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法不仅是一种军事战术，更是一种哲学思辨的社会组织方式，它处理的“流动”与“稳定”这对矛盾是事物发展中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辩证关系。游击办报脱胎于游击战法，过往新闻史研究关注到了这种办报方式在抗战时期的高度流动化特点，但对办报过程中如何
本刊官方网站：
摘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法不仅是一种军事战术，更是一种哲学思辨的社会组织方式，它处理的“流动”与“稳定”这对矛盾是事物发展中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辩证关系。游击办报脱胎于游击战法，过往新闻史研究关注到了这种办报方式在抗战时期的高度流动化特点，但对办报过程中如何处理流动作业与稳定运行之间的辩证关系鲜少讨论。本文通过分析《新华日报》（华北版）相关史料认为，游击办报的新闻采编形式、媒介物料生产、多样化发行网络的构建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根据地流动与稳定之间的矛盾，展示了解决媒介物质性问题的特殊方式，使得边区媒介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协调，团结根据地军民革命共同体，并随着战争形势不断变化，从而更好地完成联系群众、动员革命的传播职能。这种灵活的辩证思维与实践活动既是中国独立自主新闻学理论体系的体现，也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陈昱坤，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列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ZD3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论：从游击战到游击办报的辩证方法
一九三八年冬天，华北抗战敌后方第一张铅印品，从晋东南一直贴到黄河边，直贴到平汉、同蒲沿线敌人的据点里——这便是一九三九年元旦正式发刊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启事。华北新华日报在抗战时期擎起了敌后新闻、文化大旗，于太行山巅吹响对敌战斗的号角。
华北新华日报的诞生实际上出于机缘巧合——在武汉《新华日报》总馆向重庆转移时，报馆曾按计划转战西安开辟西北版，但因国民党阻挠而未成。朱德得知此事后建议报社辗转入山西，几经波折，报社最终落脚太行山上的山西沁县后沟村。华北新华日报社长何云在创刊时就注意到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游击战运动的广泛开展使群众组织和人民武装正逐渐增强……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成就，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之口号的实现……已构成中国抗战的伟大特点”，他希望办报与游击战结合，尤其是“当我军争取到相持阶段进入苦战时期，本报成为鼓励前进的号角”（何云，1940）。被日军围剿之下，何云提出“背起报馆打游击”，这种游击战思想启蒙下的办报是根据地新闻生产的一个代表，它紧跟战争局势，与根据地的动态变化同频共振。
许多新闻史研究、革命人员回忆录都提到了“游击办报”在根据地新闻史上的创举地位，但大多强调其“游击”属性，即放大办报的流动性特点，视为共产党早期报刊“自力更生”“以弱胜强”的典范，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游击辩证法的精髓不是仅强调流动性，更是在“流动”与“稳定”之间寻求一种辩证的平衡，保存精锐实力，持续斗争。如果翻看毛泽东对游击战的论述，就会发现游击战的所有法则几乎都是成对出现的——“主动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毛泽东，1991）。因为游击战既是不断总结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产物，也是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的体现。它将战场中敌我双方置于一个统一关系格局中加以分析，又“在充分尊重矛盾双方对立性基础上，也对一定条件下具有的统一性进行把握”（张明，2017）。从苏区时期开始，红军形成了“进与退”“退与追”“集中兵力/分散兵力”“固定区域割据/流动作战形式”等多对作战法则（王金宝，1985），尤其是第四对处理了“流动”与稳定（固定）的重要关系。红军初期作战具有极大的流动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唯有如此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但是，游击战又同时要求建立能够提供稳定物资支援的武装割据点，因为没有依托的流动作战，就如同“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条件所不允许”（毛泽东，1991）。没有稳定也就无所谓流动，失去了流动，稳定也无从谈起。游击辩证法不仅是军事战术的伟大发明，它所蕴含的关于流动与稳定相互转化的哲学思辨方式更可以成为指导具体社会建设的纲领。
