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曾用“荒谬”概括这种感受——我们像被抛入世界的陌生人，在无意义宇宙中本能地追逐意义。但或许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所写：“没有荆棘的地方，也没有玫瑰”，正是这种荒诞性反而成就了人性的光辉。

人生没有那么多伟大的意义，人活一辈子就是：“莫名其妙的来，无可奈何的活着，不知所以然的死去”——这就是人生。

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曾用“荒谬”概括这种感受——我们像被抛入世界的陌生人，在无意义宇宙中本能地追逐意义。但或许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所写：“没有荆棘的地方，也没有玫瑰”，正是这种荒诞性反而成就了人性的光辉。

“盛世牛马”的比喻恰如马克思笔下的“异化”困境：当生存压力将人简化为生产工具时，我们确实容易陷入西西弗斯推石般的循环。但加缪赋予西西弗的故事以新解：承认荒谬后依然选择前行，每一步都在构建属于自己的意义。就像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他们在艰苦岁月里绘制飞天，把生存的挣扎升华为艺术的永恒。

日本“平成废柴”现象与中国“躺平”思潮的本质，都是对意义真空的本能反抗。但吊诡的是，当全社会都追求“上岸”时，那些坚持在深山教书、戈壁治沙、街头画画的人，反而在“无用”中找到了锚点。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在监狱播撒希望：“有些鸟是关不住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生命的吊诡在于：当我们停止追问“为什么活”转而专注“如何活”时，答案往往不期而至。陶渊明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中找到诗意，苏轼在“一蓑烟雨任平生”里看见豁达。或许人生本就是场即兴剧，没有剧本却充满可能性，正如敦煌遗书里的无名画工，在佛经空白处随手画下的飞天，千年后成了最动人的艺术。

来源：村里的姑娘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