又是手工业作坊所在地，更是城市居民获取生活必需品的交易场所。
商业的目的是贱买贵卖，赚取差价，获取利润。而商品价格的高低往往受地域的影响，这就迫使商人“引重致远”，在价格低的地方购入货物，然后将其运输到价格高的地方出售。因此，商业活动与交通运输的关系极为密切。《盐铁论•本义篇》云：“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 又《史记•平准书》中云：“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都说明了交通运输对于商业的重要性。
商人早在先祖相土、王亥时就开始“乘马”、“服牛”，使用马车、牛车作为运输工具。甲骨文象形“车”字和殷墟车马坑的发掘使我们得以了解商代车的结构，商代的车是由车架、车舆、轮、轭几部分构成的，舆也叫箱，是载重部分，可以载物坐人，为商业运输提供了方便。《易•大有》云“大车以载，利有攸往”，《尚书•酒浩》曰“肇牵牛车，远服贾”，正是商代使用牛车马车往来经商史实的记载。商代中原地区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河湖密布，这为水上交通提供了条件，甲骨文中有“舟”、“帆”的象形字，商代金文中还有舟纹的彝器，如聿舟簋，这反映了商代舟楫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商朝人正是利用车、船这样的运输工具，“通川谷，达陵陆”，外出经商，长途贩运。商代的商业活动范围，东达海滨，西到陕甘地区，北及古营州、朝鲜半岛，南至今长江以南的四川、湖北、安徽、浙江一带。商业贸易使四方的土物特产、奇珍异宝汇聚于中州，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文物中就有渤海出产的鲸鱼骨、咸水贝、绿松石，新疆和田的玉石，南方的龟甲、铜、锡等。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商品交换最初是以物易物的物物交换，后发展出现了以一般等价物为媒介的货币交换。这种一般等价物最初由某种物品比如牲畜承担，后来就固定在某一种商品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先商时期，商人可能就开始使用原始的一般等价物牲畜进行交换，商汤的八世祖王亥就曾赶着牛羊到有易部落进行贸易，王亥所带的牛羊可以认为就是一种一般等价物，或称之为原始货币。
《盐铁论》载：“夏后氏以玄贝。”到商代立国，真正的货币已经出现，这种货币就是贝币。王国维在《说玨朋》就说：“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玨，于贝则谓之朋。然二字于古实为一字。”商人很重视贝，盘庚称贝为“好货”、“宝货”，与玉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尚书·盘庚中》：“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意思是盘庚警告治政之臣，不要不念尽忠，但贪贝玉。《尚书·盘庚下》：“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用坚一心。”意思是商王盘庚警告贵族们：不得聚财行贿以谋官位，而应建功立德以求提拔。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了买（買）、责、赊、货、宝（寳）、贮等字，这些与商品交易有关的字都从贝。商代的贝以朋为单位，每10贝为1朋。商代用贝作为货币在商代铜器铭文中表现得最为直接明了，商王和贵族对臣下赏赐常常用贝，目前发现有20余件晚商赐贝的青铜器，内容大都是某赏某人“贝若干朋”，受赏者用所得之贝为资，铸造铜器以为纪念。如《戌嗣子鼎》铭曰：“丙午，王赏戌嗣子贝二十朋，在阑宗，用作父癸宝鼎。”殷墟卜辞中也有一条赐贝的辞例：“庚戌……贞：赐多女有贝朋。”（《甲骨文合集》11438）
商代墓葬中随葬贝的现象非常普遍，在郑州白家庄一座早商墓葬内就随葬有460多枚穿孔海贝。晚商墓葬用贝随葬就更为普遍，如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大型墓中出土了3790枚海贝，殷墟妇好墓出土海贝6880枚，解放前对殷墟的15次发掘也多有贝币出土，李济在对这些贝壳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贝壳多琢成嵌饰，亦为当时之通用货币。货币多用咸水贝，装饰多用淡水贝。”殷墟的中小型墓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墓随葬有贝，有的随葬贝达数百枚之多，这些墓葬墓坑虽不大，也没有青铜礼器随葬，却有上百几百枚贝币随葬，其墓主可能是经商致富的商人。商墓中普遍以贝随葬的现象，说明贝作为货币已渗入商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迄今发现的商代贝币大都是海贝，但也有少数的骨贝、石贝，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少量商代晚期的青铜铸贝，在安阳殷墟发现了5枚，在山西省保德县发现了109枚，商代青铜贝是我国也是世界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与文献记载可以印证，《竹书纪年》载：“殷商成汤二十一年大旱，铸金币。”《管子·山权数》亦载：“汤以庄山之金铸币。”古代称青铜为金，青铜货币的出现反映了商代的商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八）商人（生意人）溯源
