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大卫·苏特（David Souter，1939年9月17日-2025年5月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去世。在北美游学期间，我曾与他的多位司法助理（clerk）相识，他们都是美国顶尖法学院的教授，从他们那里我听闻了不少关于苏特的轶事，感觉他
美国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大卫·苏特（David Souter，1939年9月17日-2025年5月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去世。在北美游学期间，我曾与他的多位司法助理（clerk）相识，他们都是美国顶尖法学院的教授，从他们那里我听闻了不少关于苏特的轶事，感觉他应该和我一样属于INTP人格，处闹市而心自远，在公共空间以心理隔离来营造自己的小世界。他曾说：大法官是这个最糟糕城市（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最好工作，而我也一直认为讲台是我保持内心安宁的最佳栖息地。作为宪法学者，我阅读过他在很多案件中的意见，包括凯西案和公民联盟案等等，对他的司法哲学也颇有认同。在这里，我以介绍一本书（他的传记）的方式，对他表达致敬和纪念。
大卫·苏特1939年生于波士顿郊区，成长于新英格兰传统的市民参与氛围中，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受霍姆斯法官司法克制思想影响，奠定其终身法律理念。1966年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他短暂从事律师工作后转入新罕布什尔州司法系统，经共和党人沃伦·拉德曼提携，十年间从助理检察官晋升至州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老布什总统提名这位低调的“隐形候选人”接替自由派大法官布伦南，共和党期待他推动保守派司法改革，但苏特以独立姿态开启近二十年的最高法院生涯。
在雨雾氤氲的新罕布什尔州白山山麓的家中，大卫·苏特走完了八十五载人生。这位始终与政治喧嚣保持距离的大法官，用最朴素的方式消逝在故乡的木质农舍里——这与他笔下的判决意见何其相似：克制的语言里包裹着对法治的近乎纯真的信念。1990年，当布什政府将他作为"隐形候选人"送上最高法院时，他们或许没意识到这位手持蘸水笔、拒绝电脑的新英格兰隐士，最终会以对宪法原则的顽固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终身未婚与老母亲一起生活的苏特）
他的前半生如同一部黑白纪录片：生于银行职员家庭，守着祖传农舍与孤母相伴的老光棍；作为牛津罗德学者，衣柜里却总挂着同一套西服。这份与世无争造就了他独特的宪法诠释逻辑——当同僚们热衷于雕刻法条文本的当代意涵时，他更在意最高法院作为"活的传统"如何传承荣光与重负。1992年"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案"中那句"在政治烈火中推翻里程碑判决将摧毁司法根基"的警示，恰是他一生司法哲学的缩影：审慎不是怯懦，克制反成坚守。
十九年任期内，这位共和党提名的法官在平权法案、政教分离、死刑限制等案件中屡屡站在自由派阵营，被戏称为"最不称职的保守派"。但翻阅他手写的判决书，你找不到激动人心的修辞，只有对先例脉络的细致梳理。他曾告诉华盛顿邮报记者，最敬佩霍姆斯大法官在洛克纳案异议中展现的谦卑——即便目睹社会不公，法官也不能僭越立法者的疆域。这种对司法权边界近乎固执的恪守，最终造就了他在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中的选择：当多数派以宪法原旨名义干预选举时，二十世纪末期最后的联邦党人选择了异议。在最高法院的办公室，他曾指着桌角泛黄的《联邦党人文集》对来访者说："每代人都要重新诠释宪法，但有些根基需要守护——就像新英格兰农人世代垦殖的土地"。这位拒绝高科技的守旧者，倒像是守护司法圣殿的最后骑士。如今他回归家乡的山林，留下的却是一个宪法解释传统的鲜活样本：当时代喧嚣褪去，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守护的是自己心中的信念。