游击办报依托于报社所在的根据地，在具体办报时呈现出办报设备的轻便化改造（高双骥，赵云泽，2014）、去中心化的印刷点设置（陈春森，2015）、采编新闻的灵活化和组织机构的“化整为零”（刘江，鲁兮，1994；李麦，1980）、土法自造媒介物料（王宇新，2022；左录，1995）、频繁更换印刷方式力求不间断出版等特点（何晏，2006），是农村根据地报刊有别于城市报刊的新闻生产模式。在很长时间内，与近代中国报刊研究的相关概念多局限于城市中心主义式的研究，强调新闻“随着晚清社会的剧烈变革形成区别于旧中国社会的大众传播模式”（李仁渊，2019：13-14），它运转的前提是稳定的城市工业体系。城市报馆有能力购置先进设备、纸张等物料，边区报纸显然不具备这些生产条件，因为它处于流动的不稳定状态，办报机构的组织形式也会经常变化，这些均导致游击办报有根植于革命时代的历史特殊性，而印刷报纸本身又需要机构的固定运行——如此一来，游击办报就使得“近代印刷业需求稳定生产条件与边区环境的不稳定性构成了阻碍边区印刷事业建设的最核心矛盾”（赵坤，2020：29-30），因此“需要人员、制度、原材料投入等要素的重新安排，以适应媒介的时空协调”（赵坤，2020：12-13）。所谓媒介的时空协调是从媒介依托于政权角度来看的，即“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从行政效率上来说，需要解决空间的问题；从连续性上来说，需要解决时间的问题”（英尼斯，2003：31），对于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处理好这种时空协调，平衡流动与稳定的矛盾就是发展根据地、巩固政权的最大牵引力。
从近年来学界呼吁关注的媒介物质性角度来看（章戈浩，张磊，2019），报刊如何于激烈战事中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编织起报纸与边区军民之间的意义之网，是流动与稳定的具象延伸。尼克·库尔德利（NickCouldry）曾提出“媒介实践范式”，把媒介理解为一种实践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文本或生产结构，从而聚焦以媒介为面向（Media-Oriented）的或与媒介有关的所有开放的实践行为类别，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Couldry，2004），因为游击办报依托于在地环境，它的开展，不仅是新闻宣传工作，更关乎报纸与社会互动的丰富实践，以及一个弱势政党如何在困难情势中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的智慧。基于以上启发，本文立足于《新华日报》（华北版）（下文简称“华北版”）史料文本，以其游击办报的工作形式、媒介物料生产、发行网络等为分析维度，主要提炼游击办报的运作机制与传播经验，试图接续回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太行区的战略地位、
封锁困难与游击办报基本要素
1937年，八路军挺进华北，华北农村有大量尚未熟知共产党的农民，这与陕甘宁边区的状况大不相同，因此共产党面临团结当地武装和群众的迫切需求，根据地建设的压力陡然增大（黄道炫，2014）。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继续在华北平绥、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猛攻，直到太原沦陷，毛泽东判断华北正规战争基本结束，游击战争开始，并通过1938年中旬连续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文章阐明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及核心思想。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冀豫根据地。至1939年1月，我军相继收复“辽县、武乡、沁县、长治和涉县等十八座重要县城，冀西以及豫北等地也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杨建中，2017），这些散落于太行区的重要县乡镇以卫星状结构链接起了太行山脉抗日根据地活动的基础网络。
太行山所在的山西是抗战时期八路军进出华北平原的走廊和基地。作为晋察冀、晋绥、晋冀豫三块华北最主要敌后根据地的交叉区域，“三者依托山西部分组建的根据地，为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夺取政权储备了人才和各种资源”（黄道炫，2014）。而太行区更是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师部和边区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在华北敌后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地的媒介资源放眼整个华北也是首屈一指的，孙玉祥比较了各根据地出版报刊的时间、数量、题材等指出，整个山西根据地抗日刊物有“出版时间最早（1931年即开始出版报刊）、题材最广泛（涵盖报纸、党刊、生活杂志、文艺副刊等）、数量最丰富（达200余种）的特点”（孙玉祥，2012）。华北新华日报最初按照武汉总馆的架构组建，党报委员会负责报纸的全面领导，管理委员会为报社最高领导机构，何云任管委会主任即社长兼总编辑，管委会下设编辑部、经理部、印刷厂。作为北方局机关报，其职工来源主要有：《新华日报》总馆人员、《中国人报》全体人员（该报于1938年在太行区创刊）、《中国人报》记者训练班学员，以及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等学校派往太行抗日前线的一批文字和美术工作者（罗一恒，陈清，1995），报社接手这些媒介资源快速组建了一支百余人的办报队伍，许多印刷工人还是从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动员来的老师傅。华北新华日报社几年之后就迅速发展成为晋冀鲁豫地区的文化事业中心，也是今日《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
