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曾被多次挖掘且至今影响深远，但因重访者所持史观等差异而有着多个版本。其中被当代新闻社会学追溯为源头的报刊研究就曾一度被略写，至今仍有诸多模糊。为更充分阐释芝加哥学派的新闻研究及其生态视野，本研究对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的重要构成——海伦·麦吉
摘 要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曾被多次挖掘且至今影响深远，但因重访者所持史观等差异而有着多个版本。其中被当代新闻社会学追溯为源头的报刊研究就曾一度被略写，至今仍有诸多模糊。为更充分阐释芝加哥学派的新闻研究及其生态视野，本研究对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的重要构成——海伦·麦吉尔·休斯（Helen MacGill Hughes）的著作《新闻与人情故事》（1940）及其相关研究活动展开情境化的分析。比照其与导师罗伯特·帕克在新闻思想上的异同，追踪同时代及后续学者对该著作的引用和阐释，力求揭示其所代表的第二代芝加哥学派在报刊生态研究上的推进，及其所受认可与遮蔽中所折射出的主流新闻研究的生长轨迹。对海伦的重访，不仅有助于对新闻社会学源流的更全面理解，也可为思考在当下如何借鉴芝加哥学派提供路径建议。
关键词海伦·麦吉尔·休斯；芝加哥学派；自然史；报刊生态研究
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性已广受认同，即便在国内，该学派也是新闻研究难以绕开的历史功课。细察芝加哥学派鼎盛时期的成果，仅有两部以新闻或报刊为主要对象的著作，一部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另一部则是海伦·麦吉尔·休斯（Helen MacGill Hughes）的《新闻与人情故事》（News and the Human Interest Story, 1940）。前者在近年来已受较多关注，而后者的贡献，尤其是其对报刊生态研究所作推进却很少被提起。海伦的研究曾受到其导师帕克以及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等多位同时代学者的认可，其本人也被列为新闻社会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但在很多当代新闻传播思想史册中，她的贡献却常被略去，乃至被约翰·彼得斯（John D. Peters）和皮特·西蒙森（Peter Simonson）不无惋惜地评价为“一位被低估了的学者”。
对于这位“唯二”出版了芝加哥学派新闻专著却未被充分阐释的学者，我们不禁会发出如下疑问：谁是海伦·麦吉尔·休斯？其学术思想对芝加哥学派的新闻研究有哪些贡献？为何芝加哥学派被多次重访，她的身影却依然模糊？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在简要回顾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之构筑历程的基础上，对海伦所处学术网络及其研究活动进行情境化分析——比照海伦与其导师帕克在新闻思想上的异同，追踪同时代和后续学者对其的引用和阐释，力求揭示其所代表的第二代芝加哥学派在新闻和报刊生态研究上的推进；也试图呈现海伦所受认可与遮蔽中所折射出的主流新闻研究的生长轨迹，并为思考在当下如何借鉴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提供路径建议。
一、仍待发掘的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
作为主流范式的“史前史”，芝加哥学派在传播领域的复兴得益于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的推动。但凯瑞版本的芝加哥学派亦包含自身的“灰色地带”，比如对帕克的语焉不详，部分导致对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的遮蔽。尽管如此，再度兴起的新闻社会学中，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等学者纷纷选择芝加哥学派展开隔空对话，重访芝加哥学派对于当代新闻研究亦是一场界定自身的努力。
发掘芝加哥学派的新闻研究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其所身处的芝加哥学派。关于这个学派的著述颇丰，20世纪90年代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筹备其传播学传记史时，西方学界至少已有1000多本相关出版物。但学界对于“谁属于芝加哥学派”“其核心思想是什么”等问题却至今未达成共识。对于此类问题，掀起思想史学革命的剑桥学派曾指出，历史观的差异往往是其中的深层原因。然而历史观的束缚常纠缠不清且很难轻易挣脱，一个著名案例即为凯瑞对主流传播学辉格史观的批判，却也有学者指出这其实是为了反抗所谓的“赢家历史”，凯瑞自己也最终陷入其所反对的宏大叙事中。对芝加哥学派的把握尤其需要更为广泛的视野和情境化的分析，20世纪初那些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改良主义者的观点及其与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关联是如此多元，以至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 Becker）质疑是否真的曾有一个“芝加哥学派”。
