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10年至2020年，我国已公布数据的2700余个县区中有约1480个县区人口出现流失状况，其中近1200个为县（县级市）。这样的“窘境”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我国城镇化道路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县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一头连着城市的人口与产业转移；另一头则承接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与人口流动结构的转型，我国人口流动方向逐渐从“乡—城”流动偏向“城—城”流动。由此，一批“人口流失县城”出现。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10年至2020年，我国已公布数据的2700余个县区中有约1480个县区人口出现流失状况，其中近1200个为县（县级市）。这样的“窘境”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我国城镇化道路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县域发展转型之路何在？在顺应人口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如何缓和人口流失问题，推进转型发展？

根据第一财经最新统计，2024年我国部分县域出现常住人口增长的现象。那么，领跑者都有谁？能为我们带来何种启示？

01领跑者们的画像

根据第一财经统计，各地发布的数据中，我国至少有8个县域去年人口增量达到或超过1万人，分别是浙江慈溪市、温岭市、义乌市和瑞安市，福建晋江市，安徽肥西县，湖南的长沙县和贵州的清镇市。需要说明的是，尚有部分人口增长较多的县域未发布2024年人口数据，在此未纳入统计。

沿海经济强县本身经济十分发达，已经融入到世界的产业链中，人口集聚的趋势仍在继续。

例如，浙江很多强镇，产业增加值已经超过了中西部和北方很多县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流入。

在上述8个县域中，浙江占据一半，分别是慈溪、温岭、义乌和瑞安。

而在去年浙江53个县域中，超40个县域常住人口实现正增长，7个县域与上一年持平，县域人口增长面相当高。

专家分析，浙江基本上每个县域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形成以主导产业为方向的产业集群。

同时，在杭州等中心城市的带动下，县域经济、块状经济也在不断转型升级。

这些块状经济也不是纯粹的制造型企业，也有自己的研发能力，并不断提升自己的产品竞争力，这也使得块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占领高地，只有不断占领高地，才有企业的发展，才有对人才的不断需求。

例如，慈溪市和温岭市去年人口增量都达到了1.7万人。慈溪是浙江县域GDP的“领头羊”，家电产业是其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传统特色优势行业。全球热卖的许多小家电，都是“慈溪造”，例如冬天最紧俏的小家电“取暖器”。

浙江之外，福建南部的晋江2024年常住人口达209.1万人，较2023年新增1.1万人。

从1994年起，晋江已经连续31年领跑福建县域经济，诞生了著名的“晋江模式”，涌现了安踏、361°、特步等一系列知名运动品牌，鞋服、泳装、伞具、拖鞋、母婴用品等特色产品行销全球。

近年来，晋江在鞋帽纺织等产业的品牌化、高附加值化等方面发展十分突出，同时新兴产业正加快发展。

从当前人口迁徙趋势来看，中西部省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省内普通地级市人口外流，有一部分流向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所在省份的中心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仍在继续，大城市的效应会带来人口在下辖县域的集聚。中西部人口增长多的县主要是依托省会城市的溢出效应，本质上是大城市的集聚效应。

其中，3个县域人口增量达到或超过1万大关，分别是长沙县、清镇市和肥西县。

整体来看，这些县域距离省会城市的中心城区很近，中心城区的溢出效应明显，并与省会城市的中心城区形成了密切的分工互补。

其中，长沙县2024年年末常住人口145.31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84万人，增量在已公布人口数据的县域中领跑。长沙县是闻名全国的“中西部第一县”，享有“湖南工业看长沙，长沙工业看星沙”之美誉，其工程机械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实际上，长沙县城区与长沙市区连成一片，已经是中心城市的一部分，只是行政区划名称没变而已。

清镇市，是贵阳下辖的县级市，去年常住人口增长了1.2万人。清镇市地处贵阳西部，是贵阳与贵安衔接联动发展区和贵阳市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先行区的重要支撑板块，区位优势显著。清镇所在的贵阳也已经连续多年人口增量超过10万人，2024年贵阳以19.96万人的常住人口增量位居全国第一。