华北版的办报环境与迁入国统区的重庆总馆完全不同。1939年创刊伊始，日本集中于华北重新投入兵力扫荡作战，“仅1939-1940两年，敌对华北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就有109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万左右，期间还有一万人至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若干次”（彭德怀，1944）。百团大战后，彭德怀（2018）曾在与美军观察组入驻时做过报告：日军由扫荡升级为他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谓的“总力战”，从太行山辐射到整个华北战区，使得各根据地开始出现“敌进我退”的现象。而深居太行山腹地的报社从创刊至停刊，遭遇的直接扫荡多达9次，间接扫荡更不计其数。早在1939年7月，报社就经历了第一次跟随军队的“反扫荡”战斗，并在战斗中积累了一些游击经验。当时社长何云和陈克寒有事外出，报社临时负责人韩进运用红军游击时的战术，“指挥手中仅有的一个警卫排……先亲自侦察再做决定，其他队伍就地在庄稼地里分散隐蔽，待敌人大部队刚过，就一声令下跑步穿过铁路线，到达路东根据地”（韩进，1994：286-287）。“报社在初期搬迁时被敌人劫走一些设备器材，但随后就逐渐学会改造轻便设备，分散印刷点。他们在敌人来临时挖洞掩埋设备，待敌人走后挖出”（史育才，2010）。报社紧跟军队的行动节奏，华北版运作时期，报社在太行山的流动路线是：沁县后沟村——沁县计刀岩村——武乡县大坪村——辽县后庄——武乡县安乐庄——辽县熟峪村——涉县桃城村。结合整个太行区的地理区位来看，除却最后长期驻扎的涉县桃城村，报社所经的辽县、武乡、沁县下辖村庄均是围绕八路军驻地的麻田、长治一带反复游走，并在日军占领的县城边缘试探，一旦敌军撤出就返回印刷出刊，所谓设备轻便化改造、分散印刷点等做法是该时期报社锻造的机动优势，也是根据地报纸经常采取的方式。
但这段短暂经历只是游击办报曲折艰难的一个缩影，日军之后发动的总力战扫荡战术开始变化，扫荡对根据地造成的威胁和破坏也存在差异，比如扶持反动地主和伪军成立当地“维持会”强化治安，并进行反八路军宣传等。而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39年4月，报社已面临严重的内部危机，以至于办报难以维系。“由于刚开始就使用铅活字印刷，创刊仅三月，仅有的一副铅字很快磨损”（杜展潮，1946），且动力系统也很落后，“印1万份报需要摇上1万多次……一期报纸需要20个小时印完，对于印刷工人来说劳动强度太大”（徐晶，2003），更有“许多读者写信反映报纸印刷看不清”（杜展潮，1946）。报纸创刊初期就面临如此大的困难说明仅靠灵活机动的游击躲避，远不是报纸持续办下去的充要条件，办报所需要的油墨纸张、报道素材、发行网络等缺一不可。就在报社第一次转移成功后，日军通过第二次针对太行区的九路围攻打通了白晋路，进而实施“囚笼政策”，重新占据了大部分县城，致使报社退向深山。“白晋路的贯通，把晋东南划成太行、太岳两区，平汉路封锁断绝我与山地与平原的物资流通，使得太行区无法再从太原、天津等邻近大城市进口必要的生产资料”（彭德怀，1944）。更棘手的是，报社所经之处的解放顺序也不同步，“太行根据地全区八个地委，几十个县，日军没有长期占领的完整县只有黎城、平顺、涉县三个县，交通十分不便”（史纪言，1994：288-294）。比如报社创办于沁县后沟村，但沁县在1938年至1946年间反复处于敌我争夺中，导致报社只能在各村庄间穿梭游击，这些都意味着游击办报带有极强的不稳定性。所以报社除了要留住自己的有生力量，还必须解决媒介物料、发行渠道、新闻生产等现实问题，华北新华日报持续四年的游击办报是在这种复杂局面中曲折前进的。
三 流动存续与稳定前提：
边区媒介物料的生产
纸张、油墨是支撑游击办报的基础物资，重庆《新华日报》总馆的媒介物料虽然被国民党当局严加限制，但因为地处城市，在抗日统一战线背景下还有斡旋空间，可以通过谈判或寻求重庆民间资本来重组供应体系（刘洪，2009）。而华北新华日报所在的太行区则被日军完全封锁，媒介物料只能谋求内生解决，这个过程是边区政府、根据地知识分子、群众生产运动的集体智慧。
（一）知识分子入乡：理论与实践结合
1940年黎城会议后，太行根据地愈发巩固，边区政府开始推进工业建设，根据地内部的工业活力逐渐激发出来。太行区并非没有手工业基础，抗日战争之前，太行区以家庭制为主导，大多是利用农闲季节自产自销（赵智容，2016：7-8；杨坤余，2016）。太行区多山，区内漳河沿线即为抗日根据地驻扎的县城，本地出产的麦秆、麻、桑皮、楮皮等更为造纸业提供了必要的原料。1937年之前，太行漳河沿岸地区等均已有发达造纸业（赵秀山，2017：189）。太原沦陷后，造纸业在日军摧毁下销路基本断绝，此前高产的山西平顺县石会村、河北涉县合漳村等地产量急剧下降，这些村庄有的“由每年200驮产量一下减至十来驮”（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87：1013）。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根据地号召各单位网罗生产建设专家，运用本土材料改造生产技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强调“专业化生产建设人才以指导具体工作，以革命的精神带领群众”（李一清，1940），并且“要各种专门技术家共同解决困难”，“造成集体的力量”（李俊，1940）。这与日军破坏前的农村小作坊式生产不同，它尤为重视技术专家科学融入生产过程，共同生产来缓解工业产能的不足。