为警惕对史实的过度裁剪，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指出三种常见的迷思：学说迷思、一致性迷思和预见性迷思。迷思的产生是因阐释者过于追求在主题、观点或时代意义等方面的一致性，而忽视了其中的差异与变化——毕竟学术活动乃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针对特定议题所展开的应答实践。此番提醒并非反对所有回顾和归纳，而是激励后续学者对历史对象展开持续的阐释和多元化的开掘。相对折中的策略例如罗杰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仍然将芝加哥学派作为一个便利范畴，用于区别哥伦比亚大学等其他力量。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也认为，从当时数十项研究所采取的一贯调查路径中确实可以辨析出一种文化结构——这种结构集中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芝加哥社会学系为基础，在生态主义经验方法、改良的规范立场和对都市问题的关注三股力量间发生了共振或以循环的形式相互反映，从而具有了某些社会实体的性质。
此外，在微观层面，学派的研究活动是看似混杂的。初生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与宗教和改良主义调查运动有着紧密关联，学者的背景大多并非社会学，在各自的议题关怀下展开自由探索。即便到了1935年，学系的成果窗口《美国社会学期刊》所规划的栏目包含种族、传播、社区、犯罪、人格和家庭等多个条目。在此系列中的“传播”有哪些具体内涵？新闻研究又处于怎样的位置？不同学者对此的理解又有着哪些差异和流变？
除了具体的学术观点，芝加哥学派的贡献更在于经验方法上的开拓。但学界对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居于核心的人类生态学方法却少有论著，新闻传播学界对此更缺少持续讨论。然而这恰恰是被凯瑞所忽视的帕克及其学生的主要贡献。近年来对帕克的重访中也有提及其生态思想，用于论述报刊在移民同化中的作用以及其对媒介环境学派的影响，但这种生态视野对帕克所侧重的新闻研究本身产生哪些影响却仍未获得充分阐述。如今日益兴起的数字新闻研究中，已有学者重新启用芝加哥学派的生态语汇来描述新行动者的动员和涌现，但其中许多研究被批评“限于对特定时间切片的描述而分析不足”，没有充分发挥芝加哥学派的方法潜力。实际上，这类遗憾不仅涉及数字生态研究，更关乎对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的整体传承。
在考察范围上需同时注意的是，芝加哥学派不仅由几位著名教授构成，还包括一系列研究生的学术实践。据统计，1915—1925年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从八名减少到五名。随着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被除名、斯莫尔（Albion Small）退休，巅峰时期只有帕克、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 ）和法里斯（Ellsworth Faris）三名教授。法里斯曾慨叹，“芝加哥社会学的成功也应归功于大量优秀的学生作品”。有学者将其中的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Hughes）等归为第二代芝加哥学派。这些年轻学者更多出生于城市，也包含更多女性，海伦就是其中一位。作为帕克指导下开展报刊研究的博士生，海伦如何参与到芝加哥学派的共振中？又绘制出怎样的学术轨迹？
将历史回溯置于特定时空中还有助于将重访自身纳入考察。随着新闻研究的积极开展，海伦虽在思想史册上未受重视，还是获得了几轮规模化的引用。不仅是新闻社会学和大众文化研究，近年来数字新闻叙事和情感研究也开始对其借鉴。这些引用折射出哪些期许？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的持续阐释？
二、生态视角下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的开创与推进
芝加哥学派的新闻研究以帕克及其学生的报刊研究为主要依托，并在其生态视野的助力下发展出一套更为整体主义的、动态的经验分析路径。受帕克“报纸的自然史”启发，海伦将新闻与人情故事等文化形式作为报刊生态中竞争与融合的物种，并对其与芝加哥都市化进程间的互动展开了更为彻底的经验分析。
（一）帕克对报刊生态研究的开创及其游移
在新闻研究领域，帕克是芝加哥学派公认的核心人物。11年的记者生涯让他比前辈学者更关注现实发生的传播活动，并引领新闻研究发生了更为显著的经验转向。虽然欧美在19世纪中期就有对新闻的研究，但更多采用简便的编年史，未能上升到理论层面。即便是杜威（John Dewey）、库利（Charles Cooley）等学者，强烈的规范诉求也使“他们对传播媒介如何改善美国人生活的思索，更甚于对这些媒介实际上如何发展运作的研究”。然而帕克从其整体的生态视野出发，意图对报刊及新闻展开如生物学家对马铃薯疾病一样的调查分析。
帕克的生态思想受到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西美尔（George Simmel）等学者有机体隐喻的启发，并借鉴当时新兴的生态研究作为分析路径。生态一词由德国学者厄内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886年提出，以经济学中的自组织系统观念解释从个体器官到生态群落的生物组织的复杂运作。该理论提出了竞争、侵入、统治、隔离等一般进程，相较于抽象的达尔文主义更具分析性，遂被帕克及同事用来描绘城市自然和社会形态的构成与变化。
生态视野包含一种更为整体的世界观。帕克认为现代都市既是自然也是人类本性的产物，生态框架恰好可纳入这些维度，以便使城市问题的症结和影响脱离混沌，达到具体和显形。进一步地，帕克采用“人类生态学”这个术语来强调人类社会与植物和动物生态的区别——特定情境中人的选择和观念习俗与自然资源一样会影响到具体的社会进程，生态分析因此可作为对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功能进行公正调查的合乎逻辑的方法。