看到他去世的新闻后，我在书架上翻找出收藏的一本他的传记。下面就是按照这本传记的叙事节奏对他的个人风格和司法哲学的描述。
若说汉德为苏特定制了司法的框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则填充了内核。他的大四毕业论文正是解构这位大法官的现实主义法学，那种将法律与道德刻意疏离的清醒冷酷如同寒铁砧台，锻打出手握法槌者的基本戒律。法哲学研讨室的长窗斜映秋阳，年轻学子在阶级议题上虚应故事，却在判决理性的周密架构里找到立命之基。这种圣殿学徒般的精神修行或许解释了他何以在担任里德-麦克莱恩律所初级律师时倍感幻灭——私人执业纠缠的是诉讼战略的急就章，而非他念兹在兹的规范体系研究。当沃伦·拉德曼向他张开新罕布什尔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大门，才真正触碰到了法律肌理的温度：那里有活生生的权利博弈，但必须裹在判例与法典的纤维布中裁量。
多年以后，最高法院阶梯上疾行的白发长者仍保持着牛津时代习得的礼节：每当被称为"哈克特"，必然以"布朗森"回应。这个因自嘲犹太姓氏过于耀眼而虚拟的代称，恰似其司法哲学的隐喻——包裹在新英格兰传统下的现代性思辨。在联邦广场拍遍十二卷判例集的律助或许早已预见：终将有人能在遵循先例的车辙里，驶出更新权利疆域的马道。
纽约高等法院走廊青铜铭牌上刻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这句话恰可诠释大卫·苏特在新罕布什尔州最高法院的七年岁月（1983-1990）。当这位保持每日步行上班的法官脱下运动鞋换上法袍时，他在法治荒野中的定位逐渐清晰：不是意识形态武断者，而是程序正义的守护者。
那些年新罕布什尔小镇流动着特别司法图景。在“州诉贾罗马案”中，这位检控官出身的法官面对着盗窃成瘾的被告——此人家中屯满从警长邻居处盗取的财物，连同连根拔起移植的杜鹃花。当两名警官凭借搜查令突袭后，苏特要求逐一审查原始搜查令覆盖范围，将第二份补充搜查令所得数十页赃物清单排除在外。助理检察官西斯蒂在庭后感叹："当他亲手推翻辛辛苦苦收集的证据时，我们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他的指节发白。"
对程序正义的执着在“科尔巴斯强奸案”中展现得更为立体。面对未成年受害者在酒馆与其他男性的暧昧行为是否应作为品格证据的争议，苏特援引先例架上1979年“州诉霍华德案”判决。该判例确立除非被告能证明被害人“性开放”与“是否同意性行为”存在特殊关联性，否则不得将其纳入证据。书记官至今记得那个雨夜，苏特办公室打字机声延续到凌晨三点，判决书最终援引霍姆斯的话“法律不是只保护完美受害者”的段落被反复修改七次。
通过秘书凯伦·布里克纳的观察，我们得以窥见苏特独特的工作方法：他将法律助理的初稿视为“解剖样本”，坚持用钢笔在黄色稿纸上逐行批注。在博斯莱特兄弟失业保险案这类民生案件中，他会突然要求调取行政机关原始会议记录——某次发现会议记录缺失页后，他直接中止庭审要求核实完整度。这种对事实细节的苛求，与他房间内每日更换的野山菊形成微妙映照，后者总是精确修剪到十厘米高度。
当时间之河冲刷司法足迹，苏特留在新罕布什尔的判决文书既非革命性宣言，也非保守派堡垒，而是展现着普通法法官最古老的本能：在具体案件中雕琢每项论据的严密性。正如他在州最高法院最后一本案卷批注留下的字迹：“法律演进如同岩层叠积，先例中的每粒砂砾都可能成为未来的支点”。
1985年的新罕布什尔州首次联邦法官候选人遴选会议本可能改变司法史。时任总统里根为争取第二任期的共和党温和派支持，曾考虑任命自由派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填补第一巡回法院空缺。然而政治气候变迁之际，保守派迅速占据上风，布雷耶的提名可能性如流星划过夜空般消逝。这个命运转折的节点，却为五年后大卫·苏特登上最高法院埋下伏笔。当桑努努州长向联邦参议员鲁德曼寻求法官人选建议时，后者办公室年轻的司法顾问麦克奥利弗在传真中郑重写下三个名字，首位便是最高法院法官助理出身的苏特。这份名单后来被时任司法部长的麦克拉夫林形容为"检验传真机性能的废纸"被随意弃置，却在历史洪流中成为关键锚点。谁都不曾想到，这纸传真竟悄然奠定了未来大法官的晋升之路。