边区招募的这种人才核心特点是革命时期携带着现代科学、文化资源的知识分子，1927年国民党当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们由城市向欠发达的乡村流动，并被中国共产党吸纳为技术专家或文艺人才，服务根据地建设（张慧瑜，2021a）。华北新华日报每期出版“需要十几令白报纸（500张/令），一年就要1800令……为了保证印刷新闻纸，油光纸用完后就开始用五颜六色的土制纸”（史育才，2010）。报社在解决纸张、油墨短缺问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是经理部负责人王显周。王显周早年毕业于北平高师的理化专业，后入河北大名师范学校教书，在此之前他没有任何新闻媒体、印刷造纸方面的专业经历。抗战爆发后，王进入太行区的《中国人报》工作，最终随报社班底合并到华北版。在报社他与周永生、张建功等工人共同协作，“经过数月的反复实验，制作了打纸型的设备和浇版设备，无法进城采购宣纸，就用太行本地原料制成的‘毛边纸’和云母粉等材料，做出了合用的纸型”（杜展潮，1946；卫庆前，2022），并试制“半铅模”解决印刷不清晰问题，后带领工人在辽县后庄试用水力石碾轧制纸浆，委派吴藻舟同志仿造荷兰式打纸浆机，当年就造出了适于印刷的样纸。取得初步成功后，王显周又指示吴藻舟在邢台明水收购因战争荒废的民间纸坊，组建联合纸厂。在油墨问题上，他指导王嗣英和韩晋升两位工人制造轧墨机，后来受到他指点的工人回忆这些均离不开“王老结合自身专业知识，用太行山上产的松烟、氧化铝等为原料……造成有名的‘新华油墨’”。“这种油墨占当时边区铅印品用量的四分之三……其制法更传播到晋察冀等其他解放区，慢慢做到油墨自给”（杜展潮，1946）。
作为根据地典型的现代科学知识分子，王显周代表的是一种通过敏锐发现根据地尚未被充分调用的工业生产要素——矿、料、水、土等，并运用最基础的理化知识造出成品的生产过程。也正是源于欠发达地区的落后状态，给了知识分子在乡村开展广泛实验探索的天地。印刷厂的创办连带培育起了太行山中心长治县的印刷业发展，该地先后大兴油墨厂、纸厂等建设，后来的长治县成为整个晋冀鲁豫边区出版业的中心（朱美娜，2015）。即使是最困难的日子，“纸厂日产纸4000张，油墨作坊日产油墨10-20公斤，供应报社用纸量和用墨量的70%-80%”（刘江，鲁兮，1994：484）。辗转多地的印刷工业建设堪称奇迹，1946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业大会上，记者杜展潮连续发表两篇歌颂王显周同志功绩的报道，这种通过现代知识分子探索的土法改造技术路线，给敌后新闻物料保障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改善根据地贫乏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解决思路。
（二）群众造纸：媒介物质稳定生产的集体智慧
纸是政府机关办公、印刷出报的必备物品，同时也是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根据地建起来的纸厂很多，因此容易成为敌人的眼中钉。比如，1940年10月刚建成投产几个月的辽县后庄纸厂就被日寇扫荡破坏，待敌退去，领导即决定在废墟上重建纸厂。1942年5月大扫荡，明水纸厂也遭到破坏，但也马上恢复了过来。太行区纸厂的快速恢复与群众造纸的经验有紧密联系。在此之前，为了扩充生产力队伍，1940年后边区放宽了对技术工人的政治要求，甚至“只要不是汉奸都可以”（李一清，1940）。1942-1943年间，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太行区发起生产运动倡议，同时期几乎所有根据地都在探索土法造纸、造油墨的方法，力争“改变以原料换成品不利的输出入形式。”（戎子和，1943）。经过四年的摸索，根据地造纸业找到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特别是造纸试验所的设立，扩充了造纸原料，发明了新式机具，在增加产量同时实现自给自足。
比如，1940年，辽县的纸厂工人“用破布、破鞋、木屑等原料试验造纸，虽然在试验中屡次失败，但工人们改良了土法”，“技术上瞄准了本区所产的蕨，经过一次消费再拿来用作造纸原料。部队同志能用蕨绳打草鞋，穿过以后再造纸，这不仅解决了造纸原料问题，也解决了部队鞋的问题……工人李永乐改良水碾法后，造纸动力可以抵得上12匹牲口”（孙久青，1940）。1939至1945年间，太行区建成了多个生产文化用纸的专业纸厂，太行造纸公司先后在几个主要的群众性造纸区晋南、涉武、襄辽、襄临设立了办事处，对群众造纸进行技术指导，群众生产的文化用纸全部由公司收购（温怀仁，陈达，柳邨，1994：478-487）。按1946年底造纸公司的统计：晋南办事处生产36000区，涉武办事处25000区，襄辽办事处9000区（温怀仁，陈达，柳邨，1994：478-487），群众大规模参与造纸、改造设备赋予了太行区媒介物料稳定供应以生命力。
生产运动除了在报纸上宣传号召，也随着边区的生产激励制度发展。赵坤（2020）指出，在根据地不稳定的状态之下，激励制度成为了稳固工人主体性、充分调用其能动性的方式。比如边区颁布奖励办法，对“使用土货原料制造代替仇货及舶来品者，从事制造经政府特别指定之日用必需品者等均可得到政府奖励”（河南省档案馆，1985：129），还给群众如“妇女王改兰、王鲜兰发明土染料染布的办法，发给锦旗一面，大洋各一百元”，同时将工人、技术人员组成指导所或试验所研究技术改进问题。涉县合漳村于1942年成立纸业联合社后，各造纸村也纷纷响应，“群众不敢到敌区卖纸，就要求合作社统一收买或组织出口，合作社还去银行申请10万余元的贷款解决群众部分困难，后来荒灾时期有小部分造纸业者依靠造纸度过荒年”（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87：1017）。为使群众劳有所得，纸业联合社成为担保机构，到1945年，根据地所需纸张23200块，而生产能力是43474块。这时候根据地不仅能够完全供给本地印刷出版需求，还可以出口换取外汇用于根据地其他建设。推动群众抄纸，帮助群众组织出口是帮助边区居民稳定生活，提振革命信心的重要手段，激励制度和担保机构的双重组合为上述所有的技术发明、群众生产找到了一个现实出口。