据海伦回忆，生态思想贯穿于帕克的一系列课程。他引导学生理解西美尔的“形式与内容相分离”，将历史进程视为多种多样的形式间互动的结果。学生们被要求走进田野，在各自的观察领域找到相关社会进程的线索（indicts），并挖掘形成特定时空中事物相对位置和形态的力量与进程。
除了指导学生，帕克本人在新闻领域发表了《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和7篇论文， 其思想曾被归纳为“参考与表达”“舆论与共同生活”等概念，但我们或许能从这些“成对”的核心词中感受到某些张力。有学者曾指出，帕克对复杂的社会变革持有一种“双重视觉”——既要追溯历史又要憧憬明天；既要测试旧有模式的有效性又要寻求他们变化了的功能，还要试图去理解新生力量的潜能。实际上，帕克的新闻研究也存在类似的“双重视觉”，随着研究活动和社会情境的变化，其思想亦曾在人文主义和经验调查间游移，并非呈现始终的一致性。
具体而言，帕克的新闻思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依托杜威等人文主义思想，他将报刊作为社会调查和改良的工具。但在《思想新闻》失败后，帕克开始更加关注报刊自身的生存逻辑——“大多数美国人想读的，并不是他们想出版的”，成为一项深刻教训。
为解开困惑，帕克展开了第二阶段的报刊自然史研究，从而一度溢出人文主义，发生了其经验转向。在阿伯特对芝加哥学派阐释模式的回顾中，自然史是其生态分析中最强调研究对象自身内在逻辑的一种。帕克在《报纸的自然史》开篇就曾指出，“报刊有自己形成的历史，不像我们的道德主义者有时所想象的那样”。他将不同种类的报刊和新闻作为不断竞争中的物种，暂时搁置了规范理念，而对实然展开调查。然而虽然开创了报刊生态研究，随着战争威胁和自身改良立场的强势，帕克后期还是回归到传播促进进步的应然框架。在这个回归的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帕克落入功能主义的窠臼，确也是中肯的。
所幸上述经验取向的生态分析被海伦所传承。帕克对海伦的指导主要发生在其第二阶段，当时有两位博士选择以报刊为研究对象，最终只有海伦获得了出版以及帕克撰写的序言。相较于对小城镇有着强烈怀旧的帕克，海伦出身富裕的白人移民家庭，更习惯都市生活。她的父母都曾是报人，从小对报刊便有浓厚兴趣。海伦对人情故事的自然史研究受帕克启发，又从其出发。同样试图解开“为何美国人所说和所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个困惑，海伦对于当时颇受轻蔑的人情故事展开了更为系统化的生态分析。在其著作开篇，海伦就指出了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乃至连帕克都不愿接受的一个现实：
“虽然托利党的出版家们坚持报业有益于民主的健康，大规模的发行量是公众获知的必要条件。然而其市场发行经理们用的却不是这一套，他们通过连载漫画、雇佣电影明星来自我宣传，真正促进发行量大增的不是那些严肃的新闻，而是不被看重的人情故事。”
（二）海伦人情故事的自然史对报刊生态研究的推进
按照帕克的设想，两篇研究报刊的博士论文将分别探究新闻和人情故事这两种常见的文体形式，目的是在其中做出操作性的区分。但是随着对英美报刊谱系的追溯，海伦认识到政党报、便士报等多种报刊之间并非简单的继替，而是在持续竞争和适应中建立自身在都市生态中的相对位置。与之相应，新闻与人情故事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处于不断地变化和互动中。1936年海伦的博士论文完成时，题目是 “人情故事：一项对大众化文学的调查研究”；但到1940年专著出版，书名已改为《新闻与人情故事》，核心问题直指两者关系的演变。
据海伦的资料，人情故事的发明大致在19世纪30年代。标志事件是1835年《纽约太阳报》刊发的一组虚构的登月报道。各类报纸先后转载，随即发现无论阶层还是族群，人们都颇感兴趣。一些报人马上跟进，有意将报道写成令人好奇或者令人同情的样子。几年后，《纽约太阳报》的著名编辑戴纳（Dana）将这些内容命名为“人情故事”，作为一种固定报道框架确立下来。常见的人情故事涉及战争、洪水、事故、丑闻、犯罪以及个人生活中的突发与反常经历，总之是对多数人有影响或者让多数人意外的内容。
沿用帕克的自然史，海伦将人情故事在报刊生态中的侵入、竞争与演化作为叙事主线，在具体操作中则首先展开了对多家报纸头版内容的分析。头版是人们所认为的“大新闻”的刊登之处，海伦认为头版的变化可以更充分展现人情故事在不同报纸的主导程度以及其所带来的竞争格局的变化。20世纪初，也有研究进行过特定报刊内容统计，但海伦认为这些研究没有揭示报刊运作的实质逻辑。海伦则对不同报纸的版面进行了历时性的比较，以便捕捉人情故事与新闻之间的互动。分析发现，随着越来越多报刊和记者的采用，人情故事已不仅是某些不重要的、专给下层民众的通俗读物，而成为当时美国大众化报刊的典型特征。
进一步地，海伦借助自然史路径在资料分析上的洞察力，将版面变化视为现实指征，转而挖掘其背后的塑造因素，并将关注点聚焦到报刊的经营与市场条件的变化上。这种对经济的关注受到帕克的启发。《思想新闻》的失败主要体现为经营困境，此后帕克的报刊研究就加入了更多经营分析。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整体主义，相对于城市生态研究中帕克强调系统考察人口、人工制品、习俗信仰和自然资源等物质要素间的影响与互动，纳入经济分析则是将报刊的物质和资源维度整合入考察，并有助于系统化地反映其竞争和形塑轨迹。这套更为整体化的分析路径被后世的“媒介生态系统”（media ecosystem）研究和物质性研究所部分吸收，但经济分析在新闻研究至今仍较为薄弱，甚至构成限制。
从经济脉络中看，人情故事首先由大众化报刊发明，是因为这些便士报得不到政党报刊可以获得的资助，只能靠发行和广告来养活自己。它们将读者定位为未受到过多少教育的工人和新移民，采用街头零售的方式“同蛋糕和苹果抢生意”。从那时起，报纸要想保住销量，就必须每天都有有趣的内容。采用新阅读群体喜欢的讲述方式，便士报售卖私人化的街谈巷议、宠物故事等人情故事，却带来了大幅的发行量上升。小报、廉价小说等读物随即竞相模仿，直到所有可能的新阅读群体都被开发殆尽，发行经理们开始筹划从更“严肃”的日报那里吸引读者，新闻部门于是也一样需要变得有趣。在盈利动机下，报刊上的新闻开始遭遇人情故事的“入侵”。报道形式上的竞争愈演愈烈，所谓“黄色新闻”不过是各家报纸用来贬损对手的说辞。