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分工，随着城市的日益繁荣和交通运输能力的不断提高，商品交换的范围和规模也不断扩大，商人阶层的产生和整个商业活动与生产的分离是必不可免了，这便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层——商人”，从此在国民经济中除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这些物质生产部门之外，又分化出一个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业部门，商业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网贝”市利，商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和生产者之间居间买卖，“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易•无妄六二》）。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发生于商代。
商代金文中有“
”“
”“
”，可隶定作“倗”“
”，这两个字是一种家族徽号文字或称之为图腾文字，描绘的内容显然是一人带着贝币或步行或乘船到远方做生意的会意，李亚农就认为：“有人挑着货币（贝）在船上到另一个地区去，去做什么？当然是做生意。”商代青铜器中人荷贝形的铭文见于前文注释中所引青铜器，相当繁伙，这些青铜器在商代多为礼器，用作祭祖或祭神。把商业活动的内容作为家族徽志刻铸在用于祭祖祭神的青铜重器上，由此可见商代人是非常重视商业并以经商致富引以为荣的，“殷人重贾”、“殷人贵富” 的传说是有根据的。同时也说明了商代已出现了世代经商的家族。
甲骨文中从贝的字出现了买作“
”，从网从贝，乃获得货币之会意；贷作“
’，责作“
”，赊作“
”，贮作“
”，等等，说明商代已出现了网贝市利、货币贮存等商业观念，以及借贷、债务、赊账等高级商业行为。这些字都从贝，其意义相当明晰，那么前文所论从贝的金文商字释为做买卖的会意也应该是合乎史实情理的，并非奇思怪想。
迄今发现的甲骨文其时代大多属商代晚期，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文字，到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这种推测也许浪漫大胆了一些，而裘锡圭先生认为汉字形成于夏商之际的观点则是谨慎而可信的。如果说甲骨文最初形成于夏商之际，那么，甲骨文商、买、贷、责、赊、贮等字反映出的商业信息正是夏商之际的史实。
20世纪50年代在郑州市区发现了商代早期城址——郑州商城，学者大多倾向认为是商汤所居的亳都。经过大规模的发掘，为郑州市商代的商业文化找到了生动直观的佐证。在郑州商城发现了一批分工细密的手工业作坊，而且还出土了大量龟甲、海贝、玉石、铜锡矿石原料、黄金、绿松石、象牙等等，都是当地不出产的，当是从远方交换而来的。在郑州商城发现有铸造青铜车轴头的陶范，这表明当时已生产大批的车辆，这为长途贸易提供了条件。通过上述发现，我们不难想象商代的商人赶着牛车马车，把郑州商城手工业作坊生产的各种产品输向四面八方，再把天南海北的各种特产运进商都的繁忙的历史景象。西周初年，武王把弟弟叔鲜封于管地以监管殷遗民，《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殷人自成汤立国到纣亡，其活动的主要区域为今豫东商丘、豫西偃师、豫北安阳，而管地即今之郑州市，正处于这三个地区的中央地带，把它作为周人在东方监管殷遗民的最大的政治、军事中心是再合适不过的。殷商遗民在管地受到周政府的监管，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政治权力，而在“殷人重贾”的社会风气濡染下，大都善于经商，因此经商几乎成了周初商遗民的主要职业。本来在商朝兴盛时期，商族人就常到周族所居地区做买卖，在周人心目中，做买卖的人就是商族人，周初管地商族人的商业活动使这种观念进一步加强，后来便习惯把买卖人叫做商人，这就是今天“商人”一词的来源。商旅、商人、商品、商业这些词，都和古代的商朝、商族人有着历史渊源。管地即今之郑州市，正是商人等商业名词最初形成的地方。主要靠经商为生的殷遗民聚居于管地，极大地促进了管地的商业贸易，使管地由政治、军事中心进而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也使得郑州地区的商业文化在周初再度繁荣。后管叔、蔡叔挟武庚叛乱，周公旦平定了管蔡之乱，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封纣的同母兄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令奉殷祀，以统治东方殷遗民；改封武王同母少弟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今河南淇县），以监管殷畿内殷遗民；又迁殷之顽民于洛邑。殷遗民由此被分散开来，而殷代浓重的商业文化也随之由管地播散四方，以致春秋时期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繁荣的商业景象。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的商业繁荣源于郑州。