四 新闻生产流动化与稳定稿源：
游击办报的基层通讯网
流动是根据地文化传播的普遍状态，紧张激烈的战事也同时改造着边区的现代媒介传播形态（张慧瑜，2022a）。从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角度讲，游击办报的流动与稳定涉及到躲避敌军围剿、流动印刷和采编新闻稿件的问题。马娇娇（2020）在分析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流动文艺时指出，“无论是出于对敌宣传的宗旨还是政权建设的目的，其文艺实践均被要求‘潜入’具体的地方现实”。华北新华日报的游击办报也是根植于太行根据地战争形势、社会生态的新闻生产模式，其基层通讯网的建立帮助报纸在流动印刷和稳定运行间形成了常态化工作制度。
（一）流动化的新闻生产
何云于1941年发表的《华北〈新华〉第二年》一文中，对“反映华北抗战之曲折经过，发扬与探讨华北抗战中之宝贵经验”的办报宗旨作了进一步阐述。在何云的办报思想指导下，华北版创刊后制定了《特约通讯员工作条例》，要求新闻报道广泛地反映华北抗战情形（何云，1941）。为了扩大太行区敌后新闻战线，报社将许多优秀的干部和职员输送到新开辟的太岳、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筹办当地报刊，比如“帮助武乡县办《大众力量报》，为襄垣县办《活路报》，为晋冀豫根据地出版《抗战生活》，派遣李竹如、陈沂到山东《大众日报》协助工作；派张磐石到《冀南日报》担任总编辑；派刘祖春创办《卫河日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派罗定枫创办《冀鲁豫日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派魏克明创办《太岳日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等”（赵剑波，2021），其中许多报刊至华北新华日报停刊时仍在运行，报社人才弥散到全根据地，成为地方报纸的核心领导人，促进了华北新闻媒介矩阵与庞大的基层通讯网的建立，使得报社作为新闻出版事业的中心与全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去中心化”构成了有机统一。
流动化新闻生产首先强调记者应与群众结合。何云曾对报社记者的工作方式提出批评：“在深入宣传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以及对各种具体工作的考察，还只能够对若干问题提供原则的意见；还不能够对每一个政策的实施、具体工作，有细腻而深刻动人的反映”（何云，1941）。这个思想反映出新闻生产要与群众“合题”，引导群众作具体工作。在这种办报方针指导下涌现出一批出生入死、能跑善写的记者队伍，“其中有华山、安岗、李庄、杜展潮等。他们随军转战，火线采访，东至津浦路两侧，西及同蒲路和中条山，北抵平郊，南进苏皖”，“有的穿越大平原，有的踏遍太行山，活跃在华北抗日战场上，遍访聂荣臻、吕正操、徐向前等八路军名将”（甄寿英，1998）。特约记者伪装后深入敌占区获取新闻素材，写下许多日记与非虚构作品。作为记者与敌后武工队成员的双重身份赋予了他们极大流动性，他们与敌后军民打成一片，将一手的材料送回根据地，并配合搜集信息的同时做好敌后宣传工作。太行区1942年“精兵简政”方针确立后，游击办报的机构与人员组成更加灵活，“干部减少五分之二，杂务人员减少二分之一。敌人进行扫荡时，化整为零……除10多个人组成工作队随北方局转移和坚持出油印《战时版》外，绝大多数干部分组分散到县、区、村的指挥部参加工作。其他人员分散到群众中去”（新华日报，1943）。
其次是报纸印刷的流动性，何云所谓的“背起报馆打游击”就是形容流动印刷。“报社职工改造的便携式印刷机、小型铅字机、轧墨机等设备（被称为‘流动工厂’），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只用三骡子即可驮走”（郭谦益，2016）。报社在野外游击时，用电台收听情报，“能收到延安新华社、重庆中央社和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报社还编印《每日电讯》，提供给领导和兄弟报刊参阅”（郭谦益，2016）。这种灵活机动性极大提高了报纸的生存几率和出报效率。因为野外材料短缺，即使无法出版大报，“甚至用三匹骡子驮运的铅印小报器材也在行军作战中损失了”，报纸的印刷方式就从技术门槛最高的铅印到油印不断向下兼容（李隆蔚，1995），陆定一（1939）指导华北版初期工作时就估计“在作战最紧张的时候，铅印甚至石印都将没有可能。因此，一切报纸应准备在困难的时候用油印来出版”。故华北版始终在坚持出版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寻找资源、技术的可能。从1939年7月至1942年10月，华北版在经历7次反扫荡中出版了《战时版》《战时号外》等65期（陈浚，2010：347-348）。由于反扫荡行军作战不断转移，而刻印文件、通知和战地小报又只能在宿营后的夜间进行，报社在野外排印时“开展减少错别字、提高刻写速度、争取多印报纸等竞赛活动来刺激、兴奋大脑”（李隆蔚，1995）。华北版在反扫荡斗争中用油印小报顶替了铅印大报，用机动优势锻造报社成员的钢铁意志，鼓舞了部队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
（二）稳定稿源：构建基层通讯网
1944年时，毛泽东曾告诫《晋绥日报》的同志，“你们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办报，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郑保卫，2018）。表面上看，这是由于抗战时期各根据地报刊普遍采用新华社及其他境内外通讯社的稿件，没有坚持“地方性”。而实际上，“稿荒是根据地报刊普遍面临的问题。各报在创刊之初自采力量均严重不足，不得不大量采用外来稿件，从而导致新闻宣传脱离在地群众”（乔傲龙，段利军，付慧，2023）。如果说游击办报的新闻记者工作形式和印刷方式主要体现流动性的话，那么持续的稿源则是华北版输出内容的稳定性来源。