由于考察了更长时段，海伦还发现了帕克曾意识到、但未能充分解析的“来自广告商的影响”。在移民报刊研究中，帕克已经看到广告模式的兴起，并担心这会左右报刊的编辑方针。然而海伦发现广告的作用是复杂的。随着广告成为重要收入来源，报纸开始划分出“大新闻版”和各类“专版”。大新闻版仍负责吸引最大多数读者，原本追求快速和简洁的倒金字塔显然不符合要求，即使是那些具有公认价值的重要事件，也常会为了竞争的需要突出其人情趣味的方面。但是对于服务不同群体的专版（special publication），培养稳定的“粉丝”成为其首要目标，专门化的经济报道、体育报道相继出现，各专版的报道重点甚至连用词都风格迥异。到了海伦所处时代，报刊3/4的收入由广告构成，广告商希望评估所刊登版面读者的购买力，曾在扩大零售销量上屡试不爽的人情故事在报纸中的地位反而开始下降。
对于这段历史，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后来也有提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闻专业理念尚未定型，但在政治形势变化、行业竞争和记者寻求自主性等多重因素下，“信息模式”最终战胜“故事模式”成为典范。然而据海伦的分析，所谓“信息模式”的胜出还与报刊的经营策略有关。不只是被舒德森所驳斥的“扩大销量说”，还有来自广告商的青睐才得以让专业追求得以发生。她引用报人威廉（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表述，虽然严肃新闻专版只服务了小部分公众，但对广告商来说，他们是优质而稳定的。
在对人情故事的历时性调查中，海伦不仅展现了其竞争、扩张和适应转变的一般历程，还揭示出许多意料外的塑造因素和现实影响。与帕克和许多进步人士的判断相左，真正扩大了销量的不是新闻，而是不被其看重的人情故事。后者的出现也并非出于“公共利益”，其成为底层民众的每日资讯/抚慰更并非出版商的本意，而是为使报道更加动人的意外结果。广告模式的崛起并非如预想般会有碍新闻的积极性，反而对人情故事产生压制。调研中，海伦还特别关注大潮流中的差异。例如，在新闻与观点分离已成普遍原则的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先驱报》选择放弃对其的遵守，回到此前嬉笑怒骂的风格。虽然没有其他报纸效仿它，但海伦认为研究这一反例如何发生，比笼统地宣告“新闻正在走向客观”更有价值。
对于芝加哥学派有机体隐喻下的传播和新闻研究，学者在借鉴的同时也曾指出其中的功能主义倾向，但是相比于机械功能主义强调社会部门需要不断地调整和适应以维持应然功能，人情故事的自然史中所展现出的那些流动和意外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溢出了既有预设。而海伦对“新闻与人情故事间的所谓划分”等议题的挑战则进一步推动了对“何为新闻”等问题在认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
这种认识论层面上的尝试也曾是帕克所追求的，但其“双重的视觉”还是让他发生了游移。在《报纸的自然史》收尾时，帕克表现出一些难以自洽的尴尬：一方面，秉承生态路径蕴含的自然主义，在竞争中获胜的大众化报刊显然是最适应现实的样态；但基于改良追求，帕克也还不愿认可当时报纸上的许多内容算得上是新闻。相比之下，海伦对新闻和人情故事的理解和界定方式都更为实然，他们都是报刊上那些被选择、被刊登、被生产和传播的“物种”或“形式”，而自然史研究的价值往往更在于对这些互动过程和现象本身进行考察，以丰富和纠正既有认知。
（三）人情故事的生产过程分析对新闻本质及其从业规范的反思
除了经营模式分析，海伦还将报纸版面的变化原因追溯至生产环节，去考察一线记者编辑如何看待和产出了人情故事。在这一部分海伦更多引用了托马斯和布鲁默的互动理论。相对于前辈，第二代芝加哥学者更加强调行动和行动者的作用。然而不同于阿伯特所认为的“生态和空间的传统在第二代芝加哥学派几乎消失了”，海伦不仅开展了对人情故事的自然史分析，还为后世新闻生产的田野研究作出了开创式的贡献。
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曾被认为突破了既有传播研究的效果中心，但也有学者认为生产者研究早有先例，例如布里德（Warren Breed）的编辑部筛选。然而帕克和海伦早在30多年前就曾对编辑部内部的新闻选择进行了描述。这种研究方法被后世的塔克曼（Bruce Tuckman）等学者积极认可和采用。如果说帕克那些基于其个人曾经的新闻工作经验所做的分析更应该被称为一种“回顾式的参与观察”，海伦更多采用报人传记、口述等局内人视角的操作方法则有利于发挥质性调查的知识潜力。
在海伦看来，将分析深入生产环节，了解一线编辑记者的看法有其显著的必要性，因为她发现，新闻教科书和进步主义者对于新闻的规范定义，编辑记者们从未真正顾及——新闻的定义，必须首先从报人自身如何看待新闻说起，“这涉及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新闻的问题”。
生产分析展现了微观层面相关行动者的各自逻辑和关联轨迹。首先是编辑们察觉到人们不愿意阅读社论和评论专栏，才在头版大量刊载更多人要看的新闻、天气和一些打折信息，有时还会刊登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情故事。而采写环节，彼时的新手记者本无固定理念，他们在同行评价中习得好报道的标准。当不断有人情趣味的新闻让报纸大卖，记者们于是习惯性地挖掘事件中的“动人之处”。此后，人情故事被发现更有助于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即使是国家政治、国际新闻，或者科技新闻，人情故事的写法也能令其更为易懂。