1990年参议院听证会犹如精心编排的思想博弈。面对新锐参议员拜登关于第五修正案权利的追问，苏特展现出独特的宪法阐释艺术。他以"当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主张从明显走向暧昧"的古典修辞作答，既回避了具体承诺，又昭示其沉淀深厚的司法理性。这种在原则与具体情境间寻觅平衡的技艺，恰似他终生服膺的霍姆斯大法官昨日的回声。
提名过程中暗流汹涌。保守派参议员汉弗莱极力将苏特与非原旨主义立场切割，自由派却从其"追寻宪政原初原则而非具体应用"的表述中窥见希望的微光。这种司法哲学的双面性，在后来的"罗素案""莫里森案"中持续发酵。当联邦最高法院不断收缩民权保护边界时，苏特选择跟随哈伦大法官的脚步，在司法自制与能动之间维护桥梁。
大卫·苏特的名字总是与"矛盾"二字相随。这位被戏称为"隐士法官"的新英格兰人，1990年经老布什总统提名上任时被保守派寄予厚望，却在任期内以坚守判例的温和立场屡屡打破政治预期。2012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他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霍姆斯大法官这句箴言正是一个法官的生命写照。"这句话可视为其司法哲学的隐秘自白。
在1992年那个被法学家称为"司法地震"的夏天，苏特与奥康纳、肯尼迪大法官共同撰写的联合意见书，成为司法史转折的关键注脚。“计划生育联合会诉凯西案”的审判庭上，三位中间派法官在罗伊案判决二十年后面临最严峻考验——保守派试图以新的医学数据推翻堕胎权基础。身居其中的苏特本可顺水推舟否定罗伊案，却在联合意见书中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自由的核心，是个人对生存、信仰乃至人生终极意义的自主决断。"虽然摈弃了罗伊案机械的三阶段划分，他们以"不构成不当负担"的新标准维系了堕胎权内核。这出被媒体称为"三头同盟"的司法折衷，实则是霍姆斯式实证主义与布伦南式能动主义的奇特融合。
（1994年的美国最高法院，前排从左到右是Associate Justices Antonin Scalia and John Paul Stevens, Chief Justice William Rehnquist and Associate Justices Sandra Day O'Connor and Anthony M. Kennedy. 后排从左到右是Associate Justices Ruth Bader Ginsburg, David Souter, Clarence Thomas and Stephen G. Breyer. 摄影者是J. Scott Applewhite/AP)）
这位受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启发的法官，曾以不为人知的幽默抵抗政治压力。当起草意见书期间被问到是否担心右翼反弹，他对助理说："若真有人要我担任副总统，但愿第一夫人能找到更合适的舞伴名单。"这般从容在新世纪转化为主张教会与国家分离的锐意。在2005年的罗森伯格案中，当多数派支持公立大学资助宗教团体刊物时，他写下措辞严厉的异议书："当政府资金注入宗教活动核心时，宪法的防火墙便出现了第一道裂纹。"其实证法学的底色在此处折射出清教徒先祖的思维方式。
参议院听证会上被追问法律解释立场时，苏特曾引用霍姆斯评析宪法："它是为充满未知挑战的时代而缔造的有机体"。这个比喻贯穿其司法思维——在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的异议书中，他预言"当法院将自己牵扯进政治漩涡时，法治的根基将被永久动摇"。始终在保守标签下保持思想独立，在纷争中坚守对司法传统的敬畏，或许这就是苏特留给当代最具启示的遗产：真正的司法保守主义应当守护的是法治体系的连续性，而非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