在华北版创刊前，太行区的《中国人报》《胜利报》已开始注意太行区报道内容本地化。据安岗（1994：302-305）回忆，“《胜利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县、区、村干部、小学教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在编辑工作上开始就注意了大众化和通俗化问题”，为此两家报纸还尝试将读者发展成民间通讯员，补充自采新闻数量。华北新华日报于1939年元旦创刊后，直接接手了《中国人报》报社班底和通讯网资源，作为北方局机关报，其“不仅通过组织华北通讯网，把华北各文化团体的写作积极分子组成为写稿的基本队伍，而且通过派人参加或帮助筹组新闻、文化团体，在报纸上开辟各种副刊园地，印刷各种书刊等等做法，把记协、文联和书店都团结在报社的周围”（董谦，1994：295-305）。华北新华日报社逐渐发展成太行山最大的集新闻采编、图书编辑、出版发行、媒介物资生产和设备研发的事业中心。同时，除党报外，“边区政府、八路军部队、各群众团体和基层组织也有自己的报刊，由此形成了以党报传播集团为核心，党、政、军、群的报刊和基层报刊共同组成的、覆盖全域的新闻传播集群”（乔傲龙，段利军，付慧，2023）。党报传播集群间依靠电台可以实现稿件互通，作为央级报刊的华北版每期都有大量稿件被次级报刊采用。
除此之外，何云“每次到领导机关开会或联系工作时，都要与有关领导约定几篇专题文章或评论。应约经常为报纸写文章的有朱德、彭德怀、左权、杨尚昆、刘伯承、陆定一、朱瑞、李大章等”（甄寿英，1995）。如此一来，以报社指定的通讯员为核心，以分布在军、政、民、学机构和群众救国组织中的通讯员为外围，华北版领导整个太行区媒介集群构建了完善的基层稿源通联网。张慧瑜（2022b）指出，以基层通讯制度为代表的群众写稿，改变了新闻媒体的生产逻辑，使得新闻媒体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生产中。1941年后，华北新华日报社通讯小组发展到288个，至1945年春，改版后的太行新华日报每期可印7000余份，发行到每个行政村、每个连队，报社通讯员发展到2000余人（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87：241-242）。这种“利用群众对地方经验的熟悉来反映基层工作，既能借助写作塑造普通群众的主体性，又节约了专业记者下基层的成本”（张慧瑜，2022b），从根本上说，基层通讯网络带来了大量稳定的稿件，使报纸具有持续联络基层社会的功能。
五 “邮发合一”与接力型运输网络：
游击办报的发行机制
从媒介物料到新闻生产，完整传播行为构建的最后一环即是报刊的发行网络，这是游击办报延伸出去的“毛细血管”。已有不少研究将新中国后邮政、物资、信件、报纸等合一的“邮发合一”制度视为邮政制度创新（詹佳如，2020；黄蓉，2012），实际上这种管理模式在根据地时期已初具雏形。“邮发合一”旨在变化多端的战局中形成某种固定化、制度化的稳定传输网络，但同时又能够灵活处理运输中遇到的突发情况。华北新华日报的发行网络推动了整个太行区“邮发合一”的进程，报纸运输线路不仅用于运送报纸，也用于运送民间通信、文化印刷品、工业原料等物资，而军情急报、密电、设备则更多依赖地下交通多主体搭建的接力型运输模式。面对封锁与围剿，报社的发行网络与太行区邮政交通网络由分散走向合并，结合灵活机动与稳定运作的特点，发挥了通联区块、沟通群众的关键作用。
（一）“邮发合一”：邮政专线与报刊网络融合探索灵活邮路
太行区早期仅有几处零散的中华邮政邮局，无法满足战时流动性大的通信任务，此时的党政军机关是独立建设交通专线，负责护送干部、转发公务文件、信件等。
根据地初期的交通工作延续了党内秘密交通的特点，“以党的战时任务为中心，哪里需要便在哪里建立联络站，没有固定的班期和路线，随到随发，单线联系”（张坷，2020）。在战争形势严峻时这种单线纵向联系是必要的，但随着根据地的巩固扩大，已不能适应实际需要。1939年初，太行根据地参加抗日团体人数已超过140万（华北交通邮政史料组，1993：283），晋冀豫区党委将各地委间纵向交通线作了横线拓展，导致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经常有多家单位通信往来，造成资源浪费，服务于战时初期的独立体系进入了需要统一运作的阶段。
以华北版为代表的报刊发行网络在太行区“邮发合一”的过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华北版创刊之前，《中国人报》和《胜利报》均设有独立发行站，将发行路线深入乡村，“通过组建读者会、读报小组，并定期组织通讯员深入农村与老百姓交流，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指示……由此建立起报纸与根据地群众的密切联系”（张坷，2020）。华北新华日报创刊后发行范围主要是晋东南地区。日占区的民国邮政系统瓦解之后，报社发行科担负起部分传递信件和小包裹业务。报社在根据地占领县城设立办事处，形成交通科—办事处—分销处垂直深入基层的发行体系（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95：3）。各大党政军机关、学校、村公所订阅的报纸，由分销处至分订处层层转递，1942年“精兵简政”后，为弥补人手不足，干线中的交通站点都固定了任务，建立了站站分发制度，并予以拆包分发权利，减少绕路误时之弊，形成类似中国共产党军事和行政领域的发包制度（周黎安，2014；应星，2020），只有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这种高级别领导机关由报社直接配送，其余都交由发行网络的分理站点自行传递。