生产分析揭开了从媒体组织到报道的“黑箱”，发现了盈利目的之外的影响因素，也颠覆了许多对“新闻”的既定理解。虽然帕克等进步人士认为“一个事件能够成为新闻首先是由于其重要性”，但海伦发现现实中编辑选择的首要标准并非重要性，而是能否激起更多人的兴趣。在所谓“大新闻”“小新闻”之间做清晰区分已经不再可能，人情故事已经成为报道新闻事件的常见框架。新闻与事实间的关联同样被挑战。海伦发现同样对一位破产金融家的报道，《晚邮报》记者会将其写成冷静、克制甚至有些嘲讽的经济报道；另一些便士报则会更关注前者所忽视的裁员、破产和受损的家庭。所谓新闻，不过是个相对的范畴，取决于记者的个人判断。
不仅如此，海伦还发现人情故事的入侵还源于其符合新闻人自身的“便利”。面对同一事件，即便记者有多种操作选择，但人情故事却是最容易被选择的一种，因为它符合记者的内心感受，是记者作为人的本能反应。海伦的这一论断引发了帕克的反对，在其撰写的序言中，帕克明确表示“新闻敏感”不应该来自某种天性，好的记者要知道如何把具体的事件放入更广泛的社会进程中来呈现。但是海伦认为人情故事的魅力正在于其“个人化”，记者从新闻参与者的个人经历中寻找“事实”，提取其中让记者和读者都“心动的东西”，并将这些个人化的体验在人群中共享。在这个意义上，记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是公共的。
这是一种强调共振，而非引导的报道理念，是与舒德森后来所描绘的新闻专业化所不同的，却也曾一度盛行的从业方案。到了分版时代，海伦发现那些专门版面都竭力用自己的方式提供读者想要知道的东西。新闻因而可被视为一种连结行动（action of connection），目的是与读者建立稳定共通。海伦认为新闻人不需要比其读者更为“高明”，不同类型的报纸和新闻形式可以遵守各自的道德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出现冲突，那也是因为呈现了现实社会本身的自相矛盾。
虽然新闻的职业伦理后来一度走向了对“专业化”的追求，但“故事化”的报道方式从未完全消失。当受众获得更多尊重，上述未被选择的“共振模式”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可取之处，毕竟近年来有学者从对1894—2016年间75本新闻学教材的分析中发现，人情味的抽去部分带来了公众长期的疏离。
（四）体验层面的共通性对芝加哥学派规范框架的修正
虽然生态路径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方法，却也遭遇不少批评，矛头直指其中的本族中心主义，同化与教化的改良意图忽视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类似地，虽然芝加哥学派早在“亚文化”这一概念正式提出之前就已经展开了对其的研究，明显的控制意图却形成规范局限，阻碍了其深入发展。
海伦研究人情故事之际，报刊研究更关注其对公共事务的促进，非政治的新闻和特写被轻视，甚至被要求改良。然而身属女性，这个在20世纪初的美国仍被认为智识不高、只喜欢看“令人心跳的读物”的次等群体，海伦对人情故事有着更为复杂的认识。她看到了其背后的盈利意图，也看到了其对于女性等弱势群体的特殊意义。
为评估人情故事的价值，海伦也认同库利“报纸通过让人们熟悉彼此而推行民主”的观点，然而现实并非政治新闻，而是人情故事才让读报成为一种国民习惯。这种到达本身就具有规范价值。海伦在她第一篇发表的论文中就指出，相对于严肃的德国报纸，美国的大众化报刊更关注市场需求，权力的天平向底层倾斜，不失为一种民主的进步。
在互动主义者启发下，海伦认为对人情故事的评价还需要视其社会情境而定，许多报刊研究所采用的规范标准都具有阶段性。那些所谓“新闻和人情故事的区分”，以及“认为报纸不应该去追求大规模发行量”等论调暗示的，是“关注事比关注人更高级”，但人情故事却是对人性本身的尊重。
秉持经验导向的原则，海伦更愿意从人情故事“广受欢迎”的实然中挖掘其成因。她认为人情故事首先是满足了人类天性中的好奇心，触及了共通的情感和命运。这类故事并非现代才有，早期欧洲和美国的市井歌谣和民间传说可视为其原型。在共通性上，帕克也认可人情故事的价值。他将现代失序的原因归结为间接关系取代了首属关系，人情趣味倒可以赋予新闻故事以象征价值，传承人们对于习俗、传统、风俗、社会规范的共享理解。帕克的这一观点受到舒德森的批评，认为其没有关注到现代报纸演变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海伦也认为人情故事不只是传统民谣的翻版，而是在都市适应中发生了演变。在小镇上，亲戚邻居的个人事务不是故事，而是新闻，与自己的生活直接相关；但在大城市，陌生人的个人经历却可以变成故事。虽然都是关注订婚、丧亲等恒久主题，人情故事是不断更新的当下的真实故事，用作日常谈资。在被批评过于关注经济解释因素的芝加哥学派生态研究中，海伦对都市进程如何塑造新闻和人情故事的这些观察更显示出对“人类”和“社会”因素的关照。
不同于进步主义者对一致性共识的追求，海伦认为人情故事的核心价值是“让人们能够读到别人的日记”，这些遭遇经常超出本群体既有的经验范围，甚至富裕阶层也开始好奇底层民众的生活，有助于拓展读者的个性边界。这是一种在教化和控制之外、基于对人类天性的尊重而建立的对于群体关系和报刊传播的评价维度。它意在促进最低程度的相互了解，构成体验层面的共通。以此为基础，人们即使不知道如何应对才是最有效的，但至少体验到了应该如何感受；即使不能彼此改良，也至少可以容忍其他群体本性的呈现。
当然，海伦的此番修正并没有完全超出当时芝加哥学派广泛存在的对如何促进社会秩序的思考。也有学者指出其忽视了权力、地位的不平等，但在海伦看来，这些差异更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传播”试图调和的问题。她引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观点——思想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在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处地位的产物，但也是那些有助于决定这种地位的事物的产物。海伦也承认阶级分裂是真实存在的，但她仍希望推动异质人群的共融：“只要阶级还是交往阶级，道德分裂的威胁就不是一个重要的威胁。”