将目光投向联邦主义角力场的深处，大卫·苏特大法官的司法宪政主义轮廓在榫卯相接的判例中渐次浮现。2000年春天，华盛顿的樱花尚未绽放之时，教授马丁·戈尔丁带领的宪法研讨班上，学生们正激辩最高法院在"美国诉莫里森案"中的决断。这起案件的核心是佛罗里尼亚理工学院的克里斯蒂·布容卡拉经历创伤性侵犯后，依据《反对针对妇女暴力法案》起诉加害者却遭驳斥。多数意见执笔者伦奎斯特大法官断言：性别暴力属于"地方警察权"范畴，与州际商贸活动无涉，不属于联邦管辖。缩微胶片记录的庭审文本显示，苏特此时已四度撰写异议书，他的笔触始终在追问：肢解国会商业管制权的刀刃，真的应当如此锋利？
这份司法立场的基因可追溯至1995年的"洛佩兹案"。那个春天，华府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迎春花缀满枝头，九位大法官的笔尖却饱浸冰霜。当多数派以州际商业条款不适用为由裁定《校园禁枪法》违宪时，苏特首次在大法官任上表达异议。他惊觉法律解释的逻辑正悄然复辟"洛克纳时代"——那个曾在经济大萧条中阻碍新政、现已被扫入历史瓦砾堆的司法能动主义幽灵。在图书馆顶楼小隔间里，助理们发现大法官案头堆积着马歇尔大法官时代的羊皮卷判例，墨迹斑驳的Gibbons v. Ogden判决书页脚布满批注，论及州际贸易应作宽泛解释的字句都被划上加重线。
最能显现其宪法主权理念纹理的，要数1997年"普林茨案"的异议书。蒙大拿两位县警长拒绝对购枪者进行背景调查，援引宪法反对联邦征调地方执法力量。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多数意见在故纸堆中翻检出1802年的《联邦囚犯法》，试图论证早期法律仅"建议"而非强制各州配合。苏特推开最高法院图书馆的胡桃木窗，五月槐花香渗入墨香中，他的笔锋直指历史情境的错位："这就如同用燧发枪时代的后勤条例，来约束航空母舰时代的战争形态。"在某个晨光熹微的黎明，助理瞥见他将《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反复校勘，麦迪逊强调联邦法至高性的段落被朱笔圈点。
这种对国家主义立场的坚持，在涉及州主权豁免的"塞米诺尔部落诉佛罗里达案"中达到高潮。当多数派裁决国会不能根据商业条款废黜佛罗里达州在博彩法案纠纷中的司法豁免权时，苏特的异议书如同一柄解剖刀："州权神圣性的渊薮，竟可凌驾于联邦整体意志之上？"他在笔记本上录下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80篇的警告——州若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联邦终将瓦解。这种忧虑在新世纪《残疾人法》诉讼中再次应验，当田纳西州法院以州主权豁免拒绝残障人士依据联邦法律提起诉讼时，苏特站在多数派阵营支持联邦干预，借朗·富勒教授的语言表达："法治的阶梯，不能容忍特权制造的断裂带。"
晚年在康科德河畔散步时，这位终其未娶的独居者常忆起牛津求学的秋夜。1950年代旧书店觅得的霍姆斯《普通法》初版，扉页上"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的箴言，经年之后在他对国家主义与司法克制的平衡中获得了超越原意的诠释。正如他在某个庭审间隙对书记员所言："守护宪法正典的最佳方式，是将联邦的经线与各州的纬线永远编织在同一个布帛之上。"这份超越党派之争的宪政絮语，终将在司法史的卷帙中留下温润的折痕。
大卫·苏特的职业生涯始终交织着对新英格兰传统的忠诚与对最高法院角色复杂性的深刻理解。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开庭当晚，这位平日温和寡言的法官罕见地展露出强烈情绪。案件核心在于佛罗里达州人工重新计票的合法性，当多数法官以时间不足为由终止选举争议时，苏特在异议中埋下耐人寻味的伏笔。他私下对法学院学生坦言："再多一天——仅需一天——我就能争取到肯尼迪。"这番被《纽约时报》称为"司法星光照不亮的遗憾"的自白，揭示了他作为中间派斡旋者的角色困境。当年推动罗伊案妥协的三驾马车（苏特、奥康纳、肯尼迪）在此案分崩离析，印证了怀特大法官早年警示——法院介入政治争议如同"走进荆棘丛"。