黎城会议后，华北新华日报与《胜利报》合并成立太北中心办事处。太北中心办事处统一了太行区各类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1940年9月1日，冀太联办以太北中心办事处为基础，成立交通总局，接管了党委公文、报纸、信件的传递职能（华北交通邮政史料组，1993：165），太行区邮发合一体系正式建立。合并后的发行网络使得报纸定位更加清晰，因为资源有限，无法满足订户订阅，便把报纸定位于不同受众，精确推送，“如华北《新华日报》主要发行到区委公所及连队以上的干部。《胜利报》（含《晋冀豫日报》）更多的要发行到农村基层，当时在发行工作上不但统计发行数量，而且还要填报发行对象统计表，经常分析掌握报纸发行的分布状况”（鲁兮，1994）。
随着日军封锁更加严酷，为增强稳定性，交通总局组建以太行区为中心，辐射四方的邮运网路，并组建武装交通队，开辟通往各友邻地区的秘密交通线路。由此太行区基本上形成了环线—干线—支线—乡邮线四种交通线融合的邮运网路（张坷，2020）。1941年2月至6月间，太行、太岳两区共转递统封10万余件，转递报纸20万至100万份，其他各类宣传品累计20万件（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95：68-69）。这种将报纸发行网络与邮政网络深度融合的做法体现了发行上的流动与稳定平衡，它依托根据地的空间特性，在“敌强我弱”的总体格局下，借助根据地“不寻求占领固定的空间，而是寻求在流动中实现敌人由强变弱、自我由弱变强的变化，避敌锋芒、发挥自己的优势”（张慧瑜，2023）。邮发合一雏形建立在根据地像水一样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空间状态这一基本特性之上，最大化覆盖了各部门对已开辟交通线路的利用程度，使得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各级交通局都可随政府部门转移，交通站则在固定范围内坚持工作，既能保证战时交通工作的持续稳定，又能做到灵活机动，为反扫荡时期各方通信提供保障。
（二）接力型运输：地下交通的多节点设置
一般来说，革命斗争很难区分“地上”与“地下”工作之界限，因为当时的共产既要面对日军的正面扫荡，还要提防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暗中破坏，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革命之所以必须游击，许多工作之所以秘密进行，完全是形势和自身实力所迫，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游击战的前提条件，卡尔·施米特在他著名的游击队理论中着重强调了游击战改变了传统陆战的平面空间，形成了横向+纵深空间的新的战斗形态（施米特，2018：207-208），这种形态之所以能够形成，得益于他总结的游击队员一大重要特质——即“依托大地的品格”（德语：tellurischer charakter），它要求游击队员深刻扎根乡土社会，“游击队员立足于大地的品格非常必要，由此才能证明自己在空间上处于守势，即限制敌对性，从而防止一种抽象正义的绝对诉求”，防止因“技术—工业进步的引力场”而脱离在地社会（施米特，2018：159-162）。换言之，一切带有游击性的行为都必须跟根据地的特殊地形以及当地群众支持，防止因盲目使用或追求现代工业技术带来的路径依赖，只有如此，才不至于使零散的游击斗争沦为流寇主义，才能成为有本土社会依托的稳定斗争方式，这对除军事行动之外的一切游击行为都是适用的（也恰恰是游击队理论的思想旨趣）。而本文所指的接力型运输，就十分仰仗地下交通线上安插多节点，节点就是当地村民或同情、支持革命的人士，这样做便于分摊风险成本与去中心化，是战时发行网络保持稳定的关键制度安排。
1938年10月，日军实施“讨伐肃正”计划，割断了太行区与冀南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太行区各级党委在原有交通线基础上增建了交通站，通信方式由专送直达改成沿站接力传递，试图重新建立起与晋察冀、冀南等根据地的联系。报纸在具体的运送上也采取驿站式，“站与站之20-60华里不等，每站驻1-2人接力传送，昼夜不停。比如沁县到长治200余里，交通员往返仅需26小时，几乎一天一个来回”（姚文锦等，2009：211）。即使是“邮发合一”后，地下交通网络也是报社稳定运转的关键渠道。1942年5月“扫荡”结束后，部分印刷机和铸字炉损毁，为了迅速重建华北版，报社决定利用地下交通干线运送从天津购置来的印刷机。1942年9月，报社通过地下关系在天津购置了铸字炉和印刷机，规划路线是通过火车由“天津—邢台—内丘县—西阳村—仙人村”转运至根据地边境。为此，太行分区党委运作人员当上西阳村伪大乡长，又在西阳村—仙人村沿途日军驻地安排特工盯梢，最后经由挑夫暗中将设备成功运抵边境，但据后来亲历者回忆，仙人村接头的同志因暴露行踪惨遭杀害（王九生，裴京，张振雄，2021）。
这段艰辛转运设备的经历反映出接力运输的多主体构建是一个复杂问题。报社需要依托大量的在地群众，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依靠爱国人士、商人、大商号以至脚户，“还有时到国民党军队防区，找搞走私的国民党军官采购物资，在铁路沿线好几个县城建立秘密采购点”（胡体昭，1994：469-477）。报纸运送要经偏僻的山村翻越崇山峻岭，通过秘密交通线送进敌占区。接力运输多主体也带有很强的流动性，“报纸的发行工作在未移交给交通总局以前由报社交通排负责。交通员多是报社附近各县的农民，报社每搬一次家，交通员有的回家不来了，就在新住地临近处再补充一批。等到报纸发行移交交通总局后，交通排就解散了”（史育才，1994）。如此复杂、缜密的接力型运输网络，都是指向一点——只有通过依托群众，了解地形，保障运输人员安全的同时分摊风险，即使某一结点出现问题，不至于全军覆没.