三、对人情故事自然史的持续阐释、传承与部分错失
作为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的重要成果，《新闻与人情故事》受到许多同时代学者认可，但也曾在多重因素促动下一再被错失。虽然追求所谓“完整的历史”似乎是无法兑现的知识幻想，但是明了究竟有哪些重要的遗忘，仍十分必要。
（一）人情故事的自然史所获同时代评价
如果说另一篇研究新闻的博士论文更多沿着既有观念试图推导出所谓“新闻的本质”，海伦的自然史则在许多方面超出了其导师的框架，并得到帕克的认可及出版推荐。不仅如此，海伦的研究还受到多位同时代学者的赞誉。尤其是在研究路径上，哈罗德·英尼斯评价《新闻与人情故事》是同时期报刊研究中最为出色的，赞许海伦纳入了社会学研究中被忽视的经营和生产过程，并将报业历史作为扩大销量的众多个体能动性的反映。不仅撰写书评，英尼斯也在其研究中多次引用该书，两人在资料和研究视野上都呈现出关联。
然而在对新闻与人情故事间二分法和规范框架的修正等方面，“传统”的抵抗依然强大。帕克在其序言中曾将人情故事定义为“赋予新闻以故事性质的那种东西……是新闻中的普适要素”，然而在同年发表的《作为知识的新闻》中，又重新将人情故事纳入大众文学的范畴。切特罗姆认为，由于帕克一生对新闻的专注与信奉，他已经不太十分严肃地去思考现代传播的表达功能。
芝加哥学派之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时任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教授的马尔科姆·威利（Malcolm Willey）也认为海伦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历史视角——在一片对报业堕落的斥责声中，将报业形态的演变作为自然进程展开评估。遗憾的是，威利虽认同人情故事对普通民众的触达，但还是诉求对其进行教化，且尚不愿接受价值与道德的多元共融。
当然还有部分书评对海伦的研究持有质疑。其中一些反映出对芝加哥学派研究范式本身的不满，另有一类批评指向其女性身份，两股力量的交织不无促成海伦在新闻传播思想史册上的逐渐隐匿。
（二）海伦及其研究被错失的主要历史情境
借用学者潘忠党的观点，对一部学术作品的理解往往需参照其所处的学术知识网络，“它的意义可能来自、同时也受限于与其他节点的相互关联”。想要理解海伦及其研究在思想史册中的沉浮，也需参考其后续阐释的历史情境，发现其中的“非自然因素”，从而为反思提供契机。
1．时代动荡与学术气候转换
部分书评表现出对芝加哥学派研究范式本身的微词。其中一些认为其可推演性不足，比如在美国其他地区，报业生态与海伦描述的大不相同。拉斯韦尔的书评也颇具代表性，他赞许海伦系统分析了美国报纸的商业化进程，也认同人情故事协助移民融入的价值。但他认为这些推论还不足够，建议要广泛而细致地测量新移民的焦虑构成和情感需要，以探寻变量间的细致关系。从中可见两位学者的志趣明显相左，对于海伦来说，对“何为新闻”进行反思比试炼改良机制更为重要。1948年，海伦在一篇书评中还强烈指出，认识论的顽固已经严重阻碍了新闻研究。
尽管比其前辈在研究中采用了更多的资料统计，第二代芝加哥学派仍普遍质疑量化方法的能力。布鲁默认为通向经验的有效道路不在于方法的玩弄，而在于对经验的真切考察。同样青睐经验研究的海伦也并不排斥量化方法的适当使用，她曾在一篇书评中称赞了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广播研究中部分方法的设计，但还是觉得对方问错了问题——最应该解决的不是“如何区分广播和报纸受众”，而是这种新媒介所带来的“不同公众群体间的关系调整”。
无论如何，拉斯韦尔的建议折射出更广泛的时代和学术气候变化。20世纪40年代，“大萧条”中尚未恢复的美国迎来更严峻的战争威胁，就连曾倡导研究中立性的帕克也开始讨论新闻对舆论和参战士气的影响，并认为多元的价值表达对本国战事有破坏作用。在研究议题上，二战时期的美国社会学，都市问题、移民问题逐渐淡出核心关注，主导的方法也从田野观察转为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虽然也开展实证研究，但当研究的目标是预测而非阐释时，芝加哥学派的质性描述被认为有些过时。
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转向经验量化，虽然也有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e Hughes）在坚持帕克的传统，但是先前的许多议题开始受限和僵化，其中就有帕克和海伦的新闻研究。一方面，主流美国社会学都变得窄化，“只接受具有某种形式或采用某种技术的文章”，海伦也曾公开对此发表质疑；另一方面，传播学开始成为独立研究领域，心理战研究延续并决定了哪些传播研究得以被资助。这一时期的新闻研究被纳入“效果研究”范式，后者则体现出显著的“去新闻化”。上述因素促使海伦开展研究的空间愈发局促，新闻研究的这种边缘化直到十多年后才有所好转。
2. 被遮蔽的女性新闻研究者及其视野贡献
海伦名不见经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女性身份。著作出版后，曾有书评嘲讽海伦像其他女学者一样都“过于浪漫”，将人情故事也算成是新闻“简直是无稽之谈”。这类论断十分常见，在对同时期许多女性学者的回顾中，我们都曾感受到其艰难处境——虽然也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却时常被主流思想史著述所遗忘。
20世纪70年代以前，只有少数女性能够进入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行列。社会学科中，高学历女性也只能在学科边缘或者附属机构工作，这被认为是其为后世忽视的重要原因。20世纪前半叶的芝加哥学派尤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群体，虽然女研究生并不少见。有学者发现这一时期的女性学者更会对主流发起挑战，更倾向经验研究，更关注弱势/次级群体。但由于主导者的性别主义和学术偏见，女性在聘用和成果评价上遭遇了许多不公。