《尚书•酒诰》中记载了西周初年周公对殷遗民的一段训话：“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意思是周公要妹土（商朝旧都之地）的百姓在农事之余，赶着牛车到远方去做生意，赚钱孝养自己的父母。这说明商代不仅有专职的商人，也有边务农边经商的兼职商人。周公亦即姜太公，是周初的名臣，他本人在殷末未遇周文王之前，曾在朝歌和孟津做卖牛肉、卖酒的营生，屈原在《离骚》中云：“吕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举”，《天问》中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谯周《古史考》云：“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吕望、师望即指姜太公，鼓刀义即屠牛。这也说明经商在商代是很普遍的事。
文献中作为买卖人之义的“商人”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六年》，其所指也正是殷人后裔。据《左传》记载：鲁、卫两国受封时，分得的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是手工业者或农民，到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宗周畿内棫林之地（今陕西华县），是为郑桓公。因时届西周末期，宣王没有什么可以分给自己的老弟，只好把一批买卖人——属于商族后裔的商业奴隶分给了郑桓公，这就是之所以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的缘故。周幽王时王室多故，郑桓公率众远迁“洛之东土，河济之南”以避祸，“商人从焉”，刚到那里是一片荒野，郑桓公率领这批商人披荆斩棘，共同开发，创立了郑国的基业，这便是新郑。为了报答商人们在创业中发挥的作用，郑桓公不仅解除了他们的奴隶身份，归还了他们自由民的身份，而且还给他们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当时郑桓公与商人订立了一个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只要商人不背叛公家，公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商人有值钱的宝物，公家也不过问，双方“恃此誓言，故能相保”。《左传》的记载不仅说明了商代已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商业买卖的商人阶层，郑国正是依靠这一阶层的力量得以立国，而且也说明中国历史上“工商食官”的制度首先在郑国被突破，中国历史上的“自由商人”也首先在郑国出现。
三、结语
综上所述，看来商代已出现了商人阶层的观点是成立的，我们进一步认为中国最早的专职商人出现于夏末商初，他们是早期商族人的一部分，其活动区域主要在今天豫东的商丘一带，至商代立国，随着其政治中心转移到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其商业活动也逐渐集中到这一地区，到商代灭亡，周迁商遗民于这一地区集中管理，失去土地和特权的商遗民主要以经商为业，作为生意人之意的“商人”之称由此而起，正是这些“商人”使中原腹地的商业从周初开始逐渐兴盛起来，以至于在春秋时期形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繁荣局面，后来中国的“工商食官”制度最早在这一地区被打破，最早的自由商人也出现在这一地区。可以认为，中国成熟的商业最终形成于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回答文首的设问：中国最早的商业活动萌芽于仰韶文化晚期黄帝时代的中原腹地，并于夏商之际发源于以商丘为中心的豫东地区，成熟的商业在商周之际正式形成于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甲骨文“商”字乃货架上置物出售的会意，商族人因为善于经商而称自己为商人，作为生意人之意的“商人”之称始于西周初期，乃是周人对善于经商并以经商为业的殷遗民的一种称谓，商业之名亦起于此；中国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商人代表为商祖王亥。
来源：大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