据1942年统计，太行区实行有资寄递后的6月至12月间，共计841898件，占全年总量的61%。在各类业务中，官署公文仅占全部递件量的2.48%，平件、新闻纸、包裹、印刷品、交通公事、汇兑等业务量达到97.5%（赵秀山，2017：254）。“于此说明根据地的交通局已经具备了社会公共服务组织的性质，不仅仅是专一性的党内交通组织”（张坷，2020）。从党内专属交通线路到“邮发合一”的建立，太行区的交通运输网络与华北版的报刊发行网络相互融合，跟随着根据地的战争形式不断发展与创造新的运输形式，于流动与稳定中体现了游击办报强大的生命力。
六 结语：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经验与
游击办报
1944年，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中指出：“我们现代报纸的历史，虽较欧美各国为短，亦已百数十年，然而属于人民大众的报纸，则仍寥寥可数，其中大半未到成熟即遭夭折，或则横被摧残，或则中途变质。人民大众，要建立作为自己喉舌的报纸，报导自己的活动，畅谈自己的意见，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求之而不可多得”（解放日报，1944）。革命战争年代，游击办报的党报历尽种种磨难，承担着沟通党与群众的关键渠道，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中国新闻学与今日我们所提的“中国式现代化”水乳交融的话语与实践，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传播经验呈现，一方面其“离不开梁启超所言‘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及其新闻传播遗产，一方面更同马列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休戚与共，离不开《国际歌》所寄寓的国际主义”（李彬，2023）。马克思设想的俄国公社假如“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2006：451）包含有经济与历史的双重视角，既揭示了历史发展逻辑规律的普遍性，也说明了社会发展演变的多样性。故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尽管在原初意义上是被强行拉入世界历史进程，但走出了一条具有历史多样性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历史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历史规律与历史选择的辩证统一”（董慧，202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以人民战争为基础，并依据游击战在整个战争形势中的地位转化来具体分析，指导政党的军事和社会实践甚至独创行政组织制度，是十分超前的辩证思维下的系统工程（黄道炫，2015；应星，2020）。游击办报是中国共产党游击辩证法指导下的新闻办报实践，它展现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过程——在“流动”与“稳定”之间，需要寻求具体历史条件下最适宜的矛盾化解方案，以巩固群众，发展自身。这对游击办报中最为核心的矛盾不仅关乎报刊的宣传效果，更关乎整个根据地新闻事业的生死存亡。
第一，游击办报连带的工业生产建设通过城市知识分子将现代化技术改造的逻辑导入农村，并在群众性生产中扮演启蒙者、传播者的角色。新闻生产由单纯的采编报道工作连带触及了社会实践、工业生产的经济议题，这源于根据地知识分子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劳动中锻造自身和工人的革命主体性（张慧瑜，2021b；王洪喆，2015），打破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壁垒，共同发明创造，激活了根据地贫乏的媒介物质产能，某种意义上即是媒介实践范式下媒介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体现。
第二，游击办报所依托的根据地的空间特性使得其对文化传播要求是必须依赖乡土中国社会的有机性，具有适应这种流动的机动性，把根据地空间从无秩序的水变成一张伸缩自如的网。所以，“中国共产党是把‘水’织成‘网’的政治力量，依靠社会组织和文化宣传把人民群众变成具有联动性和组织化的网”（张慧瑜，2023：151-152），也是卡尔·施米特意义上“依托大地品格”的游击队理论在纯粹军事行为外一个极为生动的例证。采编的通讯网络、报刊的发行网络，这其实都是由水到网的网络化思维的具象体现，报纸在根据地是最为重要的沟通政府与群众、知识分子的大众媒介之一。它在机构上的拆分、重组，与晚清报人倡导的“欧洲报馆之现代标准”（徐宝璜，1994）也不甚相同，通过搭建基层发行网络、记者作为流动化主体深入敌后等做法，“游击办报”就将一种经典的传播—效果过程变成了更加具体的行动—组织过程，它同样是配合着党的军事行动和组织工作的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是一个不拘泥于媒介效果论的既“传播”又“组织”的过程。
第三，流动存续下来的生命力是稳定生产的前提，而稳定也是大范围流动的物质保障，但它同时意味着规模的增长与流动性的降低。相比城市报业按部就班的生产体系，游击办报始终需要考虑如何合理匹配根据地的媒介资源。新闻生产应该看到大区乃至全国的整体局势的开阔视野，看到动态变化与党报工作的适配性，这即是游击辩证法内涵的“固定区域割据/流动作战形式”的生动展现。如果用一种现代性的理性话语来描述，敌后办报的核心问题则是对媒介资源投入—产出比的合理平衡与精确计算，如何得出最合理的、最具有宣传效力的组合。
游击办报将现代大众媒介的报纸从城市下沉入根据地，嵌入基层群众发挥大众传播的社会职能。为什么生死难料，还要坚持出报？因为一期报纸，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存在，一期送到百姓手里的纸质消息，就意味着“革命还将继续”，它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群众沟通，实现政权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其自身主体性浮现的历史过程。与其说出抗战时期党报党刊的流动路线是“游击办报”，不如说这种依托于根据地政权、战争、人民的媒介实践，通过不断调整内/外部关系的动态平衡的新闻生产模式及其衍生行动才是真正的“游击办报”。这种辩证思维的灵活运用，正是当下发展独立自主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亟需获取的重要资源，也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活的精神”之所在。
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1期。
本期执编/程羽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mall.11185.cn/h5/#/bkGoodsDetails?spuId=113613&from=imgShare&dsId=zxSWChat&dsModule=c3df4964-af5d-40a8-d6cc-a768b5306e52 ，进入中国邮政微商城订阅本刊。
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