（2006年的美国最高法院。前排从左到右是Associate Justices Anthony M. Kennedy and John Paul Stevens, Chief Justice John G. Roberts Jr., and Associate Justices Antonin Scalia and David Souter. 后排从左到右是Associate Justices Stephen G. Breyer, Clarence Thomas, Ruth Bader Ginsburg and Samuel A. Alito Jr。摄影师是Paul J. Richards/AFP/Getty Images）
在宗教与法律边界的斡旋更显其特质。面对俄亥俄州教育券争议（Zelman v. Simmons-Harris, 2002），多数派将公共资金流向教会学校视作"家长自由选择的结果"，苏特却在长达31页的异议中抛出一则黑色幽默：所谓"选择自由"实为"霍布森选择"，当私立世俗学校学费远超教育券面额，九成受助家庭的实际选择只剩宗教学校。他讽刺多数派创造的"超验中立性"概念犹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紧身衣，并引用托马斯·杰斐逊对政教分离的经典比喻——那道隔离教会与国家权力的"隔离墙"，此刻已"刻意拆毁当作盆栽围栏"。这种兼具文学性与法学考据的风格，恰似布朗大法官曾点评的"苏特式双螺旋——用新英格兰清教徒的严谨编织司法能动主义的经纬"。
当反恐战争阴影笼罩司法殿堂时，这位沃尔特·惠特曼的终生读者展现出超乎预期的强硬。面对政府将恐怖嫌疑人无限期拘押于关塔那摩的合法性争议（Rasul v. Bush, 2004），他在多数意见中强调海军基地始终笼罩在美国主权投射之下。更戏剧性的对峙发生在帕迪利亚案——当多数派借口管辖权瑕疵回避实体审查时，苏特援引英国星室法院（star chamber）的历史警示："未经制约的行政羁押恰是专制幽灵重现。"这种历史维度思辨的严谨性，暗合其牛津岁月与梅特兰法律史研讨班的渊源。
柏林墙倒塌同年，他曾就裸体舞蹈管制案件（Barnes v. Glen Theatre）承认裁决失误。十四年后当同类案件再审时（Erie v. PAP's A.M.），他以塞缪尔·约翰逊式自嘲坦诚早年判断的粗糙："九年前我对社会危害的假定，正如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疏忽，皆为蒙昧所致。"这种罕见的司法自省，恰印证其导师沃伦·拉德曼当年向参力院保证的"思想深度与道德勇气"。或许正如霍姆斯形容法律成长的本质——经验之理性提炼的螺旋上升，贯穿苏特司法生涯的轨迹，正是对先例敬畏与时代洞察力的特殊融合。
911事件后，美国首都掀起安保强化浪潮，大卫·苏特在最高法院安全委员会坚持"应向公众开放更多而非更少"，即便这种姿态常陷于孤军奋战。这位终身独居的法官习惯俯身书堆的背影下藏着新英格兰式的倔强——他坚持独自驾车回到距华盛顿八百公里的新罕布什尔农舍，驾驶1974年产大众甲壳虫穿越新泽西州际公路全程不用手机，常令随行法警暗自捏汗。乔治城住宅里老旧家具挤满空间，堆叠法律典籍与文学经典的场景恰似其精神世界的剖视：在法规和判例累积构筑的“法令滋彰”中，他总试图为公民自由保留落脚余地。
羁旅华盛顿的焦虑不因重权在握而消减，反而随着岁月沉淀变成周期性"逃亡"。2003年深秋某日，这位"世界最糟糕城市里拥有世上最好工作"的大法官被国会大厦警卫拦在门口。因未带正式文件，即便出示最高法院工作证件仍被拒绝进入例行体检区域，最终折返补办手续的历史细节，无意间具象化了他对官僚体制的隔膜。这种疏离孕育了他独特司法理念的根源：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哈兰·菲斯克·斯通肖像，暗示着他游离于现代共和党意识形态之外的另类源流——其高祖曾为林肯获得总统提名投下关键票，家族更参与过地下铁路运动。这份政治基因携带着重建时期的宪政理想，使得他虽由老布什提名，却逐渐成为伦奎斯特法院时期捍卫沃伦法院遗产的中流砥柱。
面对现代政党的光谱迁徙，苏特始终保持旧日共和党人特质，如同新罕布什尔花岗岩般难以迁移。即便著作研究者多方努力，只从故乡亲旧处获得生活碎片：高中教师追忆其挚爱海明威笔下乞力马扎罗的雪峰，律所同事则记得他端着威士忌侃侃而谈时的思辨爆发。这种自我设限的透明或许恰是某种宪政隐喻——当文本与先例构筑的"连续理性脉络"足以抵御意识形态风浪时，司法者本身就该是故事的隐形讲述者。
来源：法律那些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