据海伦自述，求学阶段她并未感受到太多限制。1924年海伦结识了帕克，并在其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这十多年间，海伦展现出丰沛的学术热情，发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专著，嫁给了同班同学埃弗雷特·休斯，并成为母亲。但当时女性学者的就业选择十分有限，博士毕业后的海伦最后受聘为同班同学布鲁默的助手，帮助他编辑《美国社会学研究》，这份工作此前甚至不需要有学位的全职人员。
此后海伦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美国社会学研究》上，由于许多专职编辑先后退出或经常并不在岗，1944—1961年期间，海伦担任了期刊的执行编辑，也是实际上的主编。这份工作十分繁重，海伦需承担文字编辑、执行编辑和学术编辑等多项职责；当然也需同时兼顾家庭，刚接手时，她最小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海伦自己的研究趋于停滞，只有在一些书评中表达其对新闻研究的建议。即便如此，由于没有正式教职，海伦的学术威信一直受到质疑。1958年前后，《美国社会学研究》掀起新一轮主导权争夺，批评者直指海伦——这个“教授妻子”的主编能力。此后，海伦跟随丈夫迁往布兰迪斯大学，成为丈夫研究工作的得力助手。
在对女性并不友好的学术环境下，海伦的成绩已算突出。她曾在几家著名大学获得长期工作，并在多本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美国女性社会学者协会曾以“Helen MacGill Hughers”命名专设讲座教职，用以支持优秀的女性青年研究者。但海伦还是在1973年一篇关于女性研究者“二等公民”处境的论文中表达出抗议。此后她积极推动女性学者权益的争取，并强调问题不仅仅是对女性事业机会的压制，更在于既有研究传统中的男性视角对女性学者的整体偏见，尤其是对那些“没那么关注政治的研究”的价值评判上。
四、人情故事自然史的持续阐释和部分传承
经历了一度沉寂，海伦的研究在先后兴起的新闻社会学和新闻叙事研究中获得了规模化的引用。但如何在变化了的社会生态以及议题关怀下借鉴芝加哥学派的新闻研究，仍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
（一）新闻社会学对海伦的跨时代呼应
20世纪70年代以降，芝加哥学派得到了广泛复兴，新闻的社会影响也重新受到社会学者关注。《做新闻》《什么在决定新闻》《制造新闻》等经典先后出版，并大都对海伦进行了引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关注了同类经验对象。据汤姆伯（Howard Tumber）回溯，当滕斯托（Jeremy Tunstall）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对新闻从业者及媒体组织的研究时，几乎没有多少先前的研究可以借鉴。海伦对新闻和人情故事生产过程的关照为后世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虽然布里德等人被列为新闻生产研究的先驱，但从这些引用上看，海伦给予了“黄金时代”更早的给养。
众多援引海伦的学者中，盖伊·塔克曼不仅在资料上，而且在观点上表达了对海伦的认可。博士论文中，海伦对塔克曼的启发集中在新闻生产中对硬新闻和人情故事的分类/处理方式，以及新闻呈现中对社会冲突和负面内容的有意控制两个方面。在第一方面，塔克曼称赞海伦作出了最好的人情故事研究，并支持其对新闻和人情故事间的所谓本质区别的质疑。而在第二方面，海伦对于“新闻”不过是意料之外的“紧急突发事件”的界定也滋养了塔克曼对新闻生产中认知方式的理解，并使其将这一思路拓展至其单篇论文《工作中的新闻——对意外的常规化》和《时间与电视新闻工作》中。
当然塔克曼也发现，虽然硬新闻和人情故事并无本质区别，但在她所处的20世纪70时代，新闻业已经格外有意在两者间做出区分，这些发现发表在《作为策略性仪式的客观性》一文中。除了芝加哥学派，塔克曼还吸收了知识社会学、常人方法论、框架分析等思想，提炼出新闻对现实的“类型化”等著名观点。这些是海伦在其所处时代所不具备的理论资源，但在挑战新闻的形式分类等问题上，两位女性学者形成了跨时代的呼应。
此后塔克曼延续其左翼立场，将新闻工作中的冲突控制以及策略性仪式转化为“事实性网络”，从整体结构上批判借由新闻的社会控制。其学术取向折射出60年后社会科学知识立场的转变，传统芝加哥学派却因此显得“不够批判”。事实上，早在1958年，布里德就曾批评海伦“过于强调社会同化”而忽视深层的权力差异。这些被认为是芝加哥学派的局限，也是其相对一致的知识立场，产生于并指向20世纪初那个特定的都市化进程。然而过于关注政治批判还可能带来新的遮蔽。已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的许多新闻生产研究尚未充分发挥质性方法的认知潜力，左翼立场与诠释转向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协调，预置立场亦会消解自然史在认识论层面的颠覆性——这是海伦一直试图提醒的。在这一问题上，对新闻的顽固理念至今仍在限制着研究视野的解放。
（二）文化、叙事与动员，但不仅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前后，大众文化研究在欧美的兴起也为海伦带来新一轮的引用，只关注“硬新闻”的局面有所松动。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称赞海伦为早期大众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些新闻叙事研究也关注到海伦，早期其重点在于解析人情故事中个人化的写作技巧，但越发意识到这还涉及新闻的传播模式等深层问题。部分引用遂开始分析新闻的呈现框架，对新闻业的“中立性”亦构成反思。