合肥下辖的肥西县，去年常住人口增加了1万人；合肥下辖的另外一个县域长丰县去年常住人口增加了0.9万人。两县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近年来合肥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

02人口流失县城需缓解“一推一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人口流失县城”的概念，并指出应当从城镇建设、公共服务、民生保障、产业转型等多方面着手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调研发现，多数人口减少县城包括传统的资源枯竭型县城、“袖珍”县城、东部受大城市虹吸影响的县城等，存在诸多“小城市病”问题。

根据人口流动现象的基础理论——“推—拉”理论。人口迁移现象是两种不同方向力量作用的结果——促使迁移的“拉力”，是流入地的有利生活条件；引发迁移的“推力”，则是流出地的不利生活条件。

举个例子，小芳面临两个选择——在40分钟路程外的县城餐馆当服务员，月薪三千；还是坐大巴2个小时，在省会当育儿嫂，包住月薪一万。

相较之下，县城的推力“推走了”小芳，而大城市的“拉力”直接拽走了她。

此外，县城的“推力”还包括不够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文娱设施建设等等。

根据学者马伟华在《国家治理》发表的文章，一些县城由于资源枯竭、传统产业没落等固有劣势，往往将发展重心放在产业调整转型、生态环境整治等方面，忽略“软件”财政投入。

结果，县城既无法充分解决居民的就业问题，也无力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直接将人口向大城市“推”。

马伟华认为，这种状况在中西部地区许多省区普遍存在。例如，湖北省孝感市自2000年至2020年的20年间，全市人口流失超过72万，流失率达到15％；情况最严重的应城市（县级市）人口流失率高达27％，这些现象需要从县城硬件、软件设施建设方面寻找原因。

对于不少县城而言，表面是人口流失，背后其实是一系列发展问题——囿于传统的产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的财政资源分配、盲目的建设开发计划、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提供、受挤压的本土文化资源……

如何解决？我们有一些建议。

其一，根据各自诊疗书，精准定位分类规划。比如，资源枯竭型县城应杜绝盲目扩张，转向集约发展：严控新增建设用地，集中资源优化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平衡产业升级与民生投入，逐步缓解人口外流。邻近大城市的县城需当好“配角”，包括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发展配套产业，打通交通网络，与核心城市形成互补共生格局。

其二，核心任务在于产业转型。都市圈县城要抓住产业梯度转移机遇。省会城市的产业向周边扩散时，这些县城可以根据自身定位，主动承接这些“溢出”资源。远离都市圈的县城需深挖“独门绝技”，发掘自身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创新新业态，培育具有特色优势、产业活力和竞争力的接替产业。

其三，创新土地利用机制，逐步实现“精明收缩”。“精明收缩”不是衰退，而是更高效的空间重组。比如，多个县城把分散的医院、学校向中心城区集中，腾退出的土地改建社区公园或创业孵化器；将零散耕地流转给农业合作社，发展规模化种植。在收缩式的发展模式下，县城可以尝试在城乡建设用地等方面通过相应的机制改革来协调用地指标，发挥其隐藏的市场价值，获得更多地方财政发展资金。

其四，用公共服务“拉回”人口。从长远来看，避免人口流失恶化，同样是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此类县城应当坚定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通过加大财政投入落实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化、公共服务提供精准化与文化活动开展丰富化，通过提升市民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以“留住人口”。县城应当更加注重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资源配置优化，最大化满足人们的生存发展需要；着眼于留守老人、高龄老人等相关群体的特殊需要，有针对性地强化养老保障与适老化服务支撑体系建设。

不过，县城仍需遵守适度原则，保证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供与经济水平和财政能力相匹配，在把持工作重心的基础上做好各项资源分配的科学规划工作。

（参考：至少8县去年常住人口增长过万！这个中西部县位居第一，第一财经；伟华：县城人口流失的多维成因、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国家治理）

来源：农林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