与之相对的是，虽然政治传播中一直有研究尝试借助人情故事试炼其动员和说服策略，新闻领域直到在数字时代大规模失去公众之际才开始重新思考人情趣味的价值。在与大众化报刊开启其零售时代相似的情境下，人情故事的框架再度被广泛用来在社交媒体上招揽用户，但也有学者担忧这会带来新一轮的煽情主义。
但如果要重新借助海伦来解析上述困惑，一个重要问题还是需要被首先厘清——为何海伦本人选择放弃对人情故事的持续研究？这涉及“在当下的我们该如何理解和借鉴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这一路径问题。剑桥学派的“预见性迷思”曾提示，特定情境下展开的研究实践不会无限度地发挥其适用性。芝加哥学派的许多调研成果更是高度情境化的。在海伦看来，人情故事是大众报刊与都市化进程互动的阶段性产物，其议题关怀并非要强调人情故事的“浓度”会带来对公众吸引力的变化，这是其所处时代的既有现实，是其观察的对象而非核心观点。
海伦对人情故事社会价值的判断也更多基于对彼时芝加哥都市化进程中群体关系的关怀。当民众智识提高、全国媒体市场兴起之时，海伦已注意到人情故事也发生了一些演变。她指出许多地方报刊的生存条件愈加恶劣，更为激烈的竞争促使人情故事逐渐被“惊悚新闻（thrillers）”“热点新闻（hot news）”等诉诸感官而非心灵的极端形式所取代，成为一种目的和手段的逆转。二战后，当移民竞争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冲突来源，海伦遂也转向一些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研究。
从新闻传播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离开可能是一种损失。强调和追求其同化力量，有助于彰显报刊乃至传播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这并非海伦的本意。总体上，海伦并算不上一个媒介中心主义者，其关注核心仍在思考社会形式的动态进程及其塑造因素。对其的借鉴需要考虑到这种动态性，并谨慎解析其形成某些阶段性论述的议题关怀与参考框架。
五、结语：在变化的时代情境中理解芝加哥学派的新闻研究
在剑桥史观的启示下探寻芝加哥学派“更完整的历史”，其构成不仅有强调整合的传播研究，也有更为经验的报刊和新闻研究，后者在都市问题的整体关怀下发展出一套生态视野的分析路径。为更充分阐释芝加哥学派的新闻研究及其生态视野，本文在简要回顾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形成历程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重要成员海伦·麦吉尔·休斯所处学术网络及其研究活动进行了情境化的分析，比照海伦与其导师帕克等学者新闻思想的异同，并追踪同时代及后续学者对其的引用和评价，力求挖掘其所代表的第二代芝加哥学派在报刊生态研究上的推进。
通过对人情故事这个“物种”的自然史追溯，海伦对新闻与人情故事间的二元区分发起质疑，并为后世的新闻生产田野研究作出了开创式的贡献。其纳入行动主体视角的生态分析所回溯到的诸多“非自然”进程和“意料外结果”，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社会有机体隐喻和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取向，并在认识论层面提升了对“何为新闻”的既有理解。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情故事的传播模式及其社会价值的挖掘，海伦呈现出早期芝加哥都市化进程中，报刊在认知以外所促进的体验层面的公共性，并力求推动既有规范在教化与控制之外，提升对人本身的尊重。
由于时代和学术气候的跌宕以及女性身份的限制，海伦的贡献曾一度被主流新闻传播研究所错失，但其批评和阐释者都没有质疑其分析路径的积极价值。在芝加哥学派生态视野的指导下，海伦人情故事的自然史发展出一套更为动态的、整体主义的分析框架。其动态性在于重点关注特定社会形式与其环境间的长期互动，并力求发掘其生长历程背后的多元塑造因素。其整体性则一方面在于其纳入了报刊生产经营、市场条件、城市化进程、社会风俗，以及不同类型的报刊从业者的生产行动逻辑乃至读者的读报行动和人情趣味，统合考察了报刊和新闻传播中的物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另一方面则在于其与芝加哥学派在都市关怀、经验调查和进步取向等学术共振氛围间的复杂勾连。后世学者如果要在变化了的时代情境中借鉴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论述，也需充分考虑到芝加哥学派新闻研究中的这种高度的动态性和整体性。
同时需注意的是，海伦开展上述报刊生态研究的初衷更出于其在认识论层面的努力。类似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言，传播研究的基本命题是认识论的。海伦的自然史试图展开的是对现状、观念、类型形成自身之过程的回溯，从而呈现和反思其中的非自然化，并实现认识上的超越。
在后续的几轮规模化的引用中，海伦在认识论层面的努力也曾启发了塔克曼、伯德、莱斯特等学者的理论突破。在对这段部分传承的历史的梳理中不难发现，限制生态视角下报刊研究之认识论潜能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历史观的偏狭，还在于对政治改良或政治批判的过度关注。挖掘和呈现海伦被错失的历史，不仅是重拾对这位重要女性学者的纪念，更在于凸显其被低估的学术视野，并为本领域思想史的建设提供反身价值。
作者：陶文静，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44；白红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5年第4期，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来源：再建巴别塔